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前面
很多朋友都劝我什么都不要再写了，让时间来证明。明白你的人，终归是明白的。但是，我是洞悉人性的。就算时间过去了，那些泼在我身上的污垢，其实还是留在这世上，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而那几个仇恨我的人，依然会用各种卑劣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仇恨。所以我想，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
我不愿意这块污垢贴在自己身上。所以，无论人们听，或是不听，我能说明的，我尽可能在此明说。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从前天起，将微博评论只留给我关注的人。我要减少那些喧嚣，安静地再做一次记录。这份记录的名字，叫《关于》。关于这本日记所引发的读者的疑惑、质问以及其他附带事项。当然，也有关于极左的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那篇采访，虽已删到极简状态，但毕竟给了我说清很多问题的机会，比如什么小产权别墅和六套房子之类。此后，质问这一问题的人明显减少。所以，我认为，对于这样一场针对我个人的污名化风暴，只有我自己来诚实面对，直接说明，理性表达，才是最好的沟通途径。毕竟，愿意让自己永远处于非理性状态的人是少数。
尤其现在，那些攻击我的人以团伙方式，在网上人肉支持过我的一些朋友，对他们发起围剿。所以，我想，还是由我自己来面对吧。
其实最重要的、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即：引发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在封城的日子里，作为受困于城中的九百万武汉人之一，写下了六十天的记录。
所有针对我的、或是针对他人的攻击，都因这本日记而起。所以，我清理了一下那些质疑内容，以尽可能的耐心，再次进行说明。也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备忘录。
一、关于日记
武汉于元月23日封城。元月25日即初一那天，《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通过微信找我约稿。下面是我与程永新的对话记录：
程永新：方方老师，全国都关注武汉的疫情，封城之后武汉人的生活状态，我们想组织几个作家，写个封城记，就写写日常生活，面对疫情灾难的态度，不知方方老师有兴趣吗？
我：我不能确定。我先记录着再说。
程永新：好好，过段日子再来扰叨。其实面对疫情的人生况味是有意味的。
我：是呀，今天还在说，有这样的经历，才能真正体会到人心惶惶。
当时的武汉，虽不像封城前后几天那样恐慌，但还是有不少坏消息流传。这天是大年初一，我女儿在她自己的住所隔离，她的父亲在上海住院，疑似感染。我们分开，各自过年，我几乎没有心情写作。所以，当时我并没给程永新一个确定答复。但也觉得应该记录一下。封城，毕竟史无前例，而我人在城中，本应记录。就这样，我上了微博，写下了第一篇。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微博能不能用，特意问了一声，能不能看见。在这一篇里，我明确地写了程永新约稿《封城记》一事。
因为不是写日记，也不是写文章，只是想将疫中所见所闻记录一下，所以我写得很随便，并且也没有打算天天记录。初二就没有记，初三则记了两篇。因为心里想着只是记录，以后再写文章，所以写得很随意，也没有好好检查，经常出现错漏字。我自己还小小地自责了自己，也有读者教我怎样在微博上修改错漏字。为什么后来被叫作日记呢？印象中是在我写到十来篇时，某个热心的读者将我所有零散的记录汇集一起，取名为《方方日记》，又或是叫《封城日记》。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两个名字中的一个。而到了那个时候，我也差不多算是一日一记，于是就接受了日记这个说法。
重点是：
1、它是《收获》杂志约稿，而不是所谓美国出版社约稿；
2、它最初不是日记，而是为写《封城记》所作的记录。所以，它没有像日记一样放在抽屉里。
二、关于听说
你都是听说的！这是对我的日记质疑最多的一句。感谢大家对于真实性的追求，也感谢大家对记录素材的高标准要求。
既然是记录，我当然也要尽最大努力追求其真实性。但是，从一些人对我的指控中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稍微完整一点地读过我的日记，有人恐怕连一篇也没有读过。他们只是被某几个公众号的观点所诱导，即：你都是听说的，所以你是瞎编；你根本没有去现场，所以你是虚构；你是足不出户，你是道听途说。所以，你写的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既然不真实，那你就是造谣。
这得对现代通信和互联网多么不了解，才会轻易接受这一观点，并得出如此结论。它甚至经不起一句反问。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必须实地调查，才可能会有真实。那么，如果我反问一句：你们并没有到我家查看，又是怎么知道我足不出户？或者怎么知道我道听途说？很显然，你们是从网上得到有关
