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秘史
文革缘起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至少有以下三个：一是保持自己的地位，这地位包括死后的地位；二是让江青毛远新（一开始还有李纳）接班；三是推行他的政策，并使该政策得以延续。这三个目的互相关联。如果不保持自己的地位，当然也谈不上推行和延续自己的政策。如果不让江青和毛远新掌握重权，毛泽东在衰老昏聩之时，靠谁来维持他的地位和政策？在他死后，又靠谁保持他的声名，继承他的事业？正如毛钦佩的老同乡曾国藩所说，干大事最重要的是找替手，不然难免事业不成而身败名裂。对毛泽东更有警示作用的，是斯大林的遭遇。斯大林死后不到三年，赫鲁晓夫就在苏共二十大（５６年２月）上作秘密报告，使斯大林背上了千古骂名。另外有传言说斯大林死于周围人的暗杀，为预防这种事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老婆孩子接班。还有一些正面例子，给毛启示：蒋介石和金日成，毛的两个老相识，他们在找接班人和延续声名、政策方面，都十分成功。有了以上启示，加上人的动物本能，和中国传统，毛泽东在７０岁的时候，为上述三个目的作最后奋斗，也属理所当然。
上述三个目的，因为互相支持，缺一不可，应该叫做“文革目的群”。笔者亲历文革，深感如果毛泽东的目的如果不是如上所述，那么他的行为不可理喻。至于其他领导人物在文革中的行为，则以两个认识为基础，第一，他们认为只要毛泽东在，他作什么谁也挡不住。第二：只要毛泽东一死，江青和毛远新都没有能力保持地位，当然也没有能力延续毛的政策。只有以这两个认识为基础，高层人物（如周恩来，林彪，陈伯达、邓小平、华国锋等人）的行为才可以被理解。
经过十年的文革，毛泽东的目的群部分成功。他确实保持住了自己生前的权力，和死后的地位。但是，让江青毛远新接班的计划失败。他的政策也未能延续。至于他为什么会遭到部分失败，至少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江青和毛远新能力有限，二是他们的对手能力高强并且深谋远虑。还有人会问：为什么毛泽东在死之前，没有把江青扶上主席的职位？如果这样，是不是可以避免华国锋和汪东兴宫廷政变？
我们可以从从毛泽东的临终安排中，看出：他已经让江青有足够的力量，按正常的程序，自己获得党主席的职位。这样做比让江青的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接任主席，更为名正言顺，堂而皇之。为什么这么说？在毛泽东临死的时候常委一共五人，是毛泽东、叶剑英、华国锋、王洪文和张春桥。毛死了之后，变成四个人，其中江青集团占两个：王洪文和张春桥。按常规，在毛死后应该立即补选一名常委。当时的情况，在中央委员中，江青集团占明显多数。而毛泽东死亡是中共第一大事，必然举行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或扩大会议，也就是中共的十届三中全会。因为控制着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江青将是毫无困难地当选为常委和党主席。所以在９月２９日（四人帮于１０月６日被捕），张春桥和王洪文作为两名常委，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青同志的工作的问题”。按程序在三中全会上将对此问题进行表决。而江青则提出让毛远新留在北京，起草三种全会的报告。说明毛远新将担任总书记之类职务。
在政治局委员中，江青集团也占一定优势。因为在长期的整肃之中，凡是有骨气的人早已被赶出政坛，根本也进不了政治局。当时政治局的成员都经过毛泽东精挑细选，他们的特点，就是几十年对毛唯唯喏喏，近十年对江青毕恭毕敬，使毛相信，上有常委（张，姚）的压力，下有中央委员的压力，这些政治局的成员，绝对不敢也没能力反对江青。
另外，毛泽东善于作这种安排：在中央委员中和常委中占优势，但是把政治局委员的多数让给对手。在九大的时候，就是这么作的。当时林彪的人马在２１个政治局委员中占１２个，占优势，但是在常委和中央委员中，毛泽东占优势。毛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就能把政治局变成党内统战场所，让当时的同盟军林彪认为自己得了很大的便宜，促使他努力为毛工作。但是，如果作重要决议，毛泽东很容易利用中央委员中的多数，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中央委员可以改选政治局的成员。我们知道当年赫鲁晓夫就是利用中央委员的多数，击败了莫洛托夫带领的苏共主席团（即政治局）的攻击。当时的赫鲁晓夫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都用飞机接到莫斯科，开会否决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在主席团通过的，整肃赫鲁晓夫的决议。并把他们彻底地整肃了。所以对于共产党来说，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三个层次，最关键的是最高的常委，和最下面的中央委员这两个层次，如果这两个层次掌握住了，中间的政治局不论从人选还是决策方面，都被控制。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华国锋等人不能等到毛死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必须提前（在毛死后一个月内）采取秘密军事行动。江青集团却在安心地等待着这次会议。这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他想到了，也没什么办法：他的生活秘书张玉凤和保卫局长汪东兴，和江青集团势不两立。这两伙人之间的冲突，在毛泽东生前就早已存在，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解决，也没有办法解决。不但他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别人现在为他设想，也不能解决。因为他的生活和安全离不开张、汪二人，他的政治目标离不开江青和毛远新。于是这两个集团并存直到他死，在他死后必然马上火并，问题只在谁赢谁输。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毛泽东为一代枭雄，对自己的老年和身后，作了周密的安排。笔者认为毛泽东借鉴了蒋介石的经验。因为蒋介石为其老年维权和子弟接班，都做了非常高明而成功安排。这种安排有三个要素：1,接班人自有实力。也就是蒋经国自己有实力。2,强大的太后坐镇和监视。也就是宋美龄实力强大，在蒋介石老年和死后，都起着稳定作用，并监视着接班的实行。3,蒋介石自己拥有幕僚和手下。比如严家淦。这些人忠实于蒋介石，并在蒋介石老年的时候，保卫他不受太子和太后的欺负，始终保持最高决定权。在蒋介石死后，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把权力顺利地移交给太子蒋经国。
蒋介石的如此安排，可以说是完美无缺。成功地使他保持权力到生命结束，并让儿子接班。毛泽东为了实现可与之媲美的老年维权和死后接班计划，也尽其所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也作了一些有问题的事情。比如他依靠江青集团整肃了大量干部，就和蒋介石的情况不同。蒋介石没有作这种事。所以蒋介石的老年维权和身后传位，有一些老部下帮助。而毛泽东把很多老部下整死了，也得罪了另外一些。而且是依靠他要传位的人——江青毛远新，去整这些老干部。所以，他的老部下，和他的接班人（江青毛远新），成了敌人。而蒋介石的老部下和接班人关系良好。这其中就有让我们费心思研究的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方面不如蒋介石。为什么蒋介石能让老部下和接班人互相帮助，而毛泽东把这两伙人搞成敌人？以笔者之见，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和这个权力产生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毛泽东的绝对权力的内容是什么，首先看看它是怎么形成的。
绝对权力的形成
毛的党内绝对权力大约在４５年中共七大时建立。４３年他已掌握了最后决定权，４５年这个权力变成无限期和不可改变的，并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由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共。从１９２１年共产党建立，到１９４5年之间，有二十四年，为研究毛的这一权力的形成，必须简单叙述中共的历史：
