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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正义思想
宋歪麦
在中国古代语言里,没有“爱情”这个词，这不意味着我们华夏没有一位先祖曾经经历过和表达过爱情。这并不妨碍，譬如说，我们现在说孔夫子深切地“爱情”过他的老婆或他的二奶；尽管从现代眼光看，由于缺少关键词，他表达起来不那么深情。甚至，即使古代没有“爱情”这个词，也不妨碍现代的学者讨论孔子的爱情观。
类似地，在当代中国，笼统地说，并没有在罗尔斯的意义上使用“正义”一词，就是说，目前中国，没有明确地把正义运用于社会体制或社会制度，没有明确地把正义当成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但是这并不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学者或政治家们没有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设想，没有一套关于社会制度的评价标准。他们的这种设想和评价标准可能也可以被归纳为几条易于理解的原则，只不过没有明确的称之为“社会正义原则。”
正义原则对社会如此重要，中国社会怎可能没有类似的原则呢？只不过它没有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它会或多或少以那种或这种形式体现在比如在宪法，法律，法官的判决或政府的公报中。下面我列举和评价我认为目前在中国实际发生作用的社会正义原则或理论，我将依此讨论 A.效率论，B.稳定论 C.改革论 D.公平论 。在探讨其局限性之后在下一节提出我自己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四条社会正义原则。
一 效率论或效率原则
效率论的基础是原始的物质主义。假如不考虑社会体制，文化素质，精神财富等等其他因素，只考虑社会拥有的物质财富总量，而且也不考虑社会成员之间如何拥有和控制这些财富，那么，一个社会拥有的物质财富总量当然越多越好。这是和1+1=2或者和1米=3尺一样的道理。但是，这样的道理，在30年前中国，居然不是一目了然的。当初口号是：“阶级斗争为纲”。1978年以后，没人反对这样朴素的道理。已故的邓小平先生曾经生动地将原始的物质主义表述为“白猫黑猫论”和“发展是硬道理”。经济财富是社会的重要价值，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切合实际的多，尤其在大部分人口需要解决温饱问题时期。
不过，把“物质越多越好”这样的简单道理当成社会正义原则实在是小瞧人类的智慧了。这道理太通俗，不能体现吃皇粮的中国大学的学者教授们或政府部门的“理论工作者们”的价值。假如考虑社会财富在成员之间的分配，“财富越多越好”就不那么简单地是正确了。这样，浅显的常识被进行了理论的加工后，采取多种不同的表达形式，有些实际上形成了新的理论。效率理论，由此次横空出世。经济学书呆子们发展出好几种不同的枯燥乏味论调，比如“最大程度的发展生产力论”，“共同富裕论”，“生产优于分配论”等等效率论，其中以“蛋糕论”最为著名，也似乎更有经济学基础，特别受到自认为精通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推崇。所以我们以它为代表讨论中国一些学者们效率观。
所谓蛋糕论观点是：先别管分配，社会蛋糕越大越好；不要老争论如何分配蛋糕，应当设法把蛋糕做大，每个人的得到的份额才会更多；即使在初次分配每人没得到更多，也可以在再分配环节来调整收入的分配。这个理论很粗糙。什么是效率？如何才算是有效率？怎样才能促进效率？这里的概念是相当含糊。在下节，我们会要给“效率”一个严格的定义，并在这个定义基础上重新讨论社会制度的效率。目前我们只好泛泛而谈，毕竟，蛋糕论仍然是个原始的物质论。
蛋糕论这个不太精致理论有这样一个前提：蛋糕越大，效率越高。有人称之为“鸡屁股越多越好”理论，既然一个国家总蛋糕的大小一般用GDP（鸡的P）来衡量。这是一个糟糕的前提。把蛋糕做大的经济制度不见的是个有效率的制度。蛋糕是否生产得有效率，还要看生产的投入是多少。按蛋糕论，效率应该是产出和投入之比较。
蛋糕论者会反驳说，蛋糕做大，是简略的说法，实际上当然要在同样产出的情况下，使投入尽可能的小，或同样投入的情况下，产出尽量的大。
问题是，我们可能不希望蛋糕很大。一个人可以工作8小时，也可以只工作4小时。在后一情况小，蛋糕会小一些，甚至小很多，不到半个那么大。但如果这个人仍然要选择后一情况，说明后一情况更为可取。生产蛋糕过程涉及到俩个以上的人，并不改变上面的结论。两个人可能都希望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小一点的蛋糕。这显然不算没有效率。
