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
一、
一九七Ｏ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玩文学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他们琢磨、创作，试图活出个模样，寻找意义。
也许他们就这样歪打正着，一不留神为中国文学艺术传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个年代，大面儿上看来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
我也许是由于喜欢写东西，曾经组织过一个文学沙龙，还在酒后茶余口无遮拦，于是，在那个年代蹲进了监狱。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间接对文化传承“有所贡献”。大概，正如鲁迅老头儿说的：咱萌不了芽，还当不了供天才们生长的泥土吗？那些年头，的确我当的就是最底层泥土。
一九七Ｏ年代开始的那个午夜，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是在油灯下守岁。不过，大多数人在农村、在农场。而我却在牢房。
平时屋里再冷，今夜炉子一定要火旺。也许，这意味着来年没准儿会转转运。我们这儿的炉子，你一定没见过。这是当地名为“扫地风”的全泥炉子。“扫地风”没有炉膛，没有炉箅子，没有任何其他炉子必备的金属附件。整个炉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当地人凭多年经验，知道如何利用炉子内部特别的结构形成空间，还有炉子底部有别样通风口。不用风箱，自来就有风，所以得此名。“扫地风”是当地穷苦人专利。除夕那晚，“扫地风”威风八面，炉火通红。
那是在河北省饶阳县大狱里。
此前，我从没到过这个地方。这是衡水专区的一个县，这儿属于一个革命老区，曾经是抗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老乡至今还记得吕正操、程子华这些当年在这里亮剑的英雄好汉。我们这群北京政治犯，被下放到这里，这是当时副统帅一号命令所决定的。那时全国、全民都在准备打仗。
是得准备，于是我们这些北京犯人被准备成了饶阳犯人。
当时我党应付局势的架势与心态和保卫延安时候一模一样。“要有准备”是多方面的。必然包括对脑瓜子里有问题的文化人进行必要准备。保卫延安时候，给王实味准备一把斧子就行了。这会儿王实味们实在太多了，全准备斧子也不行。
于是，一批批我们这种人从北京被押送出来。这些脑瓜子里不对味儿的人中，包括“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鹏等等。当然，也包括我和老七这些无名鼠辈。把这些不安分和不可靠的家伙放在老根据地，有利于战时管理。这个地区有革命传统经验。
后来，我听当地的一个老干部告诉我，在打日本那会儿，他们晚上经常的任务是“掏窝子”，就是清除异己的意思。半夜三更，几个县大队的小年轻，就去什么人家把目标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拉出村。宣布他的罪行，然后为了省子弹，就手工处理了。有一次，他们去某村去掏一个汉奸嫌疑，没掏着，就把他老婆掏出来了。为了打击汉奸，这老婆扔进枯井也能灭他们的威风。在扔下枯井之前，小年轻们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视眼，也抢着去摸。别的队员笑了，说：“瞎子，看清楚喽，那是你姑啊！”那些村的人，很多都有亲戚关系。小王说：我不管，我摸的是汉奸婆！众人齐声喝止：我们都行，就你不行，汉奸归汉奸，也不能乱了辈份。
听到这儿，我明白了。人家这儿管我们这类人有经验着呢。
我前面说这是县大狱，其实是传统习惯说法。确切地说，我们由于还是未决犯，所以关的地方还不是监狱，而是公安局下属的看守所。
这县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长，也姓张。他还是老区传统做派：不穿官衣。就爱穿着对襟黑棉袄，一条絻裆裤，手里提着个抗战时期的镜面盒子炮，和当年闹日本那会儿的捯饬还一个模样。估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头儿，那年代绝不能忘。
饶阳这地方到处都是盐碱地，还非常缺水，真是“咬在瓜把儿上了——苦得厉害”。周边的几个县，从来都不怎么富裕。有些县农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穷”，去讨饭，把自家的粮食省下来。饶阳县的人，很要面子，丢不起那人。他们也到全国各地去“混穷”，可绝不要饭，他们耍的是本乡绝门手艺——劁猪。就拿着一个劁猪刀子，走遍全国，吃万家饭，和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
除夕之夜，这个穷乡僻壤老乡们劈里啪啦放了不少炮仗，好像这儿炮仗不要钱似的。原来，这块大盐碱地产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这儿的重要副业之一。今儿晚上人们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产的，才能可劲儿地造。
我们这伙人，是1969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著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押解到这儿来的。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
现象是，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们都不会跑马了，的确也没马可跑了。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人们开玩笑说，咱们都成人干儿了，细菌也全饿死了。
人们坐在炕上闲聊，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每个窝头二两，正好四个窝头，一天两顿。在北京，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据说，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文革中，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人们传说，他为此后悔不已。谁会想到，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就一碗菜汤。什么菜便宜，就是什么汤。偶尔有点儿肉末儿，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当然，逢年过节如果“形势大好”，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那阵子，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天天想的就是一个“吃”字。除了睡觉时间以外，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
到了饶阳，每天倒是三顿，定量也是八两。早晚各喝二两粥，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饼子”。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有人当场就掉泪，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刚进来的人，胃酸都劲儿大。
我们喝的稀饭可以当镜子照，身体也都和那粥差不多，饿得快透明了。可是当地人，比我们招儿多，他们很快就找到“抗饥”的窍门，那就是，越饿越得有存粮，中午那两个高粱面的饼子，最多吃一个。一定得咬牙留下来一个，到后半夜饿得无法睡眠的时候，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品。那就可以减弱胃酸对你的折磨。为了防止犯人自杀，每晚牢房里的犯人都得轮流值班，每个人两个小时。房上值班的解放军也是每两小时一班，他们在房顶上踱来踱去，随时都可能点名。
这个县城，竟然没有起脊的大瓦房，一码儿的平顶黄色土房。机关或有钱人家才是砖房。我们监狱因为重要，是砖房，但也还是平顶房。房顶可以当场院用，可以晒粮食，还可以放哨。
这样的款式让值班解放军看守方便，来回踱步。他们在房上叫到几号，那个号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门前大声喊道：“二号五个犯人，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这时候要不是有存粮钉着，你怎么熬过那漫长黑夜里的两小时？
我们这屋“扫地风”比别的屋子也大一号，给的煤饺子也比别的屋子多一倍。这儿的煤球不是用筛子摇出来的，所以不是圆的，这儿是把煤末子和黄土和成了煤泥之后，就用我们的饭碗当工具做煤饺子，擓出一个个月牙形的煤泥，往地下一磕，就齐活了。一开始，这活儿都把我们这伙人看呆了，那煤泥绝对是煤少土多，那颜色一点儿都不黑，快和新四军的军装颜色差不离，灰不拉唧的。我们想，这成色的煤饺子，有法儿着吗？没想到，这儿的煤还挺好烧，就这种灰色煤球着得旺着呢。
为了节约，我们屋一个星期才分给100个煤饺子，平均每天只能烧14个，而其他小号每天只能烧七个。二十四小时都烧，绝对不够。所以一到傍晚我们就必须封炉子，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才打开火。封火的时候，把半块煤饺子研成细粉再用水和成煤泥，糊上炉口以后，再用一根磨细了的筷子扎一个隐约可见的小洞。从那洞口，隐约见到煤火的红色这样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每夜下来，我们碗里的剩水都结了冰，被口嘴边那儿，都有一块由我们整晚哈气形成的白霜。每个值夜班的，都冻得只能坐在炉台上。所以，每个犯人棉袄的背后都有一绺如屋漏痕般的焦黄——那是封火后的微小火眼升腾出来的热气所为。
那时候，我和拉小提琴的杨秉荪正好在一个房间。我们那个房间是个把角儿的大屋子，住了十来个人。别的小号才有五六个人。我们屋连炕都没有，在地上铺了些麦秸算是我们的铺位。所长对我们说：这些麦秸在这里也是“稀罕物”，麦秸比稻草隔寒隔潮，是打地铺的上好材料。话是这么说，对我这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来说，这地铺再“高级”，在这不见阳光房间里地气阴潮，照样让我忐忑不安。
当然，这儿也有这儿的好处。北京倒是住楼，还有电灯，还有够分量的窝头，还干燥爽朗。但那儿管的太严了，每天除了改造自己，就是批斗别人，其余时间都得坐在那儿学习，还得坐得笔管条直。你连找个人聊个天，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样机警，才能偶尔进行。
这里物质条件差多了，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你。你爱看书就看书，爱聊天就聊天，爱干嘛就干嘛，只要你别打架闹事，他们只要求你老实呆着就行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杨秉荪万万没想到，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饶阳县，见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见到过的老朋友李友钿。你想想那年头儿，有几个人出过国？老杨人家是苏联、匈牙利双料留学生，在那儿学的是小提琴。老杨和我属于一个大案子进来的，都是因为传说了文化旗手的笑话。
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的一位名厨，阴错阳差被外交部选中，派往国外常驻，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都呆过。在文革中，有人在国外揭发他买菜中间可能有猫腻，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他一听脸就白了，那个火红年代押解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天生慈眉善眼温顺的他，半夜就逃出使馆，企图“叛国投敌”，结果，还是被抓了回来。