我的信息。既然你们可以从网上得到我的信息，我同样也能从网上得到他人的信息，是不是？这个道理真的很简单。
对我而言，武汉就是一个大现场，我本人正在这个现场之中。我也是整场灾难的受难人之一，我能真切地体会到疫情带给人们的恐惧和伤害。很多事情就发生在我身边，在我肉眼可见的范围内。
是的，我的确没有去也不可能去到一些小的现场，但我仍然可以完成我的记录。比方李文亮去世，我不在中心医院，我可以写他；方舱医院，我从没有去过，我同样可以写；公务员下沉社区，我不曾实地采访，这也毫不妨碍我写下他们。还有警察，我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工作地点，但通过现代通讯采访，我照样能知道到他们的情况。其实，很多记者的采访也如我一样。比方他们采访医生抢救过程，不可能人在现场，只能听医生陈述。正像很多记者通过网络对我采访，他们也没见到我本人。你不能说这样一类的采访是假的，或者这就是谣言。我想，这应该是个常识问题。
更何况，在封城期间，我这样的人，在得到信息方面，或许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毕竟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小学中学大学，当工人当记者当作家当主编，我认识的人生活在武汉市的各个层面，这些人很多都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和我的通讯录里，我要知道信息很难吗？
试问一下，一个人，他对自己熟人讲的实话多一些，还是对记者讲的实话更多一些？包括官员，他们在台面上对着记者讲的实话多，还是跟自己相熟的人讲的实话多？这些不也都是常识？
尤其当我的日记被无数人读到之后，主动向我提供信息的不知道有多少。这些信息的提供者，全都有名有姓。提供的内容也几乎就是他们自己亲人的近况，或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现代通信和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众多读者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络，夜半三更读到我的日记，或是几天之后，可以知道我写了日记。而我，自然也完全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络，获知八方信息。当然，这里我还是可以详细地说说我的信息来自何处。
第一，来自官方每日通报的疫情实况、疫情地图和各种媒体的报道；
第二，来自医生朋友。后面我会详细讲述医生朋友的情况。有一位医生朋友经常会告诉我最新的疫情进展和病人医治状况，我也会向他以及另外几位医生朋友提出一些人们关心的问题；
第三，来自朋友圈的资料和朋友们传来的视频音频，其中有很多是大家看到过的；
第四，直接来自亲朋好友，邻居同事，同学熟人各自的信息；
第五，我自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这应该是我记录中的最大部分。
这样算来，除了第一和第三条，算是间接消息，其他的，都应该算作第一手信息。比方，我邻居的表妹去世，我好友的兄长去世，我自己的同学去世，我哥哥告诉我小区团购的情况，同事记录其下沉社区的实况，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直接的消息。每一个人都能点出真名实姓。而这些，大多记者都难以了解得这么细微，媒体也不需要有如此详细描写。但我的角度不同，所以我记录。
至于为什么不写那些人的名字，其实，唯一原因，就是担心这些人受连累。在湖北，人际关系复杂，我不愿意给同事和朋友添加麻烦，所以全都虚写，避免透露具体信息。
到目前为止，真正被某些人说成是谣言的，只有所谓手机照片和梁护士一事。而这两件事，我已经有过多次说明，近期，我还会就此专门细说。
我自己曾经更正过两条：一是王广发医生为第二批来汉专家，我曾写成第一批，但他来过武汉这一核心内容不错；二是雷神山医院被大风吹跑几片屋顶，我写成了火神山医院，但确实有大风跑掉了屋顶的事实不错。
除此外，还有什么失实之处呢？
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发达时代，还有人说我足不出户得到的信息都是假的，说这话的人，是真对互联网的强大能力不了解吗？而那些比我对互联网懂得多得多的人也以此为武器来攻击我，他们到底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对财经记者采访中说过的那句话：不在于听说或是朋友说，而在于我所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重点是：
1、某些人说我全是谣言，但这么多天来，根本没有人具体指出过哪一点内容失实；
2、所有记录只有很少的小误差，而在即将出版的书中，已经做了订正。
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
三、关于医生朋友
