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建国：中国经济模式的制度基础是剥夺民权
网易财经3月18日讯：首届诺贝尔奖中国经济学家峰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开幕。
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在演讲中讲解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制度基础，这种制度基础是建立在剥夺民权的基础之上。
比如，投资依靠的是高税收，政府拥有不经民众同意而征税的权利。比如，出口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民众不能因为工资低而游行。比如，城镇化是建立在对产权侵犯的基础上。中国的工资总额只占GDP总额的8%，远远低于25%的平均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过某种渠道，如贪腐，积累在国家的财富进入了一些特权阶级的腰包，使中国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了权贵资本主义。
如何改革？最重要的是放权，把属于民众的权力还给民众。
以下是文字实录：
王建国：
前面听了几位教授的演讲，让我很有启发，我主要讲中国模式与变革问题。
第一点我想讲为什么经济模式很重要？如果你看一下中国三十多年前和三十多年后的经济发展和成长，你就可以看到，当时邓小平做的就是一件事，把模式改了，改了什么模式？我们叫改革，事实上就是政治体制上没变，经济制度上把原来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然后第二点，他把两个权利都扩充，第一是人权，以前你不能自由迁徙，还有不能自由择业，还有不能自由创新，这些都放松了，实际上这种权利是人权放松了。还有产权放松了，尤其私有财产。
这两个权利的放松，就改变了体制，所有制结构也改变了。但是另外一个限制他并没有改，就是权利还是中央集权。再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上层，还有权力之间相互不制衡。他就改了这一个，结果就到了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今天的中国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描述它，就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市场管制经济，我们又叫做全控经济。
当我们讲到这个经济模式的时候，我记得费老讲，到底什么叫经济模式？其实我这几天晚上一直在想就是这个概念，下面我想给经济模式下个定义，什么叫做经济模式呢？可以看成四个战略的系统组合，或者叫做组合。四个战略组合是哪四个战略呢？第一就是价值承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必须对国民有一个价值承诺，这也是从商业模式借过来的。第二，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对他的国民制度定位，必须给制度有一个定位。第三，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怎么满足他的价值主张，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GDP的创造战略。第四，就是财富分配战略，实际上就是GDP的分配问题。这四个战略的组合构成了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不是战略，而是这四个战略的组合，并且是有一系列的活动系统构成的，这是一个定义。
下面我们从这四个方面看中国模式。中国第一点就是价值承诺。如果你看我们国家或者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其实跟西方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照样说人权平等，照样说产权受到保护，照样说为人民服务，照样说执政为民，价值承诺我认为比西方讲的还好，或者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承诺。这是第一。
第二，看中国模式的制度定位，制度定位主要是人权，产权，人权是不是平等的？你必须要定位。产权你也要给一个定位，是给它鉴定清楚，保护还是不保护。
第三，就是权力限制问题，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哪里？来自上层还是下层？必须给它定位。
第四，权力之间应不应该制衡，是制衡还是不制衡，这四个定位就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约束，你要一个模式必须有制度约束。中国后面的财富创造战略和财富分配战略，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里才得以实行。我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模式，财富分配战略，在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制度不允许这么做，你想学也学不到。