第一阶段：从２１年到２８年，可称为“大革命时代”。这一阶段苏联直接指挥中共。因为中共是国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和共产国际是上下级关系。另外国民党执行联俄政策，孙中山蒋介石也接受苏联的援助指导。苏联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亲苏政权，对抗西方和日本。这一阶段的结束于１９２７年：国民党突然投靠西方（借宋氏家族之斡旋），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指挥，实行反共。使中共失去了建党以来主要的根据地——城市，被迫到农村偏僻地区寻找生存空间。但是共产国际有关人士，把失败的责任到陈独秀身上。
第二阶段：从２８年到３５年。可以简称为留苏派在根据地夺权阶段。大革命失败后，对农村比参熟悉的有识之士，如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在农村偏僻地区建立红色割据，获得生存发展空间。而留在城市的共产党则被消灭殆尽。共产国际发现了农村割据是中共生存的惟一道路。这时就出现了谁来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时有两种人，一种是曾到苏联留学，和国产国际关系密切的人；另外一种是农村出身，大革命失败后在农村建立红色割据的人。前者简称留苏派，后者可简称乡土红军。共产国际信任留苏派。于是就有留苏派回国，或从城市到苏区夺权，以肃反和肃清托派为名，对乡土红军干部大肆屠杀。这就是三十年代初期的肃反，被杀的农村红军干部达几万人。与此同时，乡土红军中各派系也借此机会，屠杀异己势力。比如毛泽东借机屠杀原江西福建当地农会组建的乡土红军。而留苏派人员中的各小派系，也互相争斗，争夺领导权。
这一阶段也以失败告终。留苏派夺权的结果，使红军的力量因内部肃反而大幅削弱。共产国际和留苏派不懂中国具体情况，莫斯科的遥控导致接二连三的战略错误。忽而要求攻打城市，忽而要求全国起义，忽而要求寸土必夺，忽而要求“革命高潮”。其主要目的并非推进中共革命，而是改善苏联的国际环境——用中国革命牵制日本和西方。在莫斯科的王明，指定书生博古为党的领导，德国人李德指挥军事，凡事服从王明的遥控。王明自从３１年从上海去了苏联，从来不曾在苏区工作。这导致了３５年的反五次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向西面逃跑。中共实力受内部肃反和外部围剿双重打击，遭受严重损失。
第三阶段：从３５年到４5年。毛泽东建立绝对权力。这一时期斯大林（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同时派苏联信任的留苏人员监视督导。这一阶段的开始于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１９３５年中央红军撤出江西的时候，把最宝贵的电台都给丢了。结果在遵义召开会议的时候，无法和共产国际联系，也不能接受其指示。遵义会议是中共第一次不受国际指挥的会议。这救了中共的命：大家把李德罢免了，让了解中国情况的张闻天、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担任领导。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派陈云到苏联汇报（到了四川之后才有机会出发），陈云（和其他人）成功地说服了斯大林，斯大林从此得到一个结论：从２８年到３５年的经验证明，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下，非毛泽东领导不能生存。只有毛泽东有办法，对付这类由德国军官设计的，计划周密，武器先进的围剿。从此他支持毛泽东。所以在张国涛和毛泽东的冲突中，国际派出张浩支持毛泽东。但是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放心。在苏德战争前夕，为了督促中共支持国民党反抗日本，以减轻苏联东部的压力，在37年派王明回来，督导中共的国共合作。在这一阶段中共转危为安。并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之下，树立起毛泽东的领导权。
1９４１年６月，德国入侵苏联，苏联的战况危急，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斯大林同意停止世界性的共产运动，并在４３年６月解散了共产国际。毛泽东在４３年３月，被中共赋予最终决定权。这是因为没有了共产国际作为最后决定者，在中国就需要这么一个。
与此同时，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打击王明为首的，失去了共产国际支持的留苏派，也整肃可能和留苏派联合的知识分子（抗战之后加入中共阵营的）。这一阶段毛泽东依靠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刘少奇在３０年代领导工人运动的时候，曾经在很多问题与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意见不合。虽然刘少奇也曾留苏。但是共产国际不喜欢刘少奇，认为他在工会运动上右倾。３２年的时候，国际通过当时的临时中央，指示：“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并决定：“撤销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长职务，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
自从刘少奇到北方局工作，对王明以共产国际发出的指示，一直作抵制。以至于北方局被认为是对抗王明的基地。所以毛泽东把刘少奇拉上来，作反对王明的重要联盟者。毛不但依靠他们打击王明，也依靠北方局干部整肃从苏区长征过来的干部。让这些老苏区干部乖乖听话。同时，毛利用工农分子整肃知识分子，因为工农干部在上一个阶段，也就从３１年到３５年，被留苏派借肃反之名残酷打击，不但对留苏派心怀仇恨，对新加入的知识分子也疑虑重重。他们是毛的坚定支持者。延安整风之后，在中共内部建立起三种的优势：第一：乡土红军，对留苏派（以王明为代表）的优势。第二：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干部，对原苏区干部的优势，第二：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的优势。这三种优势比较错综复杂。比如说，陈毅是乡土红军，但是也是苏区干部，而且是留法学生——算知识分子。所以他也挨整也整人。算是延安整风中的中间分子。所谓中间分子，不是在两派中间，而是在整人和被整中间：他被整也整人。后来还是启用他作南方的军事领导，但是，和所有苏区干部一样，受北方局刘少奇等人的控制。这种既被整也整人的处境，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频繁地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也算是中共生活的一大特点。
第三个阶段：45年到50年。是毛泽东领导大成功的时代。在４５年二战结束。苏联和美国重新对立。美国建立起反苏反共的西方集团，斯大林企图重新建立共产国际，并在１９４７年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该机构本计划代替以前的共产国际。斯大林借苏联的强大力量，强迫恢复苏共对其他共产党的上下级关系。这时候刚刚摆脱苏联控制的中共，急于抵抗苏联的干涉。在这种形势下，在１９４５年４月开始的中共七大上，以刘少奇（北方局）为主力，农工干部为基础，赋予毛泽东无限期绝对的权威，并提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纲领。从而杜绝了以后苏联人超越毛泽东，干涉中共的可能性。
