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中国宪政之争的背景和原因
郑志学在《认清“宪政”的本质》一文中提出，“宪政”包括九个方面内涵：第一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是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是多党轮流执政；第四是议会财政；第五是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第六是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是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现代西方价值观；第八是军队国家化；第九是新闻自由。他就此强调，“宪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如果说，杨晓青等署名文章还带有些许学术探讨性质的话，那么这篇显然为化名作者所写的文章，无疑是在明确为这场反宪派和挺宪派（泛宪派、社宪派、宪社派以及儒宪派之合称）的论争定性，认为挺宪派的目标指向十分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语气还是用词，都能看出其代表了某种官方色彩，体现了更明显的政治意图和政治价值，可以说是反宪派的一篇纲领性文章。
据说，起初有关方面准备抛出17篇反宪文章，系统攻击宪政主张，形成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效应，试图清除西方政治理论影响，彻底打压乃至消灭宪政在中国生存的根基，但他们错估形势，忽视了民意的力量，结果适得其反，在舆论强烈反弹之下，始作俑者不得不决定撤下其他文章，使得宪政之争暂时告一段落。来也倏忽，去也倏忽。这场宪政之争持续时间并不算长，却带有明显的策划痕迹，由于其激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和针锋相对的批判，再次凸显了宪政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确立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大意义，并显示了其在公民心中具有不可取代、不可动摇的地位的事实，因此必将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反宪政派狂轰滥炸的决定性后果之一是恰恰暴露了其潜藏在语词游戏之下的真实想法。郑志学为挺宪派所做的盖棺论定的断语是“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也表明反宪派的核心诉求，是在中国永远确保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其所依托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基本制度基础：社会主义万世长存。对所谓的宪政九大内涵的驳斥，实际上都是为这一核心诉求服务的，概括起来其实就三句话：不要西方式的权力制衡和约束，执政党行使权力，除了名义上不能在任何实质意义上受到限制，掌握对国家、社会、公民的绝对控制力；不要西方式的自由经济体制，坚持公有制为主导的政治地位，坚决杜绝私产者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进而产生控制政治的欲望和可能；不要西方式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基本意识形态，有效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行，坚决防止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导致民众的反抗，危及自身统治。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都维护和加强中共的传统影响力，就要从根本上阻止西方话语体系战胜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居于主导地位，阻止西方宪政在中国的实现。
那么，有关方面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尤其是，敢冒突破中共前领袖邓小平钦定的在政治上不争议基本方针的风险，在一个全球化、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难以割舍、信息流通无比便利快捷同时无法阻挡的时代，急不可耐地挑起如此愚不可及如此自毁形象的政治争议？其背后是具有很深刻的现实背景和原因的。总的来说就是，从当下看，中共十八大后，朝野对政治改革都抱有过高的期待，一些人对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急切的宪政主张，认为要反思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中国梦就是宪政梦”，反思历史必然触及其中的破烂不堪之处，搞宪政就必然触及何时终结一党执政的问题，由此挠痒了有关方面的敏感小神经，引发了其警惕，并由此酝酿掀起了这场反宪政运动（《南方周末》新年社论事件可看作起始）。