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徽州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下)

晚清徽州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陶甓公牍》之民俗文化解读

    （王振忠，安徽大学）

    4、婚姻

    徽州婚姻最显著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早婚习俗。如歙县风俗崇尚早婚，男女嫁娶，年纪都在20岁以内。贫家无力聘娶，以及择配稍过苛求，一旦到了20 岁开外，社会上便认为是“失时”了。虽然明清以来徽州人早婚是众多周知的事实，但从清末的调查来看，早婚习俗似乎有着阶层上差异。譬如，歙县富民饶于赀产的，则婚嫁较早，往往就在弱冠之前；而贫者则要迟至二、三十岁不等。 祁门“富厚之家，往往男未及冠，女未及笄，即议婚嫁。筋力未强，疾病丛生，积习相沿，殊难骤化”。婺源乡俗联姻，婚嫁年纪以十七、八岁居多，“富贵之家配合尤早”，但贫民因经济困难，年过30有配偶的，也相当之多。黟县风俗，男婚女嫁也都在十七、八岁以上。二是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计较财礼，一般百姓无力承受，故而引发抢亲风俗颇为盛行。《陶甓公牍》中，就有“洪瑞麟纠党抢捆”一案。在绩溪，往往婚期尚未订定，夫家就遽然纠众，乘隙将女方抢归成婚。究其原因，是因为礼物、聘金过于繁重，中等之家，妆奁约需500金甚至千金。开始时是一些无力承担财礼的人出此下策，后来一些并非经济困难者，因女家不允婚期，也以抢亲的方式来解决。历久相沿，以致成为风俗，民间绝不为怪，甚至于酿成械斗巨案。 这种抢亲习俗直到解放前夕仍然并不罕见。

    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使得徽州人口数量锐减，从而也对当地人的婚嫁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宣统元年（1909年），绩溪绅士朱瑞麒就曾指出，他听说在太平天国以前，绩溪人婚嫁往往是在20岁开外。咸、同兵燹以后，户口凋零，家家都希望添丁增口，所以婚嫁年龄较早，久而久之，也就沿袭成为了习惯。为人父母者，只是希望早早为子女完婚，子孙众多，“含饴是乐，其愿已足”。这种早婚的结果，导致了徽州人中“痨瘵病多，人种日弱。学问牵于爱欲，而程度日低；经济繁于食齿，而困难日甚”。与此同时，绩溪人的生育观念及对女子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道、咸年间，绩溪民间重男轻女，对于女子，俗有“赔钱货”之称。父母“憎而贱之，又以食用之艰，遂不恤害理忍心之举”。所谓“不恤害理忍心之举”，应当是指民间的溺女行为。太平天国以后，地方元气尚未恢复，婚约聘金有增无减，民间于是稍稍看重女子， “冀得多金”，溺女之风遂绝无仅有。 

    5、丧葬：

    明清以来，江南各地素有“生在扬州，玩在苏州，死在徽州”的俗谚，这反映了徽州人的生活理想，同时也反映出徽州人对于身后之事颇为讲究。从坟墓的构造来看，“徽歙治茔坚固，华美较胜于他属”。 这当然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对此，有许多人难以筹措。根据当时的调查显示：

    歙多浮棺，久且暴露，半惑于堪舆祸福之说，半为习俗所缚。中人之产，苟遇大故，棺敛之费仅数十金，而僧道之追荐，冥器冥财之焚耗，求神散福之食用，往往数倍于此，否则众訾之。偶有心知其非者，亦震于物议，不敢居薄待其亲之名。