当年，老杨是使馆请来的艺术家，给国际政要献艺。老李则负责演出后给大家准备上好的佳肴。你想想，那时候他们是什么架势，什么派头？吃什么？喝什么？
在饶阳这里，他们大眼瞪小眼，喝着白开水，等着下顿的黑李逵饼子。这儿的饼子刚下锅的时候是黑红黑红的，近似巧克力颜色，等凉了下来就黑得像铁疙瘩一样。这是全高粱面的饼子，所谓全面就是在磨面的时候，把能磨的东西都磨进去。不出麸子不出糠。这样的粮食实惠，所以才那么黑。
老杨和几个同屋的人，每个人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本子，各种各样的笔，一本正经围坐在老李的周围。老李用他无锡口音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越写越饿，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壳了，可讲起来菜谱，还是当年著名大厨的谱儿，言简意赅，形容准确，细细道来，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可以录入最顶级的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传承。
我这人虽然也喜欢吃好的，但绝不是一个美食家，所以向来对饮食文化就兴趣不大，这会儿又饿得要命，他们还一本正经坐在那儿进行精神会餐，那胃脏一定更加难受。所以，我不去听。老杨说：不会，精神会餐可以分散注意力，就减轻胃脏的痛苦。再说，你学好了这些手艺，出去以后一定大显身手，自己彻底伺候自己一把。
当时我们屋子里大概有十二、三个人，七、八个人都参加了那个精神宴会。
我呢，正给几个小年轻侃故事。当我侃完一个故事，他们正七嘴八舌争辩的时候，一位叫段铎的小伙儿突然说：“你别就光给我们穷侃了，干脆教教我们，也玩玩文学、写写诗。”
段铎那时候大概还不到二十岁，饿瘦了更显年轻。原来，他发现我在牢房里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在这儿，这也算一种本事，要练别的本事，这里边儿没条件。要练文学，就是练嘴、练笔，在饶阳绝对有这条件。不练白不练。
他话这么一说，其他几个年轻人都同声附和，齐齐嚷嚷要拜我为师。段铎学习的根底很好，因为出身问题，没被大学录取，只好上了一个中专。虽然他一直喜欢文学，可没机会玩文学。另一个同号叫王涛，是青龙桥的一个著名玩主，那片儿住的都是正儿巴经的八旗子弟。于是，他们就开始听我侃诗。
年底之前监狱进行调号，把老杨和老李他们都调走了。
我和这些北京来的小伙子们还留在这个大号里，就开始一起写诗、评诗。段铎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他本来是在中专学电机的。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诗、旧诗，让他体会诗的意境是什么，优美在什么地方，如何在文字里寄托笔者的情愫。
从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大江东去》到柳永的《雨霖铃》，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到艾吕雅的《你好，早晨》等等，我给他瞎背一气，他就瞎记一堆。
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瞎背。为了记得清楚，他就把刚趸来的货都抖搂给王涛。不用几个月，他和王涛，还有景山东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
后来，以小段为首的这伙孩子，一人钉了一个本子用来抄诗。后来，把我搜肠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就只好一起命题自己来写诗，每个人都写。他们各有千秋，全都进步神速。你想想那个王涛，本来是玩主，现在居然和我们一起写诗。小亓喜欢写古诗，写完后也和我们切磋一番。小段两样都试试，虽然他是浅尝辄止，写的诗味还是很浓的，对一个学理工的孩子来说，就很不容易了。
除夕那一夜，我们都没睡觉。除了留下来中午的一个饼子以外，我们还把晚饭稀饭里的胡萝卜，也留了下来当年夜饭。我们把胡萝卜围放在“扫地风”的火口边，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萝卜。吃起来有点咬劲儿，还香甜无比。后来，看到莫言的小说里描写的透明胡萝卜，似曾相识。那天晚上，我们约定在一小时内各自写一首诗。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我是流氓！》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谈到流氓的快乐，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个流氓！》、《我心里就是个流氓！》、《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
我们轮流朗诵，笑得满地打滚。那时我们非常快乐。我们把这几首诗钉在一起，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流浪者之歌——一群快乐的流氓》。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写作热情高涨，就说：干脆咱们办个报纸，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挺进报》，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怎么样？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其实，每次只是一张大纸，那是我们用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一共两版。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所以我先画好了版样，他们的稿子，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预留给他们的版面上。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用了两个下午，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
当然，我们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后，大家悄悄传阅。当然，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多一个人看了，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别近的朋友，决不传阅。我们本来商定，看完就毁掉，可是，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于是就分别保存着。我们说好了，谁的万一被发现了，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别人就尽快销毁。
阴历大年初二，又调号了。这次我分到一个只住五个人的小号，和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我很高兴。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报给他看了，他看了非常快乐，拼命忍住笑声。不过，他抹抹眼睛，叹口气，说：“别舍不得，快点儿销毁了吧。这地方，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说得对，我就是为这种罪折进来的。于是，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眨眼间，这张报纸就化为一缕青烟。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只好生炉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销毁点儿什么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销毁一篇文章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方便了，原始环境有原始环境的好处。
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一九七Ｏ年二月九日），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有戏！今儿肯定有戏！”哪出戏并不重要，有戏就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在房上开始发话：“田寿鹏，出来！打开库房，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再到库房把自己东西都拿出来，在当院打好铺盖卷，然后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叫谁谁出来。”人们都兴奋无比，人挪活、树挪死。再不挪，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
“索家麟，王涛，宋惠民，朱章涛，田树云，张郎郎……”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表示祝贺，说：好啊，你小子发了，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发什么发？纯粹是骑驴啃烧鸡——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人们纷纷说：挪就好，挪就好。
干净麻利快，没过几分钟，被点名的这七八个人收拾好了，都蹲在院子里。然后，老张头一个一个往外叫，间隔大约五分钟。
轮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儿一看，头皮顿时就麻了。先出来的那几位都已经加工过了——被砸上了死铐、死镣，傻大黑粗还都带着铁链子，和电影里见过的那些死囚的行头差不离。我被命令坐在地上，两个警察叮哐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又给我带上了死铐。我想：也许这是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然后，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门外。大年初二的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没想到我这宁静的七十年代刚拉开幕，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走到监狱大门口，这条街已经被封锁了，远处街口堵满了翘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们自己提着行李，走到车边交给警察，他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我们的行李绑在汽车顶上。我们这些叮叮铛铛的人，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过去听老狱底们说过，这种捯饬的犯人被戏称为“哗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开车前宣读了一篇什么文件，那文件并没说为什么要挪动，去哪儿，干什么，只是警告我们在押送途中，必须老老实实，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他们从来不说要紧的，光说万一的。