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经济上中国利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市场化改革，逐渐使民营经济在中国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在发达地区，民营经济比重普遍超过了中间线），生产关系的转变以及私有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崛起必然要求政治、社会对此适应，必然使得民众渴望享有更多的权利，分享国家发展的好处，但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明显滞后，导致经济发展与政治和社会发展不相协调，一方面使经济改革和发展失去动力，出现了滞缓的问题，一方面引发了政治腐败增强、贫富差距增大、官民对立加剧等诸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国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内部紧张，需要释放和舒缓，而唯一的途径就是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在国家制度中设计必要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和约束；确立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制度，为私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护；保证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享有更多的自由权利。而这些唯有通过宪政才能实现。由此引起了执政党强烈的忧患感、危机感和紧迫感，其中的保守势力企图以彻底根除宪政来维护既得利益，确保子子孙孙世代永享。从国际大环境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萎缩趋势更加明显，社会主义国家硕果仅存，和中国一样，越南、古巴先后进行了改革，其中越南还在往前走，朝鲜由于拒绝改革国家发展面临窘境。除此之外，专制体制越来越不得人心，受到所在国人民的强力反抗，纷纷瓦解，就连中国的近邻缅甸在政治改革领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大举扩张，在世界上拥有了最大份额，主导地位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在中国固守政治成规的情况下，美国“重返亚洲”并合纵连横，形成对中国的威慑态势。可以这么说，中国是大国中唯一仍在实行传统的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坚守自己的语词体系，周边民主国家林立，对华态度错综复杂，大国矛盾纠结斗争频仍，其孤独感可想而知，因此也急欲从根本上消除内部和外部要求变革的诉求，而宪政以及其背后的西方政治理论被认为是其向中国推出的“糖衣炮弹”，因此予以重点批判，以免陷入宪政背后的“话语陷阱”，最终丧失执政地位，丧失一切既得利益。
中共建政成功就是基于对宪政的认同和以此为斗争工具团结反政府派别与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进行各种博弈后的结果。反宪政派反复引用了毛泽东在那个时期的有关论述，此处不再赘论。中共建政的第一件重大国事活动就是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制订《共同纲领》，在当时的条件下，其扮演了宪法的角色；此后又于1954年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下，建立了国家政治的基本架构，从内容到形式其模型都来自西方。比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设立国家主席，主席下设立国务院总理）执掌行政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执掌司法权，全国政协（后来的全国人大）执掌立法权，分明就是三权分立的不同表现形式。所不同的是，建政以来数十年中共都实际上居于最高领导地位，且分立之三权系统与西方不可同日而语，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中共建政史看，凡是确立宪法地位、遵循宪政的基本原则至少名义上如此的时候，总是相对顺利的，凡是违背宪法精神和原则、乱搞一通乃至连名义都不要的时候，总会出现种种艰难曲折。后者最显著者莫过于公认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文革后，为改变国家政治和社会失序的状况，重修宪法被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1978年宪法仍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到了1982年，在邓小平等新一届中共核心领导层的主导下，重新制定了宪法，此后又经过了若干次修订。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曾用了“宪政”之说，比如他说宪法草案“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2008年初，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在全国人大报告中，对2004年通过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们是“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所以说，自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了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利用宪政问题向其发难，争取各大反国民党派别的同情和支持，并成功建政后，即使没有以最高领导人名义谈及“宪政”，也没有真正彻底实施过宪政，但至少从未明确反对过宪政，直到这次反宪派大张旗鼓地发表反宪文章，也没有得到政治人物的正式呼应，反倒在民间呼声下悄然撤退，宪政之争暂时止息，但后续影响仍然深远。
