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嬗变（下）--- 子 野 zt

改革开放之嬗变（下）

子 野

第四次嬗变：本性的疯狂 
改革开放的航船，走过整整的四十年。国家财富获得了迅速积累，政权地位得到了空前巩固，人民的生活水准也有了较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无可争辩地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这场堪称人类文明史上历时最长、最声势浩大的社会大变革，是否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是否实现了改革开放的初衷
呢？可从两个维度来分析：1、社会变革的内涵，通常包含器物、制度、理念和文化三个层面。器物指物质条件，包括设备设施及技术等，我们基本达到了变革的目标，中国已发展成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制度方面，笼统来说包括经济体制及政治制度，充其量我们只做了一半，而且很不彻底，因而陷入了“后发劣势”的魔咒。理念与文化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的现代普世价值，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成了禁区，重商畏权淫威下的社会文明日渐式微，距变革的初衷愈走愈远，如此改革开放不可谓成功。2、改革开放的结构性目标有三大使命：一是达到经济自由；二是推行政治民主；三是实现法制社会。时至今日，从国家的层面，和“先富者” 的层面，可以说是基本达到了为所欲为的经济自由（财务自由），但对于在现有分配模式下仍然只能依靠“按劳分配”手段取得收入的绝大多数民众来说，相差甚远。非但没有经济自由，甚至还要为经粉饰的“被自由”、和经不起任何生活风浪的“伪自由”而牺牲言论自由、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不从根本上解决从“国家经济自由”到“国民财务自由”路径的机制和模式问题，真正的经济自由无从谈起。第二、三层面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制度保证，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夭折了，政治民主转为“捍卫原有体制”；法制社会建设变质了，沦为保全“既得利益” 的工具。虽然说实现这三大目标不能单靠一次改革开放完成，但这场旷日持久、世人瞩目的社会大变革，我们连政治公开和法制公正的基础目标都没能达到，谈何“社会正义”的树立？
改革开放在前景迷茫中步入了X的“新时代”。说实在的，交到这位踌躇满志地走到舞台中央的领袖手中的，绝对是一副好牌。于是，全世界都在屏气凝神地注视，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眼花缭乱、膛目结舌的“国策”：
1、经济上，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实质上实行一条国家资本主义路线。打断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进程，果断推行“国进民退”、逼退外资、挤压民企民资发展空间等一系列收缩战略。频繁通过并购、混改、置换、投资等各种市场或行政手段，急剧扩张国家资本，抢占市场份额，力图达到把控市场方向、主导经济发展的目的。极力培植一批以国家资本为主干的骨干企业，通过“国家队”来控制重要行业和新兴技术领域，构建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政治目标和国家规划为发展战略的“计划管理与市场运营大杂烩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采取了以下手段：（一）GDP目标模式，本届政府将好大喜功华而不实的GDP模式推崇至登峰造极的程度：在高调制订GDP指标的国家规划目标下确定国企经营目标考核体系和地方经济评价体系；确定从中央到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和封官加爵；确定国家财政收支以及地方负债发展的规模。这种明显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粗放型治理手段的目标只有一个：只要国家经济的绝对增量，哪怕是以扭曲经济比例、破坏发展平衡、牺牲经营效益为代价也不足惜，因为有了经济增量，就有了财政收入的现金流量，执政集团就能把国家的主要经济实力牢牢控制在手中，以便实施其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长期施行这种畸形粗暴的治理方式，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指标弄虚作假，经济实力“杀鸡取卵”，经济发展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官员贪污腐败和百姓怨声载道。 （二）不惜代价、不计效益的强势国家投资，如毫无开发价值和战略意义的“雄安新区千年规划”；遍地开花又风过花落的自由贸易区；负债沉重而亏损累累的高铁项目；辉煌雄伟的航空枢纽和跨海大桥，以及挥金如土的豪华盛典等等，一方面的确彰显了国家资本的霸气雄风，一方面却彻底暴露了罔顾市场规律的胡作蛮干和“土豪暴富”的忘形心态。（三）不问国际规则，严重缺乏战略考量的对外经济扩张。如大肆张扬、撒币炫富的“一带一路”项目，丝毫不顾忌地缘政治、开发理念、文化差异、宗教冲突、民族矛盾、恐怖主义、
经济犯罪和投资安全等诸多因素，直白显露抢占战略资源和发展空间的“新经济殖民主义”倾向和意图，引发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警惕和抵制。又如战狼式全球出击恶意收购优质资产和企业股权的行径，严重违背国际市场公平交易和反垄断竞争规则，引发全球性的恐慌和限制。（四）将中国特色的“黑猫白猫”痞民生存法则运用到国际交往中，如公然背弃对世贸协定的承诺；在吸引外资时强迫技术转让、在国际贸易中高筑税台，滥发补贴，不对等交易；利用“千人计划”盗窃他国知识产权等等，构成了毫无市场伦理和道德底线的经济侵略和公开掠夺，充当了恶霸、强盗和无赖的不光彩角色。终于激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和反制，断送了形势大好的中美贸易前景，极大损伤了国家的对外形象。（五）通过混合改制、并购侵吞、权益置换、强行划转等方式，整合重点行业和关键企业的股权结构和资源控制模式，并在基层经济中重推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方式，旨在逐步恢复和强化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份额。