我们路过冀县，那里也有一批犯人上来，上来的也全是“哗啦棒槌”。打头儿的是位名叫孙秀珍的女犯，在监狱学习班的时候，我就和她认识了。她可是这儿的第一大美女。后来，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树云大夫关在一起，可以说，我和他们俩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对视的时候，微微一笑，看来，她在冀县也关烦了，也觉得只要挪动就好。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可她那个人，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第一次集合的时候，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人们说：这时候男犯眼里“母猪都赛貂婵”了。可我到底还是美术科班的，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一点儿不打眼，低眉顺眼，因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著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所以皮肤白里透红，浓眉大眼，人也爽朗、大方，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
当时，孙秀珍风度与众不同，是典型的知礼小女子。我误以为她是个日本女孩儿。在听别人叫她的时候，听错了，以为她叫“库里”或者“库里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生，他悄悄告诉我：“如果发音是库里的话，那就是黄昏的意思。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那么迷茫，那么优雅。”原来，他也和我一样为她晕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笔写了类似“暮扎”两个汉字行书，这在日语里读作库里，意思是黄昏。每次开会，他就故意亮着板凳上的字样经过孙秀珍的身旁，可她视而不见，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小薛以为，这是她应有的矜持。
后来，我和老七胆子大，就建立起来和女犯之间信件传递的秘密通道（我后来在小说《烤肉周》里讲过这个故事。在小说里讲我自己和周姑娘通信，而实际上和她通信的是别人），我和孙秀珍真的开始通信。过了不久，在监狱学习班里，几乎所有犯人都知道了这个浪漫故事，而我们俩以为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知道的秘密。
在学习班认罪阶段，孙秀珍做了发言，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样都有“里通外国”的罪名，而且她案子里还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生死相依呀。即便如此，也不影响我给她写情书的热情，她和我的通信中对那个主犯一个字也没提。
那时候，在监狱里，我们已经告别了社会的生活，也告别了社会上的身份。交换这柏拉图式的情书，我们都很愉悦，读得脸红心跳。那是我们黑暗惨淡日子里，最艳丽的一道晨光。显示着生命力的活泼和顽强。
可惜，在一号通令下，我们并没被分配到一个地方。
我们是邻县，她和英若诚、吴世良两口子、学生李世佺等人都被发配到了冀县。她从冀县上车来，即便她变成了“哗啦棒槌”，可举手头足还那么风韵万般，她见到我的时候还有些害羞，脸微微一红，低头笑了。依然那么天真，那么动人心魄。
然后这车就撒开了往北开，路边的城镇飞速后退。深州、安平、献县、河间……我知道了，这车离北京越来越近了。我兴奋了起来，本以为在这备战时期，一时半会儿绝回不了北京呢，这一大挪动还真不赖，心里就涌现出小学课本里的诗句：
“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啦！祖国，我的亲娘。”在我心里改成了：“北京，我回来啦！北京，我的亲娘。”可惜，那时候的汽车可没现在的那么快，还没飞起来。
一直到凌晨两点，我们的车才开到北京。轻车熟路，又开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半步桥四十四号。
几辆大轿车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场上，操场四周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警察，而在警察外面，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那时候的警察也都穿着军服，不过他们没枪。在这地方，我们管警察都叫队长，管军人都叫班长。从这些大轿车里涌出了几十个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哗啦棒槌”，在队长们的指挥下，我们稀里哗啦地走向操场的西北角的小门。
我顿时明白了：今天的“戏”是要命的戏！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这个大院里，关押犯人的建筑一共分为二十四个筒。所谓筒，就是建筑物里的筒道。分属于三个部分。K字楼，三层，每层四个筒，从一筒到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五角楼，两层，每层五个筒，从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第二十三筒，官称死刑号。就在西北角的这个小院儿里。二十四筒，是后来新盖的也在这个小院儿里。这两个筒是死刑号，也被犯人称为“枪号”。
我关押在看守所里学习班的时候，有机会出去劳动，也来过这个小院里干活。一次是打扫新盖的二十四筒牢房，二十四筒里有几间牢房“设备先进”，那就是所谓的橡皮监狱，四面的墙都钉满了泡沫塑料，和沙发差不多，关押一些特殊犯人，让他们没法自杀。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间，就是拉一个小车把刚刚腾空的枪号里所有东西都堆到小车上，推到库房那个院子里。据说，事后会有犯属来这里领取遗物。当我看到那双皮鞋，心里就感到非常别扭，因为我知道昨天这双鞋的主人还活着，而现在，说没就没了。
还有一次，是帮这儿的警察冲洗死铐、死镣。上面确实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冲洗干净后，帮警察装箱，留给后人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我万万没想，竟然会轮到自己。
我们这些人一字排开，面对小院儿的高墙蹲在地下。这里的强光灯明如白昼，连我对面老墙上的青苔一丝一毫都历历在目。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院儿里竟然还保留着这么一堵历史性的老墙。那些砖缝都磨凸出来了，每块砖的风化程度不同，因此各有各自的风姿。我听说过，这里曾经关押过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的汪精卫，还关押过著名的川岛芳子——金璧辉，据说她就是在这个小院里被处决的。
我们身后的警察开始叫名字，叫到谁，谁就到院子中间的桌子那里去登记，然后拿着自己的东西进入筒内。
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经一年半了，被提审了几十次了。一会儿说要宽大，一会儿说要从严。时间长了，人也就皮实了。后来知道了，无论他们和颜悦色还是横眉竖眼，无非是要我交待背后“长胡子的人”。逻辑很简单，我讲的那些笑话和“反动谣言”，如果交待出“谣源”，我的罪过不过是个传谣者。如果交待不出来，我就是个造谣者。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是个传谣者，也许只判个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谣者，就可能判个无期，最少也得二十年。这年头儿数字，对我说来都差不多。要是为了从宽，交待出来别人，我关了三、五年出去，照样还是个现行反革命，还得内疚一辈子。再说，在里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难过，何况，二十年后指不定怎么样呢。所以，无论他们来软的还是来硬的，我还是那样，我心里有底。每次，我都会自问：最坏又能怎么样？自己触触底，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次，我蹲在那里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样来思考，最坏又怎么样？突然发现，心里没底了。最坏？那就是玩儿完了。“杂耍要收场了——没戏啦！”正这么想着，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们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册，然后让我打开行李。只让我拿了一条被子，一个脸盆，一条毛巾，牙缸、牙刷、牙膏，一个饭碗，还有一本毛选。其他衣物，连褥子都不许带，就挥手让你进号。前面一个警察领路，自己稀里哗啦跟在后面。我心里想，进去以后赶紧问问同屋老犯人。进屋以后才知道，每屋只有一个犯人。心里没底，照样没商量。
我像一个麻包一样，“咕噔”一声坐在炕箱上。也好，终于可以自己安静一会儿，放松下来。让绷紧了一整天的神经，稍微缓一把。
三、
死刑号里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还是封死的。犯人无法钻到床下去，也无法把东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三，只是在靠门那边留出了一条水泥地，那里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在普通牢房里，绝没有这个设备。在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一个观察孔，上面嵌了玻璃。另一个观察孔则在牢门上。这和其他牢房一样，那观察的小窗户旁边有个按钮，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可以按这个按钮。和医院一样，你房号的那牌子就会翻下去。这里的牢门有两道。里门是动物园那种铁栅栏，外门则是厚厚的铁皮木门。在木门的底部有个猫洞，原来可以从这里把饭递进来。人们想得很周全，一个犯人锁到这里头以后，不用打开门，吃、喝、拉、撒、睡全都解决了。
我心里没底，更要想下去。正在绞尽脑汁的时候，听见有人打牌儿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细听来：“报告班长，和我一批进来的犯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因为我有重要的问题要交代，才留了下来。你们怎么也不提审我呢？”一听到这嗓音、这腔调，我就知道了：这是遇罗克，他是利用报告班长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里意味着什么。一句话：每个人都要准备走上刑场。
这就是遇罗克，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在监狱里无论什么时候，都那么主动，那么从容不迫。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大约在我进监狱半年左右的时候，官方安排调号，把我们俩调到六筒同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在监狱里已经非常有名，人们都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