１９３７年回国的王明，对此事有很大帮助。因为王明的破坏力太大，一是因为他特别地能讨国际领导人的喜欢。３０年代他靠共产国际的东方部负责人，他的老师米夫，在中国主持的会议上，强行让他当上了中共的领导。３７年他回国之际，把女儿寄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基米特洛夫的家里，足见两人关系密切。王明本人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在４３年６月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对中共来说，王明是上级单位派下来的钦差，手中握有国际的尚方宝剑。共产国际派王明回来，是让他督导中共，把中国变成苏联的东南盾牌。因为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力量，远远大于共产党，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才是抗击日本的主要力量。所以苏联不愿意中共和国民党对抗，拖国民党抗日的后腿，而要让中共协助国民党拖住日本，使其不能或暂缓进攻苏联。王明执行这一任务的方式，有苏联和他个人的特性：一回来就借肃反肃托，屠杀干部树立权威。这也是三十年代留苏派夺取苏区领导权的方式。他先杀了张国涛的两员大将黄超和李特，显示其权威。至于为什么要杀张国涛的干部，也是因为这是斯大林已经决心支持毛泽东，而且张国涛因心怀不满，在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共产国际指示放蒋合作，本来主张杀蒋的毛泽东马上服从，但是张国涛却仍主张“打到南京”。王明杀了黄超李特，把张国涛吓得逃出延安，也迫使原四方面军的干部投靠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基本实力——在文革中作用巨大。这也使长征干部下定决心，坚决不能让王明再掌握大权。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把一直和王明对立的毛泽东抬出来，并给予他最高权力。
45年到50年的现实，证明毛泽东领导的高明。中共内部大多数人，想不到在短短四年之中，打败了国民党的400万军队。中共从在穷乡僻壤被围剿的状态，一变为占有整个大陆。毛的绝对权力和威信，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了解了以上三个阶段的大致情况，就知道毛泽东获得绝对领导权，既靠他自己的能力和奋斗，也有乡土红军和留苏派（苏联）之间的斗争的助力。另外，可以看出毛泽东非常会利用中产党内的各派系的冲突。比如刘少奇之北方局干部，都没有去过苏区，以前在党内的地位不高，在军内没有地位。但是现在延安地处北方，北方局的作用和地位提高，毛泽东马上抬高他们，打压老南方苏区的干部。
５０年之后，毛泽东的地位巩固，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仍然服从斯大林的指挥，而且比４５年到４９年这段时间，更依靠苏联。原因有两个。第一：攻打金门失败。说明要想攻占台湾，必须有空军海军。他需要苏联给他提供这两方面的援助。在一江山岛战役中，苏联装备和战术显示出优越性。第二：朝鲜战争使他意识到了斯大林的谋略高明，实力强大，远在他之上。斯大林使用计谋把中共拖入朝鲜战争，毛泽东直到骑虎难下之际，才恍然大悟。
简单地说，斯大林的谋略包括三个步骤：１，苏联从朝鲜撤军。二战结束时，苏联和美国分别占领朝鲜的南北两部，以３８线为界。苏联提出亚洲的共产运动由中共主持，苏军撤出朝鲜。让中共把朝鲜藉和朝鲜族的解放军，共五万人，两个整师，和一些零散部队，整编为三个师，交给金日成，成为朝鲜人民军（韩战爆发前１５万人）的骨干。毛泽东对此安排有很大热情。因为当亚洲共运领袖，显然是比当中共领袖，提升了一大级，也是向世界共运领袖进发的第一步。所以毛泽东不但答应斯大林的要求，而且还主动说，中国将承担那三个师的后勤补给。２，斯大林装备朝鲜，并发动朝鲜战争。现在对中共是否在事先知道朝鲜战争的爆发，各说不一。但是，我们应该想到，中共和朝鲜军队关系密切，不管朝鲜和苏联是否正式知会中共，中共也应该能得知战争的准备情况和大致的开战时间。据说中共能提前得知德国侵苏，日本袭珍珠港，他怎么能不知道朝鲜开战？但是开不开战，中共并无决定权，所以知道也没用。
斯大林也知道，由于朝鲜军队和中共的关系，和苏美两大阵营当时的状态，只要朝鲜一开战，美国必然会加强对台湾海峡的监视和防卫。因为美国必以日本为韩战基地，为了在朝鲜打仗，驻日美军必然倾巢而出。日本空虚，台湾就成为日本的最重要的屏障。美国必然动用海空军防卫台湾。凡是有军事常识的人，看看地图，便可一目了然。而一旦美国防卫台湾海峡，则中共和美国等同于开战。因为这时中共公开宣称的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就是渡过海峡，“解放台湾”。所以斯大林一旦把朝鲜推入战争，等于已经把中国拖入战争。３。苏联还有更厉害的一招。韩战一开，中美进入准战争状态，但是战争状态并非战斗状态。在战争状态中，双方可以掘壕固守，互不冲锋射击。而斯大林的下一步，把中共拖入战斗状态：当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金日成溃败，苏联对毛泽东说，如果中国不出兵，可以让朝鲜同志退入中国境内，组织流亡政府。中共下入朝作战的决心，实在是因为斯大林的这一句话。因为一旦金日成进入东北组织政府，他就不可能再回朝鲜——正如他在５３年停战之后不能再过三八线。而东北和苏联接壤，朝鲜族和朝鲜国民为数众多，如果在这里建立苏联支持、控制的朝鲜政府，东北是否还是中国的领土，就成为绝大问题（按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东北大部在朝鲜版图之中）。但是不放金日成进来，对毛泽东来说，也不行。因为他已经在全世界共产党面前，接受了斯大林的重托：亚洲的共运靠他。而且金日成所剩下的残兵，很多是从中国出去的军队。中共不可能不让他们进来。于是，中共只有两个选择：或是放金日成进来，丢了东北；或是帮金日成打仗，让他重占北韩。对于中共来说，只可能选择后者。
应该说斯大林的谋略实在高明。毛泽东在４９年就被斯大林装入与美国对抗，替苏联打仗的口袋。但是他还自以为地位提升——从中国领袖变成亚洲共运领袖。当然毛泽东到了朝鲜开战之时，还是为自己要了一个高价。就是让苏联装备中国军队，并提供飞机军舰，建立海空军。所以毛泽东和中共在韩战之中也不能说全无所得。只能说得不偿失。当然，对毛泽东来说，最重大的损失是太子毛岸英被炸死了。
对于毛泽东想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斯大林应该早有所知。其获取该情报的渠道有很多条。其中一条是为共产国际在华做情报工作的史莫特莱女士。史莫特莱为美国作家，抗日战争之前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基地上海）工作，受著名间谍佐尔格领导。现有资料说她也为苏军情报部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之后（1937年），受国际（苏联）委托，到延安和新四军，对中共重要领导人作近距离考察。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大多是乡土红军，共产国际不熟悉。史女士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想作国际共运的领导人，但是缺少国际知识。这一评价好比是说：他想当工程师，但是没学过数理化。或者，他想当医生，但是没上过医学院。这对斯大林有重要意义。因为斯大林就是利用毛泽东的这一愿望和缺陷，引导他和美国作战。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有当国际领导人的雄心壮志，我们只能说这主要源自他的性格特点。争强好胜是动物本性，雄性哺乳动物都有这种特征。所以毛先生有此性格也完全正常。但是毛先生的好胜心理强到了反常异常的程度。正如刘少奇所说，毛的自尊心极强。这极强和超强，可能会出问题。问题之一是不顾现实条件，也要赢；之二是赢了无益，甚至有害，也要赢。如果研究毛泽东的诗词，其特点就是极强烈的想赢。不但要赢世人，还要赢古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他不但要赢中国人，还要赢外国人。不但活着要赢，死了还要赢。而且一次赢不了，接着再奋斗，非赢不可。这种心态在他小时候所作的【青蛙诗】中已表露无遗：我要是不先叫，哪个虫子敢叫？他自己说的座右铭：“与天、地、人奋斗，其乐无穷”，“撞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一般人对赢没有这么大热情。大家看看现在广场上的那个古怪建筑，那就是毛先生“非赢不可”，“赢了世人赢古人”，“活着要赢死后还要赢”，的象征——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正对着宫门修建自己的大坟。
但是毛泽东碰上了对手，就是斯大林。上述两件事：攻金门失败，和朝鲜战争，再加上延安整风时代，给他带来灵感的斯氏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让毛泽东对斯大林心服口服。这对中共有好处。因为毛泽东信服了苏联，在５０年到５６年，诚心诚意地引进苏联的工业和军事装备。这导致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业化方面十分成功。军事装备也突飞猛进。