毫无疑问，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是有医生的。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都会有几个医生朋友，一旦有病疼，方便及时请教。
封城之前，民间流言汹汹。元月18日，我向一位医生朋友询问关于武汉肺炎（当时就是这么称呼）一事，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谣言。医生朋友明确告诉我：不是谣言。同时也叮嘱我：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尤其不要去医院，出门要戴口罩。
得悉医生朋友的信息，我即从元月18日起，开始戴口罩。封城后，情况越来越紧急，有一天，突然收到医生朋友的留言，内容是：多多保重。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那几天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日子。我将这个内容写进了我的记录中。
在记录的早期，我并没有怎么打扰医生朋友们。忽有一天，我收到上海一位编辑朋友的留言，说他们有一批口罩，想要捐到武汉，不知道能不能帮忙联系到接受单位。我即向医生朋友询问，但他告诉我，说他们的医疗用品已由政府负责，且说现在交通不便，接受有难度。我随即将此情况回复给了上海的朋友。好在上海那边，也已经通过另外的渠道联系好了接受单位。
在与医生朋友的交流中，知道他正在组织志愿者，马上奔赴武昌一线。那个阶段中的医生们都比较忙，我也没有再去打扰。直到2月3日，在我记录了十天之后，有不少人向我询问疫情的更多细节。我想还是由更知情更专业的人来讲解一下更好，于是我与医生朋友联系，并且告诉他说，我正在写微博，很想知道更多的武汉疫情的状况。这一天，医生朋友向我介绍了疫情不容乐观的情况，还提到紧平衡这一词。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对医生朋友采访吧。也是在这天，我把从医生朋友那里了解的情况，归纳成五条，写进了日记。这些内容的增加，让我的记录更有价值。
我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最初是两位，写到一半以后，变成四位。一位是我的老朋友，许久没有联系，看到我的日记，给我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然后又互加了微信；另一位是新朋友，他主动联系到我。他所在的位置，基本上是一线中的一线。他的思路相当活跃，交流中，经常有一些让我脑洞大开的想法。甚至，他还引领我进入医护人员交流疫情的微信群里，让我有了获得疫情进展第一手资料的机会。他们二位的加盟，使我从医生朋友处得到的信息，更加详细，也更加开阔。
四位医生朋友都是各自专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来自武汉的三家大医院。因为他们不断有信息给我，我的日记写了一半之后，医生朋友出现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在疫情话题上，我也开始对他们有了一些依赖。
考虑到他们都在一线工作，不仅是专家，有的还是负责人，我不能随便透露他们的个人信息。我担心会给他们的工作带去困扰，所以将他们全部以医生朋友替代。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
我在将这些日记编辑成书时，写了一个前言，其中对四位医生朋友表达了我的真挚谢意。有了他们对疫情深入的介绍和专业知识的讲解，我的记录才变得更加丰富。重点是：1、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是四位资深的专业人员；2、直接来自一线医生的信息，难道不是有凭有据的采访实录？
四、关于二十个口罩
在对我的批评和攻击中，经常有人说我搞特权。其中一个最让人无语的特权是：中新社副总编、武大校友夏春平在采访我时，给了我二十个N95口罩。
我想，大约是采访过程中，我谈到了缺乏口罩的问题，又或他看了我关于缺乏口罩的记录（我写的第三篇，即提到没有口罩一事）。封城猝不及防，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大多都没有口罩。我自己曾经为了买口罩，跑了两趟，最终只买到三个。
中新社完成采访稿，需要拍照。他们驱车来到省文联大院，顺便带给了我二十个口罩。他们走后，我即分了一半给同事（分口罩一事，我也写进了记录里）。同事一家三代被封在武汉，经常要出门购物，她比我更需要口罩。后来我的朋友也给我送了些口罩，我又送给了单位司机十个。他们在外面跑，也比我更需要这类防护用品。
大约隔了两三天，有外省给作家协会援助了一批口罩。办公室同事给我打电话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有了。我的一份可以分给其他人。如果这二十个口罩就是特权，这样的特权是不是有点可笑？何况我还分给了他人，何况我还没有要单位派分的。可悲的是，因为这二十个口罩，竟导致夏春平被举报，被攻击，被辱骂。这才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重点是：
1、我也是受困居民，二十个口罩算是校友对我的援助如何？