    显然，丧葬费用的昂贵，使得不少人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在乡随俗，以免自己蒙上“薄待其亲之名”。与此同时，堪舆观念之盛行，也使得许多人停棺不葬。如在绩溪，“堪舆风水之说兴，而孝思转薄，停棺不葬，厝所累累，有力者惑于吉凶，无力者窘于资斧，棺朽骨露，习不为怪。……至于纸帛、锡箔，焚积如山，岁耗不下十万金，而妇孺迷信之心固结不解，殆佛氏之说有以中之。” 在笔者寓目的诸多晚清徽商书信中，经常可见讨论风水以及从外地（主要是杭州、绍兴一带）购买锡箔的内容。徽州的锡箔商也相当著名，屯溪有“景昌”等号箔商，在清末为筹措中学经费还曾抽取过箔捐。 除了堪舆之风外，还有诸多原因造成了停棺不葬。如在休宁：

    ……例禁久厝，蒿目山丘，浮厝遍地者何故？义冢官山丛葬已满，凡有柩者，必须买地，一也；买地之难，休宁为最，地主不清，葬后多累，二也；坟地之价，主一册二，中资推印，费乃不赀，三也；家长之棺，兄弟牵制，一房擅主，众人为难，四也。

    显然，地价的高居不下，推收过割中介费之昂贵，地权关系的纷繁复杂，以及家族制度下亲属间的矛盾，均造成了停棺不葬之风的盛行。

    另外，明清以还，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方，许多异乡游子客死他方，但叶落归根，不少人希望将尸首运回徽州安葬。各地都有徽州的会馆、公所处理此类善后事宜，而在徽州本土，也设立了一些机构加以接应。如休宁阳湖登善集万安停槥处，就“以暂安旅榇为目的”。歙县王村地方，道光年间即曾创设“六邑厝所”，停寄旅榇，限期掩埋。 婺源“士商旅外者，有会馆以联乡谊，善堂以归旅榇”。关于这一点，诸多相关的文献如《新安思安堂征信录》、《新安笃谊堂》、《新安义园征信录》中，均有详细的记载。

    6、 宗教及民间信仰

    晚清时期，徽州的民间信仰受到的外来冲击较小。歙县城中虽有英国耶稣堂和法国天主堂，但奉教者较少，“惟犯罪奸民偶借为护符焉”， “近（按：当指晚清）亦敛迹畏法，不敢多事”。 休宁有天主堂2所，耶稣堂1所。祁门天主、耶稣两教，咸、同以后入教者甚属寥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间，教风最盛。翌年以后，“教风渐杀，彼此往来，渐见融洽”。婺源天主教最早是在西乡董门竖造教堂，一时势焰极盛，奉教者相当多，其人员多是下层未受教育的民众，但不久也渐趋衰微。在绩溪，“佛教盛于道教，天主盛于耶稣”。绩溪县信奉天主教的在庚子年（1900）计有教民287人。由于他们在民间诉讼时能够得到保护，故而入教的人日见其多。但后来也逐渐衰微，仅有天主堂和福音堂各1所，信仰者也寥寥无几。 至于僻远山乡的黟县，“其奉天主、耶稣各教者，盖不多见”。