此前，在“血统论”笼罩下发生了八一八后的红色恐怖，当时，全国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遇罗克借着形势的变化，横空出世——一篇《出身论》如彗星划破漆黑夜空。而出版这篇文章的《中学文革报》，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每天，遇罗克和这个报纸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得用麻袋来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简直形成了一个类似狂热会道门似的旋风。
中央文革注意到了，有关方面注意到了……最后，决定抓捕遇罗克。
遇罗克从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屈服过，他似乎就是个天生盗火者。他把入狱当成必然的结果，这里是和当局智斗的现成平台。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数众多“被侮辱被损害”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先行者，也是个殉教者。
而当时，我的罪行中还有所谓“联动思想后台”这么一条，因为我当时的许多小哥们儿都是联动的骨干。其实，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我却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个血统论对联。我认为，这和德国法西斯的“人种优生”一说，没什么区别。
我是在他们被江阿姨耍了之后开始思索、最不得意时候，才和我成了哥们儿。他们还救过我一把。
最近，在北京我和这些老朋友相聚的时候，大家在笑谈中，都认为当年当局这样给我定这个罪实在荒唐。其实，当时他们真正的思想后台，应该是石油学院的老范，而我是他们文化艺术的启蒙者。
我压根儿就是一个说书人。当年，这伙老红卫兵，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静地围坐在我的周围，从《基督山恩仇记》开始，一本本中外名著听下去，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接触的天地，精神美酒照样能让他们迷醉。他们不让我休息，轮流给我倒茶，给我点烟，甚至给我买来饭。除了上厕所，或者最后累得睁不开眼的时候，我们才横七竖八地胡乱睡去。醒来，再接着侃。
在这之后，这帮老红卫兵看书，找书蔚然成风。
这些听众中后来也写东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还有红卫兵发轫者之一杨冀平，慷慨激昂的郭大勋，老谋深算的老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贺，浪漫骑士哥儿俩老狗和小涛，后来老狗一度天下闻名。还有第一个在大会上喊“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别那么狂”的苏色（读作晒，三声），等等，那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居然，这些人都被我一个说书人的书给拿住了。后来，闻声赶来的彭小蒙，还扑了一个空……
那些日子，我除了讲故事，还爱讲笑话，当局正贼着谁在散布旗手的笑话呢。你想想，再不通缉我那就怪了！
贴着我两寸照片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上面有我两寸照片。第二天，所有的照片都被严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给撕下去了。
当时北京公安局的军管会，把我们俩——这两路水火不容人马的祸头子，居然放在一个房间里。也许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当局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竟会殊途同归。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竟有同样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会不同的层面，竟有同样的价值系统。一个是出生延安的红孩子，一个是“工厂主”的后代，居然会有类似的思维框架。
开始我们俩互相提防，互相看不上，到后来我们争论辩解，推心置腹，终于变成了朋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即便如此，我们俩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还是大不相同的。
遇罗克在狱中一直在和当局恶斗，乐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当局不懈缠斗，还自愿充当宋士杰，帮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写状子，出主意，争取最轻的判决。他真是一个天生斗士，而我却是一个魂不守舍的散漫学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后，认为我的案情太复杂了，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解脱。他告诉我，进来之前，他已经设法和陈毅老总建立了联系。他相信陈毅先生是个明白事理的开国元勋，等他出去以后，一定会为我去斡旋。否则，我那罪行，弄不好让人玩儿个底儿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当今的法。听了这话，我心情沉重，但又觉得不至于吧。对他的好意，还是很感激。我心里想：他不太了解我党的高层运作，估计他的许诺根本做不到。即便如此，有这句话，也就够了。
后来，我被调到监狱学习班去学习，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快将得到解决。在那儿，见到了侃侃而谈的老丁，原来他就是负责遇罗克案件的主审员——丁大个儿。犯人们小心地问他：遇罗克的问题会怎么解决？丁大个咬牙切齿地说：“这小子，又臭又硬。死不认罪，以为我拿他没办法。好啊，我不信那个邪，咱们就耗吧！总有一天，他一定得赶上点儿。”
他和丁大个都不幸言中，我和他都折进了死刑号。
我万万也没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挠的他，竟然也折到了这儿。但，到了这儿，他还是值得佩服的。都什么时候了，谁还能像他那样—自信而主动，不乱半点方寸。
也许，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上刑场了。这晚谁还能入睡？我躺在炕箱上，看着高高房顶上铁丝网罩里的电灯。走廊里，还有人陆续“叮当”进来。看来，我们是新来的一批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下批要被执行的人。许多人都曾问过我，那时候你害怕吗？
用“害怕”这个词都难以形容当时我的心情。我就像一个看见蛇的老鼠，被震慑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我，死刑，二者怎么相连？整个不明白。我的“罪行”无非就是“胡说八道”，就至于非枪毙不可吗？可是毋庸置疑，这儿可不是在群众专政的时候，这不是吓唬人的那种虚张声势。锅是铁的。
你和一批人押入死刑号，这就是事实。遇罗克仅仅是为一篇文章进来的，他也没想到会进死刑号。何况你呢，你的“罪行”比他多得多。
那一夜我的脑子以极快的速度，把自己这辈子的经历，像过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我在审视自己，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多年来，理想主义的教育，让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存在。既然有真理，就有标准，必然有对错之分。我严格地用当今法律来检测自己，最后得出了结论，我没错，是他们错了。这样，我的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我想起来，在牢房里玩写诗游戏的时候，我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我们都是快乐的青年，
为自由被关进了牢监。
我们的道路是自己选定，
绝不后悔也永不改变！
我知道，写这些句子的时候，就是认定自己没有做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事。在一个历史大潮中，在一个转折点上，一定得有人被当成筹码，当成牺牲品。而自己的最大过错，不过就是为自由二字而已——自由的创作，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话语。
我明明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这类所谓的独立思考，我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生存方式。现在，人家和你玩真的了，真要为此杀你了。你的认定就出了问题。那，你还会认同这样的诗句吗？我知道：按照专政程序，无论现在你再说什么，结果都一样。即然如此，这几句诗依然还可以荡漾在我心中，让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个立足之地。
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女孩儿的文学青年，要写诗、要画画，也有震震她们的潜意识。让我最后悔的是，我居然没有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伤筋动骨的罗曼史。这时，我就和法国作家佐拉所写的《卢贡家族的命运》那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如此相似：一个青年军官在告别未婚妻之后第二天就战死疆场，没有圆房，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是在1968年5月1日在杭州龙井和定粤姑娘定的婚，同年6月14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1970年2月9日我被送入死刑号，也来个永恒的遗憾。
好在，我和她分手的时候，告诉过她：“别等我了，走好自己的路，你有幸福的未来，我就知足了。”所以，这会儿，这世上我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为谁担心，只是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些许惋惜。
那天晚上，我们这些死难临头的人，还举办了一场死刑前的晚会。因为，我们都是在倏忽间，突然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在这强烈震撼的磁场中，每个人都希望走好这最后一步。好在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里有浓厚的戏剧根底，于是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染上了这种色彩（也许几百年来昆曲繁盛，强化了这种色彩），人如戏子，人生如戏，游戏人生，戏剧人生。最后这一出，咱们绝不能含糊。
我记得有一篇日本小说，叫《乔迁喜面》。说一个犯人调到一个新的单人牢房，其他牢房的犯人说，搬家就得请大家吃喜面，在这儿就得给大家出个节目。于是，他伸手穿过铁窗摘了一片绿叶，用那树叶给大家吹奏了一支儿歌。
那晚，我们也如法炮制，人人都躺在炕箱上，开了这个晚会。每当队长或班长们听到了什么响动，就打开办公室跑来查看各个牢房。一看，死囚们都在安静的酣睡中。他们查完号后，再回到办公室关上房门继续暖和暖和，而我们则躺在炕箱上又开始小声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经教给过遇罗克的苏联歌曲《光荣牺牲》，据说，那是列宁最喜欢的歌：“忍受不自由莫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唱到这儿，我觉得这只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热血冲到我的胸前，一时不能自己。
