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花儿不再怕
(2013-11-08 10: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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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花儿不再怕
在最近的聚会中,我和朋友们常常谈到一个话题:下一个被捕的会是谁?在开始的时候,大家不免忧心忡忡,像是1 930 年代的德国犹太人,或者是1957 年的中国读书人。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可能被抓,但最危险的还是媒体人笑蜀(陈敏),以及成功营救陈光诚的郭玉闪,而我紧随其后。我们甚至列了一份抓捕名单,名单上大多都是近年来微博上的活跃人士,其中有学者、律师和媒体人,也有我这样的独立作家,从2009 年开始,因为微博的言论广场效应,我们开始公开而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我们谈论民主、嘲弄官员、批评政府、评说历史,为弱势群体和维权人士发出呼声,几乎总是与政府的意见相左。而这个庞大而傲慢的政府,就像史前反应迟钝的恐龙,当树枝刺入身体,它要过一万年才会感觉到痛,还要再过一万年才能明白出了什么事,还要再过很多个一万年,它才能想出怎么处理。而就在它痴呆和麻木的时候,微博已经有了超过5 亿用户,而且出现了许多大众偶像、言论明星。因他们共同的言说,那些被篡改的历史得以澄清,被扭曲的观念得以纠正,被匆匆掩埋的事实得以大白天下,微博已经成了人们参与公共生活、揭露腐败的重要平台。有些人甚至在质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和所有的极权政府一样,这个政府既没有讲道理的能力,也没有讲道理的耐心和兴趣,于是就施出了它的绝招:用暴力让人们闭嘴。
从八月份以来,中国警方开始了新一轮“净网行动”,这次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名,在各地都抓了不少人,其中河南逮捕了131 人;山西,批捕23 人,刑事拘留49 人,治安处罚29 人;广西,136 人“受到法律制裁和教育”。在遥远而偏僻的海南,这是中国最南端的一个海岛,人口只有八百余万,却有506 人受到“打击处理”,算是这次抓人比赛的冠军。
运动式执法必然会造成冤案、假案和错案,甚至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案子。8 月29 日,广东省一位网民因为“诬蔑狼牙山五壮士”被捕;海南一位姓温的网民因为开了两个玩笑被拘留五天;最著名的是甘肃省一位16 岁的少年,因为不满警察对当地的一起死亡案件的处理,他于9 月12 日在网上发表了两条评论,共计170 余字,其中有“官官相护”字样。五天之后,他正在上课的时候,几位警察闯进了他的课堂,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带走。
这些被捕的大多都是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但政府的真实意图却指向大V ,大V 就是微博上拥有大量读者、有巨大影响力的用户。官方媒体在此期间做了一系列报道,基本意思就是“大V 不可靠,他们会靠谣”,当然,这些媒体的信用纪录并不那么良好,比如《人民日报》就曾公开地报道水稻亩产万斤。
在搜索引警中查找“意识形态阵地”,会发现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阵地”这个词大概可以说中国政府的心理年龄,它依然活在遥远的战争年代。如果没有外部敌人,它就会在内部制造一些敌人出来。现在它的敌人就是微博大V 。大V 们不仅发表意见,而且也是重要的传播节点,只有经过他们的互相转发和评论,一个事件才可能成为热点事件,相形之下,《人民日报》和CCTV 的力量已经不那么强大,所以中国政府才下定决心夺回他们已经失守的“意识形态阵地”。而这两个月的媒体报道和警察抓捕,再加上从未间断过的注销和禁言,其目的非常明确:不仅要大V 闭嘴,还要切断他们和读者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些大V 已经形成了基于价值观的松散联盟,政府必须打散这种联盟关系,最终使微博变成《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成为政府的宣传阵地,而不是批评政府的意见广场。
也就从那时开始,本来热闹非凡的微博一下冷清了起来,“莫谈国事”重新成为许多中国人的信条,一些人在嘴上加了把锁,一些人谨慎地转了个身.开始谈起饮食、旅游和爱情。学者章立凡等人把这场运动称之为“网络反右”,“反右”是1957 年由毛泽东发动的,旨在打击言论者的运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有55 万人被整肃、逮捕或流放,那是一代人的惨痛记忆。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词依然能唤起人们深藏心底的恐惧。
这是中国政府最擅长的工作:制造恐惧。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它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二2005 年,它开始推行网络实名,2006 、2007 、2009 ,以网络扫黄的名义关闭了大量网站,2008 年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事,估计是因为举办奥运会,但也就是在那一年,工信部要求在私人电脑中安装绿坝过滤软件;1998 年开始建设的防火长城(GFW ) ,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网络生活中的最大障碍;还有庞大得难以想象的敏感词库,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实施的删贴、禁言和销号……在网络时代,这些举措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有效,相反,它激起了一片反对之声。最显著的例子是GFW 的设计者方滨兴,他于2012 年9 月查出直肠癌.得知此消息后,微博上无数人都在庆贺,祝他早死,“愿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到了2013 年8 月,中国政府大概实在是无计可施了,终于派出了警察,并且公开地恐吓。8 月23 日,拥有超过1200 万读者的大V 薛蛮子嫖唱被抓,CCTV 评论说“给大v 们敲响了警钟”,但薛蛮子同时也是红色贵族和美国公民,为什么CCTV 不说“给红二代和美国人敲响了警钟”?答案很简单,它就是要大v 们“小心点”。
