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hk老师在诗词坛推荐我读这里的一篇好文

可在下读过之后不免又向“抬杠”。

昨天在跟高教授讨论时他建议在下去读这篇他比较推崇的文章，很抱歉，在下没有耐心去寻找，多亏龙剑先生今天转贴过来，在下读过才恍然明白高教授文章中的一些偏颇的来源。

这篇文章给在下总的感觉便是想当然的东西太多，用似是而非、没有证据支持的东西为基础而建构了大厦，由于在下懒惰，这里就先“断章取义”、“舍本求末地”就两个问题谈谈在下的看法。

首先西方语言中用以指帝制时代中国官僚的mandarin一词，并非如作者说的是“满大人”的音译。很早以前，在没有深入接触音韵学之前，在下也作过这样的猜想。这个词的样子确实容易让人想到“满大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1.]首先，这个词汇在明代的时候（1581）就出现在传教士的语汇中了，所以不可能是“满大人”之意，它来自葡萄牙语mandar（指挥），意思是指挥者，统帅，专门用来指东方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而葡语这个词有是他们最早接触的亚洲民族马来人的语言中的一个词mantari的讹化。这个词在马来语中是“顾问”“出主意”的意思。这一点随便查阅任何一个西方语言的权威词典或百科全书都能查到。

其次，我们从音韵学上可以证伪。大家知道汉语中“人”这个字用拼音虽然写成ren，不过是取其方便，我们采用拉丁字母表作为汉语拼音书写体系，不便于另外增加字母以表达拉丁字母不能反应的汉语音素，于是便有了些权宜的用法。

R这个字母在西方语言中的发音是一个颤音或闪音，因而西方的传教士不会用这个字母来转写汉语中‘人’的声母，这个声母是一个卷舌的浊擦音（通音），跟R在西方语言中的发音从语音学上说无论发音部位还是发音方式都相去甚远，而西方的传教士当时都遵循严格的西方语言学传统来转写汉语语音，所以我们会在西方的旧书中发现，这个汉语声母多是用“J”来表示的。

而音韵学家们的研究告诉我们，有清一代北方官话中“人”的发音与现代官话没有大的区别，至少那个时候这个字的声母不会是颤音或者闪音，因为可以肯定汉语从中古以来就不曾有过这样的辅音。如果西方人当时用了“满大人”一词来指中国官员，它的形式大致应该是“mantajan"或者"mantajen”，而决不可能是mandarin。

"大"字的声母是清音"t"而不是浊音，所以用d表示的可能性很小，因为d这个字母在拉丁、日耳曼、斯拉夫等西方语言中都表示浊音，这个情况就类似Peking 用P而不用 B，因后者在欧洲语言中只能表示浊音。当然，类似上面马来语词中的t讹化为 d也是有可能的，但-in却无论如何不能表示-en。i在西方诸语言中表示前低元音，而汉语的e是个半高央元音。要知道当年从事转写的多是受过良好语言学教育、堪称专家的传教士，他们不会满足于模棱两可的。

2]，文中说“从没人说日语、韩语、越南话就是汉语，事实上他们和汉语的差别并不比客家话和国语的差别来的大。”读了这句话，在下的第一印象是，这位可真敢说。事实上这个说法是过于随便，不太负责任的。日语、朝鲜语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属系未定的语言之二，在下以为原因是它们受了汉语巨大的影响而脱离了它们原来的属系。确定一个语言的属系要从句法、词汇、语音多方面考虑，而日语、朝鲜语的句法结构跟阿尔泰语言同构，也就是说它们是蒙古语、哈萨克语、土耳其语的亲戚。在语音上也具有这些语言典型的元音和谐律的特点。

日、韩二语是黏着型语言，有精确的后置格助词和复杂的旨在表达时、式、体、态的动词变格，这些东西客家话是没有的，客家话的句法结构与其它汉语方言没有本质区别。

而越南语虽然在形态学上更象汉语，但其语音系统比汉语复杂得多，句法结构的某些方面也与汉语大异其趣。比如修饰成分是后置的，这些语言虽然历史上受到汉语在文化上的影响很大（词汇），但这个影响不能改变它们的基本结构和语音特征，因而，它们无论如何不能称为汉语的方言。

高本汉的“域外方言”之说是指这些语言中的汉字对音保留了较多的中古汉语特征而言。而粤、闽南、闽东北、客、赣、吴、徽、湘、晋、官话十大方言尽管在语音上相差甚远，词汇上也“土语”众多，但基本的句法框架是一致的，况且语音的差别不是无规律的，共时的对应很有规律，历时的演变也有迹可循，它们之间的差别远不能跟它们与日、韩、越语的差别同日而语。

但是，本人同意汉语各大方言本可以看成不同语言的说法，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用纯粹的语言学标准界定的语言，上海话与北京话的区别比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说还要大，但西意成为两种语言是政治和历史决定的。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的区别就如同北京东城区跟西城区的区别一样微不足道，但宗教、政治使得它们被看作两种语言且使用不同的字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