在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认为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不能和斯大林相比，也不能和他毛泽东相比。苏联当老大哥的时代应该结束。也就是说，他又有赢的机会了：要赢过苏联。他先肃清内部，整肃了苏联在中共内部留下的几个钉子。主要是高饶和潘汉年。这其中有冤情。现在并没有公布饶漱石和苏联的关系。他确实曾在苏联工作。另外潘汉年在上海和香港的情报工作，本来就一直受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的直接领导。但是也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他和苏联有不正常关系。他也曾是国际派的重要干部。潘在１９３３年从上海到苏区，任中共中央局（即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这是他一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而１９３３年也正是国际派在苏区全面夺权成功的时候。在１９３５年他参加长征，中途被派出到香港和共产国际接关系——在红军离开江西苏区之前，苏区的电台被破坏，上海的电台被国民党查获。所以当时和共产国际断了关系。他到香港和国际接上了关系，然后和陈云一起到了苏联之后，在１９３６年二月，即奉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之命，和国民党驻苏联的武官邓某会谈，商议国共合作事项，而这时候红军还在陕北和国民党军队苦战。之后潘汉年回国，和陈立夫的代表会谈之后，再到陕西向中共领导汇报。潘的行为明显地表示，和国民党的交往，完全由国际一手操纵。可以说潘主要是为国际工作。他自己在５４年才交代在１９４２年，有一次在来不及向延安请示的情况下，被李士群拉去面见汪精卫。事后也没有及时向延安汇报。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我们现在可以想到，毛泽东一定会考虑到如此重大的事情，潘汉年一定是奉共产国际之命进行的，而非偶然行为。至于饶漱石、潘汉年和扬帆在上海解放后留用大量国民党和汪精卫政府的特工，则部分应是有共产国际背景的特工（以拉潘汉年见汪精卫的胡均鹤为首，胡被潘任命为上海公安局情报中心主任）。在３３年之后，中共在上海基本上停止了活动，上海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只能脱离中共的领导，接受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直接指挥。其中有不少人员打入国民党和汪精卫体制中工作。对于这些人，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不敢动，现在当然不能放过。至于高岗，现有苏联出版的斯大林的翻译费得林的回忆录，说４９—５０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斯大林给他一份材料，其中有高岗要求脱离中国，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信件。这事发生在朝鲜战争之前，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必须服从斯大林。而斯大林把这份材料交给毛泽东的目的可能有三个：一是说明对毛泽东的信任。另外一个是告诉毛：在你的内部，有我的很多人，我并不在乎高岗一个。第三个目的，是看毛泽东对高岗的态度。如果回去就整肃高岗，那说明你毛泽东有反骨。毛泽东的反应，是回国后给高岗重任，并让他主持朝鲜战争的后勤。这一工作需要和苏联密切合作。等到斯大林一死，毛泽东就找借口整肃高饶。其中的原因，表面上是高饶鼓动保持、扩大各大区的权力，反对中央对各省的直接控制。当然这也是重要原因，但是苏联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当时高岗已经上调北京任计委主任，饶漱石也上调中央任组织部长，都已经脱离大区。1956年11月158，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讲到“里通外国”问题时说：“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杨尚昆回忆录中，也说该事件“有国际背景”。
至于说他们反对刘少奇，笔者不知其真假。饶漱石的太太陆萃当时任刘少奇秘书。想不出饶漱石为什么要反对他。或许高岗不喜欢刘少奇。不喜欢的原因，可能有权利地位之争的因素——北方局的势力太大。也有和苏联的因素：苏联人一直不喜欢刘少奇。一是因为刘抬高毛泽东，以防止苏联在二战之后重新领导中共。二是因为刘少奇从３０年代开始，对抗国际对白区和工运工作的指示，反对王明的遥控。
和潘汉年一同被整肃的杨帆（上海市公安局长），则是潘汉年亲信。现有文章说，建国初期从上海有人写匿名信，举报江青在上海的各种行为。而扬帆做过对江青的调查。于是，这事就落实到他身上了。当然，也有人说扬帆也和苏联联系。潘杨的罪名之一是“以特制特”，这也是饶恕石的罪名，可是，以特制特从上海解放就实行了，毛泽东和其他人都没有反对。到了整肃高饶的时候把这件事翻出来，上述“国际因素”应是主要原因。
绝对权力引起的问题
１９４５年（４月到６月）中共七大赋予毛泽东无限期的一票决定权，并把他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方针——在七大会场主席台的上面，挂上了大横幅：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奋勇前进（或许差几个字，意思是这样），使他的地位远高于所有领导人之上。这种权力对别人当然是威胁。因为有了这种权力，别人说的都不算，他要整肃别人，别人无力抵抗，也无处申述。正好毛泽东就喜欢“与人奋斗”。拥有绝对权力的人喜欢和你斗，你当然没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其他人都想废除这种权力。如果毛泽东也想废除这种权力，当然是中共之福，中国之福。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与之相反，他在不停地为保持、加强和扩大它而奋斗，他的斗争对象包括蒋介石，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总之他都赢了。但是他也知道，为了保持绝对权力，必须找到可靠的人，使自己在老年无能的时候，还能有人帮助自己保持这一权力。而这个可靠的人，也必然是继承这一权力的人。因为这人也应该拥有仅次于绝对权力的权力，而且在毛泽东衰老之际，替他行使绝对权力。这是绝对权力自己的特有逻辑。不分古今中外，凡是绝对权力都必然引发这么一连串行为：维护该权力，为保持权力寻找可靠接班人。
但是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在５０年代引发了严重的问题：这一权力把中国经济搞坏了。
这要从前几年说起。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认为他的地位该相应上升，而这上升应该伴随着中共的国力和成就。如果中国还是穷国弱国，经济落后，军队连台湾都打不下来，需要接受别人的支援指导，那他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于是在各种场合中，毛泽东鼓励大干快上。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兴奋点，在“大干快上”，或“快速过渡”上，这一阶段和５０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有很大不同，因为５０以前是战争年代，５０年代为建设年代。所以我们可以把５０年代的毛泽东思想，叫做“大干快上”阶段，也可以叫做“毛思想２”。意为毛泽东思想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特别是在１９５３年以后，他参与经济工作。从５３年起，根据毛自己的要求，中央有关经济问题的文件，必须经过他签字，才能下发。对于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比如农业合作社，则完全由他决定。农村合作化原定用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十五年完成，但是他说两年就行，还说周恩来是小脚女人。既然他明显地表现出急不可待，下面的人也热衷于突飞猛进。结果1956年在各个方面，都有些浮夸乱搞。这使经济领导者们相当担心。因为中国的经济从战争中刚刚恢复（５３年朝鲜战争才结束），根本经不起乱搞。56年中期，中共中央除了毛泽东之外的全体成员，都参与了一场“反冒进”行动。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反对56年及之前的各种不符合科学，也不符合实际的政策和措施。反冒进只持续了一年，就是从56年到57年，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57年中国经济空前繁荣。
