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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爷中秋节快乐！！！
特别的日子里给特别的点赞！88
拂却浮云上碧巔 赞赞赞
万爷，祝您兔年快乐，万事如意幸福安康！
新华社周方
(2012-04-06 17:41:32)
标签： 纪实
首先向清明节当天不幸死于湖难的四位上海大学生表示哀悼！
痛哉！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人情何以堪？
同时也哀悼那位死于帕劳警察枪下的海南渔民。
警示：扇贝诚宝贵，生命更无价；海鲜亦喋血，国人咽得下？
（乘坐快艇游太湖本来是何等惬意之事，竟然也有性命之虑，4死4伤，实在太出人意料了。从相关报道看，涉事各方都严重缺乏安全意识是造成如此惨重灾难的根源。假如两艘肇事货船上的人安全意识再强一些以及道德水准再高一些，断然不会仅仅在百米长的缆绳上只挂了一个救生圈做警示标示，最起码也得多挂几个或扎几根醒目的彩带才是。假如快艇驾驶员安全意识强一些，也不至于看不见那个救生圈。（从实际情况看，快艇驾驶员的责任似乎要小一些，但关键要看他是否有资质。）假如乘船旅游的大学生们安全意识强一些肯定会穿救生衣的（这种事情还需要征求船家意见吗？），那样受到的伤害肯定会大大减轻。此外，太湖水域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包括海事部门、旅游部门、水利部门等也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巧不成书。湖难当日我也在苏州。
我于3日晚抵达苏州，夜游姑苏城，并于4日上午逛了游客如织的观前街。事发时，我正独自坐在虎丘旁小巷子里一家餐馆吃午餐。品着“苏优”黄酒，吃着东坡肉和银鱼炒蛋。不知为什么当时总觉得这顿饭吃得有点儿不踏实。餐后来到苏州火车站附近的草坪上，躺在外衣上睡了一觉，这才感觉爽了一些。现在看来莫非也是一种“心灵感应”？
苏州是我今年“扫墓之旅”的最后一站。父亲2009年8月1日去世，次日即下葬于无锡。为了帮助年迈的母亲迅速“过关”，我们兄弟一致同意一切从简。但我心中始终放不下一生坎坷的父亲。次年清明节时我因为车祸后才下地，未能赶上扫墓。但我于几天后，即当年4月10日去宜兴周王庙拜祭了父亲。父亲生前常常以自己是“除三害”的孝侯周处后人自豪。去年清明当日我从宜兴出发迟了，错过了扫墓时间。打电话时得知表弟已经代为扫过了。所以今年是我第一次为父亲扫墓。因为传统上有“三年”之说，所以今年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了。
4月1日夜动身飞上海，夜宿父亲去世前住的浦东某小区旁一家酒店——因为父亲住过的弟弟家的房子已经卖掉了。一个2日上午见过母亲和弟弟后立即搭友人提供的车前往无锡。跟表弟通过电话后，表弟立即请我往公墓方向赶，他到路口等。之后在表弟的引导下我到达公墓。扫墓过程自然很简单——给父亲和舅舅墓上分别献上一捧鲜花，捡拾了几处废纸和旧烛台后。之后，我对着舅舅的墓碑鞠了三个躬。父亲的骨灰盒是我放进去的，所以感觉父亲并未离开我。我没有给父亲鞠躬，而是默默地站在那里跟他聊了几句，代表全家向他老人家问好。
当时整个公墓空空荡荡，我感到很奇怪就问表弟，结果他告诉我无锡人的规矩是上午扫墓。父亲是宜兴人，当初父母俩自己买了个夫妻合葬墓。无锡是母亲的老家。我这种“四海为家，五湖做客”的人从来都说自己是“中国人”。所以这些地方的规矩不守也罢。（刚才发短信问了位宜兴老乡，她说宜兴上午下午扫墓均可。只是尽量不要晚过下午三点。据说太晚了阴气太重。我那天恰好是下午四点后扫的墓。就算是“活见鬼”吧。看来我跟父亲“对话”倒也合适。我就是要让父亲知道我多么思念他，快三年了还一直放不下。）
拜祭完父亲和舅舅后我随表弟去看了他的父母——我的小姨姨夫。之后与表弟一家三口和两个表妹家人一起吃晚饭。大表妹独守空房，妹夫出国多年，至今仍滞留在美国，他们的儿子前些年也以“过继”给一对美国老夫妇的名义偷渡彼岸；小表妹做饭，专门做机械安全检测设备的小妹夫陪我喝酒、聊天。喝的是我最害怕的“茅台”。不管真假，我平时从来不喝来路不明的茅台。不用问，妹夫的茅台自然百分之百是假的。出了北京“大中南海”——中央机关，除了贵州，海关之内，我从来没喝到过一滴真茅台。但是碍于情面，我第一次没当面揭穿这一点，硬着头皮喝了一小杯涩得奇怪的“茅台”。绝大多数国人从来没喝过真茅台，所以也极少有人品得出茅台的真伪。地球人都知道茅台的销量一直数十倍于产量。同样，出了“大中南海”，山东之外，海关之内，你不可能喝到一滴原厂青岛啤酒。
