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分裂的时代，人们都更倾向于只看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在宣传机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可能要被迫面对更让人痛心的撕裂。但因人为筑墙带来的分歧并非只能以“拉黑”告终，在彼此的努力下，墙也未必会永远严丝合缝。
上海封城后，我在美国的好几位朋友说他们跟在中国的家人“闹翻了”。 这几位朋友的家人都不住在上海，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上海的种种惨状，劝父母以此为鉴囤点吃的，父母却说上海的情况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反而认为他们在美国生活得才是水深火热，劝他们不如赶紧打道回府。
对我的朋友们来说，这种情况虽然揪心，倒也不算意外。自疫情开始之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已经越来越多地感觉到，自己与中国国内的亲友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其中一个原因也许在于，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在描绘外界时有时不尽准确或全面。就拿这几天的新鲜例子来说，当人们对上海封城怨声载道的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的一条新闻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大幅增加，导致大量住院和死亡病例，却并未谈及世卫报告开头所说的全球病例和死亡人数已经连续三周下降的趋势。乌克兰战争打响后，乌克兰调查机构发布了一份关于战争的民意调查，发现89%的乌克兰人认为在俄罗斯不撤军的情况下与其签订临时停火协议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时却去掉了这个“不”字，虽然后来新华网络和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对这个错误进行了更正，但未注明更改内容和原因。
而美国“民不聊生”的惊悚消息和画面一直在微信和其他自媒体上流传，自始至终就没断过。以至于我在朋友圈贴出休假旅行的照片时，中国的朋友戏谑地留言说：“你怎么还有心思旅行？在抖音上美国已经接近亡国了。” 在时报一篇关于华人对微信平台复杂情绪的报道中，一些在美国多年的华人谈到了他们对微信上夸大美国乱象的贴子的看法。在UPS做主管的王颂恩在收到了朋友发来的所谓美国人在疫情中感到绝望“集体自杀”的视频后大为震惊，他说：“太荒唐了……事情很糟糕，但还没到疯狂的地步。”教育维权人士黃友兴注意到微信上出现了大量美国街头烧杀抢掠的镜头，他说：“这让我很生气，不是每座城市、每条街上都有这种事。”
中国国内无法真切地看到外界的全貌，各类国内的“负面”消息也可能随时被封禁，无论是疫情发展、封城中的人道灾难，还是在乌克兰的华人对中国表面中立、暗中挺俄立场的批评，而这些内容仍然可以在海外的互联网上被广泛阅读和分享。2020年2月9日，一些华人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悼念刚刚辞世的武汉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我在现场听到一位在纽约教书的女士谈及她的经历：前一年的12月她在网上看到关于武汉出现新病毒的传闻，劝住在武汉的父母囤口罩时，父母对她说那都是谣言；1月病毒开始蔓延，她再次提醒父母要小心，父母说武汉生活正常、政府已经辟谣了；而在武汉封城之后，她国内的朋友们仍然告诫她网上发言要谨慎。这样的故事，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移民也都遇到过。
中美两个国家对彼此报道不全面、人们接收到的信息不对称，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毛泽东时代，那些以“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为己任的中国年轻人如果有外国亲戚、也可以随时沟通，恐怕免不了骂对方是被洗了脑。如果不是因为从前“车，马，邮件都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跟他们在中国的父母亲朋大概也得时不时吵翻天。而现在互联网带来的实时通讯的便利、电脑科技提供的以假乱真的可能，加上防火墙横亘中间的阻断，不仅让墙里墙外两个世界都显得更加极端，也让分处两个世界里的人们在无休无止的争辩中开始怀疑对方的眼神、意图、甚至智商。
当人们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还有可能心平气和地对话吗？其实即使在信息相对自由开放的美国，人们也在为此困惑。毕竟在这个分裂的时代里，人们都更倾向于只看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但在政治宣传机器最强大的国家里，人们可能要被迫面对更让人痛心的撕裂。
俄乌战争打响后，时报的一篇报道讲述了乌克兰人跟他们在俄罗斯的亲人无法沟通的经历——他们跟家人讲述战争的残酷和自己心里的恐惧，亲人却根本不相信他们处于危险中，甚至不相信战争的存在。
对很多人来说，这种经历令人绝望。但接受采访的一名身在乌克兰的年轻人跟他在俄罗斯的父亲为战争吵架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愤怒的对象不应该是亲人，而应该是俄罗斯的宣传，于是发起成立了一个叫做“爸爸，请相信”的网站，指导和他同样处境的乌克兰人跟俄罗斯的亲人们谈论战争。“最简单的做法是说‘好了，我现在不认你这个爹了。’但正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不能这样做。”他说。“1100万俄罗斯人在乌克兰有亲戚，1100万人啊，什么都有可能——从革命到至少发生一些抵抗。”
生活在海外的1100万中国移民和他们在中国的亲人应该也能从这句话中得到些启示吧。有亲情作为缓冲，因人为筑墙而带来的分歧或许不一定非得以“拉黑”告终，而在彼此的努力下，墙也未必会永远严丝合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