恐惧有不同的层次,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雇员来说,恐惧就是,当你批评政府,往往意昧着失业、降级和减薪;对企业经营者来说,那意味着更多的税务检查、工商检查,甚至是卫生和消防检查。对普通公民来说,那就是查水表和收快递。这些词都是警察上门的隐语。7 月21 日,歌手吴虹飞在微博上发言,说她想炸建委、炸鸡翅。这些“炸”在中文中有不同的意思,前一个是爆炸,后一个是油炸。很快吴虹飞被逮捕,而警察敲她的门时,就说自己是送快递的。
这些措施或许不那么正当,但都是公开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黑暗中的招数,主要针对独立学者和独立作家。
在作家王力雄的墙上有两个黑色的铅笔字:唯色。那是他太太的名字。没人知道是什么人写的,也不能确定是什么时候写的。唯一的可能是有人趁他们不在时秘密造访,然后写下这两个字,提醒他们“老大哥在看着你”;大约两年前,神秘的访客也拜访过学者萧瀚的家,他们什么都没拿,只是把他太太的耳环挪了个位置;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二9 月12 日深夜,我从外返回,发现我的电脑正在自动运行,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有人来过了,然后我又想:我是不是得了迫害妄想症?但很快我就记起,我出门前确实关了电脑,还给它做了一点清洁。
曾经有人问我:在这风声鹤唉的时候,你害怕吗?我要说,确实怕过,但现在已经不那么怕了。这想法也许可以代表许多人,我的朋友、著名出版人王小山也说过这样的话:不就是坐牢吗?三年不怕,五年不怕,十年、二十年也不怕。有些人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萧瀚早就写好了他的被捕声明,并且交给国外的朋友备份。他甚至想好了庭审策略:如果他被以“寻衅滋事”或“造谣”等名义起诉,他绝不做无罪辩护,相反,他要在审判他的法庭上起诉这个政府所犯下的罪行,“这也是我的法庭”。甚至有人会主动申请坐牢,9 月9 日,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布最新司法解释,规定“诽谤信息转发500 次即可入刑”,两天后,基督徒、学者王怡在微博上发布了这样一条信息:只要全国人大还在开会,自由就会继续减少。只要最高法院还在出台司法解释,宪法就会继续受到威胁。我这句话可能被理解为一个价值判断,也可能被理解为一个事实判断。如果是后者,希望被转发500 次以上,好让我有机会在法庭上解释这句话。这段话在转发718 次之后被删除。
笑蜀在我们虚拟的抓捕名单上名列前茅,从七月份以来,他简直就是在激烈地请求政府逮捕。7 月16 日,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ZY博士被捕,笑蜀和投资人王功权联手发起声明,要求政府立即释放,同时表达强烈抗议。17 天之后,他被警察秘密绑架,千里押送广州;9 月13 日,王功权“如愿以偿”地进了监狱,而笑蜀还在高墙之外苦苦等待,对他来说,坐牢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而且已经成了道义上的应然之事。“我也参与了新公民运动,不能让许ZY孤独地身陷图固”。而在郭玉闪看来,坐牢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没有人想要坐牢,但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言论者不再恐惧,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如果说话就要坐牢,那么不说话也等于坐牢。而且,在这座不能说话的监牢之中,我们还要忍受良心的谴责,良心会时时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群懦弱的人,看到了暴行,看到了真相,看到了是非善恶,但仅仅因为害怕就假装自己没看见。同时,2013 年毕竟不同于1957 年,在1957 年,知识分子各自为战,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每个人都必须孤独地面对无数指责自己的人,根本无从抗争,无从反驳;而在2013年,微博像一个巨大的人民广场,言论者可以彼此呼应、相互支援,虽然依旧弱小,但弱小者已经开始团结起来,并且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勇敢发言者往往有着非凡的示凡效应,只要有一个还敢说话,他的读者就会紧紧跟上,“你敢发,我就敢转”已经成为微博名句。在1957 年,这个政府还没有尽失人心,批评它得不到太多支持;而在2013 年,“共产主义道德”、“毛邓三科梦”已经成了公开的笑柄,无论直接批评,还是讽刺嘲笑,都会听到响亮的喝采之声。在1957 年,当个右派是可耻的;而在20 13 年.每个敢于批评政府的人都被视为英雄,甚至连真正造谣的人都会得到许多声援。这也是我们不再恐惧的原因,在最近的两个月,许多人都经历了从“少说两句吧”到“去他妈的吧”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拿“坐牢”来开玩笑,当他们谈论“下一个是谁”的时候,你知道,恐惧已经消除。
从1957 年至今,中国政府对言论的政策一直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名义上,它允许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只能按照它规定的旋律歌唱;在名义上,它允许所有的花朵开放,但不合规格的要关进监牢。也就是在那一年,所有能说话、敢说话的人被一网打尽,中国从此变成一个没有反对者的国家。随后就是大饥荒,几千万人饿死;大饥荒结束不久,文革开始了,千万人流离失所,千万人生不如死。事实上,这也是那些不合规格的花朵不再恐惧的原因,因为花儿们都已经明白,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反对的声音,如果缺了这可贵的声音,那么国家就将变成监牢,而你我都在其中。
为了发出这可贵的声音,中国的花儿们已经准备付出代价。笑蜀说:如果我坐牢别人就可以不坐牢,我愿意光荣入狱;如果我坐牢民众就可以消除恐惧,我愿意站在最前方。而在9 月13 日,我的微博好友、律师李国斌说过一句广为传颂的话,也许可以代表中国言论者的心声:为了儿女不再有因说话而坐牢的恐惧,让我们一起去把监狱填满。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