2、援助给我的口罩，我也援助给了更需要的人。灾难期间，大家同舟共济，这种相互援助，跟特权毫无关系。
五、关于卖惨
这也是批我最多的一句话：你卖惨。你只写阴暗面。你光看到负面东西。你吃人血馒头。面对这一类质问，我只能说，你根本没有看我写了什么。你哪怕稍微翻阅了一下，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绝对大部分质问者，从他们话语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完全没有阅读原文。他们只是受到那些刻意攻击我的微博或公众号的诱导，并轻易接受了其中的观点。这些攻击和质问，大多出现在我的日记结束之后。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我几无可能一一回复。于是，质问的版本就又升一级，说你为什么不回复？你不敢说话了吧？你为什么不歌颂抗疫，你是恨国者，你吃体制的饭，砸体制的锅，你心理阴暗，等等。几乎所有的质问，都是那么的大义凛然。
实际上，那些攻击我的微博和公众号，是从十多万字中，挑出我写到的有关悲惨的几百字，并将之全部集中一起，然后对不读原文的人说：看看，这就是方方写的。而真实的情况则是：这几百字散落在十几万的文字中，比例很小很小。
我在记录的过程中，同时处在武汉这个灾难的现场。我知道的武汉惨烈事件比我写出来的要多得太多。甚至，我在与医生朋友的交流中，还说过，我不能写这些，我不能吓着大家。尤其一些来自知情者的信息，我更是一字未提。
当时的武汉正处于灾难之中。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镇静，对政府的各种命令，无论理解或不理解，都必须配合执行。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但是，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天然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试想想，如果不是这场灾难之沉重，怎么会有全国那么多医护人员悲壮出征，前来援助？如果不是武汉的情况之惨烈，怎么会有医护人员一谈到他们初来武汉的情景，便立即哽咽出声？生命的逝去，是让所有人悲伤的事情。我也同样如此。所以，配合政府是一回事，而难忍内心悲伤，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并行存在。在记录中，我的真实情感，也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几乎在听到封城信息的同时，我们便听到了四处的求救和不间断的死讯。武汉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以及他们的亲属们，面对死亡全都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同城的居民我们，也同样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正因为它的突然，这份痛，便显得格外强烈。尽管我应该记录下更多，但是，我还是担心读到的人们会产生恐慌感。所以，我尽量少写，尽量一笔带过，尽量点到为止，尽量不写过程而只写几句自己的感受。
记得有一位去世医生的亲属在她的文章中提到，方方根本没有写出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大意如此吧。她说得非常对。因为我的记录，并没有真正写出那些距死亡更近者的凄惶和无助。我在很大程度上逃避了。我甚至也写到了这个逃避。我说我不敢看更多的视频，并且提出大家也都不要看。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那么坚强，我也希望大家避开，换一种别的方式调节自己，以便捱过艰难时刻，比方去追剧什么的。所以，对那些最悲惨的人事和所谓的阴暗面，我几乎是有意识地减少记录。这样做不全然是为了我的读者，更多时候也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压力。曾经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引
用了雨果的一句话：有的缄默等于撒谎。然后我说，我感到惭愧。
在那个时候，镇定是必要的。配合政府所有的要求，全力抗疫是最重要的事。整个日记，除了记录，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在剖析疫情，通报现状，鼓励大家坚强，即便有难处也忍着，要向前看，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困难终将过去。如此等等。对于这一类大量的文字，比写我的个人悲伤多几十倍的文字，那些攻击者们，却只字不提。不得不说，在这些攻击的背后，某些人是怀有险恶用心的。
有一位读者，我真的很感谢，他或是她，对我的日记，做了一个数字分析。尽管阅读变成这样的方式，对于写作者来说，很无奈，但是这些数据，却提供出最坚实的证据。这篇文章题为：《方方日记内容数据分析》。