在前改革时代，中共就建立了宪政的基本形式，而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宪法的根本大法的权威作用进一步体现出来，中共的每一步改革和发展成果在党的政策中进行表述后，都需要以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否则就无法放下心来。这实际上也是在肯定宪法的意义和作用，肯定宪政对于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价值。比如，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市场经济、私有制等传统上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一些做法，在中国渐次实行，中共指导理论也不断发展变化，“三个代表”思想、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相继提出，它们都在中共主导下写进了宪法。但宪法的修订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进行政治化并对政治本身提出更高要求的现实并不适应。所谓的经济政治化是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权利等重大经济原则和制度问题都要从政治层面予以体现，使之进入宪法。所谓的经济对政治提出更高要求是指，导致腐败蔓延和市场失序的因素即权力不受限制的使用、民众无以也无力监督必须结束，这也要在宪法中予以体现。正是政治上的不适应，引发了理论界、知识界和舆论界对实行宪政的急切渴求。但很多人要么是无视历史，要么是无视现实，总之提出的主张根本不可能被正享有绝对权力者所接受，还有一些人试图依靠这些绝对权力者良心发现，自我改变，有些人从维护绝对权力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合理性，为专制主义寻找依据，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很好的宪政，比资本主义宪政优越，只要不否认社会主义宪政即可。总而言之，这些论争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带来的巨大内部紧张感，使得执政党以及依附它的各种学术主张者和在野的学者之间发生激烈的观点冲突，为摆脱僵持不下的局面，有关方面企图彻底否定宪政，为宪政之争进行政治上的定性，希望就此遏制住宪政主张者和宪政之争，通过“争”达到“不争”的目的，以此维护现存政治秩序，去掉其长期执政道路上的羁绊。即令他们能够依靠权力的支持向其反对者发出各种“帽子”和“判决书”，也无法改变或者阻止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要求，一方面这种要求造成内在的紧张，并表现反宪派公开跳出来攻击挺宪派上，一方面它也会继续推动中国发生真正的变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包括强权统治者。反宪派强调，宪政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根本无关宪政什么事儿。宪政也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政治表现形式。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政治表现形式，也没有永恒的政治组织，更没有永恒的政治领导，迟早都会被别的更好的东西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本身所决定的。所以这场争论中的核心部分从根本上来说毫无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挺宪派中的激进主张者也毫无必要在某些环节上固守自己的观点，因应现实和时势的变化，恰如其分提出变革要求，并顺应历史自然发展进程，为未来的变革做好准备更有意义。
人民是一切变革的最深切感受者，也是一切好处和坏处的直接体验者，更是历史往前走的最重要的推动力。虽然受到数十年定向教育和宣传的深刻影响，然而在大变革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互联互通的时代，中国人民觉醒的速度仍然超越了某些人的想象。打破政治和社会禁忌，公开讨论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主张公民权利和自由，抨击政治腐败和社会丑陋，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内容。当然，其主要渠道还是在互联网上，虽然它受到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打压。互联网是科学技术送给中国民众最好的礼物。在互联网世界，基本消除了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差别，任何人可以就任何问题发表任何不违宪的言论，并以QQ群、微博、博客、社区等平台为主要方式，形成了现实社会中罕见的公民组织雏形，以民众相对自由的言论和社会组织雏形形态为主构成了初级的中国公民社会。中国民众濡染其中受到最好的公民教育，公民意识逐步自觉，民主诉求日渐高涨。公民们在其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在国家政治权力之外，相互联接、聚集成更具合力更强大的社会权力，对政治权力构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制衡和约束。在互联网世界，宪政理念及其所代表权力制衡、公平正义等基本含义更容易受到共鸣和支持，事实上那些宪政主张者主要的传播渠道正是在互联网。改革开放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和交流方式的革命为中国公民更积极地寻求政治权利、对政府实施更严格的监督创造了条件，也必然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根本的推动作用。对互联网与理论界、知识界联合的恐惧感，正是反宪政派招摇过市的最基本源头动力之一。