那我们制度定位，第一有特权，人权不是完全平等的，界定也不清楚。第二产权我们界定不清楚，也没有保护。第三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上层而不是下层。第四，我们界定的权力不制衡。这种制度定位就给我们第三大战略创造了条件，第三大战略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有几个特点，主要是政府投资拉动需求，需求拉动主要靠投资。政府通过高税收，高费，把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上，然后用财政投资和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这种拉动经济如果没有前面的制度基础是不可能的，你凭什么收我这么高的税，老百姓不让你收，那你的人权产权都不受保护，他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有了这个前提才可以政府投资发展战略。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出口拉动，中国过去的十几年，出口拉动在经济成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出口拉动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最低工资，如果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美日都要游行的，我们不给你游行。就是说只有有这些优势，我们才可以跟别人竞争。所以我们经济拉动，第一是投资拉动，第二是出口拉动。
第三就是城市化，这个城市飞速扩张，飞速扩张实际上就是把农村土地，把老房子，棚户区进行改造，变成框架，是变成这样，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我们中国模式是走不通的。
另外，财富的分配战略，我们给你承诺了，一般来说我们要翻几番，要达到小康水平等等，这个就把普通居民的收入，通过高税收高税费变成了国家资本，然后再进行投资拉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财富分配战略就是这么一个战略。国家的投资占了GDP的24%，还有国家与社会资本没有算在里面，也就是大约有60%的GDP被政府和国家花掉了，留下的只有40%给所有的民营企业和老百姓。这就导致了我们内需是疲弱的。还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就是中国的这种分配制度除了政府拉动大部分以外，政府拉走的部分通过其他的途径转化成全国资本，我后面会说为什么会做这个转化。所以按照这个道理这个财富收到国家，由国家投资，可以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如果将这些资本从国家流到权贵手上，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化成权贵资本主义，那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变成权贵，贪官，奸商聚集了大量财富，普通老百姓赚的很少，中国极少数人占了中国极大部分人的财富，这个不需要统计数字了。
这四大战略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要素。另外讲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内生矛盾。刚才我们讲我们经济是定位在权力控制经济的，中央集权的权控经济导致了所有的生产要素，所有商品和资源进入市场之前，必须要受到集权的批准。如果没有权利允许你是进不了市场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管制，不管你是要拉项目还是做别的，都需要进行批准，都有管制，所以这就造成了官员的贪污，权钱交易是中国模式的第一规律，它的价格配置资源是第二规律，第一规律就是贿赂价格配置资源，谁的贿赂价格高就流向哪里。这个权钱交易的模式就使得有权力的权贵得到巨大的财富，还有奸商也可以得到财富，贪官也得到财富。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就变成一个权贵资本，就以老百姓的成本获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国就从国家资本主义转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第一个矛盾。贪腐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矛盾，也是原因，也是动力。这就造成一个问题，老百姓收入低，房子被抢了，福利低，环境差，我们剥夺了老百姓的财富，还剥夺了环境财富，现在气是毒的，水是毒的，这是马云讲的，也不是我讲的，喝水得肝癌，呼吸得肺癌，所以我们这是剥夺资源损害后代的财富，用我们生活质量来换大量的资本，而这个资本又通过权钱交易转变成权贵的资本，那么我这个模式值不值？我以巨大的成本获得这个财富，值不值得？另外老百姓允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NO，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模块很快就会停止，它走不下去。
最后怎么改革？只有一个字，刚才说权控经济，那首先我们要搞创新，搞资源包容，当然我们要承认改革取得巨大成果，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产生原因是非常可怕的，就是靠贪腐驱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官方是由官员管制的，官员没有动力他就不支持了，这个是我们这个模式不能长远发展的根本原因。怎么改？放权，把控制资源的权利放到老百姓哪里去，叫做返还民权，本来这个权力是老百姓的，你集中了，现在返还给老百姓，没有民权就没有民智，没有民智就没有民想。如果硬是不走，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搞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我们都不想走，那么只有走这条路，我就讲完了，谢谢。
阿留君所言甚是。千里之行，积于跬步。我们固然不可能一步登天，不经实践和探索就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可是也不能故步自封，拒绝进步。