    与外来的西方宗教之寥落情形相比，徽州的本土民间信仰颇为活跃。如在歙县，通常有保安会，数年开光一次，游神演戏，科敛丁口。保安会所供奉的，主要有五瘟、大王、小王以及汪公、八、九相公。妇女喜欢崇拜观音大士，每年的六月二十四日，灵山雷祖会香火最盛，红男绿女纷至沓来，前后长达数昼夜。九、十月间，各乡又有“忏香会”，推年老而且在会时间长的人为“香头”，共同朝拜九华山的地藏王和齐云山的上帝，“旗锣诵佛，长途喃喃不休”。归来后设坛建醮7天，坛前列有数十百柱大香（称“屋柱香”），花费的金钱多达数百金至千金不等。二月二日，各铺户于堂中高悬土地财神衣，争妍斗靡。大、小村落之中，土地庙、财神庙和五福庙等随处可见。在休宁，比较著名的迎神赛会有“黎阳磨豆腐”、“赣帮八月一”、差班的“土地会”、西关庙杨三舍人的“龙灯会”和城隍庙的“演戏赛会”等，当地百姓虔奉巫医，“就乱（‘乱’疑为‘乩’字之讹）坛以请汤药，问灵姑以断疾病”。他们在隆阜建有华佗庙，在华山、马鞍山为吕祖塑像。“临溪周宣有灵，则焚纸鸡纸伞以报之矣”。牛一发瘟，就请神出游，“以为牛福”。在阳湖，“人一致疠”，即请神跑马。此外，城隍庙的扮鬼会，赴齐云山报父母恩，当地人更是相沿成俗。在婺源，所奉为神道者也相当之多，主要有元帝（即玄帝）、关帝、汪王、周王、观音和地藏等神庥。民间的朝香、建醮、度孤和斋忏等信仰活动，也相当频繁。而敛费酬神，如“同年会”、“戏会”、“土地会”、“社会”、“灶会”、“胡帅会”和“李帅会”等，不一而足。其中尤其著名的，如城乡的“四月八会”，东乡汪口的“三宝仙会”，北乡清华的“端阳会”，南乡中云的“重阳会”，“演戏至十余日，縻费至数百金”。祁门人也相当重视地方神道，如岳帝、祖师、地藏、五显和土地，无不有会，一般百姓敬畏神明，每遇疾病，诚心祷祀。在当时，迎神赛会已与徽州的岁时民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固定的民情风俗。对此，《陶甓公牍》中也有详尽的记载，以绩溪县为例：

    上元日，各处社土坛神庙张纸灯，或演剧，或扮童戏，驰火马，舞青狮，游烛龙，遍巡衢巷，名曰“闹元宵”。米粉祀灶，谓之“迎灶神”。是日，西北乡有“太子会”，灯剧尤甚。……

    花朝日，东南乡十八社按年轮祀汪越国公，张灯演剧，陈设毕备，罗四方珍羞，聚集祭筵，谓之“赛花朝”。

    戊日祀社，春祈秋报，岁凡一举，里自为域，献豜醉酒，尚遗古风。神为男、女二像，庞眉皓首，呼为“社公”、“社姆”。

    闰年六月中，各乡村卜日致斋造瘟丹，分方隅祀五方神，并祀张睢阳殉难诸神，名曰善会。……

    中元日祀祖，荐新稻，罗列时羞，城隍神巡行县鄙，宜仗甚盛，扮诸鬼卒，扮无常二人，高与檐齐，满街放爆竹，谓之“跳无常”。十八日，西北乡六都有“太子菩萨会”，烧香者以数千计，五都于二十一日，八都于二十五日。……

    二十三日为张睢阳诞辰，坊中分五土之色，制花灯，遍游三夜，日出瘟车以驱疫疠，近城一带村坊行之。

    十月后，各乡立施孤会，召僧设斋，祀无主后之鬼，谓之“放蒙山”，又曰“放觃口”。焚纸箔千万，因即所设食，分给孤贫者。

    从官方的立场视之，民间信仰活动对于地方社会有着较大的冲击，这主要表现为：每当迎神赛会，必定要演戏，演戏时又必定要赌博，其结果必然是贻害地方。对于民间的迎神赛会，官府屡次加以禁革。刘汝骥在诸多批文中，均一再指出迎神赛会之荒谬无益：“徽俗之最恶者，曰迷信，曰嗜赌。醵钱迎赛，无村无之。其所演戏出，又多鄙俚不根之事。一届秋令，其赴九华山、齐云山烧香还愿者络绎不绝。尤可怪者，七月十五日相沿于府署宜门招僧道多人，作盂兰道场。” 他曾作有《禁赛灯示》，曰：