突然，我不再小声哼哼，而是开始放声歌唱，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声唱道：
“哦，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在死刑号里，我还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这还是在老七家学的呢，我估计这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遭。至少，我还没听说过汪精卫、金璧辉他们学过意大利文。犹如石破惊天，一时间，队长、班长跑出来一走廊，脚步杂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们依然那么安宁，似乎还都在睡梦中。他们小声七嘴八舌嘀咕着：“肯定是做怕梦了。”“准时撒呓症。”“到这儿来能不作怕梦吗？”然后，脚步渐杳，又都走了。我笑出声来，天哪，我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晚，我们继续唱歌，用不着再低声吟唱了，也犯不着纵情怒唱了，我们只是在唱人间熟悉的歌。他们也不再出来折腾了。
我开始吟唱起在外面最喜欢唱的意大利歌曲《来到海上》，别人都静了下来，听我的歌。那时候，会这首歌的人还不怎么多。我唱完了。他们就小声说：唱得好啊。听见这话音儿，我就知道，他们这会儿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门前，趴在观察孔的小窗户旁边呢。嘿，我都没听见任何动静，他们就都下地了。顿时我就明白该干嘛了，我也在炕箱上，抬起双腿，然后绷直两条腿，把脚镣的铁链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坐了起来，再转动180度，整个过程中没有铁链碰撞的任何响声。这时，我已经坐在面对牢门炕箱上。我依然绷着双腿，落在地上，然后躬身起立，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户旁边。这时候，我才听见，人们早就起来聊天了。这会儿，谁都不会去睡觉。不久就会永睡不起了，梦醒时分变得无比珍贵。
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声聊天的人们。
索家麟和王涛都是旗人，索家麟说，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为他的祖先索三是内府的，就是今天说的大内高手的头儿。在他们那个圈儿里，内府的比八旗子弟还高一等。索家麟从小就习武，这些练家子供奉的是“达木苏王”。而王涛属于玩主，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这些团伙，在政府眼里那会儿自然就是反动集团了，说他们要成立一个莫须有的“救国军”。这会儿，他们聊得好着呢，没一点儿肝儿颤的意思。
宋惠民据说是历史反革命，在运动中逃命，越过了黑龙江。据说，让“苏修”装到麻袋里，又扔回了国境。他也兴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这田树云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告诉孙秀珍，为了未来的幸福，她必须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里。孙秀珍从小就没关心过政治。即便如此，也没过过幸福的生活。为了自己爱的人，她铤而走险，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将田某写的书信，投入到那些黑牌车里，一次都没被抓到过。最后一次，也许是她看花了眼，也许是公安局下了套儿。总之，那次投信后，很快他们就被捕了。
至于我和老七，除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之外，还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我的专案组组长说：事实上，我已经是法国间谍了。我的上线就是留学生马丽雅娜。正好在审问我的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法国红卫兵走上街头，而其中的一个学生领袖就是玛丽亚娜，嘿，还有照片。在巴黎他们紧跟打倒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思想，人们把他们称为毛派红卫兵。
我反问这专案组长：我的上线怎么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
他很平静地回答我：“也许她在巴黎是个革命者，是个毛派红卫兵。在这儿，她的身份就是法国间谍。”
“你说我是间谍，出卖情报。她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呀。”
“你主动提供，说明你更反动。”
我们之中，除了遇罗克之外，还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叫沈元。
沈元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名的才子，还在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就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后来，困难时期后政策缓和。他居然被当时近代史所的领导刘导生和院领导黎澍破格录用。然而，到了文革，他们俩为此挨斗无数次。沈元处境之悲惨则可想而知。他最后也化妆成黑人，逃向苏联大使馆（一说马里使馆），自然成了长期蓄谋，叛国投敌。
还有，还有，还有。我们一起聊天，有的生，有的熟。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条生死地平在线上。
没什么奇怪，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我们平静地聊着彼此的案情，发现个个都顶着那么大的帽子，如今我们都是最合适不过的对号入座者。我们聊着，聊着，估计过不了几天，就要一起共赴黄泉了。还互相开玩笑，最后，咱谁都不许当场就尿了，都硬气点儿。谁先到上帝跟前儿，别跟恶狼似的把糖果都吃了。到了那儿，就没定量了。全悠着点儿，等大伙到齐了再一块儿唱歌。我们在那个磁场中，似乎找到了最后自尊的支点。这时候还照样潇洒依然，我们对自己就有点儿小小的自得。
聊着，聊着，有人说：“真的，家里人这会儿不知道会怎么想呢？”“就是，就是，要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后，还开了晚会，还都乐呵呵的，那就好了。”“我说，咱们这里头，谁还有可能活着出去？”
我们公认，只有那个小不点儿——他是个小佛爷，那不至于上刑场。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金豆儿。
我不禁笑了起来，说：“谁会想到，咱们这会儿还开晚会，还唱歌，还聊天。” “是啊，这就叫：望乡桥上唱小曲---一群不知死的鬼儿啊！” “你们心里都和明镜儿似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那小佛爷问道：“万一我出去了，一定把话给你们带到。” “我们就想让家里知道，最后的时刻，我们没疯、没傻，没哆嗦，我们平静、轻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几步。你丫出去了，一定带话给我们家，告诉他们，我们最后都乐和着呢。” “好吧，放心吧，各位大哥，到时候我一定把话带到。”
别看人家金豆儿一个小佛爷，照样仗义。
第二天开始，本来以为这就拉去卢沟桥了。没承想，哪儿那么便宜啊。政府给我们这帮人每个人准备了一份罪行资料，并且都已经分发给全北京市的各个单位，直至街道，要求传达到每个人。一不留神，我们也爆得大名了。
实际上，我们得去接受各界人民批判，给人民当反面教员。很简单，这不过就是传统的杀鸡儆猴把戏而已。
第一场批斗，我就大概清楚了当局的目的。
我们除了原有的手铐脚镣之外，还在脖子上勒了根儿麻绳。俩警察一左一右，中间的警察用膝盖顶着我的后腰。同时，手里攥着勒在我脖子上那根麻绳。人家就还算客气，事先警告了我，要是敢乍刺儿，就立马给我来个锁咽喉。会场前面多少排，全坐着民兵，手里还拿着半自动。
人们批判我们的台词，都是当局事先印发下来的。而高喊的口号，那就是实话实说。什么“万里江山万里营，八亿人民八亿兵”，什么“备战备荒，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什么“保卫铁打江山，开除先行反革命分子球籍！”什么什么的。敢情拿我们开刀，还不就是为了打仗么。
战前用另类来祭刀，那是历来必要程序。古已有之，中外皆然。记得《战争与和平》那本书里，描写过库图佐夫放弃莫斯科最后时刻，也和北京一样把监牢里某些“莫须有罪”的叛国者，拉到大街上游斗，最后被活活打死。
虽然在小说看见过这种连兽类都脸红的暴行，对受难者无比同情。谁想到：有一天竟轮到了自己。
第一天出场回来，老七就走在我的前面。原来他就关在我的隔壁。进号之后，趁着队长们正为死囚入仓而忙乱的当儿，我就趴在小窗口上对老七说：“看毛选。”然后，我就开始轻轻敲墙。我试图用毛选当密码本，用分节的敲击声分别代表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以此传送信件。
敲了半天，他好不容易开始明白了我密码的意思，准备有所回应时，我却忽略了再轻的敲墙声，照样可以传到队长的耳朵里去。正当我全神贯注敲墙的时候，突然，牢门洞开。两个队长抓我一个正着。没话可讲，我被立刻调了房间，同时，把我的手铐改成了背铐。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无非来日无多，只是想最后的交流和诉说。
人，是有预感的。在饶阳县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从噩梦中惊醒。醒来以后，梦中的画面还在眼前，挥之不去。我梦见和许多朋友，坐着大卡车在黑雾行进。感觉还是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见不到警察。那卡车就走到一条奇怪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有无数的小巷，我们的卡车路过每个小巷前都停一下。为了看清看小巷口悬挂着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有许多人的黑灰色的影像，如魑如魅，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即将执行死刑的人们。怎么会这样呢？突然，我明白了，我们这辆卡车里的人，现在还都五彩缤纷，我们也将进入某个同样的小巷，我们也将化为鬼魅似的照片。这时候，我一身冷汗醒来了。当时还庆幸，还好不过是个噩梦而已。
如今，这个噩梦几乎是不差毫厘地再现了出来，我想：那一个个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执行的人。而我们就是急匆匆的后来者，而当局印发讨论判处我们死刑的资料，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进了死刑号以后，每天即使入睡也绝不香甜。每时每刻一种尖锐的肉体痛苦无法停止，如刀割心头。那时的噩梦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复杂情节和过程。老是梦见自己漂浮在一个漆黑的地铁里，地铁里似乎发生过地震，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钢铁框架、水泥碎块、石柱木梁，我就被挤在一个狭小的夹缝中。冰冷的地下水一点点漫上来，自己的鼻子紧贴在地铁的穹顶上，清楚地知道很快就会窒息，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只在等那冰水最后淹没。