文中指出：从数据统计情况看，除追责（12）无法类比外，日记中好消息(67)多于坏消息(44)；坚忍(20)多于悲哀(12)；赞扬(61)多于批评(27)；只有问题（50）多于建议（42），因为有些问题，个人无法提出有实际操作性的建议。据此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方方日记无论出发点还是内容，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主体是健康、正面和积极的。并非是专写阴暗，专揭家丑。
重点是：
1、我的记录中，确有发自我内心的为生命逝去的个人悲伤。如果看到那么多的死亡而无动于衷，人性何在？但我不想让这种悲伤影响到大家，所以我几乎没有展开描述悲惨的死亡过程；
2、政府早期的失误，我有过不少批评。但我大量的文字是在鼓励人们，并告诉大家要保持信心，给政府以信任。在全国人民支持下，我们很快会渡过难关。对于后期疫情的控制得力，我亦照样实录，多次称道。只要稍微完整地读过我的文字，都不难看到这些内容。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六、关于极左
极左这两个字，是我的日记里反复提到的。也给许多人带去疑惑，不理解我为什么我要反复提极左？对此，我也有责任把它说清楚。因为不说出它的来由，也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一些很小的事情，比方送侄女去机场以及送口罩等，也都会被放到无限大来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并且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被困在疫区的人写了60天日记，会引发如此之大的风波。
从小到老，我都属于那种对政治几无兴趣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国内有些什么派别也不太清楚。因为职业缘故，我在微博上关注的东西，大多也是世道民情、文学艺术、自然风光以及新型建设之类。正因为对政治缺乏兴致，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不喜欢阅读政治类书籍，各种政治学习我也是能逃的都逃掉了。甚至，有许多当官的机会，我亦都选择了避开。我只想当个作家，觉得写写小说，这一生就很有意思了。熟悉我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2016年夏，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次年春天，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就像这次一样。一些人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那一年，我有些懵，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当时，我正好去了墨西哥和古巴，批判声音最高的时候，我正在古巴。因为上网困难，竟全然不知。等我回到墨西哥时，看到了一些信息。同时，也有朋友告知说，批判你的人主要来自乌有之乡网站，并给我简略介绍了一下左派网站的情况。到那时，我才知道国内的什么左派网站，其中一个叫乌有之乡。在墨西哥期间，通过微博，我作了一个回复。回国后，我先落脚广州，再一次就此事通过微博阐明了我的观点。而这时，我已知道，全力批判我的人，正是那些左派网站中的极左人士，其中还有我的某个同事。有人告诉我说，我的这个同事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甚或，引发这件事，便是来自他的个人私利。
我在2017年3月24日发了一篇微博，我写道：因为一部小说《软埋》，不知何故让极左派人士恼怒异常，成群结队挥刀而来。批判、斥责及辱骂充斥在我的微博留言里。大多留言，令人哭笑不得。他们大多没看小说，或只读了几篇批判文章，于是想当然进行推测。对这类人，连生气都不必。
说实话，我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想，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我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因为我所工作的搬运站几乎是中国最早解散的企业。有一天听说我以前的领导在外摆摊卖菜，心里着实难受了一下。社会进步，改革不合理体制，总是会伤害到一些人，这似乎是件无奈的事。而我们所需要反思的是，怎样让这些伤害更小更轻，甚至没有。所以，历史行进中的重大事件，记录并反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何其重要。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开放也如此。