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促使包括大私产者、中产阶层、知识分子、技术公民在内的一大批新兴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崛起，虽然他们在政治上还很弱势，甚至在权力下噤若寒蝉，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局势变化特别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它们迟早会在政治上产生更大的欲望和要求，并与社会运动相呼应，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对现存政治秩序构成“威胁”，这些人中为数不少者对宪政基本保持缄默，但由于它们才是宪政的主要受益者，因此更被视为潜在的更重要的参与分子，除了在现实中受到种种限制以及盘剥之外，拒绝实行宪政才是最根本的制约手段。在这一情势下，这一群体的很多人寻求移民海外，保障他们的资产和人身安全，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移民了，但业务仍然留在国内，形成“心离身不离”的局面。最终，他们将会认识到，逃避不是办法，只有在中国内部实现变革才是根本出路。另一方面，执政党“铁板一块”的外部形象渐渐损蚀，就像在社会上一样，内部的竞争和选举机制匮乏或者流于形式，现行党内体制导致很多真人才被埋没，或者失去上升的空间，由此引发内部冲突，有些还进一步激化，比如薄熙来事件。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执政党内部的派系应该说长期以来都是存在的，但是激化后外露则比较少见。随着党内领袖绝对权威的不再，党内派系分化和斗争也将越演越烈，失势的一派必然寻求更多的改革，直到在国家政治层面进行改变，比如实行真正的宪政，由公民进行选举。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是这个道理，对他们来讲，或许只有这样才是唯一出路。他们也是宪政的潜在支持者，对党内主导政治的派系形成了来自内部的压力。批判宪政，让他们去掉幻想，对宪政之争无疑也是一个推动力。
溪边愚人的这套论调北爱尔兰共和军爱听，英国政府恐怕不太爱听；西班牙巴斯克“埃塔”组织爱听，西班牙人民可能不爱听。愚人的这套理论要能早几年说给英国政府，马岛战争可能就不会爆发了，是吧？
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最难的。同样一句话，理解可以大相径庭。也许双方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绝对不是提议以民众的福祉作代价。相反，我还强调过，以宪法制度保障个人的福祉是宪政最重要的功能。我说代价时确实有所指，台独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我认为如果为了民主失去了台湾，这代价值得付。我相信，只要真正民主了，哪怕曾经失去台湾，最终也一定会失而复得的。我不能接受的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台独。台湾民众的福祉难道不该保障吗？强扭的瓜不甜。这就像婚姻一样：结婚必须双方自愿；离婚只需一方坚持。
追求民主，这本身没错。你我的分歧在于对民主的定位。您是把民主定位为终极目标，为了追求这个目标，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哪怕国家分裂，生灵涂炭。对此，本人不敢苟同。我可不愿意看到我的亲戚朋友为了一张没什么意义的选票在战火纷飞的街道上抱头鼠窜，就像在叙利亚，利比亚无数次发生的那样。总之，您的想法跟老毛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而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路数。咱是小民百姓，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咱还是退避三舍吧。休战！！
这就又回到老套套上了。再啰嗦一次吧，因为觉得有些概念需要扩展一下。是回老北京人，也是对大家说。
我说过，总不能说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完美的，我们就什么也不学吧？我还要说，不存在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不该成为不追求平等的理由。
世界上没有100%的平等。这是自然的法则，不是任何人力能改变或逾越的。就拿男女平等来说吧。男人女人是天然不同的。要说男女可100%平等，那是要让 1 = 2。我理解的所谓平等，是知其不同，理解其不同，进而尊重其不同，不歧视其不同。这种意义的平等和当年共产党让“铁娘子班”去做传统以来一直由男性承担的工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是明知一个是1，一个是2，却要设法证明两者是相等的。）
再说你我他，各自出生，生长于不同的家庭、环境，享受（或不能享受）到的条件千差万别，能100%平等吗？不可能嘛！但正因如此，一个追求平等的社会就更要尽最大可能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当然，这又是不可能100%做到，但至少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吧？