    顷闻岩镇，定期赛灯，哄动愚民，啸聚飞腾。

    花钱惹祸，是可哀矜，恃众故违，尤属不应。

    何人为首，城社是凭，按名提案，尽法严惩。

    特再告戒，其各兢兢，姑息养奸，本府不能。

    尽管官府三令五申加以严惩，但其效果似乎仍然相当有限。如在婺源，“会场一开，赌局林立，奸人倚为利薮，荡子因而破家。邑尹悬禁赌之示，而书役巧藉以抽头，营佐借弹压为名，而赌棍例有所馈献”，衙役的包庇纵容，使得赛会赌博更难禁绝，成为民间风俗中的一个顽症。此外，民众教育程度之低下，也使得破除迷信之路漫长而艰辛。在绩溪，当地的“淫祠”甚多，每年的耗费约达万金。一般百姓中男子崇信者约占十之五六，女子则人人牢不可破。 这主要是民智未开的缘故，故而有识之士主张普及教育，特别是推广女学。

    综上所述，晚清徽州民间信仰大部分沿自明清时代，人们的诸神崇拜，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及性别上有所不同。在士大夫阶层，对朱子理学的崇拜颇为虔诚。如在婺源，“紫阳夫子（按：指朱熹）遗泽，士夫信道甚笃，绝不为奇邪所淆乱。所谓佛与道者，其徒党甚希”；歙县为程朱阙里，“士大夫类能受孔子戒，卫道严而信道笃，卓然不惑于异端”。而佛道信仰则多是下层民众的信仰，尤其是佛教，以妇女信仰者居多。如在歙县，“谈佛法者惟妇女居多，间有茹素诵经者”；在黟县，士大夫“奉孔教为宗，信佛者多愚夫愚妇”。 

    （四）徽州生活方式的地理差异

    明清时期，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社会。例如，休宁人多外出贸易，这一点，早在明人金声的笔下就已屡屡提及。就晚清的情况而言，休宁北乡的龙源、北山，东乡的十一、六、八都，南乡的临溪、汊口，以及高枧以上，诸族大半在汉口一带经商。或隔年一归，或隔二三年一归，视水陆之远近而定。至于苏、杭、沪、甬等地，由于水路的便利，前往经商的人更是相当之多。在黟县，由于山多田瘠，农民终岁劳作却供不给求，所以“商重于农”蔚成风尚。男子自髻龄时即出外务工从商，他们到各埠经商的人，“颇能占优胜地位”。祁门县近城的一都地方，居民大半前往赣、浙、沪、汉各地经商。东乡人也多在外营商及游宦，北乡农家原先只知稼穑，不务诗书，及至晚清，也有不避险阻、外出谋生者。

    在大批移民外出的背景下，留守家乡的不少徽州人，主要是依靠外出各埠经商的家人之接济为活，故而其生活方式也明显地受到外出移民的极大影响。

    《婺源民情之习惯》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分析了婺源人之外徙：

    （婺源）住居之流动、固定，有二原因：一在地理，一在生计。山居之民多固定，泽居之民多流动——此原于地理者也。沃土之民以怀安而生系累则固定多，瘠土之民以困乏而思进取则流动多——此原于生计者也。婺源山岭重叠，无大川流，就地理论，民情宜固定，迫于生计，遂不得不流动。流动者之经营，以木、墨、茶三种实业为多。流动者之分数，东北乡居多，童子垂髻，有离父母从乡人走千里外自营生活者——此商界特色也。

    由于东、北乡的商人居多，使得婺源的民俗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东、北多富商，尚奢靡；西、南较俭陋。” 东、北乡的民俗与城乡相等。而西、南乡则与江西乐平接壤，民风较为淳朴。以妇女生活为例，“婺之女红，西、南乡间有能纺绩者；东、北妇女治蔬圃、操井臼及针刺等事，亦多不能”。对此，《婺源乡土志》第73课，更进一步对婺源四乡的风气，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四乡风气不齐。东、北乡人多服贾于长江一带，输入苏、杭俗尚，稍事华靡。西、南乡则率安朴质，然界近浮梁，性颇刚猛，勇于私斗。

    婺源的例子，实际上是整个徽州社会的一个缩影。譬如，从职业上来看，歙县外出的人口比例相当之大：“歙俗十室九空，中人之家，子弟逾十龄，辄学贾于外。比长，则数岁一归以为常。” 歙县西乡原是盐商辈出的地方，但随着太平天国以后徽州盐商巨贾的衰落，歙县在徽州的地位有所下降：