但是毛泽东不喜欢反冒进，他喜欢冒进——冒进许诺快速过渡。他给冒进改了一个名字，叫做跃进。他一个人喜欢冒进，就把中共中央其他所有人的意见否决了。不但否决了，而且还把那些反冒进的人批判了一通。他解散了（５８年１月）当时领导经济工作的财经五人领导小组（以陈云为组长）。而且，就在这一年（57年）中，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关联的。毛泽东说：反冒进为右派分子提供了弹药。这么说有道理。因为反冒进依靠的就是知识分子。用知识分子的科学知识和数学计算，否定冒进分子不符合科学的做法。如果把知识分子整得落花流水，或是劳改或是戴帽，那么就没有人敢用科学和数学，否定冒进。喜欢冒进的人，必然冒进得更起劲。
也就是说，冒进和科学是对抗的两件事。冒进分子和知识分子也是对抗的两伙人。陈云周恩来等人反冒进的时候，依靠的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结果把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了，他们频频发言，批判工农干部的无知蛮干，欺上瞒下，谎报成绩。乃至于有些知识分子以为“天将降大任于知识分子，经济建设要靠咱”。于是开始说话，提意见。党外人士也以为冒进行为说明共产党的工农干部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自古以来是老粗打天下，读书人治天下，共产党也逃不脱这一规律。这激发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灵感。于是就有了反右运动，把那些敢用科学反冒进的人，通通消灭。可以说反右是对反冒进的迎头痛击。大跃进是反右的直接后果。
５７年反右整肃了知识分子，紧接着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正式向反冒进的中共领导开炮。他批判并解散了当时领导经济的五人小组（以陈云为首，57年1月成立，只工作了一年），大张旗鼓地开始“反反冒进”。由此他的绝对权力又扩大了。在这之前，经济和建设的领导权，侥幸地游离于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之外。因为领导这种事情，需要特殊知识，而毛泽东偏偏缺少这种知识。但是现在有知识的人闭嘴了，毛泽东的绝对领导权扩展到经济领域。他把陈云等人已经制定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部推翻，并把“冒进”两字改为“跃进”，还加上了个“大”。发动了纯毛泽东个人色彩的“大跃进”。毛泽东说他找到了两件法宝，一是发动群众，一是人民公社。这两件法宝苏联不会，陈云周恩来也不会，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这两件法宝的绊脚石，但是他毛泽东会。有了它们，他一定能领导中共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但是，在58年一年多的大跃进中，原本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迅速崩溃。
彭德怀在59年庐山会议，批判毛泽东的经济政策。读者应该了解对彭德怀这一行动的悲壮性：为什么站出来批评大跃进的，不是管经济的，而是国防部长？因为在58年1月南宁会议“反反冒进”，领导经济的陈云周恩来等人，都已经被整肃了。他们在58年反复检讨，并交出了经济的领导权。毛泽东说他们离右派只有50米，他们的反冒进为右派分子提供了反党的弹药。所以在59年庐山会议，这些人已经不能或不敢站出来批评毛泽东了。在59年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的发难，可以算是“反冒进（跃进）的最后的自杀冲锋”：别人不敢干，他们来拼命。黄克诚是57年1月成立的五人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在58年一月南宁会议已经被批判过一次，这次还敢站出来发难，应该算作“二次敢死队”。张闻天本是留苏派，在遵义会议被选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自己辞职不就），解放后任驻苏大使，向毛泽东传达过苏联对大跃进的反面看法。他为人正直，威信很高，是毛泽东提防的人物，在延安整风已经被整过一遍。如果他顺从毛泽东，还有活路，如果参与反毛，则下场必然悲惨。所以他发难，应该算是“不要命”。周小舟是毛泽东的秘书，是毛的亲信，时任湖南省书记。应该说是正在上升的明星。他支持彭德怀，应该算是“文死谏”。庐山会议这四个人都是“舍身取义”。（在文革中除了黄克诚依靠特殊的心理和身体素质，活了下来，其他三个都死了）。
但是毛泽东却把他们的行为，看作对自己的绝对权力的挑战：这不是明明说我不能领导经济？如果是这样，我的绝对权力，不是必须退出经济领域？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不就是被实际上架空？还不只如此：因为大跃进导致大批人饿死，毛泽东应该对此负责，主动放弃绝对权力。因为显然是这个绝对权力，造成了如此恶果。因为没有这一权力，毛泽东一个人不能否定５７年初开始的反冒进（陈云后来说，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参与了反冒进），也不能推翻已经制定、并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那么就不会出现经济灾难和饿死人的情况。所以彭德怀庐山上书的合理结果，是毛泽东放弃绝对权力。毛泽东并没有把彭德怀上书事件，当作单纯地对大跃进的评价，而是说他有阴谋，想夺权——把他手里的绝对权力夺走。而且这是里通外国的夺权。因为苏联人也批评了毛泽东的跃进。
或许，彭德怀发难有其它原因：在1958年林彪突然发起在军内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粟裕和萧克被整肃。彭德怀在以前和粟裕有冲突。所以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彭德怀冲锋陷阵，给毛泽东和林彪当枪使。但是这引起广大干部的不满。刘伯承带病作检讨时，全场上千军官起立敬礼，检讨完全场起立鼓掌。因为这种整肃实在是无中生有，派别斗争。这是毛泽东、林彪分化务实派的阴损的一招。彭德怀事后发觉上当，悔恨交集，在59年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算是以战死疆场，向世人谢罪。
自从59年庐山会议之后，如有反对毛泽东的政策的（并非挑战他的领导地位），再也不敢搞“阳谋”，只敢搞“阴谋”。因为庐山会议已经表明：谁反对毛泽东政策，他就认为谁要阴谋夺权，他就打到谁。
我们再反过来看看“反冒进”。这个反冒进开始于1956年初，其发起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其高潮在５６年6月，当时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中央工作会议。其精神发表于５６年6月20号的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反冒进初期，具体目标以下几个对经济已经造成不良影响的事情：农业合作社化（陈云说它不能解决农业问题），公私合营（陈云提出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赤字预算（超过财政能力的基本建设投资，56年的财政赤字为30亿），和当时越来越严重的虚报、浮夸、乱指挥。当时的政治局成员都参与了反冒进。他们说有些事情虽然应该作，但是说搞大了搞快了，搞冒进了。比如说合作化，原来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5年完成。也就是在1970年左右完成。但是毛泽东说刘少奇周恩来是“小脚女人”，一年两年就搞完了。为了合作化，中央财政投入了80亿人民币，在当时是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是，结果并不好，陈云说，合作化的效果可能要若干年以后才能看出来。而且说，合作化不能解决农业问题。农业问题就是产量问题，事实证明单干产量高。再说这公私合营，陈云在56年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公私合营后，全聚德和东来顺不好吃了。思考能得出什么结果，他没有说。后来随着反冒进的深入，逐渐发展到各个领域：凡是反科学的事情，都被提出来批评。