是的，美国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actually far from it）；美国政治上的竞争也不是完全公正的。但如果不承认美国比中国平等、公正得多，我就无话可说了，因为我认为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大家的探讨也是在这样的共识之上的，否则无法交流。布什家族是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但现任总统奥巴马则真是无根无基。他能当选并连任，不是证明了一个平民也有机会吗？也许不是个平等的机会，但毕竟有竞争的机会。
还是那句话，不要因为没有完完全全的公正，就以其为理由不向公正靠近。
大陆的开放，为台湾经济提供了天赐良机。但事实是台湾的经济起飞在先，这一良机在后。所以台湾不是靠大陆起飞的。至于老北京人后面一连串的推断，无根无据，就不提了吧。
台湾政坛的“乱象”是民主的产物，比共产党病入膏肓的腐败和无法无天，这种乱反倒不那么令人担心。美国政坛不乱吗？没有人否认美国是民主的吧？还有，以台独势力壮大作为台湾政治失败的证据，就是又一个设定无根据的前提的例子。何人有资格说台独就是错？为什么不先想一想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台独？民主是有代价的，有时候代价是非常非常高的。但不论代价多高，她都是值得追求，值得尊重的。
大约是20年前吧，加拿大的魁北克因独立呼声太高，终于搞了一次公民投票，以此方式决定魁北克到底该不该独立。结果是51%反对，49%赞成。因为反对独立的过半数，结果自然是没有独立。令我感慨的是，49%的人完全接受投票结果；51%的人则说，有49%的人要独立，说明我们必须好好反省，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在整体上充分体现了政府和民众对法制的尊重与服从。我那时就想，要是我们也能这样多好？！记得我曾对大陆同胞谈起这一感慨，得到的反应居然是：“那好哇，我们全国投票，台湾人一定输！”我目瞪口呆。能做此提议的人是心中没有半点公平意识的。魁北克的投票只限于魁北克人，因为这是决定魁北克人的命运。
我个人认为台独对大陆台湾都不是上策。但台独必须是台湾人的选择之一。只有这样，共产党才会有所约束（也许是我天真了）。如果台独不是选择之一，那就又是先把钱交出来，然后再谈生意。钱都给了，还谈什么呀！
千万不要跟我提什么台湾民主，所谓台湾民主绝对不值得仿效。原因如下：
首先，台湾政坛的乱像那是有目共睹的，你来我往，党争不断。正经事没干几件，倒是台独势力不断坐大。这样一出民主闹剧，大陆如果仿效，那还不疆独，藏独，蒙独甚至广东都得独立出去。
其次，所谓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没把台湾社会折腾完蛋，经济上靠大陆输血，台湾人占了大陆多少便宜还用多说吗？政治上，军事上有美国人给罩着，否则，早TM乱套了。到时，大陆可没人输血，也没人罩着，捣乱的肯定成把抓，届时，菲律宾都敢来插一手你信不信!八国联军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吗？
另外，老兄不要太书生气了，翻翻人类的政治历史，何时见过真正的公平竞争？别跟我说远古的禅让，那都是传说。就拿民主人士奉为圭臬的美国政治来说，那是公平竞争吗？真要是公平竞争，小布什就不可能上位。到时你屁民一个，哪怕身怀旷世之才，你没钱没势，照样只能是屁民。现如今中国百姓的经济状况就是前车之鉴。
总之，像先生这样，为了民主而民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台湾成功地完成了一党至多党执政的过渡。大陆为什么不能依瓢画葫芦呢？
且不说中国社会“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是否属实，真是那样的话，也是一党执政造成的。共产党可以执政，但必须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只有公平竞争，社会才会平衡。
共产党是以维持社会稳定为借口，坚持一党执政是唯一出路。可惜太多的人就被迷惑了，真以为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设定这样的前提，就好像要谈判的对方先把钱交出来，然后再谈生意。这还有什么好谈的？
老兄的意思我明白，本人也并没有反对学习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实际上，中国的宪法，从满清末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无一不是舶来之物。从立法的法学理论依据到立法的技术全都学自西方宪政国家，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源自苏联宪法（苏联宪法的法学理论基础及立法技术也多源自西方宪法）。从法学研究的角度讲，与其他国家宪法相比，中国现行宪法从内容到形式都搞得相当不错。从立法原则到具体条文也与当代宪法精神一致。关键问题是，中国宪法制定出来以后，就被束之高阁，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罢了。因此，现在要做的工作是推动执政的共产党真正依宪执政，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执政党和政府的行为。今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再不断的修改和完善宪法。而宪法的完善过程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吸收其他国家宪政的有效经验，二是针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加以调整和修正。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真正的执行现有宪法。但某些所谓宪政派包括楼主，他们主张的“宪政”实际上是另起炉灶，一切推翻重来。说实在的，中国经不起这样的大折腾了。至于中国会不会因实行西式民主而天下大乱，大家公认的一条经验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社会“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因此，绝不能拿中国的国运和福祉当筹码，当试验品。我的原则是：中国会不会因此大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至于一些激进的民主派，他们一面破口大骂老毛，一面又祭起老毛用滥了的手段，大肆鼓吹所谓“大乱方能达到大治”。这纯粹就是丧心病狂！