    歙扃万山，服饰宜约，按之事实，殊不尽然。通邑以西乡为最华，当年鹾业大盛，扬州靡俗，遂渐输入。又与休邑鳞接，自发逆乱平，徽属商务聚于屯溪，一冠履之时趋，一袍袴之新样，其自江浙来者，休首承之，次及歙之西乡。近少妇好效沪妆，年长者犹戴鬏（扬州旧制），此今昔习染之大验也。最朴质者，为南乡富家，坐拥厚赀，男则冬不裘，夏不葛，女则不珠翠，不脂粉，与西乡适成一反例。东、北乡服御文野，在西、南之间，是以洋货之用数，以西乡为多，土货之销场，以南乡为最。

    从时尚的角度来看，清代前期歙县人以在扬州从事盐业者为主。太平天国以后，歙县 乃至徽州各地均以茶叶最为兴盛。 而当时徽州的商务中心集中在屯溪，主要是与上海从事茶业贸易：

    自发逆乱平，徽属商务聚于屯溪。

    休宁之富在于屯溪，局卡林立，商贾辐辏，

    从本境之职业言之，屯溪、率口、黎阳、阳湖一市茶之区也。朱明节届，男妇壮幼业此者以数万计，茶号藉钱庄以赀助之，分茶品为二十余样，统名之曰“洋庄”。

    由此可见，随着徽州茶叶输出的日趋兴盛，屯溪作为徽州府商业中心的地位更为牢固。在这样的背景下，歙县的时尚也由摹仿扬州转而仿效上海。另外，太平天国以后，绩溪妇人发式才普遍采用“扬州髻”。而在歙县，这已成为“扬州旧制”（只是年长者的头饰式样）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显然是因为——绩溪为徽州府中较为闭塞的一个小县，当地除了小本生意的商人之外，很少有巨腹商贾。故而社会时尚的变迁，明显地较歙县等地要慢上一拍。   

    三、 陶甓公牍》所见晚清徽州的社会问题

    （一）清徽州的烟赌问题

    刘汝骥在《劝禁缠足示》中指出：中国痼习而为世界所诟病者有二：一曰吸烟，二曰缠足。这在徽州也同样是如此，他在《徽州府禀地方情形文》中指出：“徽俗不论贫富，吃烟者十人而六七，面黧骨削，举目皆是。” 根据当时的调查，产生烟赌问题的原因除了外来移民的影响之外，还与徽州当地失业人数的日益增加有关。许多人无所事事，逐渐沦为瘾君子。如以绩溪为例：

    生产者约十分之三，不生产者约十分之七，故生计日于贫。父母爱惜男女，视若掌珍，孩提时既无家庭教育，长谋职业，辄废半途，于是不士不商不工不农之人，无所事事，渐趋于烟、赌两途。

    其中，上庄村在太平天国后剩余的丁口不过1200人左右，根据《胡适口述自传》的记载，这批劫后余生的人中，竟有200人染有烟癖。“鸦片鬼的堕落，实有甚于一般游手好闲的懒汉。他们终年耕耘所获，还不足以偿付烟债”。 再如，晚清时期的休宁县“吸烟懒作之孤壮，无村蔑有”。宣统元年（1909年）婺源县绅士汪开宗就曾指出：吸食鸦片虽然是中国的通患，但婺源的情况特别严重。下层贫民，烟瘾相当深重，即使是令其限期戒绝，他们也是“重疾初瘳”，其能力断难骤长。非休养生息十年，难以恢复元气。针对这种状况，地方各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刘汝骥认为：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地瘠民贫，“生利者少，分利者多，自当以痛除烟害，为求治入手之办法”，于是禁烟成了当时的第一要政。 他在上任伊始，就颁布了《冬防告示》：

    丁未冬防，壁垒一新，分段设灯，彻夜梭巡。

    鸣锣击柝，曲突徙薪，共处里椋?赝?嗲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