蛋糕论的反驳是：不希望蛋糕大，是理论上的可能，实际中，大家还是希望多得到蛋糕，让每个人得到更大份额的办法还是更大的蛋糕；更大的蛋糕只能在生产过程中产生，而不能在分配过程中产生，讨论分配不公，不能增加蛋糕的大小。
看似有道理，实际上是脑袋混乱的产物。
这里的"公平"是相对数问题,非绝对数问题. 绝对数的增加解决不了相对数的问题。用教极端的例子，人口数是绝对数，男人数，女人数是绝对数。男女比例则是相对数。人口总人数的增长，不表示效率的增加。当男女比例失调时，简单增加总人数不解决问题，到有可能使问题恶化，假如增加的人数在同一方向失调得更严重的话。增加总人数的能力也部分取决于男女比例。
一样的道理，即使我们姑且接受“蛋糕越大，效率越高”这个前提。光是制造更大蛋糕，居然解决了效率问题，并没有解决如何在张三和李四之间公平分配蛋糕的问题。更大的蛋糕，不表示每人的到的分额会比以前更大。即使每个人都得到更大的分额，也存在到底多多少的问题。每个人都多得到他们应得到的分额？即使工头认为每人都得到了公平的份额，也不表示工人自己认为自己得到了公平的分额，工人可能认为有人不劳而获或有人贪污。 生产蛋糕和分配蛋糕是相互关连的。不需要西方经济学的道理，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可能会根据他预期分到的蛋糕来决定他在生产中的投入。一但人们认为分配不公，他们自己可能可能偷懒甚至抵制工作。所以这个效率，仍然依赖于“分配过程”。“生产优于分配”是错误的。生产不优于分配，我宁愿说，它们是同时发生作用或互相作用的。生产和分配是不可分割的，恰如投入和产出不可分割一样。假如把生产当成产出，那么更可以把“分配”比喻成“投入。假如投入先于产出的话，分配还先于生产呢。总之，我们不可能完全离开生产过程考虑蛋糕的分配问题，因为，分配的分额取决与对生产的贡献。也不能避开分配问题去进行生产，除非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各人各取所需。
效率论即使是对的,也是片面的,不能STAND ALONE的.必须有补充的.比如,公平和效率一样重要.------不光是公平可取,而且公平会影响到效率.
效率论，就当它是正确的，它也不提示我们，如何才能增加“效率”。效率论是幼稚的理论，假如效率的意义仅指蛋糕或鸡的屁股（GDP）更大的话。
二 稳定论
“稳定“应该指基本社会秩序的得到维护。可是实际中这个概念被局限于政治稳定。已故邓小平先生曾经说：“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就我们讨论的社会正义理论而言，我们关心的是整个社会基本制度。稳定的环境不是只包括政治环境“稳定”。它应该指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在内的基本社会结构的稳定。当然也包括基本的经济结构。当不稳定出现时，更难明确的区分“经济不稳定”还是“政治不稳定”，尽管我们更多指”政治不稳定。比如说64风波是政治的不稳定，但其主要口号之一是“打倒官倒”。这说明产生64风波的原因至少部分是经济方面的。 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是社会基本结构不稳定迹象，导致它的不太可能是纯粹的政治因素，导致它的可能不主要是经济因素，尽管不可能完全排除经济因素。
大量的青年人失业，可能是不稳定因素，大量农民进城也可能是不稳定因素，这不一定是政治不稳定，但无论它们会不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仍然是社会正义论关注的领域。讨论”稳定“或”不稳定“都不能只局限于政治稳定，更不能忽视政治之外的因素。
稳定是社会制度的重要价值，但不是主要价值。社会稳定意味正义社会能够得以延续。但同样，社会稳定也可能意味着不正义的社会得到延续，尽管我们相信不正义的社会不太容易得到稳定。显然，从理论上说，完全正义的社会，也就是基本维护乐正义基本原则的社会，本身应该就是稳定的，也值得是稳定的，一旦不稳定时，也应该维护它的稳定；另一方面，从逻辑上说完全不正义的社会不应该是稳定的，也不值得是稳定的，有正义感的人也不应该积极维护不正义社会的稳定。正义社会的领导人从不需要担心社会的稳定。他对社会的稳定充满信心以致到了漠不关心的地步，他从来不需要呼吁民众维护社会稳定，他从来也不需要“加强”对军队和警察的控制以应付社会可能的不稳定，他从来也不需要军官对个人的效忠，他需要的是军官对“最高统帅”职位的忠心。和“稳定”象比，正义社会的领袖关心的是社会正义，因为社会正义会导致社会稳定。不正义社会的领导人，恰恰相反，他对稳定特别关注，对社会正义麻木不仁。不正义社会是不趋向稳定的，而社会不趋向稳定正是因为社会是不正义。非正义社会的领袖必须广泛地依赖警察和军队的力量来维护稳定。社会稳定应建立在社会成员的自愿基础上。社会稳定应该靠普通的社会成员来维持。依赖警察和监狱的社会稳定，预示着将来更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
