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替班长抽自己一下，谁让俺答应谢老师了呢!

可是，谢老师的问题其实挺难的，在下这方面了解不多，特别懒，就懒人说懒话胡诌两句吧。
方言学专家们（候精一、游汝杰、周振鹤等）认为上古中原汉语和江南的越人古语对汉语各大方言的形成影响最大，最早由中原人南下形成的是古代吴方言和古代湘方言，虽然这两个方言区之间被后来的移民插入了别的方言而不再是邻居，它们依然有许多共同特点。古代吴方言又影响了稍晚的闽方言的形成，所以今天闽方言保留了不少古吴语特点，而今天的吴语却由于后来历次北方移民的影响而失去了这些特点。在吴、湘之后，闽之前出现了古粤语，其后中原移民南下又带来已经演变了的北方话，形成古赣语和客家语。这些方言从中原被带到南方后，取代了原来的非汉语言，但同时受到后者影响，其中古越人的语言对于粤、闽、吴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这些古代方言形成以后，就按照自己的、不同于中原汉语的方式和速度演变（同时时时受到来自中原的冲击和影响），形成了今天的南方几大方言。
而中原汉语一直向四面洇开，当移民脱离了这个面积跳跃式进入南方某区域，就会形成新的方言，而但移民是逐步推进的，就依然随同北方话一同演变。西晋时候，金陵镇江一带的方言还是吴语，永嘉之乱致使大批北人进入这一地区，所以颜氏家训中说当时金陵居民听口音就知道谁是士族，谁是平民，而在北方平民跟士人的口音是一样的。东晋以后，宁镇一带就已经说北方汉语了，并且健康作为都城，而其语言又来自此前的洛阳一代的雅言，所以从此，洛阳、金陵话便被看作南北两种雅言，许多专家认为<<切韵>>就是依照这两个地方的语音编制的，但周祖谟认为主要是依照金陵雅言。由于这一地区跟的中原汉语区相连，所以其演变过程是跟中原汉语一致。
真正北方话的概念在宋代才出现，是为“北人音”，这种大方言当时北起长城，西接吐蕃，南到长江（宁、镇一带为其最南端）且在不断扩大中，元明清时候又逐渐占领西南的云贵和东北、西北，形成了北方官话的广大区域。
所谓官话是个较晚出的概念，古代有所谓雅言，但不等于普通话，因为雅言并不同行全国，而是作为标准音的参照，历史上长安方言、汴洛方言和金陵方言都曾经被当作雅言。隋唐宋的雅言基本是中原一带北方次方言，所以蒙元时代出现的<<中原音韵>>便抛弃了以往韵书综合南北各地的折衷方法，而直接用采用北方话中的中原语音。到了明代，由于南京的首都地位，金陵话重新成了雅言，但这种状况当然随着迁都北京而有所变化，北京话地位虽然在元代有所提升，但要到明朝才取得“雅言”的地位，但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在叫雅言，因为其影响的扩大，加上后来清朝也设都城于北京，北京话就成了官话中的官话。北京在最近五、六百年接受过山西、河北一带大量移民，明代迁都又把金陵官话带来，满人又从东北带来了“满式”汉语，所以演变更加剧烈，以至于成为汉语方言中语音结构最简单的。

北方官话的演变比南方方言剧烈，与北方历来受到游牧民族冲击的分不开的，作为整体，五个官话区的演变几乎是同步的，所以今天成都人说话，哈尔滨人几乎全明白，敦煌人可以不用说普通话就跟扬州人谈话，官话区之面积巨大是世界上少有的现象。

官话也确实起到方便交流的作用，所以至少在官之间传播开来，加上中国古代又有一个不将官僚们派到自己籍贯省份为官的传统，官们做官的地方肯定不是家乡，这样，官话不可避免地取得了重要性，以至于民国时候成了国语。

从东北到西南，从西北到江淮这一广大区域里的汉语演变，在语音上最明显，这里面肯定有融入中原民众而改说汉语的胡人的影响，而最晚近的这种影响在幽燕地区，幽燕地区被掳、或自愿移民到如今辽宁的人口很多，入关前就有许多满人说汉语，这种稍微变味的幽燕地区的官话随满人回到北京，但有清一代汉满不杂居，汉人只住外城，所以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两种“味儿”略有不同的北京话存在。

这基本上是现代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北京话的粗略来历。
历史上的“普通话”几乎都是“官话系统”的，中古关中话、中古汴洛话、晚近的金陵话、现在的北京话。

俺忒懒，有些资料没有查，比如历次移民人数、方言形成时间、北京在有明一代接受山西移民大致数目等等，谢老师原谅。关于阿尔泰诸语言是如何、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北方汉语，涉及的东西更复杂，且专家们也没有很具体的站得住的结论，俺这个专家们的读者就不能乱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