其实，多年前的德国真还不那么＂烂＂，也绝非简单的一个＂独裁＂就能定性，要不然，纳粹也不需要在德国国会大费周章地夺取控制权了。德国的法治也颇有可学习之处，即便是几十年前的东西。
王教授在发言中甚至提都没有提＂民主＂二字，虽然＂民权＂、＂法治＂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民主＂，或曰＂主权在民＂。
保障民权、厉行法治应是当务之急。惟有如此，方可消弥戾气，稳步前进。
侃兄大可不必如此动肝火，我看“一元兄”把中国的初级阶段和德国的初级阶段进行对比没有什么问题，事实就是如此嘛。要想进步，先得充分承认自己的落后，虚心学习和借鉴别人发展时期的经验教训，不能企图一口吃出个胖子，这样反而能更快的实现进步。
二位仁兄各执大道之一端，其实并不矛盾，大可不必为此争吵吧。侃兄确实over-react了一点，把您当成“拒绝进步”一方的了，小误会而已，二位都用不着上火，呵呵。
中国现在的情况确实有点类似专制时期的德国，但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相对国力还远远赶不上19世纪的德国：德国当时虽然不民主，但还是“法治”的，后者有效的保护了创新，中国是二者都没有；德国有非常深厚的科学技术传统，19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出了无数巨匠，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发源于德国，而中国的科技到了21世纪初还基本处在模仿阶段，开创性的工作很少，没法和当时的德国同日而语。19世纪的德国还有新教的信仰，中国现在什么信仰都没有。所以和当时的德国比绝对不能说是“比烂”，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专制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确实可以取得比较高的发展效率，德日韩都是如此，英国和法国的前期也有浓厚的贵族统治色彩；但另一方面，专制到一定阶段必须向民主转型，否则要出大问题，而中国正在这个拐点附近，拒绝转型行不通的。我在别处评论过，就不再多说了。
"
如果和德国比叫“比烂”，那应该和什么国家比呢？
我只是举了个反例，告诉你事情不是绝对的，你就那么上头？
"
这就是你接受＂工程师＂训练的结果？
----跟（大约）８０年前的＂独裁＂德国比，还不是＂比烂＂？你怎么不跟２１世纪的德国比一下呢？
----你不是把＂民权＂错看成＂民主＂了吧？有必要那么急吼吼地要举个＂独裁＂德国也有科学家的反例吗？
----二战前的德国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你用一个标签＂独裁＂就能定性了？就能以此证明＂独裁＂有助于发明创造、科学进步了？
如果和德国比叫“比烂”，那应该和什么国家比呢？
我只是举了个反例，告诉你事情不是绝对的，你就那么上头？
好文！
总结一下统治者愚弄奴役国民的两套绝招：
----法家的暴力
1、愚民：狗天生就是“愚”民。
2、贫民：狗天生很“穷”，所以你只需保持它穷的现状，有吃的就行，切忌，不能给狗设立存食物的库房。
3、弱民：狗由于“愚”和“穷”缺少食物，天生怕主人
4、辱民：狗在不听话和不懂话的时候，打它、骂它，再教它，它会更崇拜你。
5、利用流氓：狗本身就是没有是非观念，是仅仅听主子口令的流氓，主子即使在强奸妇女，只要让狗把门，它也会赤胆忠心。
6、流氓政治：狗本身就有流氓本性，想让它只听主子的，就不能设立长期有效的法律，设立了，它也没记性，球都不顶，主子完全可以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朝令夕改，一意孤行。
----儒家的欺蒙
1、“礼”就是“猪栏”，把各种猪分门别类
2、“仁”就是让猪自己遵守规矩，自己出去找食。
3、“德”就是让猪自己建猪栏，自己去找食，自己进屠宰场，自己割肉。
4、“义”就是守“礼”的猪们，会主动杀掉不守礼的猪。
文/专烤填鸭
先秦时的文化遗产
在此首先申明：对古代所有思想家，笔者都持尊敬态度，所有的批评只对思想不对人。
再看先秦时的社会文化遗产。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给后世留下了《论语》等四书五经；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给后世留下了治国谋略《商君书》。而秦以前，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虽然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足以证明，那时的确是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然而儒家并不入流。
而秦国，自商鞅以后，以法家治国方略，取得了横扫六合的成就，所以，夺得天下之后，秦国焚书坑儒，使其他学说，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基本绝迹了。然而，仅仅十五年，法家所建立的家业就破产了。也就是说，诸子百家的帝王之道，都不足以维持帝王政权的稳定，都不能使帝王的江山万年红，都不足取。
所以，灭秦以后，西汉吸取了秦王朝的经验教训。在汉初大力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的利民政策。但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皇权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欲采用儒家学说。然而，汉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单纯以儒家学说来治理国家也是行不通的，虽然独尊法家的秦亡了，但秦横扫六合的业绩是法家创造的，是不可否认的，只有用儒家配合法家的严刑峻法才能富国强兵。于是，董仲舒在强调法制的基础上，把儒法两家揉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就是儒法结合，即“外儒内法”。