每天在醒来前一秒钟，似乎心里快乐了一下：哦，原来是梦。可是，立刻又在尖锐的痛苦中醒来。原来，我还没死，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多数时间都是非常单调和无趣，只是在无边苦海中挣扎而已。没有什么值得你去回忆，只有两种状态，让你难忘：要么你在苦海里急速下降，随时会被溺毙。要么你从海底迅速上升，将吸到新鲜空气，会看到蓝天白云和阳光，还有你苦海的地平线。
在死刑号的日日夜夜，我都被压在铅一般沉重的水底，像终极前的苟延残喘。
每天，在两场批斗之间，我们在分局吃午饭、喘喘气儿。田树云大夫小声告诉我：“别灰心，马队长告诉我了：对咱们是批判从严，以后处理从宽。”他那双眼睛里居然还充满着生的期望。
另一次我遇见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才子沈元，他问我：你说会怎么判？我说：死刑。他微微一笑，说：“没那么便宜吧？多半儿得去长年苦役。”我说：“不可能，遇罗克说了，上一批都挺了。对咱们这批就特别宽大？别做梦了。”他默默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回号以后，他就开始发疯了，有人说是装疯卖傻，有人说是真疯。反正最后的日子，你打算如何扮演这个角色，也是一种选择。
有一次，在重型机械厂礼堂的后台等候出场的时候。孙秀珍进来了，和我打了个照面。她已然不像在学习班那样——仪态万千，甚至还不如在冀县上车的时候，她那会儿还那么精神，那么从容。这时候，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样，看到我，微微一愣。眼圈儿顿时就红了。
在队长的命令之下，我们俩都坐在地下。
她的肩膀开始抽搐，哭了。
一个女队长轻轻踢了踢她，说：“哭什么哭？今儿怎么了？你不是挺豪横的吗？”她似乎无知无觉，自己继续啜泣。
多年以后，我遇见了她当年的同屋——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李世佺。她告诉我，孙秀珍家里是个小康人家，姐妹三个。1949年前父亲是个小业主，很早就过世了，三个姑娘都心灵手巧，特别能干。
老二孙秀珍骨子里是个爱情至上的弱女子，却也是个典型“红颜薄命”。她温柔多情，从骨缝里透出来妩媚秀丽，可她命苦，先嫁给了一个每天下班后先到母亲和大姐那儿去报到的卑微男士。她就咬牙忍着，过着乏味的日子。她是从北京医士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挑花厂当厂医，那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没想到在那儿遇见了复原回来的厂医田树云，老田顿时就展开了疯狂地追逐，海誓山盟一定要娶她。她后来对小李说：女人一辈子就是在等一个人全身心的爱。
为了老田，在那个时代，她毅然决然和丈夫提出离婚，整个就轰动了，从里到外骂声四起，不言而喻。最后，居然被她离成了。可是，老田这时候却没接她这个茬儿，和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婚了。孙秀珍这时候才知道：爱情再浪漫也抵不上现实的分量。
文革爆发了，田树云在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也许家里的日子渐渐没意思了，他又卷土重来，告诉小孙自己发现真正爱的人还是她。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他没钱没势，也没有前途。他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他还说，他已经和苏联联系好了，只要孙秀珍帮他一把，定期把他写的信件投到指定汽车里，建功树业以后，他们可以比翼齐飞，一起到苏联去过神仙日子。
孙秀珍压根对政治一无所知，也从来不关心。这时候，她对他的感情也半信半疑。可是，看他一脸真诚，就决定赌一把，万一是真的呢？就这样，变成了这个案件的协从犯。
进了监狱以后，她一直和李世佺同学同屋，也和吴世良女士同屋。经过多少次提讯，她才知道田树云讲故事，不过是天方夜谭，还是在利用她对爱的向往。在监号里，她心灰意冷，万念俱灰。所以，平时温柔可爱的她面对刁难她的女队长，顿时横眉立目、异常勇猛。难怪吴世良女士说：小孙，天生一个美人坯子，漆黑的头发，水汪汪的大眼，窈窕的身材。没想到，面对强势从不低头。她外表是貂蝉，骨子里却是猛张飞。
李世佺告诉我，其实听老吴这样说，她也不以为然。那时她只是被逼到那份儿上了。她原本一心想就当一个小女人，等待有人来疼爱。可是命运作弄了她，让她面对铁窗，她只能刚烈。
在学习班里，我们之间交换的书信，我写的那些类似波特莱尔的忧伤情书，给了她瞬间的喜悦和安慰。或许，那只是她暗夜中的一缕微光。我写的那些信，她只给小李一个人看过。
一次她们嬉笑着看完以后，小李说：“他这么动心动肺地喜欢你，将来，出去以后，没准你们俩还真有戏。”她苦笑着说：“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了，而他不过是个学生，是个孩子。他哪儿知道我呀，等他了解我了，还有什么戏？我们只有此时此刻，哪儿有什么将来。”
她说的也对，在那个时刻，外面的世界和我们无关，我们已经属于了另类的人群。以前喜欢我或者我喜欢的女孩子，我那时候已然不抱任何幻想。知道将来绝对不会有什么旧梦重温。孙秀珍——库里娃，就是我黑狱中娇柔的花朵。
那天，哭泣的她就坐在我旁边，几天的批斗之后，我们都已经是蓬头垢面，手腕脚踝全都血丝乎拉。她嘤嘤地哭着，似乎是在回答队长们，其实我知道她是在对我说：“我这辈子，过得太不值了。来都不知道为什么来，走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刚想好好活下去，才发现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几个女队长厉声呵斥她：“别胡说八道，宣判你了吗？你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判，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呜咽，说：“什么希望不希望，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们过去不去，只是为自己的一生伤心。”
这场会我们俩是主角。起立准备上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对视了一下，我努力对她微笑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她透过泪眼望着我，依然那么楚楚动人。我想，她也是在为我伤心，她读懂了我。
那时候，我们每天至少出去批斗两场。几十场里有两场，我永生难忘。
一次是，把我拉回自己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把我拉回那个熟悉的舞台。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古希腊的寓言家——伊索。在全剧结束的时候，我曾站在这个舞台上，这样高呼过：“人们啊，听听伊索最后的一个寓言：狼问狗：是谁把你喂得这么肥胖？狗说：我的主人！狼高喊到：我与其饿死，也不戴上那条锁链。人们啊，让我作为一个自由人而死去吧！”没想到，今天，我居然会回到这里，重复这千年前同样的故事。
那天，激动发言要求政府枪毙我的老师、同学，并没让我伤心。我知道，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他们只是期望好好生存下去。人们在生死这个关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想，作为演员，我比他们演得更为真切。
另一次，把我拉到我父亲任教的学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同时把我父亲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台下陪斗。那天，我看到老父的头发全都白了，他为我如此担忧，更让我难过。很久以后才知道，当他得知我被判处死刑后，一夜白发。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样。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长高了，他那么无助、瘦弱。希望他能走出我这晦气的阴影。我期望他们能理解我，可是我却无法说出一个字。
为了让父老弟兄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在走入会场的时候，放稳了自己的脚步，铿锵有力地趟着我的重镣。这道具很质朴，你趟好了，那声响相当沉着。我老爸和弱弟，也都不含糊，他们和我一样平静地面对群众的疯狂。淡然处之就是把持一种心态。
当批斗者第一次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郎郎”的时候，中间的警察扯住我的头发，往后一拉。让我在群众面前亮相。从第一次批斗开始，我就知道了这个程序。从第二次开始，每当我将被动亮相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平和、友善的面孔。让人们知道，我没有被粉碎，也没有被打垮。我不是你们心中的假想敌。这次，我给这场戏，准备了一个微笑的亮相。参加过这个批斗会的人，应该是记得的。
同一天，我家的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赶到我们家，他们要找我妈妈谈谈。他们知道我们家孩子多，万一有人想不开，会有更恶劣的后果，所以我妈妈得首先得想得开。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孩子犯了大事了，又赶上点儿了，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你们家的人，可别胡思乱想，别出了岔子。”妈妈平静地说：“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我没什么想不开的，我为他感到骄傲。”主任连忙对警察说，老太太疯了，快走，快走。
有时候，批斗回来我想：过去常听见“生不如死”的说法，觉得那是矫情。现在，我们每天几场示众，这些演出远不如阿Q那么幸运,压根没我们表现自己内心感受的机会。连唱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机会都没有，更没有“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悲壮场面。
警察为了赶场，往往就干脆把我们像生猪一样，直接扔到卡车的车厢里。我们的脸就被车厢底的铁皮、雪末子蹭出血道子。我的手腕和脚踝都被镣铐磨得鲜血淋漓，只得撕开自己的衬衣，嘬着牙花子，慢慢绑裹自己的伤口。这哪儿是要处死顶天立地的野狼呢，就想让你像一条癞皮狗一样被悄悄处死。这时候，我才明白了什么是“只求速死”的心态。
当然，什么事都有例外。有一天，我们被拉出死牢，没想到天气居然开始转暖。天也晴了。也许是天气的关系，队长们的脾气也见好转，也有点儿耐心烦儿了。这天，他们没把我们挨个扔到车厢里，居然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卡车的旁边。两个警察把我一举，我就站到椅子上了。车上的警察，又拉了我一把我提着镣轻轻一跃，就上了车。卡车两边坐满了警察，我就坐在中间的地下。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车来，那就是我心中的库里娃——孙秀珍。她今天比那天的状态好多了，大概她也想开了。好像自己好好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她比在学习班的时候消瘦了不少，似乎更清秀了。原来这辆大卡车，只拉我们两个人。我想，大概今儿就是我们的大限了。最后的日子，还有一个心仪的伴侣，还不错嘛。
队长叫她和我背对背坐下，临坐下来，她假装看落座地方的时候，和我在百分只一秒中交换了深深的一瞥。不知道她如何电击了我。我心里一个微小的金色火苗，被她的目光点燃。