文学即人学。作为写作者，我关注的是身处于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时代动荡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尤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任何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读者写读后感。有人写一篇两篇，有人写十篇八篇，这全然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作者无关。正常的批评，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作品文本进行探讨、研究，乃至尖锐批评，自然会受作者尊重，必要时或许回应。但用扣帽子打棍子大字报大批判式的低劣方式，起笔既无善意亦无诚恳的文章，何必理会？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从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事。你不会读书，或是读不懂，写作者哪里救得了你！
那场交锋，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当年因为没有公众号，也没有打赏，为此，那一次论战，不必抢人眼球，更不必编出耸人听闻的谣言来追求流量，以谋求打赏。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没有胜负。极左们，继续寻找目标，到处打棍子，而我也照样继续写小说，继续发表作品。
事隔三年，也就是这一次了。武汉遭到史无前例的封城，我应《收获》杂志约稿，开始对疫区的生活做记录。2月3日，也正是武汉疫情很紧张的时期，我在日记中写道：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
几天后，有人传给我一篇文章，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写日记所进行的批判，它发表于2月6日。写作者，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为批我的小说，三年前他写下了几乎上十篇文章。我看过其中一篇，觉得此人认知已入误区，文笔也差，后面的就没有再看。而今年，他再一次开始对我批判，认定我日记中所写的枉死者，是诬陷医护人员。文中甚至还用了这样的文字：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大台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样的逻辑和这类的构陷，以及这样的恶批，是其惯用手法，这是典型的文革式文章，完全可以不睬。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突然发现，当年那些批判我小说的人，几乎全部出动。各种批判我的文章，再次充斥各大左派网站。人还是三年前的那些人，文章也还是三年前的水平和腔调。
知道前因，我继续采取不理会态度。直到送侄女到机场的所谓特权事件和编造的手机照片所谓造谣事件，再借助社会上仇官仇富的心理，刻意编排厅级干部和捏造所谓小产权别墅等谣言，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场批判才逐渐升级。对我的污名化，已经到了我无法保持沉默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日记中屡屡提到极左的原因。这乃是三年前对我小说批判的延续，其中带着强烈的私仇。而对于极左们这种恨字当头，要把社会拖入人人以邻为壑的阶级斗争泥潭之中，我个人是极其反感，也是一定要反击的。
坦率地讲，一个社会有左中右派，这再正常不过。没有，反而不正常。至于我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对左派和右派中的一些观点，都会有赞同之处。我支持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东西，却从不站派。但我对两派中的极端观点，一向都持反对态度。
我的日记里，从来没有说与我意见不同者，即是极左。那些在极左人士的微博和公众号诱导和挑唆下，对我进行质问或叫骂的不明真相者，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跟极左半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我在自己最后的一篇日记中曾写道：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说：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现在，我仍然要这样呼喊。
重点是：
1、启动对我进行批判的人，几乎是当年的原班人马。他们的文章，仍如当年一样充满文革式语言。为打倒我，以及对我污名化，他们甚至不择手段，采用各种造谣及诬陷方式，这些人可谓名副其实的极左。甚至，经过三年的时间，他们中的某几个，已经堕落成网络流氓；
2、大量的年轻人和不明真相的读者，与极左无关。极左是专指活跃在中国各大左派网站上，天天在那里一厢情愿地搞阶级斗争的一群人。你在那里吗？如果不在，你就与我日记中提到的极左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