外儒，给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血腥的后盾。从而，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条软硬兼施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还告诉我们，即使外儒内法，软硬兼施，统治者的江山也没牢固，汉朝也随着统治者一起灭亡了。
然而，让现代人不解的是：
为什么后来的王朝，明知“外儒内法”保不了江山而且会断子绝孙，却依然前仆后继，屡蹈覆辙呢？
下面我们先看看法家都有些什么东西，使历代统治者如此着迷
前面提到过，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利出一孔”，使天下只能有一种民，“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朴则安居而恶出。《算地》”，就是说，使民即能种地又能战争，使其愚昧安居而恶出，用户籍制度将他们控制的农田里，即能为统治者创造财富，又能为统治者保江山，只能听从统治者摆布。
我们来看看法家是怎么做到的。
《商君书》开篇便说：“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更法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探讨着变法的原则，寻求着“驱使人民”的策略。从后续的文章里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国，是君主的家国；所有法律都是为了君主的利益，人民仅仅是国君驱使的某种动物！
1、愚民：
《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辩慧，乱之赞也。”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所以，必须愚民。
2、利用流氓、流氓政治
《说民篇》曰：以良民治，必钆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白话是说：利用善民来治国，国家必乱，终至于削灭；利用奸民来治国，国家必治，终至于强大。可见《商君书》这种权术必造成流氓政治。以流氓来压服良民百姓，以小人的勾心斗角来实现互相的纠察，这就是专制君主用官的方法。以奸民制，百姓就会只反贪官，不反皇上，所以：“以奸民治，则民亲制。”
3辱民、弱民、贫民
《弱民篇》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白话为：人民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弱就会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法统治人民，人民就遵从；用赏赐来奖励战争，人民就会轻视死亡。因此临战严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强。民众有自以为荣的尺度就轻视官爵，鄙视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赏赐。治理民众，以刑法使他们知道何为真正的羞耻，战争时他们才会出战。民众贪生怕死，政治纷乱，而去与别国交战，兵众与农民都会怠惰，国家力量就弱。
4、制造恐怖社会
《弱民篇》曰：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故以强，重弱；弱，重强。王。以强政强，弱，弱存；以弱政弱，强，强去。强存则弱，强去则王。故以强政弱，削；以弱政强，王也。白话为：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兵力就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就削；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攻治强民和弱民，强民是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5、统治者的流氓手段
《去强篇》曰：“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如此，想叫谁富谁就富，想让谁穷谁就穷，在这穷富折腾期间，君主的权威就显现出来了。君主大权独制，使百姓如握掌上，以君主来控制政治及社会的一切，令百姓及官吏的富贵之途皆出于君主之手。例如商鞅用法律手段设些圈套，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更显现：国，是君的国，“以一家制万家”，万家必须低贱，以-“利出一孔”达到：“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
以上是《商君书》几万言里的几个小段。
而《商君书》如此直白“愚民、贫民、弱民、辱民”，“利用流氓、和流氓政治”，“制造恐怖社会”的手段，比比皆是通篇随处可见！
然而，这些统治章法，秦以后，并没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统治者的法律上。但是，知道一些历史和近代史及现实的，都可以在统治者的行为上，随处看到。
看完这些统治秘诀，我们已经出离愤怒了，那么，暂且消遣一下。
你养过狗么？你看过别人养狗么？你知道怎样训练出一条听话的狗么？
哈哈，如果你看过《商君书》就会无师自通。而且，非常简单。
1、愚民：狗天生就是“愚”民。
2、贫民：狗天生很“穷”，所以你只需保持它穷的现状，有吃的就行，切忌，不能给狗设立存食物的库房。
3、弱民：狗由于“愚”和“穷”缺少食物，天生怕主人
4、辱民：狗在不听话和不懂话的时候，打它、骂它，再教它，它会更崇拜你。
5、利用流氓：狗本身就是没有是非观念，是仅仅听主子口令的流氓，主子即使在强奸妇女，只要让狗把门，它也会赤胆忠心。