上面的话，完全正义的社会和完全不正义的社会，有些绝对。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有100％正义的社会，也实在难于设想一个0％正义的社会。实际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基本上正义的的社会，或基本不正义的社会。毫无疑问，我们容易产生这样一个直觉：一个基本正义的社会，基本上应当是稳定的，有正义感的民众会倾向于遵守和维护现有社会秩序；而基本上不正义的社会，基本上应该不会是稳定的，同时也不值得是稳定的。对于基本上不正义的社会，悲观地看，民众倾向于不遵守和不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警察或监狱来维护稳定，或需要更少的新闻言论自由防止不稳定的情绪蔓延；乐观地看，政府民众会主动推动改革现有社会秩序。
作为手段， 不稳定的迹象出现不是缺点。从好的方面看，应当把它当作是有用的信号。象疼痛是疾病的信号，烟雾是火灾的信号一样。病人不喜欢疼痛，但医生喜欢。医生要通过它来了解病状。人民不喜欢不稳定，但政治家，应该象医生一样，通过不稳定的症状，来检查社会制度的弊病。医生真正要对付的不是疼痛，而是疾病；政治家真正要对付的不是“不稳定现象”，而是社会制度的非正义。不稳定信号出现，首先要做的，不是为了稳定而稳定-----不是要用警察去维护稳定，而是检查我们的有关制度，是不是不正义，是否需要改革。首先要选择的是运用维护正义来维护稳定。小疼痛，病人可以用止疼药自行解决，大疾病，可能需要医生动手术。武装警察只是止疼药，只能解决小疾病。基本正义的社会不可能有强大的不稳定倾向。正确对待“不稳定“的前提之一是自信。政治领袖们应当对“社会稳定”充满信心。这种自信，应当来源于对社会基本结构的信心，即，相信基本的社会结构―――基本的社会政治经济安排，是正义的。这种自信，不能来自相信共和国卫士或防暴警察依然能够执行纪律，听从命令的。一旦，强烈的不稳定局面出现，那只是说明基本的社会制度有问题，警察的催泪弹解决不了社会基本制度非正义。需用大刀阔斧地改革社会基本制度来建立持久的稳定。
综上所述，正义的社会才是稳定和值得稳定的，非正义的社会不太可能是稳定也不值得是稳定的。社会稳定是手段，社会正义才是目的。手段百分之百地应服从与目的。社会稳定作为手段，本身不能作为社会正义的原则。稳定不压倒一切,因为稳定不能压倒正义;正义也不压倒一切,但在稳定，效率，公平之中，正义高于一切。
三 公平论
公平和效率被认为是一对矛盾，这实在是不幸。本网站坚持这样的概念：正义的社会既是公平的，也是有效率。正如正义不会妨碍效率，公平也不会妨碍效率。恰恰相反，正如不正义的社会不可能有效率，不公平的社会也不会有效率。
罗尔斯将他的正义，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不过，中国的学者说到公平，并不指“正义”。中国学者的“公平”是经济学里“公平与效率”里的公平。他们把效率用于“生产”，将公平用于“分配”。公平的概念只限于经济领域，还特别限于“分配”领域。确切地说，流行观点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指对过高的个人收入进行调节；提倡先富帮帮后富，防止收入过分悬殊和两极分化；具体就是完善所得税，开征遗产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这类玩艺儿。
公平论实际是上是补偿论。是收入分配的大力调节论。这种论论调强调的是是收入分配均等化。不是平均主义，但却是向平均主义靠拢的一种什么主义。