2日当晚下榻宜兴。因为司机小李第一次到宜兴，入住酒店前我们特意驱车夜游灯火辉煌的宜兴城，品味这座依山傍水小城的绝妙之处。结果小李赞不绝口，发誓不久后要带妻子儿女同游宜兴。这个26岁来自安徽农村的小伙子年纪轻轻却经历丰富——16岁到大庆建筑工地当小工，8个月只到手400元工资；之后在深圳当了7年保安。殊不知深圳原来的名字就叫“宝安”。更奇特的是小两口已育有一双儿女，却哪个也没上户口。去年小李开始给我在上海创业的朋友开车，月收入5000元左右。他对城里人哭穷喊“养不起孩子”感到很奇怪：“我当宝安的时候都照样娶妻生子，怎么城里人赚那么多钱却连一个孩子也养不起？”听完我给他算的一笔笔帐后，小李方知城里人为何养儿不易了。
3日上午我见了宜兴一个朋友，午餐后我们驱车向预定目标常州出发。路上我给“太湖卫士”吴立红打了个电话，本想途中在他家附近聊几句，谈谈他即将于明年大学毕业的女儿就业问题。谁知这家伙跑到灵山大佛附近的太湖水域钓鱼去了。只得另找机会再谈了。
不过，吴立红钓鱼和此次湖难都透露出一个不坏的信息：太湖的水质有所改善，已经可以钓鱼和开展水上旅游了。我在虎丘旁吃的银鱼估计不会来自太湖。因为无论是太湖银鱼还是长江刀鱼、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根本不可能供得上嘴大如天的国人。十有八九我吃的银鱼来自小李的老家安徽。至于大闸蟹现在据说大多产自湖北。至于什么长江野生鱼恐怕都是浮云。
前些年太湖水质污染严重，最终导致2007年春夏之交太湖蓝藻大爆发，200万无锡市居民饮水中断数日。那个时候的太湖水质很差，绿浪翻滚，迎风臭三里，游人根本无法靠近，何来游船快艇畅游其上？
当年吴立红抛家舍业保卫太湖环境，结果得罪官商入狱三年，但也着实地推动了当地的环保工作。如今太湖和宜兴当地水域的水质环境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当地大多数人谈到吴立红都是竖大拇指的。如果没有吴立红这样的“拼命三郎”，太湖水质改善恐怕还要等上多少年。
3日下午先去见了一位在常州工作多年的老朋友。之后去看望五姨。五姨夫四个多月前病逝。这次见到五姨，注意到她老人家尚未完全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神情仍然有些恍惚，完全没有了过去的精神气儿。五姨过去虽然有点儿神叨叨的，但属于爱说爱笑的人。现在则像换了个人，一幅魂不守舍的样子。好在她本人是医生，平日比较注意保健，身体还可以。祝愿她老人家早日恢复往日笑脸。我的好友、五姨的大儿子人在广州，晚上我跟五姨的小儿子即小表弟夫妇去参加了一个私人聚会。常州人以好吃闻名江南，所以聚会安排在了红梅公园里一个餐厅里。
第一次听说红梅公园还是10前台湾百岁慈善家曹仲植老先生告诉我的。上个世纪80代末，老先生回常州探亲，得知他的老父就是在红梅公园不小心跌倒受伤后瘫痪的。于是他首先向常州市残疾人赠送了20辆轮椅，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老先生至今已经与中国大陆地方机构共同捐赠了将近50万辆轮椅。年前接到老先生从台北打来得电话让我很激动。我正计划去台湾看望这位可敬的老先生。
参加当晚聚餐的基本上都是当地教育界人士，包括一位区领导和几位校长（园长）。表弟本人是某大学的一位处长。据他说常州市每年都给每位大学生发1000多元伙食补贴。这倒是个新闻。这两年我去过不少学校，发现各地对大学的伙食费用控制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学生是未来国家的栋梁，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善待他们。