我穿着一个蓝色的棉大衣，她穿着一件碎花小棉袄。我们温柔地靠在了一起。四面的警察互相打招呼，开着玩笑。他们和我们是两类人。这会儿，他们眼里没有我们，我们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此刻，整个世界上我心里只有她，优雅的库里娃。车开动起来了，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紧紧地靠着她。她也在尽量在靠近我，我们的生物电和热量通过后背在无形中浓度交换。在那段时间里，我心里慨叹不已，没想到在死刑号，我还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离接触。两个死囚，这样紧靠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今天是唯一的甜蜜。
原来，我们是被拉到官园体育场去参加批判大会，我们俩是唱头牌的。同场有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孩子叫文佳，和北医的学生李世佺是一样的案子，她们都是“反动日记犯”。后来，听说她们俩都判了十多年徒刑。比我们强点儿，我们都已经是死囚了。大概那几批死囚中，也就我们俩，还在坚持着最后的浪漫。
晚上，我们在回死牢的路上，俩人还是背靠背坐在车厢里地面上。我们运气不错，回来的车是个大轿车。穿过长安街的时候，灯火辉煌，灯光穿过车窗闪烁在车厢里。投下斑斑光影，给我们最后的浪漫，抹上几道光彩。我们一会儿轻柔、一会儿紧密地靠在一起。心想，要是这样天天出来批斗，也就值了。我心里也明白，没那么多时间了，也就这几天了。
四、
也就是过了那一天，突然不叫我们出去挨斗了。
一早开始，陆续开门，把这些人一一叫出去提审。一个外号叫背儿背儿的预审员，叫我出去。他递给了我一根绳子，让我提着脚镣跟着他走。让我低着头，不要和其它犯人打照面。我知道这是去预审楼，就低着头走出了死刑号的小院儿。即使低着头我也能看见，和我一个方向的大操场上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死囚在向前走，而在我后面，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死囚陆续跟我而来，我的对面，也是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从预审楼回来的犯人。我们像是一条巨大无比的传送带上的产品。我顿时就明白了，巨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启动了，开始运转了。那么，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它的程序。我们就是这部机器传送带上待宰的猪羊。这几个快乐青年的血肉之躯，和这硕大无比的钢铁机器抗衡。这就是天真，其实我们从来没想过什么对抗，但赶上了这一步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无辜的热血是否可以浇钝机器上的屠刀。
这次审讯简单、迅速，只有几个问题：你叫什么，多大岁数，哪儿人？最后问你犯的什么罪？就完了。我明白了，这是验明正身的最后审问。
我回到枪号以后，就听到走廊里开始人声鼎沸，进来了一批别样的警察。他们挨个打开门，问我们的姓名、年龄。他们都穿着崭新的军衣，还戴着白手套。看看牢门上的号码，他们议论着哪个号码不太清楚就叫人来，再好好描描。我知道，他们是法警，是死刑的执行者。
第二天（1970年3月5日）早上大约四点多钟，就听见许多卡车开到我们墙外。五点钟就让我们全都起床，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一块咸菜，没有菜汤，也不给水。我知道，去刑场前还得参加一次公判大会——最后的审判，所以不让我们饮用任何液体。六点钟左右开始叫人，也是隔几分钟叫一个人，我们安静地坐在炕箱等待最后的点名。我听见，他们叫了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王文满、宋惠德、索家麟、王涛、沈元等等，最后，连金豆儿也被叫走了。我们还指着他带口信呢！
这些都是我认识的，还有我不太认识的北大毕业生顾文选等等。我听得见，每个人都是趟着脚镣走到小院里，然后“轰隆”一声就被撂倒。随着就听见囚犯短暂的挣扎声，口中呜呜地哼几声，就安静了下来，然后被架上汽车，一辆车开始缓缓开动。
我明白，一个人一辆车，死囚在去公判大会之前都得进行一次必要处理——-让他们失去喊叫的功能。有人说在他们嘴里塞了一个木球，有人说是警察用掌侧砍击了犯人的喉头。我在等着，心想：我最后的表演，也不能太差。索家麟他们是练家子，戴着镣走起来照样潇洒。他们会表现出侠士之风，我也会亮出书生之格。
我等着，等着，等到最后，听见他们竟然把死刑号的筒道大门都给关上了。这次没有我？是的，没有我，也没有老七。
筒道里死一样的寂静。那天，他们都没有回来。孙秀珍，库里娃，她真的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虽然，我还在苟活着，却从此见不到她了。心头滴血。
我知道，和遇罗克一样；所有的死囚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看来，我还要赶下一播儿了。那天晚上，又有大批的新人入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机器运转如常。
当新的一批死囚又去游斗的时候，居然没叫我。我难得清闲。我仔细看着面对的水泥墙，墙上曾经有人在上面写过字，也有人刻过字。但都被用锐器铲去了。所以，那墙上只有斑斑驳驳的表面，和一些笔划的残余。我明白，那些人最后还是要留几个字，谁都明白，也许只有以后来扫除的犯人才能看见。也许，只是想留下一句话，哪怕给一个任何活人看到，没准就留下来了。也许哪怕只给自己看看也好。
我想，如果是这样，我还能写几个什么字呢？我来到这个世界短短的二十六年，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了，随风而去。别人呢，他们也是一样。一辈子，很快地随风而去，也许重于泰山，也许轻如鸿毛。然而，这不过是后人评说而已。对自己来说，这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意义？
活一百岁，还是活二十六岁，在大自然来看又有什么区别？想到这里，我心里就踏实了点儿。我想起来，圣经里妈妈要我看的两句话，很符合我这时的想法。略略改过，我用手铐的弯角，“吭哧吭哧”花了大概两个钟头，在水泥墙上刻下了八个大字：
从宇宙来，回宇宙去。
早年我写过几天《张骞碑》，这八个字似乎还有点儿金石意思。
虽然我不是个基督徒，写完这几个字心里就平实了。最后的日子，扮演人生最后时刻那一幕，自认还算得上心静如水。
五、
我在死刑号关了近一百天，在这生死一线的剃头刀刃上滚了一百天。在五月上旬的某一夜，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在水淹的地铁里。死亡的冰水一点点没上来了，即将把我吞没了。我又濒临死亡，几乎窒息。就在这时候，突然一股强劲的清风吹入了地铁，水也迅速地下降。我张大了嘴，大口吞吐新鲜的空气。轰隆隆地鸣响，从地底传来，那些堵在地铁里巨大的框架、石块、柱梁都随着巨大轰鸣声，被激荡的水流给裹挟而去。我知道，这风是生命之风。我在巨大喜悦之中醒来，三个月来，我从来没这样醒来过，百思不得其解，想：也许是孙秀珍还没走，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愿。
一天，我突然被提了出来。又走向预审楼。
我关进死刑号的那几天，天天风雪交加。如今，久违的外界天下已然是桃红柳绿。我眯缝着眼，望着这陌生的花花世界。
我趟着镣，进了预审室。预审室里坐了十几个官员。心想，临了临了，还来这么一出，什么意思？
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位老军官，看来，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他和颜悦色地问我：
“张郎郎，最近学习得怎么样？”
一个临死的人，哪还有心思学习。既然他这么问我，也许有转机，咱们也可以顺坡下驴。只要他不逼我再咬别人，说什么都行。
“反正，也没别的事儿，就看看《毛选》学习呗。”他们也知道，我们只有那一本书。
“学了哪篇了？说说，说说。”说话听声，打锣听音。我在这里边儿关了这么久，还不明白？这是给我铺台阶呢。我也不能牵着不走、拉着倒退呀。
我不慌不忙说：“最近，我反复看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还看了《别了，司徒雷登》，还有……”
“你看了这几篇，有什么体会呢？”
“我明白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能怎么样呢？”
“看来，经过学习，你还是有一定进步的。”这要搁在过去，我这么回答，预审员决不会这么回话。他打算说你有理，你怎么说都有理。打算说你没理，你说破大天也白搭。
“最近一个时期，你在批斗中，态度还是老实的。学习呢，也有些收获。所以，今天决定把你从死刑号转回普通号去。”
天哪！太阳从西边出来啦？我连忙真心真意地说：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不要感谢我，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我个人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又赶紧感谢该谢的人。
老军官说：“从前，去死刑号的路是单程路，没人从那儿回来过。关于死刑号的任何事情都是国家机密。今天，我们会把你的镣铐卸下来，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镣铐还在我们手上，如果你不好好改造，随时都可以再给你带上，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天，他说什么话，都不能改变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阳格外光明媚。
那天，我就是从水底挣扎浮起，飞出水面。看见了太阳，苦海有边，那边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线。
出来后，听老七说：有关方面两次都决定枪毙我们了，最后还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救了我们。平均俩字一条命。而那位把我从死刑号提出来的人，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可惜，等我出狱的时候，周恩来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苟活下来的我都不知道该去谢谁。
六、
一年以后，又把我押回饶阳。这时候，小段、杨秉荪都已经分别判为十五年、十年徒刑，送到劳改队去服刑了。小亓告诉我，我们走以后，还真来人调查过我们那份报纸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些当事人，早就死的死，走的走了，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头的那份报纸早就销毁了。
回到饶阳县，这里已经不同往年了。张所长认为，这些政治犯如果天天在屋里呆着、憋着、饿着，早晚会出事。说：闲饥难忍，干点儿活儿可以分散注意力，否则，这伙人指不定琢磨出什么呢。于是，这里开始拧麻猴。
所谓“麻猴”在北京叫轴毛，就是一条五彩的麻毛。当年人们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把这轴毛拴在车轴上。随着车轮旋转，显出骑车人的风采。这是当年自行车的装饰物。
估计这“麻猴”零售也没几个钱，附加值极低。幸亏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免费劳动力。别看这个小小的“麻猴”，制作也不那么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运到看守所中间的空场，然后由劳动号（有特许劳动权的犯人，一般都是当地犯人。）用大铡刀，把那些长麻铡成一尺长左右的短麻。然后，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术的犯人，把这些麻染成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下一个工序是：把这些色麻分发下去给老弱病残的犯人，让他们用梳子把这些麻梳成像蚕丝那样通透柔软，发出缎子般的光泽。
