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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到西柏坡视察,缅怀革命传统,说“两个务必”意义深远,又说“赶考”远未完成,还说要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同时细数“六个规定”执行情况。读罢报道,感慨万端,也顿生困惑:
困惑一,毛进城前提出“两个务必”,进城后立刻自己带头抛弃,从反胡风抓习仲勋反右批彭德怀到大饥荒到文革,哪里能见到“两个务必”的影子?我的困惑是,提出的也是他,违反的也是他,他是否为此负过什么责任?如果不负责任,如果动听的主张只是用来忽悠,不是用来执行,那么这些主张意义何在?
困惑二,习总认为60多年过去了,“赶考”远未完成,这个忧患意识值得关注。我的困惑是,任何考试都有限时,这是考试的通则,那么我党是否准备接受这个通则?人民、时代是否允许这个“赶考”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如果考试不及格怎么办?是不是不管及格不及格都得是我上。如果是这样,这“赶考”还有什么意义?这“赶考”还是“赶考”吗?
困惑三,如今贪腐已令执政体系鱼馁肉烂,对照之下,“六个规定”简直滑稽。试想,贪官穷奢极欲,肆无忌惮,情人成堆,赃款如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庆寿否、送礼否,还是值得一问的问题吗?(我们宁肯让老毛年年庆寿,只要不发动文革。)我的困惑是,从“六个规定”到腐败猖獗,作风何以南辕北辙?今天我们又新颁布“八项规定”,整顿“四风”,都有必要,但抓作风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作风到底是标还是本?
困惑四,往前推一推,毛黄延安谈话,毛曾信誓旦旦地承诺以民主走出“周期律”,但我们知道,他非但没有给中国人民以民主,反而走向文革末期的极端独裁极端专制。我的困惑是,毛何以敢于食言?何以敢于出尔反尔,背信弃义,敢于践踏政治和道德底线。是不是无限的权力惯坏了他?
有一点我不困惑:毛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有效约束的制度,再动听的主张言论只能沦为自欺欺人的口号、忽悠大众的漂亮话、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
还有一点我也不困惑:早在三四百年前,一个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就指出了公认的政治文明准则:统治者的权力应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建立国家的唯一目的,乃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然权利。当政府的所作所为与这一目的相违背的时候,用我们的话讲,当你的“赶考”不及格时,人民就有权力收回权力的。
2013年7月15日
但问题是,标准确立后,为什么有时候会背离它,其根源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两个原因。1. 主义至上,意识形态至上。讲理想,讲斗争,而忽视实现理想的道德途径。2. 自身缺乏修德的自觉。
“公认的政治文明准则:统治者的权力应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句话太过时了,它是反封建时的口号。只有革命者,才将社会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将两者对立。
正确的现代说法是:“公共权力的根基是民众对某种价值观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