请记住，甲比乙的财产多100倍，乃致100万倍，不表示不公平。还请记住，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论述是错误的。BILL GATE的收入是某公务员的收入的十万倍，不表示BILL GATE的收入太多了，相反，倒有可能表示太少了，因为这个公务员每天上班就是上网而已。类似地，甲的收入只是乙的收入的一倍半，这个差距也许并不太多，但它却可能隐含着严重的不公平。比如说，在中国，环卫所的正式工甲和零时工乙，两人干同样的活，但甲的收入是乙的一倍半，还不考虑甲能享受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这就是严重不公平的情况。在其他同时招收零时工和正式工的 场合，这种情况在全中国（也仅仅是在全中国，北朝鲜这方面比中国好点），都普遍存在，这才是极端不公平的。这才是真正的分配不公 。中国的陈天桥或张朝扬都拥有巨额的收入和财产，实际上，他们的完全是“合理”的收入，合理的财产。中国没有，也不需要“加大力度”减少高收入者的财产和收入。中国需要的是减少不正当的高收入或低收入，比如公费出国考察，公费旅游吃喝的变相收入。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制止官商结合，行政垄断，贪污受贿带来的大量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中国的这类问题显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的这类问题显然更接近与政治问题，或社会正义问题。
经济学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的“公平”完全不是社会正义主题。收入水平的差距本身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人类早就习以为常。即使收入水平悬殊，也不是问题。比尔盖兹每秒的收入比餐馆送外卖者一天的收入还多，没人觉得不公平，即使他不是慈善家。 相比绝大部分人，比尔盖兹的收入是悬殊的，但只要不是利用非正义的制度产生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对他的收入红眼，没有任何人回攻击他的收入“不公平”。党的领袖胡锦涛书记尽管曾经发过誓要为共产主义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要推翻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打倒资本家，解放全人类，但他访问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天，仍然要和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家共进晚餐。这说明，我们的党并不认为比尔盖兹的收入是不“公平的”，更不用说不认为比尔盖兹的收入是罪恶的。
社会正义论不反对平均主义，也不反对非平均主义。社会正义论强调社会服从正义原则。合乎正义原则的社会是正义的社会。只要社会制度是正义的，我们就心安理当得接受正义社会运行产生的收入分配的结果；这种收入分配的结果可能是比较平均的，也可能是悬殊的；是哪种情况都无所谓，只要制度是正义的这个前提得到保证。 让我们换一个方式重复一遍：正义社会制度的的收入分配制度必然是公平的，非正义社会制度的收入分配制度注定是不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不需要有任何额外的“坚决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这类的愚蠢的口号和措施来干预正义社会的运行，只有非正义的社会才没完没了地大量需要这类拆东墙补西墙的临时的“大力”措施；非正义的社会也不应该有“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SB措施，非正义社会的首要任务是改造基本的社会制度，使之接近正义社会，从而使得“大力调节收入分配”毫无必要。
话说回来，虽然我们不把正义社会前提下收入的悬殊称为“不公平”。我们仍然可以考虑用高收入者的收入调剂低收入者甚至无收入者的收入------不是以克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为理由，而是以“照顾弱势”为理由。 “照顾弱势”将是本站所提出的四条正义原则中按优先次序排练的第三条原则。
收入分配意义上的“公平的”“收入调节”，只有在下面两条件得当满足的前提下，才会有意义：1 穷人在经济过程中未受到歧视或未受到不公平待遇所得的收入实在是太低，不能维持起码的象样的生活， 以至他未来的应有的基本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 2。收入高的人，其收入来源尽管是 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但由于起数额相对太大，可以适当强征一部分来补偿收入偏低者。从非法的高收入取一部分给贫苦的二等公民，这不叫公平，更不叫正义。相对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公民基本权利”的平等和“公民的机会平等”更基本，也更切题。简单的扬言“收入悬殊”不公平，需要“调节” ，并把它作为正义社会或和谐社会的条件，显然是幼稚愚蠢的。正义社会应当考虑这种”收入分配“的公平调节-----但是应当在考虑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机会均等之后。