现在是2005年，现在回头看，可知56年反冒进，到了80年代才取得成功。文革以后的经济政策，是50年代务实的经济政策的伸延和发展——合作化“退”够了：刘少奇说要“退够”，也就是把众多的合作社解散，现在都解散了，全国都包产到户；企业私有化，发展私营经济，这是公私合营的反向发展。至于浮夸虚报，现在还在反。有人惊奇文革之后何以经济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应该说，这些政策在57年以前，已经实行过并且行之有效——实际上在61年刘少奇主持经济工作的时候，也曾再次实行，而且再次证明有效。所以文革之后邓小平赵紫阳等人，搞包产到户，私有经济，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当然，文革之后有了日本台湾韩国的经验，引进外资，搞出口加工，都是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措施。所以80年代的务实派，比50年代的务实派，还是进步了不少。但是，他们隔三十年一脉相承，领导人也有延续性：陈云和邓小平。
我们可以看出，从50年代开始，中共高层就有一些“务实份子”。他们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如果研究他们的政策纲领，可以说这么四条：1,黑猫白猫；2,摸石子过河；3，两手都要硬。4,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务实派没有组织，人员出自各个山头，知识分子（在中共干部中，高中以上就算是知识分子。去国外勤工俭学的，是大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很高。他们的四条纲领的后三条是在80年代邓小平明确建立的，但是在50年代已经形成。第三条“两手都要硬”，一是指坚决地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二是指用强硬的行政手段，为发展开路，比如说现在的强行征地征税，集中资源，建公路、工厂。所以这务实派就是务实派，并非民主派或自由派。如果谁要是手硬得不够，或者一手硬一手软，那就被务实派抛弃——比如在80年代末发生的事情。谁要是把务实派当作其他什么派，也会领受惨痛教训。
反冒进蓬勃发展好日子实际上不到一年，也就是从56年初，到57年1月，因为在57年1月，毛泽东就提出“反反冒进”。“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右实际上和反反冒进是一回事。反右打击的是知识分子，也是反冒进的基础。反右之后，到了在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反冒进派就被彻底整肃了。而且在58年一年之中，开了几次会议，越来越严厉批判“反冒进”。在58年6月的8届二中全会，已经变成了个人攻击：连陈云的长像，说被人说是像奸商（从此之后陈云和奸商有了关系：康生在文革的时候批判陈云，说陈云的经济学是奸商的经济学）。周恩来也提出辞职。如此，务实派被镇压了。然后在一年之后的59年，彭德怀等人再次发难——当敢死队。但是又被整肃。务实派从此不再出声，直到林彪死了，周恩来把邓小平拉出来，搞了一年的整顿，但是也就是一年，就被毛泽东再次镇压。然后，就要等到毛泽东死了，务实派才能咸鱼翻身。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文革，就可知所谓“走资派”并非空穴来风，这个走资派就是务实派。他们虽经57年反右，58年反冒进（南宁会议），59年庐山会议多次打击，但是在61到65年，在刘少奇的领导下，闷头工作，无声发展。因为毛泽东这时必须对务实派让步，必须利用他们，把崩溃的经济恢复过来。这好像有点“阴谋”的味道了。大家慢慢往后看，就知道这是毛泽东的用人之道：用时让步，过河拆桥。这种办法对毛泽东来说，也相当危险，就是让步时对方迅速发展，到后来拆桥的时候就要费劲。这务实派乘毛泽东让步的时候，从61到64年迅猛发展，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山头的，遍布各领域的，虽然没有组织，但是纲领比较明确的派别。他们的主要原则就是上述四条。这四条和毛泽东的相反。其成员在政府中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其中邓小平是在大跃进之后加入的。在军内有贺龙罗瑞卿罗荣桓刘伯承。他们来自不同山头，以前曾经互相斗争，比如刘少奇的北方局，曾经打压过周恩来等南方苏区干部；邓小平对整肃彭德怀方面出力很多，彭德怀在整肃刘伯承粟裕方面也曾一马当先。但是，大跃进教育了他们，三千万被饿死的农民教育了他们，从而在务实方面形成共识。
到了65年，毛泽东认为经济已经部分恢复，可以用不着务实派了，而且，这务实派也太强大了，严重威胁他毛泽东的地位。在四清的时候，刘少奇已经向毛先生叫板。毛泽东从65年开始，逐步地打击分化务实派——先把北方局和苏区干部分开——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延安整风时他毛泽东自己挑起来的。毛泽东还给务实派扣上了帽子：走资派，并在66年文革中把刘少奇贺龙消灭。
另外，我们可以看出反右和“反反冒进”这两个运动，和延安整风的关系。这两个运动都是依靠工农分子，整肃知识分子。延安整风的结果，对中共来说，相当不错。因为战争时期工农干部比知识分子更有用。工农干部亲身参加作战，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出现很多军事人才。依靠他们只用了四年，就把国民党的四百万军队打垮了。在这期间苏联要求中共和国民党隔长江分治，中共没有理会。如果留苏派还掌握大权，共产国际还是上级机构，那么中共就必须服从苏联的指示。对于毛泽东来说，延安整风是成功经验。这个经验说明：依靠工农分子，由他领导，就能完成大业。
显然毛泽东把这一经验用在反右和反反冒进上了。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上，和在苏区的留苏派一样，只能起坏作用。留学回来的专家，和留苏派是一类人，外国专家和李德是一类人。如果依靠知识分子的计划和计算，从５７年算起，中国可能要到四十年之后才能赶上英国。２００５年据说大陆的ＧＤＰ赶上了英国。也就是说，从５６年起，实际上中国花了５０年才赶上了英国，还只是在ＧＤＰ上，在科技方面还差很多。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革的破坏，ＧＤＰ可能在１９９５年赶上英国。
毛泽东对这种科学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计算和计划，没有兴趣。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兴趣，理由也很明白：他在７６年就死了，这时离开ＧＤＰ赶上英国还差三十年。也就是说：按知识分子的科学计算，到他死了，中国也还是弱国穷国。他老先生的国际共运领袖的地位，还是不能建立。因为斯大林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显然是和苏联的强大实力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毛泽东着急。他希望中国八年就能超过英国，十五年就能赶上美国。我们算算：从５８加上十五年，正好是７３年，离开他死大约是三年。也就是说，如果按他的大跃进速度，在７３中国赶上美国，之后他能当三年的世界第一强国的领袖，当然也一定是国际共运领袖。那时候他或许和现在的布什一样，在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军事基地，空军和海军控制着世界的天空和海洋。他就空前绝后地赢遍了全世界——正如现在美国某些人的感受。如果按知识分子的计算和计划，这么美好的事情都不存在。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本人并不懂科学，所以他认为可能出现奇迹，也就是中国突然就发展了。怎么能“突然发展”，他有经验。就是靠人多。他说过：我有两大法宝，苏联人没有。这两大法宝第一是人民公社，第二是发动群众。他还说，我就不信建设国家，比打败国民党４００万军队还难。四年时间就打败了４００万军队，那么８年还赶不上英国？现在看来，他那两大法宝，实际上是一大法宝，就是人多，和让这些人拼命。
毛泽东在这里犯了很幼稚低级的错误。这些错误还正好是他自己批判过的。首先他犯了经验主义错误。他把打仗的经验，用在经济建设上．另外，他自己说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法的灵魂。经济建设和打仗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他却把这二者混为一谈。
毛泽东的能力