我和老七算是青壮劳力，就被分配到成品车间。三年多来，由于我们是同案，所以一直关在不同的牢房，在死刑号都是如此。如今，到了车间，我们俩的车床就可以挨着，就可以畅聊一通了。这里所谓的车床就是木制的土车床，我们就用这种车床依次把不同颜色的麻毛，用一根铅丝把它们拧在一起。生产出我们这个工厂的唯一产品——麻猴。监狱长为了刺激生产力发展，把我们的产量和我们伙食的定量绑在一起。
一开始，当地的青年农民手头都比我们利索多了。他们认定我们肯定玩儿完了。他们吃最高的定量，我们吃最少的定量。这还不算，一不留神，我还把自己的手掌给剪了个大口子。这又让那些青年笑得喘不过气儿。但是，也和大多知青一样，三个月以后，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渐渐地我们就开始吃最高定量，而新来的农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即使是有技术的老农民，也不可能再追上我们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进行了技术革新，不但把那个车床进行了彻底改造，还把当地多少年来拧“麻猴”的标准程序和姿势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变，地位的转化，并没有引起饶阳当地人和我们之间的矛盾。他们很朴实，能面对现实。笑话我们的时候很真诚，佩服我们时也很真诚。
我们把这里的“麻猴”产量翻上去不只一番，这里环境因此就变得更加宽松。一天，张所长高高兴兴地把我们集合起来发表讲演，说我们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果，现在产量上去了，超额完成了任务。可是，质量也要严格把关。质量过关以后，下次改善，一定有猪肉炖粉条。虽然，他的讲演时肯定刚喝了酒，但就算就这么说说，我们也高兴。在饶阳我们一年标准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旧年。他老人家什么时候给我们吃猪肉炖粉条，那就不知道了。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产标兵，所以吃的比过去多多了。暂时不再被饥饿煎熬。其实张所长也没有给我们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进来犯人的部分口粮挪给我们吃了而已。新来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产指标。我们也没有因此良心不安，因为当地犯人都在这里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劳改队去服刑。在劳改队他们成了合法劳动力，到了那儿他们就不会挨饿了。而我们等于是死缓犯人，不知在这里还要等多久，所以自保为先。在这里开展生产之前，和我们一块儿来饶阳的北京气象学校学生邹宗志，就饿死在这里了。我们不想重蹈他的覆辙。
开展生产对我们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在车间里天天一边拧麻猴，一边聊天。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唱歌。当地的青年也不时唱点样板戏，或语录歌。有一天，我和老七唱起来《伦敦德里小调》。也许，那忧伤的情调很符合那时大家的心情，所以，我们俩就一遍遍小声唱着，不愿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觉中，其他北京青年和当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整个车间都宁静下来，除了车床的嗡嗡声外，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俩的歌声。
这时，我们俩才发现大家都在听这首歌，唱完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来。人们都没说话，大概还沉静在那个曲调中。过了一会儿，休息开饭了，几个青年走过来，有北京的，也有当地的，都向我们要歌篇，我和老七答应晚上值班的时候，帮他们回忆回忆，写出歌谱。
第二天，我和老七把两个人的回忆加在一起，誊写出了一张歌篇。他们就拿去抄写了。此后，每天一上班他们就要求我们唱这支苏格兰的老歌，他们就小声和我们合唱。几天之后，差不多整个车间的青年都学会了这支歌。以后每天，我们都必唱几遍这支歌曲，《伦敦德里小调》似乎成了这里的厂歌了。谁会想到，这首苏格兰旋律会缭绕在饶阳白花花的盐碱地上。
后来，我们也教给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乡》。其实这支歌的歌词我都记不确了，只好自己根据大概那意思来填写，就这样以讹传讹教给了大家。后来还教给了大家许多歌，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机写了几首歌，也教给了大家。不过，那三年中，人们最喜欢唱的还是他们学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望……”
后来，人们觉得还不够过瘾，就开始自己写诗、写小说。我的程序就是这样，每晚在两个小时的值班时，自己写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给老七，他一边儿看一边儿帮我编辑、改错。第三天，在工余休息的时候，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这珍贵的自由。
那一段时间里，渐渐地，这样的写作就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每天万籁俱寂的牢房深夜里，我都要写上一千来字。对同一个车间的犯人来说，等于多了一个说书人。也许，每个写作的人都需要读者或者听众。而这里的犯人，在这里除了物质方面的饥饿以外，也有精神的饥渴。所以，我写作就有了动力。
在那个阶段，我和老七在干活的时候，最多的是聊社会上的风花雪月，自然会聊到许多遗憾的浪漫故事，就会有许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有晴雯那种“早知枉担了虚名，也没了远限”的那种遗憾。这些深聊让我决定写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因为从一个房子开始，又以同一所房子为结，所以小说的名字就叫作《房子》。
讲的是我小时候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我们院儿的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而六十五号是一座北京胡同里难见的童话般的两层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姓黄的老头。在楼上，还住着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因为她的穿著，和我周围的孩子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动画片里的打扮，举手投足也都是仪态万方。今天明白，这都是家教而已。而那时在我眼里，她就是童话中的公主。
反右的时候，黄老头自杀了，那天我在房上看见救护车如何来把老头拉走，也看见那个小公主面色苍白，嘴唇微微发抖，站在院子里。不久，我们搬走了，那一切就渐渐淡忘了。那就是我们童年的相遇。
我大学时代，一个聚会中偶然遇见她。一聊，发现很谈得来，又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告诉我她在北京医学院读书，家住在小雅宝胡同六十五号。我恍然大悟。这时候我才知道小时候我心目中的公主姓字名谁。我才知道，原来她是黄老头的养女。而黄老头那次自杀并没有成功，如今仍然低调健在。
那时候，我已经有个女朋友了，她和我都少年气盛，还都有些不可一世。所以，我们正在闹别扭、闹分手。
也许，生活的际遇不同，黄姑娘则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也非常善解人意。于是，就觉得她才是最适合我的人。
然后，我们开始来往。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交往，必然遭到我们学校，我的同学，以至于我们家庭的坚决反对。
文革中，她家再次受到更激烈的冲击，这次黄老头就没有再次躲过，终于乘黄鹤而去，她家也被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占用了。好在，她当时还是学生，作为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医疗队，被派驻到清华大学。
我穿过风雨硝烟，在清华校园里的帐篷中找到了她。相顾无言，也无泪一行。最后，她送我出来，说：“你回去，做你同学的好同学，你朋友们的好朋友，做你妈妈的好孩子。离开我吧。”我的自行车消失在夜雾中。
过了几个月以后，被几个老兵拉去他们司令部喝酒，没想到去的地方就是当年黄姑娘家。我们就坐在以前她的闺房里，这里已经被这帮孩子糟蹋得不像样子了。满地啤酒瓶子，杯盘狼藉，到处垃圾。万幸的是，还这里居然还剩下来一个完好的电唱机。我放上一张，捷克的唱片《自新大陆》，这张唱片的第二乐章开始的旋律，就是当年我们俩最喜欢的一段。
我正在一边儿闷头喝酒，一边儿在回想中玩味这旋律的时候，外面一个孩子大叫：快来，快来！这里有一个上锁的地下室，还没被抄过呢！说着，就抡起砖头开始砸那个锁。几个孩子都窜了出去，只有我还留在这里喝酒。
外面传来咚咚地砸锁声，留声机里的定音鼓也在咚咚作响……
这就是我在饶阳所写的《房子的故事》的结尾。既然是小说，我自然要加以渲染，加以演绎和八卦。每天在我们劳动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秃瓢光着膀子，身上的汗水粘满了各种颜色的麻屑。他们端坐在一起，我一字一句认真地读着那故事，那些小伙子听得直眉瞪眼。
只有一个在饶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就大不以为然。
他叫柳陆森。他说：我打小儿在北京胡同里开玩儿，就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你讲的这种事儿。我揣摩，你整个就是一个侃爷，别这儿蒙这帮傻孩子了。他们一听就以为北京到处可以遇见公主，你这不是害人家孩子吗？你以后再侃，得事先声明，这不过是你自己瞎编的。
我的这些粉丝就轰他走，说：你不爱听，你就走人，真的假的不用你管，好听就得，谁像你这么弯弯绕？于是他们就把当地“四大弯”顺口溜改成：辘轳把，大弯针，豆芽菜，柳陆森。
有一天，我念完那段故事之后，人们坐在那儿玩味着，默不作声。
柳陆森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这样的诗：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他读完以后，人们都七嘴八舌说：
行啊，大弯针，有两下子，是你自己写的吗？
他慢吞吞地说：“在这里边儿，都把你们给关傻了。这是著名诗人郭路生写的《相信未来》。你们真是井底之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
的确如此。我真不知道郭路生在外边儿写了这首诗，我也不知道甘恢理在外边儿写了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更不知道白洋淀还出了一群文学好汉。
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在与世隔绝井底的一洼之水里，和其他几个更小的青蛙，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潜流，不知道那算不算文学。对我们来说，算什么都不重要。这些微小聒噪喜悦，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七十年代，是我生命宁静的地平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