2、政治上，推行以执政党权力集团为核心的“新威权主义”。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种思想、一个声音”的政治治理准则；改变改革开放所确定的政治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路径，大树领袖的绝对威望，高度集权，无限度扩大执政集团的权力限度和边界；强调统一指挥，定于一尊，以期达成“说一不二”和“一呼百应”的政治局面。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采取了如下施政手段：（一）领袖上台伊始就不同凡响地公开推出一个关于“中国梦”的伟大设想，以“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为号召，为他的宏伟政治抱负埋下伏笔。这曾经激动过亿万人的心，沸腾了民意，以为新的一轮“红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二）有预谋、有计划地陆续推出从缅怀“无产阶级专政”到肯定“消灭私有制”的历史地位；从重温《共产党宣言》，到篡改“十年浩劫”为“艰难探索”结论，进而修改史论和教科书等系列政治复古策划，以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民众思想意识和社会文化氛围引导回归到文革时代的理论体系、思想标准和语言环境。（三）强行修宪，否定政治改革成果，废集体领导制度，立终身领袖，搭建个人长期专制的政治架构。（四）全面禁言，管制媒体，实施恐怖治民、警察治国的高压“维稳”模式，强力打压民众合法维权和“异见妄议”的自由知识分子及体制内精英，营造“万马齐喑”的政治氛围。（五）对内推行全面无缝隙无死角的意识形态教化和基层党建，实现社会生活高度政治理念化和组织网格化；对外展开红色大外宣和战狼式外交，全球兜售中国特色的“命运共同体”。
经过七年苦心经营，“新威权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已形成掌控中国政治经济局面的“犄角”之势。但人民在看到经济持续发展，国运昌盛，国力爆棚的同时，却未看到新威权主义所主张的“政权回归民权，治权尊重人权” 的渐进式民主化进程。相反地，却发现被带回到反右时期的钳口封言，文革时期的恐怖管制，大跃进时代的骄奢穷横、夜郎自大，毛体制下的领袖独裁、无法无天的荒唐年月。我们的领袖按照以往生活经历所铸成的固有思维烙印和认知能力，走着走着就回到了一个前世纪传统的党国集权专制治理模式，所谓的“中国梦”也蜕变成一个强权、强盛和强悍的“帝国梦”，让前总理的预言一语成谶。
至此为止，改革开放不仅挽救了党，还巩固了一个“意识形态+高压维稳”的后威权时代的专制政体，这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之三。接下来，是志得意满，放眼世界。开始转守为攻，全面出击，旨在建立一个统一在 “XXXX” 价值观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身体力行地践行前伟大领袖“解放全人类，实现世界大同” 的远大政治抱负。这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改革开放的范畴，彻底回归了传统经典的“革命浪漫主义”理想。
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一副好牌，终于被他打成了熊样！
此时的改革开放，已然进入了球赛终场前的 “垃圾时间”。“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等于吹响了改革开放的终场哨 。 所谓的所有制 “混改”，带着明显的扩张国家资本的功利性目标。倍受称颂的反腐打黑倡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削弱了“新权贵既得利益集团” 的势力，保护了改革开放的部分成果。但选择性的反腐策略，却暴露了在政治上打击异己力量，在经济上为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敛取浮财的真实意图。而且只破不立，迟迟不见根除腐败的建设性制度和法律落地， 坚持用“家法”惩戒贪腐，以纪律代替法律，网开一面。贪腐分子 “前仆后继”，像“韭菜”般割了一茬长出一茬，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使百姓看不到希望。至于涉及最高级别权力中枢的“制度改革”，只见把国务院的权力，像蚂蚁搬家似的一项一项交到各种莫明其妙的“小组” 和“委员会”手中，这完全背离了“分权松绑，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开放原旨，俨然是一场只为走向“新威权主义” 和国家资本主义铺平道路的权力博弈游戏。这个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以捍卫和强化旧有体制为目的的“逆向改革开放”。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摆在面前：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走完四十年艰难历程之后的遭遇，比做第四次嬗变，这已是一次从上至下、由里及表的本质大蜕变和灵魂大嬗变，它已完全背叛了“总设计师”邓公的伟大理想，彻底背离了这场伟大历史变革的“初心”，断然绝然地走到了人民大众和时代潮流的对立面。“所谓改革，其真正的目标，是让政权更稳定，让国家更强大，让官员更富有，让百姓更驯服。” 对统治集团，以及在改革开放中靠国家资本主义暴富起来的“新阶级”—权贵资本集团来说，他们的目的似乎实现了。
“改革已死，中国在向末路狂奔。”清华大学著名法学家许章润先生如是说。

