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牡丹,舒元兴的《牡丹赋》说得明白: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脱落群类,独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满室。叶如翠羽,拥抱比栉。蕊如金屑,妆饰淑质。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夭桃敛迹,秾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让其先,敢怀愤嫉?焕乎!美乎!后土之产物也。——牡丹的国色天香跃然纸上!
每逢谷雨时节,暖风和煦,草长莺飞,正是游人踏青赏春的大好时光。牡丹天生尤物,殿春怒放,又花容端研,色丽多姿,自然得到文人骚客的垂青,古往今来传下了无数颂花名篇。牡丹在唐宋时期曾兴盛于长安洛阳,成为达官贵人的专宠,卢纶咏道:“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到了明清时期,牡丹逐渐走向民间,全国各地多有培植,又以亳州曹州最为有名,故有“洛阳牡丹甲天下,曹州牡丹盖洛阳”之说。
我的外公是曹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菏泽。外公乃草民百姓,一生坎坷波折,虽然身居牡丹之乡,却蛰伏小城一隅,和那大红大紫的牡丹七不沾八不连,没有种过,没有养过,恐怕也很少去赏那富贵之花。只因他生在那里,老在那里,一生大半都在那里虚度了,是故每到牡丹花开的时节,我都会想到那个小城,想起我的外公。
在菏泽城里,外公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我不太清楚他家族的渊源,但属于他兄弟姐妹的几座院落,曾经占居着小街的一条胡同。后来,他们陆陆续续离开了这座小城,分散到了天南海北落地生根,那些老房多已易主,屋是人非了。唯一只有外公,命运之舟载着他划了一个小小的圈圈,又重新泊到了那里,开始了另外一场艰苦的拼搏。外公的同辈们,听说做学问搞技术的多,我知道的几个,都在一些有名的设计院里,在自己的专业上小有所为。我没有问过外公学的是什么专业,这已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他应该是家族中最为不幸的一个——年轻时候一个失误的人生抉择,铸就了他一生的坎坷。
年轻的外公是国民党的三青团员,热血的他对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有着虔诚而执着的追求。大概在全国解放的前夕,外公当时在河南师大教书,对信仰的忠诚和固执,促使他被解放区的阳光追逐着,舍家弃子带领一帮学生,跟着国民党的败兵溃逃,从湖北湖南,一路逃到四川重庆。结果可想而知,台湾那弹丸之地,容不下他这种太多太多微不足道的角色。外公的信仰最后也无法救得了他,他始终也没有踏上“三民主义”的“乐园净土”,哪怕是一日一时,一分一刻。
全国解放后,大陆山河一片红,外公的理想彻底破灭了。碾转返回河南开封,家人团聚了,可那所大学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朋友给外公介绍了一个小差事,在另一座小城漯河,铁路公寓做收发员。拖家带口的外公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彻底放弃了对“理想”和“主义”的追求,从此他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争取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中,得到一个新的前途。
也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正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天,邮递员把一封寄给“铁路公安”的平信,错误地投进了“铁路公寓”的信箱。外公拿到那封平信的时候,他一生最大的错误铸成了——他没有留意信封上潦草的字体——收件人“铁路公安”和“铁路公寓”——就那么一字之差,和平时工作一样,他拆开了那封平信!
我大概猜到了当时的情景——只看了信的前两行,如同五雷轰顶般,外公一定惊呆在了那里!今天已经不可能查证那是一封什么信——外公没有敢看下去,我猜想这封平信也许是群众向公安检举揭发的,也许反映的是普通社会问题,但肯定不是重要的公函,那应该是专用信封挂号邮寄的。不过信的内容不是很重要,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要是私自拆开公安的信件,轻者一定受到单位处分,重者可以判处徒刑。
外公肯定做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那封没有记录的平信,只需要一根火柴,就可以销毁灭迹。但外公做了一个正直的决定——他对这个决定一生无悔——也正是这个决定把他打入了社会的地层——他立刻前往铁路公安处,交出了那封拆开了的平信,如实说明了情况。处分酝酿了大约半年,赶到运动浪头,又查到他解放前的“历史问题”,就这样定了罪——“开除工职,遣送原籍!”
应该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我们晚辈们后来在一起谈到这点,一致认为这个处分“恰到好处”——如果外公带着这个污点继续留用工作,加上他的“历史问题”,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被那些疯狂的红卫兵小将翻了出来,外公的下场不知要惨多少倍!