我倒是更赞成欢颜展卷林中闲坐的说法：以宪法制度保障个人的福祉，是宪政的功能之一。我还要说是最重要的功能。
为什么西方的宪政用到中国就一定会天下大乱呢？为什么明明人家用得很好的东西用到中国就一定不适合呢？我不是说要盲目照搬。但我反对没有根据的结论。
依我愚人之见，美国法制最大的长处是以科学为依据。自当初国父们制宪时起，到现在的每一项新内容，都是如此。别忘了自由女神像是一手高举自由的火炬，另一手则紧握科学。法国人赞颂美国的伟大时，是真正把握了原因所在。
美国的宪法是这个国家最根本的保障。这个宪法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各个哲学派系相互争辩、综合的结果。（我个人以为是康德的影响最大。）这个国家虽然年轻，其宪法依据的理论却是渊源流长。美国宪法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单纯的幸运。普世价值源于古老的哲学理论。将其归于“西方的东西”恐怕不恰当。
知道美国枪支业把最大的财力、物力、人力花在什么地方吗？阻止科学研究！现在想进行枪支管制，最大的困难是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数据。是的，这也是一个美国法制有漏洞的例子。但这不应该妨碍我们学习其精髓。总不能说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完美的，我们就什么也不学吧？
其实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学派，也有其道理所在。资本主义没有走向灭亡，马克思也是有贡献的。但一个平衡的社会必须是各种学派共存的社会，只允许单一学派是没有生命力的。更何况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历史上所有的共产党都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并不真正以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是主义。也许这是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该理论有其致命的缺陷。
不要曲解本人的意思，我只是说现如今保持一党执政对国家稳定发展有利，何时说过共产党最有本事领导中国？再者说了，就目前国家的政治生态而言，除共产党外，你还能拎起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去担当领导这个国家的重任吗？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处于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中，绝大多数百姓仍未树立所谓公民意识，境外的反华势力也在虎视眈眈，千方百计要搞垮搞散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你去搞什么一人一票，多党轮流执政，到时不天下大乱才叫怪呢。
所谓宪政如果是指敦促执政党依宪执政，将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关进宪法和法律的笼子当然没错。但挑起所谓宪政争端的“挺宪政派”的出发点恐怕不止于此吧？他们的弦外之音其实很明白，就是政治上重新洗牌，一切推倒重来，根据西方宪政依葫芦画瓢。这纯粹就是拿中国的国运和人民的福祉开玩笑，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瞎胡折腾，只能把国家折腾个稀巴烂。国内宪政派，民主派嘲笑共产党把共产主义当普世真理，那这帮人怎么又接过共产党的衣钵把西方的一套当作普世价值呢?楼主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周边确实几乎都是所谓民主国家，但有几个像样的？
国家民族的福祉是以个人的福祉为基础，离开个人的福祉谈国家民族的福祉，叫你牺牲，是既得利益阶层在忽攸你。
以宪法制度保障个人的福祉，是宪政的功能之一。中共从来没有保障过个人的福祉，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指定接班人林彪，都能被迫害的国家，当然需要宪法把党与政府的权力关在笼子里。
当领导是要凭本事。谁说中共最有本事领导中国？没比较怎麽知道？
在与汉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共产党人追求理想的影子。也就是只要将理想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就是高尚，其它的东西就不重要。
就算汉至的理想100%正确，就可以不顾方法吗？就不需要耐心地说服与团结大多数人吗？这种东西正是笔者文章里讲的“主义至上”。它永远是短暂的，就像当年的共产国际。
如果宣扬民主的人本身在践踏民主原则，那一切都走不远。“心比念长，德比谋远”。我们大家在网上探讨，每句话都在揭示自己的内在。如何认为自己的理想正确，那就让道德来承载它吧！
理性最基本的要求：在讲道理过程中不扣帽子，不侮辱他人。如果你仍然没意识到自己过份，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可以明确地说，通常所谓的“发达”，笔者一点兴趣都没有。
再说一次，如果把屈就于专制叫做“理性”，请你不要玷污“理性”这个词，我的文章本来已经分析得透彻，多数人自然出于你所谓的“理性”出卖自己来求得发达，我佩服这样的“理性”，但是我只是说那并不高尚，你不需要把这种技术理性跟政治理想相提并论。