悲壮的挽歌
中国改革开放，这场由邓公、胡公和赵公亲手开启的历史大变革，风雨雷电四十年，走到今天如此地步，让先人难以瞑目！深刻思考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改革的内涵器物、制度、理念和思想三个层面，改革举措必须协调同进，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只改器物，不改制度和思想，必陷“后发劣势”魔咒；只改思想理念，不付诸实践，属空中楼阁。我们走过的路，两种倾向皆有之：“制度改革派”中途失权，英年早逝，所有改革思想都成了“空头理论”，含恨而终。 “体制改良派”坚持捍卫旧体制和套取改革红利，遂走上改革开放“反动派”疯狂之路，最终敲响了改开的丧钟。2、理论?道路?体制，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每当改革开放来到“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决定其胜败的关键因素是人—改革开放的执行者。无论是“总设计师”、领路人，或是任何层级上的高官微吏，既然是“体制中人”，就必定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几十年浸淫其中，每个人都成为
了这个体制结构中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而制度则融入了每个人的血液中。人?体制?利益的高度融合，我们看到了“体制人格化”和“思维制度化”所筑成的高高一堵墙。除非产生“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级领袖，否则谁都无法“破墙而入”。 “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世界，改革开放败于这个庸俗的“真理”！3、腐败的制度必定产生无度的权力，而任性的权力往往产生“公权私用”，这就是特权滋生的土壤。特权是改革红利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而特权利益者又成为了腐败制度的最坚强捍卫者。因此，“腐败是腐败体制的卫道士”，这明白无误地诠释了改革开放的任何一次嬗变及其背后设计的致命机密。依据以上三条原因，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是意外，失败是必然，终究逃不脱“戊戌变法2.0版”和“二次洋务运动” 的宿命。但是我们还是要谈一下第四条原因：改革开放中的“开放”，严格来说应该包括并不限于市场、言路、思想和制度开放。可四十年来我们只开放了市场，而关闭了或没开放其他三个窗口，而且极力回避对后三个窗口相应管理制度的改革。这个最大的历史性误解和错误使我们错过了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启蒙，半途夭折了充满希望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们失去了系统、全面和彻底地整理、思索、批判、清算和扬弃统治我们思想达百年之久的指导理论的机会。进而无法施行对七十年所走道路科学、理性、对比的总结、评价、反思、纠错，以及选择、试验和实践最佳的发展路径。致使思想上盲目迷信建立在废墟瓦砾之上的“四个自信”，实践上固执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大大降低了改革开放的成功概率，付出了走弯路、错路、倒退、和痛失回头机会的沉重教训。制度的封闭性，严重限制了对其维修、改良、吐故纳新的机会，导致其功能衰减，效率下降，进而引发结构性陈旧疲劳、病变毒化。更致命的是其闭环自洽的刚性逻辑，禁锢了对制度内核精神的深刻探究和理解，扼杀了制度本质的核心生命力，痛失一次又一次浴火涅槃， 脱胎换骨的历史机遇，令人扼腕叹息！
假如我们有机会从头再来一次，我们会发现：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只是权利，而不是后天的地位和待遇，更不是权力和财富，解决后项问题的机制是公平与公正。据此来重新定位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你会发现这个信念在世界上并不孤单。我们会从《共产党宣言》中重新读到：马克思说的是“扬弃私有制”，而非“消灭私有制”，任何通过剥夺财产和消灭阶级造成的“平等”都是血腥的和邪恶的，所有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都必须重新经受“扬弃”。我们也会从实践中发现：公有制的本质内涵，与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同样重要的，是权益的分配和公民财富的实现方式，偏废任何一项，都不是真正经济意义的“公有制”，而是一种别有用心的盗窃和掠夺。我们也能从七十年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国有制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所有制中没有“民”，基本上跟全民没有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探讨和尝试“公民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为何不呢？只要制度是开放的，言路和思想是开放的，只要没有任性的权力、腐败的体制和疯狂的特权，我们完全可以重写历史！然而，历史悄然翻篇了，改革开放已经时过境迁。
自1840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来，中华民族就进入了风云际会，错落跌宕的“两百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尽管历史的航船历尽风雨沧桑，千折百回，但终究在痛苦和希望中顽强前行，螺旋上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已然完成了其特有的历史使命，正在悲壮地谢幕。但历史大变局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在稳健地步入荡气回肠、百年期待的“大结局”。正在向我们走来的，将是一场更伟大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大转型、命运大转寰和人间大嬗变。
让我们共同期待！

2020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