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在60年发动二次跃进，在60年一月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上，仍高喊赶超英国。“三年完成农村发展纲要40条”。虽然全国都在饿死人，毛硬说“形势大好”。“成绩极大”。并在６０年整整一年，用用最严厉的办法，强行推动跃进——高征购，公社化，食堂化。有的地方已经把农民渡饥荒的野生植物，都算在征粮的范围之内。有报道说有村干部私藏红薯，被抓进监狱受虐待而死。用了如此强大的压力，毛泽东眼巴巴地等着60年秋收的好消息。好消息没等来，等来的消息比以前更坏。实际是把59年的已经崩溃的经济，再破坏一遍。60年发生大饥荒，是毛先生二次跃进的伟大成果。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声称一定是阶级敌人捣乱，不整肃这些捣乱的人，他的经济路线不能成功。在1961一月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被地富反坏把持。各地出现“乱子”（指饥荒），是因为阶级敌人复辟。现在我们不能听毛泽东说什么就以为他想什么。表面上来看，毛泽东这时认为跃进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实际上我们应该认识到，毛泽东这时已经明白，他的农业政策根本不对头，他的大炼钢铁也根本不科学，他也清楚地看到大跃进已经失败了。正是因为这样，一定会有人跳出来，挑战他的领导地位。一次跃进失败，出来个彭德怀一伙人反对他，这二次跃进又失败了，不少人吵吵着要给彭德怀翻案，也会有更多得多的人反对他。他毛泽东把经济搞砸了，一定有人要求他承担责任。所以这时毛泽东提出“阶级敌人捣乱论”，表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危机，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卫自己的地位。为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整肃，整肃，再整肃。毛泽东这时提出阶级斗争，好像是针对地富反坏右，但是实际上是针对以后的挑战者。这挑战者到底是谁，毛泽东那时还不确定，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有。所以这时他放弃经济工作，去专心搞更重要的阶级斗争。
现在人多以为毛泽东天才，林彪善战。如果从才能方面看，实际上这二人和刘少奇一比，只能算是“偏科”，而非全才。毛不懂经济。最简单的经济常识也没有，他不知道炉子越大，其表面积和体积之比S/V越小，可能的炉温越高，钢铁的质量也越好，也越节约燃料。这是中学应该学的数学常识。毛泽东数学很差。缺乏常识。后来毛泽东自己说：“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条件，不能凭手气。”。这种水平，怎能赶超英美？毛泽东的手不能碰钱，不用钱当然不懂经济。外加上马克思理论的中心，就是否定市场、资本和商品。因为剥削从此而来。所以资本和商品是万恶之源。毛泽东喜欢的是供给制，大家不买不卖，只需分配领取。所以毛泽东的经济知识为○。但是他偏以为自己什么都行，还写过“十大关系”，论述经济问题。使用的是他的矛盾论。这种经济理论，并无任何实用性。另外有一古怪事实，可说明毛对农业的了解，那就是毛相信亩产十六万斤，后来很多人说不可能，毛就问火箭专家钱学森，一亩能不能打十六万斤。钱说只要光合作用够了就有可能。所以各地造假干部，拍马书记，在田里支起了探照灯。毛泽东还亲自跑到河南徐水十六万斤田看了一次。毛泽东自己是农民出身，却连这个都能相信。只能说他自己是传媒和宣传机构的牺牲品。如果他有一点数学知识，可以简单地计算一下，十六万斤的稻谷，在一亩地上，会铺上多厚的一层。只要作了这个计算，不用去河南去看，就知道那是胡说。
他为什么不作这种运算？因为他不会。他不会，可以让别人替他算。但是，他又不信任知识分子。于是这就成了大问题，这问题就是：他想要什么，宣传机构就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这和“逼供信”差不多，可以叫做“要唱信”。他想要，人家就唱，他就信。他成为自己的宣传机构的牺牲品。用要唱信对付自己，逼供信对付别人。结果不问可知。这个“要唱信”威力非常大。现有于光远先生的文章【两件丢脸的事】，说他在大跃进的时候，相信亩产小麦７千多斤。和他一起去参观的农业专家不信，带着一杆称。于光远认为他是臭知识分子，不相信工农群众。按说于光远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第一专家。他也抵抗不住“要唱信”的威力。实际上，那时候小麦亩产４００斤已经是少见的高产。这是笔者所在的学校自己试验所得的结果。因为５０年代没有化肥和改良的种子。这事也奇怪：中国有很多农业专家，光是农业学院全国也不知有多少。毛泽东为什么不去问他们，却问火箭专家钱学森？钱学森自己从来没有种过地，可能五谷不分。应该说所有农学家和所有庄稼人，都被反右整怕了。只要毛泽东一问一亩能不能打十六万斤，经过反右和三面红旗宣传的人，一定知道他老先生要听的是“能”。你就只能说“能”，他就信这是“能”。你要是说“不能”，他不但不信，还要整肃你。
从此也可以看到，除了不懂经济，毛还有一大缺陷，就是不善识人。我们知道领导人士最重要的本领就是知人善用。毛却从来就不知人，如果知人，何以用了刘少奇林彪，文革用了邓小平华国锋。导致他人一死，事就败。毛泽东身边手下不乏忠实能干之士，可是连秘书李锐、田家英、周小舟、都容不下。现在想来，以毛泽东那么崇高的地位，给他作秘书，那是何等难得的位置，怎么会找死去反对他呢。毛泽东曾对柯庆施说：“你的秘书（张春桥）比我的好，李锐周小舟都反对我。”这真是说明毛连在自己身边长期工作的人，都认识不清。这些人都是难得人才，出于对毛的赤忱，才不顾得失，诚心苦谏。再说，秘书们反对他图个什么？其中田家英周小舟因悲愤自杀（一说田被秘裁）。所以毛泽东虽然作诗和理论，甚至打仗，都有一套，但是却不能识人。这是他的最大缺陷。以毛泽东的才能，能在万人之中，崭露头角。这就是他当了共产党领袖的原因。但是当领导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别人的才能。而非单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才能必定非常有限。而毛认为自己在哪一行都比别人高明。所以踢开了陈云，和已经制定好的五年计划，自己搞大跃进。把专家打成右派，自己搞小高炉炼铁，八字宪法，深耕密植。这些事情，交给专家作不好吗？陈云刘少奇都不是农业和冶金专家，但是中国有很好的专家。他们会用专家，特别是刘少奇，能把被打成右派的专家解放出来，安排工作。而毛特别喜欢地就是整肃知识分子，并热衷于证明他们不但没知识，而且最愚蠢。世界一流的冶金专家叶楚佩，解放后从美国回到北京，立志投身中国建设，但被打成右派，停止工作，大跃进后时拿个面口袋，在中关村的福利楼排队给他的洋太太买面包。对于大炼钢铁这种事是绝对插不上嘴了。另外还有党内冶金专家，也都被整肃。
毛泽东有此古怪的行为，和他在北大当图书馆员的经历有关。当年他从长沙师范毕业之后，受其老师兼以后的岳父的推荐，来到当时的北大，目的是求学。但是他没有资格当学生，只靠关系当上了图书馆员，工资每月两元（他自己说是8元，但有人回忆说是2元），比看大门的还少。当时教授月薪300元。年轻的毛泽东和师生天天接触，却无来往，关系正如现在大学生和校里扫街的民工。当时毛泽东的处境，真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超强想赢的他，从此养成对知识分子的不可缓解的嫉恨。这种心理伴随毛泽东一生，在建国之后，这种嫉恨变本加厉。在文革时期毛泽东让自己的内宠谢某（译电员，初中毕业）管理北大，并批示北大“池深王八多”，中国人知道“王八”的含义是什么。从中可以看出老年的毛，多么享受过瘾的赢。
毛泽东的“赢”欲，也是他不能用人的原因之一。因为用人必须承认别人比你能干，然后请人出来为你干。比如刘备三顾茅庐，当时刘备身经百战，而且贵为皇叔，却认为比他年轻的一介书生诸葛亮，虽然什么仗也没打过，却比自己能干。刘备对诸葛亮说，如果你不出来，我们汉室就完了。诸葛亮受感动了，就出来为刘备服务，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就因为刘备有这两下子，曹操才说，“天下英雄，唯尔与操”。在这方面，毛泽东比刘备可差的太远了。他认为别人都不如他，因为他有自己的哲学，而用此哲学可一通百通，而其他人哲学不行，就什么也不行。如此一种心态，也是他没完没了整肃秘书和知识分子的原因。因为他的秘书都是突出人才。如果再能指出他的错误，那不是比他高明了？而且秘书整天和他在一起，不可能老作出“无限崇拜”的表情。最终要表示出“你也是人”。可是被人崇拜，是毛的嗜好。