“照顾弱势”是第三条原则。还有二条原则排在“照顾弱势”之前，应更优先地得当考虑。以中国的弱势群体为例，中国的最贫困的群体是需要”暂住证”才能合法呆在城里的农民工以及大量的仍在农村的潜在的农民工。他们最需要的不是高收入者的以“收入调节”为名的金钱施舍，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共和国的平等公民地位-----平等公民权利（第一原则）和平等的生活机会（第二原则）。
四 改革论
“坚持改革”是个口号，因为叫多了，变成了“原则”。
为什么要改革？显然，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需要该。为什么改革了快30年了，还要坚持改革？显然是什么制度或其他什么东西一直没有改革好。这么长时间还没该好，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再过10年，改革会完毕吗？肯定不会。再过20年呢？ 可能还不会， 这么算来,改革至少要化50年。想起来真觉得滑稽。当年抗战也不过8年，日本的体制完蛋了。推翻国民党才花4年,国民党的体制也完蛋了。文革也不过十年，那种体制也就终止了。 我实在是没搞懂, 我们试图改革的旧体制，难道真有这么顽固？到底是建立这个体制的人真是天才，还是一直在改革这种体制的人是庸才？
从目前迹象看， 中国大概还会没完没了地改革下去。改革本身成了目的了。令人“悲哀”的是：改革变成了一个象原则的东西----因为“原则”才是需要不停的坚持下去的东西。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将社会正义作为改革目标。我们需要放弃的是把改革当成目标。我们需要放弃的是把改革当成原则。我们需要的是把建设正义社会当成改革目标。
别不负责任地磨改革洋工。别把不正义的制度没完没了的延续下去，因为有很多人正在不正义的体制下痛苦呻吟。改革不公正的制度不应当比赶走日本鬼子更难。改革历时30年，被宣称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可是，从很小的一个局部，从“农民”的例子看，当代中国社会正义问题依然相当严峻。农民没有得到“正义”的对待。”解放“之后多少年了？我们暂且不论，”改革“开始之后，已经30年，农村居民依然是下等公民，只有四分之一公民权利，比1860年获得解放之前的美国黑人奴隶的公民权还少，解放之前，奴隶居然还拥有五分之三的公民权；五分之三大于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是四分之一的两倍。中国公民中的一部分人，在城市里不想种地也没地可种，依然被叫做“农民”；而这种叫法所以能够合理维持下去，是由于有相关的庄重法律条纹。按照同样严肃庄重的另一些法律条纹，城市里这些没务农的“农民”不许合法地到城市里“定居”，只能合法地“暂住”，合法暂住的法律凭据是“暂住证”。吉斯尼的笨蛋居然不知道把“暂住证”登记起来。白天，不太好决定别人住还是不住。因此，最有效检查“暂住证”的时间是半夜。这些经常被称为“盲流”的人民半夜里会被随时叫醒检查证件。没有这个证，可以被合法遣送回原籍，车票用的是自己的钱。乘交通工具，他和非农民支付同样价钱的车票，却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得到低一等级的服务（低一等的保险赔偿），而这种情况所以发生，根据的是共和国最高法院（法院前面好象有人民两字）的专门规定，这个规定，当然属于最庄严的法律，既然来自最高的法院。假如这个农民不小心跑到了美国，美国人都不会只让这个外国人暂住。根据新的法律，他只要已经在美国呆了两年以上，可以从新登记进入美国，5年以上，可以得到“就业证”合法工作。无论合法非法移民，只要进入美国，他的适龄子女可以百分之一万地立刻进入公力学校中小学，享受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没有学费是显然的，连“杂费”也没听说过。可是城市里的最低收入阶层中国的农民子女，不管已经在中国自己的城里呆了多久，也不管他可能这辈子再也不种地了，他或她却依然被称为”未来农民“，看来“汉字体制”也需要与时具进地改革，以适合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未来农民”必须交“杂费，学费及之外的更高昂的”择校费“或”赞助费“才能在城里的公立学校享受20年前1986年国家就通过的的”全人民免费义务教育（又是一个人民两字）。