我本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能够有能力和资源帮助更多的贫困大学生上学，帮助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希望未来中国能够尽早将大学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让更多的孩子受到大学教育。一定要让所有想读书的中国孩子读得起书！一个都不能少！
聚餐尚未结束表弟夫妇就驱车送我到现代化程度很高的苏州新火车站。高铁真方便，随到随买票走人。一个小时我抵达苏州——父亲最喜欢的城市，那里有他上北大前复读的最后一所中学——苏州中学。入住酒店后，尽管已是子夜时分，我仍然立即前往苏州中学“朝圣”，路过苏州文庙时，意外地发现满地垃圾——基本上都是白天游人抛弃的塑料饭盒和纸巾。
凑近苏州中学校门，借着夜光中隐约看见“苏州中学”的牌匾，牌匾上“苏州中学”四个字下方签有胡绳先生的名字。猛然回想起我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时，研究生院院长正是社科院院长胡绳老先生兼任。
吳立紅 地址：江蘇省無錫市宜興县周鐵鎮分水南塘23號
郵編214262 電話Tel;（86-510）87551597
南方都市报 作者：郭宇宽2011年06月19日
我有个多年的朋友吴立红，家住无锡太湖边，他是个农民，过去家穷，也没有上过多少学。没学过天体物理，就把智力的爱好发挥在下象棋上，一不留神成了象棋高手，方圆百里都出了名，还得过—次市的象棋冠军。
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钓鱼，到太湖边钓些鲜活鱼虾，邀二三好友，下几局棋，再就着河鲜喝几两小酒就是他最大的快乐。
上世纪90年代江南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而在宜兴一带很多都是化工企业，一些污染被直接排入太湖。吴立红发现怎么钓鱼越来越不好钓了，而且湖边经常发现死鱼，到了夏天，很多通向太湖的河沟里都臭气熏天。他找到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这些企业都是当地的纳税户，当地政府总是要替他们遮掩，每次都应付吴立红说水质没有问题，排放的废水都是无毒达标的。明明是鱼都死了，怎么会没污染呢？吴立红下象棋的较真劲头犯了，自己整天查资料、取水样，跑到南京、北京找专家，就是要证明太湖水就是被污染了，这让当地政府非常尴尬，把他视为一个麻烦制造者。
而我知道这个心宽体胖的汉子，从来不会想到找任何人的麻烦，他也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仇恨，他只是格外较真———明明太湖给污染，你们非要睁眼说瞎话，他非要搞个明白，讨个说法。在他看来明明是一加一等于二，哪怕有人给他再多的钱让他承认一加一等于三，他也做不到。在我看来他真是像易卜生笔下那个较真的斯铎曼医生，很是不讨人喜欢。到了2007年，太湖蓝藻大爆发，沿岸市民都喝不到干净自来水，才证明吴立红是对的。
现在中国很多高校都有环境专业，有博导，培养很多学生，每个地方都有环保局，还有很多专家，他们都是吃环保这碗饭的。但在我看来，吴立红这样一个农民，就是出于求真的信念，没有国家给他发一分钱，进行的研究，坚守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才真正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的范儿。
最近我越来越发现，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跟他是不是上过大学，当过博士，或者有个海归或者教授的头衔，完全没有关系。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天性，就像是《红楼梦》中所说的天地之间的的“聪俊灵秀之气”，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
这个社会的悲剧，就是有太多的人，没有机会实现生命的可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被摆在他的天性应该属于的位置上。
◎ 郭宇宽 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