毛泽东个人想赢，如果他下棋跳高，当世界冠军，乃至几连冠，大家都高兴。但是他的赢欲给中国人民带来大苦难。比如这大跃进，没有经过困难时期的人，不知道大跃进的危害。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饿”，饿到一家一家的人死在屋里，饿到部级干部得浮肿病，将军全家吃糠，爷爷奶奶，为了小孙子能活，自己绝食自杀。饿到人吃树皮、石粉，草，最后吃上了死人。饿到小偷晚上钻进商店，早上撑死在柜台上。据说饿死了三千万人，“跃进”典型安徽亳县，在59、60两年中饿死30%人口，两万多家庭绝户，人吃人现象发生于多处，60%耕畜死亡，房屋倒塌十万间以上，80%的林木被砍光。当地有民谣“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见【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亳县农业“卫星”经验官修记）这是千百年没有过的人为灾难。当文革前后学生让老农“忆苦思甜”的时候，农民说着说着，就说到大跃进后的生活之惨状。而原来是让他们说解放前的苦生活。毫无疑问的是，大跃进后的生活，比解放前苦得多。
露脸和丢脸
毛泽东在大跃进初期，向全世界说了很多很夸张的话，甚至说：如果我们先到共产主义的门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苏联赶上来，然后一起进入。如果我们先进去了，对他们不太尊重。
全世界当时都大跃进都非常关注。只有苏联对跃进的实际情况最为了解。因为中国有很多苏联专家。而且中国的跃进的内容，很主要的一部分，就是从苏联、东欧定购大量设备。有些设备运来了，苏联专家发现没有配套设施。电力，道路，原料，燃料，连工人吃的粮食，什么都没有，设备只能放在那里生锈。这些信息都反映到苏联高层。虽然当时苏联和东欧的报纸和宣传机构，对中国的大跃进表示赞扬和羡慕。光是苏联的【真理报】，就登载了４５篇赞扬大跃进的文章。但这是苏联宣传机构的认识：苏联政工和中国的政工一样，其专长在科学和经济之外。苏联领导人却能从专家那里得到情报。赫鲁晓夫说，公社是苏联以前搞过的事情，证明不好，苏联是搞公社失败了，才搞小规模的集体农庄。苏联专家说，中国的土法炼铜，再怎么土，也需要原料和温度。而原料需要开采运输，温度需要电力燃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不可能你“土”了，就全有或全不需要了。果不其然，一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崩溃，证明苏联人是对的。这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刺激。因为这让毛泽东在全世界面前丢了大脸——在跃进之初，他说得太多，口气太大。对于“自尊心极强”（刘少奇对毛的评论）的毛来说，这个打击太大。这使他对苏联人产生的仇恨，另外，也让他想别的办法当国际共运领袖——一个和经济无关的办法。
他真找到了这个办法。这就是提出和苏联不同的共运战略。并指称苏联已经“变修”，把苏联开除出共运，他就变成共运领袖了。这个办法简便有效，但是中国的内外国策，必须作大幅调整。
４
毛思想３——国际武装共运
61年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知道在经济建设上赢不了——对这行他太不熟悉了。不如到另外一个领域去赢，就是国际武装斗争。也就是说，从60——70年这段时间，毛的思想进入新的阶段：“国际武装共运”阶段。这段时间他主要从事的就是这一事业。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理解自大跃进之后的中国的行为，和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要尽全力发展三线建设，援助阿尔及利亚，越南，马共，古巴。勒紧裤带造原子弹，等等。领导国际武装斗争，是毛当国际共运领袖的一条捷径。
苏联在５９年制定了新政策，和美国改善关系，避免苏美战争。这一新政策被中共称为“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而毛泽东与之针锋相对，自称坚持马列主义。他开动脑筋，逐渐发展了一套理论，包括“世界的乡村包围世界的城市”和“人民战争”，发动群众，明处暗处，等等。这套理论到了文革的时候才逐步成熟。但在大跃进失败，和苏联闹翻之后，就开始逐步提出。毛泽东对这件事的热衷，大约持续十年，到了７０年左右才告一段落。因为70年的时候，他发现最危险的威胁来自苏联，而非西方。另外，他支持的国际游击战，反过来针对他本人：越南逐渐倒向苏联，成南北夹击中国之势。于是在70年代他迫不得已地部分放弃“国际武装共运”，和美国和西方联合抵抗苏联。从而使他的毛思想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把从６０年到７０年毛泽东发展出来的思想，叫做“毛思想第三阶段”。其特点是把在国内战争的经验，用于国际。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他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了：他太喜欢把某一领域、时期的成功经验，用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是也应该看到，毛泽东确实有理论才能，他能编出一套套理论，一着不行，再来一着。经济建设，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思想２）行不通，他干不来，就搞出“毛思想３”。
从现在看来，“毛思想3”（世界武装革命）比毛思想２（快速过渡），更有生命力。因为我们看见，国际共运虽然失败了，但是“毛思想3”还在发挥效用：拉登先生继承了这一思想。我们不知道拉登是否学过毛泽东战略。但是我们知道，拉登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利用游击战和人民战争，在阿富汗抗击苏联。而美军的教材有借鉴毛思想的地方，并把其思想实用化。我们也知道美国在索马里黑鹰折翼，索马里的军队领导研究过毛氏思想（和其他战术）。所以这毛思想3对目前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可能超过了马恩列斯的著作。
毛思想3虽有其意义，但是并不适合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的问题，并不能用毛思想3解决。我们知道行为应该因人而异：胖子应该少吃，营养不良的应该多吃。拉登或伊拉克逊尼派，可能很需要毛思想3。但是中国人民的问题，应该依靠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解决，国际游击战帮不上什么忙。毛思想3，从１９61年到1971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对中国人民有害无益。毛思想２导致大跃进，毛思想3导致文革。都是大灾难。这毛思想3对两个人特别有用。一是毛泽东本人。他靠这个东西，当了十年的国际武装共运的领袖。另外一个是拉登先生。毛泽东本人一定没有想到，继承和发扬他的思想是拉登，他和毛泽东一样住在山洞里，却把美帝国主义的象征，纽约的双子星大楼给撞塌了。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游击战。而且，拉登创造性地把毛老先生的思想，运用于有一千多年历史伊斯兰圣战，并把宗教和现代企业管理，和毛思想结合在一起。（据美军研究，拉登用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管理基地组织）。
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力量实行毛思想3。因为中国国力弱小，武装落后，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发动国际武装革命。这思想倒是在中国内部，引发了大动乱。我们还是从６１年说起。
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开始为维护权力，但是其维护方式是以攻为守。也就把国际武装斗争置于中国经济发展之上。５９年的苏共２１次代表大会上，苏联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纲领。这是赫鲁晓夫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况，做出的适合苏联人的调整。其理由是双方都有核武器，打起来不管输赢两败俱伤，而且，苏联这么大的地盘，资源丰富，人口不足，保住自己的地盘就好了，和美国打仗不是很没道理？可是毛泽东坚持要和美国打仗，用武装斗争打倒帝国主义。这和苏联的路线不同，毛泽东强调这一不同，坚持这是原则问题，不可调和——你要和平，我要打仗。而且要批判你，说你是修正主义。于是国际共运分裂，毛泽东成为武装共运司令部的司令。这也表明毛泽东着实有办法，大跃进失败不但没有丢失国内的绝对权力，反而捞着了国际武装共运领袖。这就是以攻为守。虽然手下只有一个兵。就是阿尔巴尼亚。另外还有几个“半”兵。也就是朝越古。这三家既讨好苏联也讨好中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