热爱民主，就不要放弃民主的权利，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其它的东西，都没有意义。
我答应公公们，不再在这里惹麻烦了，你们保重吧：）））
这不是理念“对”与“错”的问题，而是用的场合，时机与程度的问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有道理，但不现实。你承认宪政不完美，这就有深入理性探讨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应当思考，那些不完美的地方，在中国是否能造成更大的不完美，甚至灾难呢？进一步说，能否先学习那些合理部分呢？
兄台说的道理固然不错，可现在的问题是人家说“蛋白质”是“毒药”，劝老百姓“宁死不吃”，这又如何谈得上消化分解吸收呢？倒是有点老和尚劝小和尚“天下的女人是老虎”的味道。
习总有个“鞋论”，可是买鞋子总要先穿上走几步试试，不能光看着网上的图片就说它不合适吧。批评宪政，无非是说它不完美，事实上谁也没说过它是完美的；可是如果一开始就想追求完美的话，那就一步也走不动喽！这就叫五十步笑百步。
按偶党罗列的宪政的“九个内涵”，除了“自由市场经济”要自由到什么程度有点争议以外，可有一条是错误的吗？社会主义就不需要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吗？你选择社会主义，也完全可以搞n个社会主义政党嘛，这不是比“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造成的暗斗要好得多吗？
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是配套的，一个是经济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其本质是是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合理化制度化。学习西方先进，不可囫囵吞枣，连糟粕一起照搬。人类文明进步80%靠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学习，以一种文明制度去压制或摧毁另一种文明制度不是人类文明的福祉。人类要进步，就得把为了建立在历史积累的所有优秀的东西。中国要进步，就得吸收西方先进，同时发扬传承自身华夏文明优秀的东西。
嗯，顶一下。
那也好，说得更明白些。老祖宗就是儒释道文化的传承人。
笔者知道你是正人君子。从自身做起，不仅仅是自己不做坏事。而是要修身，进入自己的内在。修身是承担其它社会责任的前提。
你是艺术家，容易感情用事。为了更全面地看问题，难道不应当多些理性吗？
老祖宗是指慈禧太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已经从自身做起了，请不要以为人人攀附权贵，某些人必须洗干净血手才有资格跟我说话的。
看了你的文章，有些道理，但太情绪化。谈谈笔者的看法吧。
大多数中国人和你一样，很看重理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那么折腾的原因。为实现理想，什么是途径呢？革命吗？多少先辈们都试过了，不成功。为什么，理想的道路是一条道德的路，理性的路。它是一条理解别人与倾听别人的路。一条即关注自己又关注他人的路。为了理想，我们就应当从自身做起，而不是批评他人。
实际上，中国人憎恨心重。大多数人在批评别人时，自身正在犯同样的错误。在这点上，笔者也如此。因此，老祖宗强调要反省。说这些话与大家共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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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应该走什么路的问题。笔者不认为照搬西方宪政是一条可行的路。中国是资源缺乏，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国家。现在搞那一套，一定是国家分裂。但这并不意味不学习宪政民主中的好理念，走逐渐改变的道路。
增进权力制衡与约束，增加民众参政的渠道，使得权力决策透明化就是当前需要改进的方面。中国只要按现在的方向，不断改变没效率的政策，体系。最后，自然会达成一个合理的政体。没有必要将意识形态作为目标，就如当年将共产主义作为目标来实践一样。
西方宪政民主的缺点不容易看清在于它物质文明和社会相对稳定的外在。这一切实际上是由于科技暂时领先，金融霸权的剥削与超前消费的运作所至。但这一切都会慢慢丧失，当经济不好时，西方宪政的体制弊病就会很明显。当华尔街在搞东南亚金融风暴以获取利益时，就注定了它自身的命运。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9279-1.shtml
垄断专制压迫是剥削阶级的挚爱，
平等自由民主是劳动人民的向往，
公平自由竞争是效率提高的秘诀，
宪政法制民主是现代文明的根基。
封建等级社会是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的；
民主自由文明是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的。
资本主义创造国家财富, 社会主义分配财富 , 左与右的配合, 现在欧美政府都是在左与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如税收及福利分配, 因此才出现政党间的争议, 他们有着代表的利益阶层! 只要政策偏向任何一方, 都会让国家经济失去平衡, 税收太高,福利太好, 可导致国家破产,资金外逃, 人民受剥削则会带来国家动乱, 政府只能在政策上平衡相方的利益才能够长治久安! 国家政策，就和骑自行车一样，不可能走直线，只能在直线的两边，不停地摇摆，偏左就往右打一下，偏右就往左打一下，这样才能保持平衡，才能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