被遣送回到原籍,外公回到了他的四合院,就在那考棚西街——据说古代科举搭苇棚乡试的地方,外公又回到了他生命的起点。在菏泽小城的搬运站,外公脱下他的中山装,放下笔杆子,操起了板车的手把,开始了新的一次艰苦的人生旅程。
现代人估计想象不出那时候的搬运工作是什么样子——在罕见汽车的年代,商品货物的交流多靠搬运站人力转送。运输工具就是一辆板车,又叫架子车的,长2米多,宽1米多,双侧有栏,胶皮轱辘,长长的两根车辕由肋前伸。搬运工人,一顶草帽,一条汗巾,双手紧握车辕,肩上斜挎攀带,上千斤的货物,几十里的路程,风里雪里烈日下暴雨中,就这样一步一趋地转送到目的地。
我不知道从一介书生到车夫走卒,外公是怎样适应这种转变的。老照片上,年轻的他学生头、中山装,是那样的器宇轩昂,我的记忆却没有这个印象。我母亲没有跟外公回到菏泽,考上许昌眼科专科学校的她,被分配到了河南鄢陵县医院,之后成了家,之后有了我。我在那县城生活了大约六年,模糊地记得外婆和小姨住在我们那里,外公也经常有来。正是外公给我了启蒙教育,教导我认真处世。等到我父母被下放到农村的时候,外婆不得已回到了山东菏泽,小姨在一个偏远的供销社找到了一份工作。那年刚刚六岁在农村入学的我,识字见闻,已经远远超过当地四年级的小学生了。
我记忆中的外公,高大魁梧,器宇宣昂,宽阔的脸庞虽然刻下了无情的岁月留痕,却凭添了几分庄重和威严。在我的印象中,外公的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无论什么时候——也许,他觉得无愧于世吧。外公的钢笔草书是一绝,无论是中学大学,我收到外公来信的时候,信封上的手迹总是格外地引人注目,当他们得知外公的境遇,对外公多的是几分敬仰和赞叹。
1977年,初中毕业,我参加了“小中专”考试,高出了录取分数线好多,几乎肯定可以被河南省邮电学校录取,家里人都很高兴——那时候上学,几乎是包吃包住包分配工作,等于解决了一个沉重的家庭负担。外公听到后却不以为然,他连发两份加急电报,又写信过来,明确表示不赞成我去上那“小中专”——这体现了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之后他千方百计地为我寄来了很多高考复习资料,甚至包括解放前的几何教学参考。1980年,我没有辜负外公和家人对我的期望,轻松地应届考取了郑州工学院。我和大学的同学谈起此事的时候,好多人都不以为然。有一天,外公到学校看我,正巧我出去办事,同寝室的同学接待了他。我不知道当时他们谈了些什么,那少年得志眼高于天的室友,后来却唯独对我外公有一份特别的敬畏,一直到现在。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郑州工作。外公年事已高,已经拉不动板车了,搬运站的工作由我的舅舅顶替。他写了上访材料,住在郑州我小姨家里,开始去郑州铁路局上访,希望解决他晚年的生活问题。也是这段时期吧,桀骜不逊的我因为婚姻问题,和我的父母发生了矛盾,一度关系十分紧张。还是外公亲自到舞钢我的父母家里,做我父母的工作,又写信劝导我,才化解了我这场人生最大的遗憾。
外公被“平反”,大概是他坚持不懈地上访几年后的事——1987年,郑州铁路局发出一份红头文件,承认对我外公的事件处理不当。作为补偿,把我最小的舅舅安排在当地铁路上招工上班,一次性补贴了2000元工资。我想,接到“平反”通知的外公,渡过了他一生那段最快乐的时光。他复印了那份文件寄给了每一个子女和亲友,那补偿的2000元工资,却一分都没有留下——就在菏泽的考棚西街,那条巷子,排开十几桌酒席,请了半条街的邻居们,告诉他们这个消息。我理解外公这个作为——虽然他一直没有弯下他的腰,但是在心理上,外公的一直到了那一刻,才得到了彻底的解脱。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大约几个月后,外公就被诊断出了晚期的肺癌。也是这个牡丹花开的时候,我去菏泽看他,陪他说话——避讳着他的病情,虽然我们都心知肚明。外公有意要带我去看牡丹,可是他的体力已经明显不济了,就让舅舅带我前去。当我来到柳搂的万亩牡丹田,已经错过了牡丹花盛开的情景,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景象不复存在,就在那万物更新气象万千的晚春,牡丹花却正在安排自己的散场。那一望无际的万亩牡丹田,一行行一垅垅的牡丹青棵,剩下只星半点花朵儿点缀,等待着凄凉的凋零。
没过多久,外公就去世了,也许“平凡”后的他,得到了社会对他的一个“肯定”的评价,却失去了对生活的唯一的追求,对这尘世再也没有一丁点眷恋,他离开得很安详。外公的骨灰埋葬在一片油菜田地里,我大舅曾经梦到过他,说他住在一个小院里,四周围着篱笆,墙外开满了黄色的花朵。他告诉我大舅,他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感觉很好,不用家人惦念。。。外公离开的时候,我没有过去给他送行。到今天,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忌日,甚至不知道他的享年。但外公对我的影响一直存在着,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我的外公。
我后来再也没有赶花期去过菏泽,也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过牡丹。想到柳搂那一片广亘的原野,便不由得“同似吾君忧稼穑”。那些树不是树、草不是草的丛生植物,盘居着那块良田沃土,一年整整365天,历经春夏秋冬,千人伺候万人伏侍,只是为了那短短十几天的怒放,留与世人赏玩,博得几声赞叹。我不愿意再把外公和牡丹联系在一起,也许他的身份经历会玷污了牡丹的名声。外公更像路边一株生命力顽强的小草,他的存在只是为了大地凭添了一丝丝微不足道的绿色。但我再想那牡丹,艳不过玫瑰,香不及月桂,持久不如月季,泼皮不如秋菊。所谓的“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不过是“人心重华不重实”的真实写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