改革开放政策快30年了，从农民的几个小例子看，涉及的体制绝对不是正义的体制。考虑到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情况看，教育这部分改革，好象把事情越搞越糟。“农民”子女，在城里享受不到义务教育，看不到任何这方面”体制改革“的动静----国务院，人民代表大会，那怕在试图地改变这状态吗？电视里倒有一个肠肥脑满的官员，神秘地透露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什么”城市绿卡“制度，开什么国际玩笑？农村子女上学的政策难道是国家机密只能透露出安全的部分？假如改革不面对这类的正义问题，那么，改革到底是要干什么？“改革不能停止”这样的口号太多了。它充其量一个冲锋号，让我们往前跑，本身不告诉我们怎样跑，跑哪儿去，去干什么。吹号之前应当先确立方向。假如改革真是摸石头过河的话，那么还不如来摸我“宋歪麦的社会正义论”过河呢。
过河还算个目标。改革不是目标，改革不是原则，改革是实现别种目标的手段。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不能为手段去坚持手段。坚持改革本身没有意义。坚持改革原则是空壳子原则，假如没有看得见的目标。“坚持改革”它没回答如何改革，朝什么地方，甚至朝什么方向改革。
改革原则可以100%正确的，条件是明确地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正义社会”。
小节
本章我们讨论了流行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关于社会正义的四种“思想”-------效率论，公平论，稳当论和改革论。
社会稳定不是社会基本价值，社会正义才是；社会稳定，只有当社会是正义时，才有意义；社会稳定，无条件地服从社会正义。强调社会稳定，必须以强调社会正义为前提。
“坚持改革”不是社会正义的原则。改革只是的手段，是达到目标的手段。社会改革的目标，至少最基本的目标，应当是社会正义。这点，并未成为公识，至少目前还不是。我们希望它将是，在不久的将来。
当前的“效率”思潮，过分强调经济效率，忽视社会基本结构；在经济反面过分强调总量，忽视总量如何在人们之间的分配。效率论错位地认为，收入分配是收入产生之后的事情，显然没认识到，收入分配会影响到收入的产生。
“公平”最接近“正义”概念。但是，目前中国流行的“公平”概念是错误的。流行概念只把“公平”局限于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里又限于“收入分配”领域。最重要的公平是社会中每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其次是社会争取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而是基本权利公平和机会的公平，才是正义社会要维护的最基本的公平。
正义社会不需要干预经济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但的确要考虑照顾弱势群体。什么才是正义的社会？下一章，宋歪麦先生会给你指出中国社会正义的四条原则。 记住 1 基本权利，2 机会均等 ，3 照顾弱势 ，4 个人自由，这四个次序，对你下面的阅读会有帮助。
想起几件事，都是新闻报道的，但很显然远远不局限于这几件：
1、前几年，孙志刚被当盲流打死。前一段那个“非典”出名的钟南山因东西被偷叫嚣：治乱世当用重典，让那些盲流滚回农村去。我怀疑他这是典型的非典后遗症：一个只会治脚气的老军医偏要去给人主刀做心脏手术，只怕不仅治死病人，还会害得人家遗体满身脚臭。
2、近几年，每年都有父母因孩子上大学无钱交费而自尽，上个月就有2人。
3、前几年大学生马加爵手刃同舍，推测起来原因是:无共同语言，受歧视→生活经历炯异：一方极贫，一方极富→农村vs城市→户籍制度：现躺在天安门的老毛学习封建流氓、小人的一套延续的制度。→现在的胡总、温总、“人民”代表们一直说要改的东西：象吃多了萝卜：一直打嗝放屁，就是不见拉下一点屎，连滴尿也没。
想起高中老师说的：谁变蝎子谁蛰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权总是如此的妖孽：将一个个良心未泯的优秀青年变成一台台愚味、自私、心狠手辣的政治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