6、流氓政治：狗本身就有流氓本性，想让它只听主子的，就不能设立长期有效的法律，设立了，它也没记性，球都不顶，主子完全可以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朝令夕改，一意孤行。
综合以上六点，养狗很容易，只要不让狗有存款，有存食物的库房，即使它的猎物，也一定要充公，让它每天都为食物犯愁。不然，你手上的诱饵，就不起作用了。不能让它有属于自己的家，它就会把主子的家当成它的家誓死保卫，你在家可以随便干坏事。这些如果你都照做了，你管理成千上亿的狗，对你只会有利，不会有害。我们可以推断：法家人物，从管子，商鞅，韩非，李斯，大概他们都曾是养狗天才。
我们还应看到，法家的“法治”与西方的“法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论是天赋人权，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是针对西周而来的礼治。西方的法治与民主相联，以自由为基础，并以法治来捍卫自由；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权利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是辱民的手段，是要达到把人训成狗的目的。
笔者曾伦说：“帝王之道，就是以一家，制万家的流氓手段”。就是说，《商君书》就是“把人训成狗”的秘诀而已。
下面我们再看看儒家的帝王之道。
儒家是怎样“以一家制万家”的呢？
儒家干脆地认为“君权天授”。和法家一样，认为家即是君子的国，国即是君子的家。儒家的思想，就是治理家国的方法。
在《孔子家语；郊问》篇中，鲁定公问道：“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子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效所以明天道。”孟子曰：“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荀子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在这些文本中，“天”以万物之源的姿态出现，一切尊卑贵贱是天定的，非人力能够左右，君主的权力有上天赐予，其地位不可动摇。在此“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儒家更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支撑。
儒家确立了君子至高无上的领导权之后，怎样听从君子的领导，就是说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那就是“仁政”，百姓怎样服从“仁政”呢？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克己为首要，克己为了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的表现。
那么礼是什么呢？
“礼”就是社会制度，就是道德与法律
“礼”的内容很宽泛。粗线条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纲纪关系，其表现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可见，“礼”，三纲五常。就是国家的政治架构。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仁”的行为。“成仁”既是国家的政治思想，也是人民的行为准则。
从纲纪方面看，儒家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无论皇家、官家、还是庶民家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都要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及社会、政治地位。《礼记》曰：“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可见其范围之广。《论语》中有34处记载孔子论礼。他从理论上说明礼的重要性，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
可见，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就是礼。一方面是说：见什么人行什么礼；另一方面是说，自己是什么人，就行什么礼。这样一来，礼数纷纭复杂，难怪秦国人宁可接受“把人训成狗的”法治。
可见，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荀子；乐论》）或“辨异”（《礼记；乐记》）。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就是礼的涵义和本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纲纪维系君子的绝对权威。
那么，“礼”究竟有多厉害呢？
我们看些案例就知道了，《礼记；王制》曰：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而非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所谓“不以听”，既不必经过正常的由下而上的诉讼程序，杀。公元前496年，以仁义道德君子自称的鲁国大司寇孔子代行宰相之权，“杀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问：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而非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这是中华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例因思想犯罪性质的大案。咔嚓，少正卯因思想言论，被杀，人头落地。
到公元前119年，大农令颜异因币制改革问题，对武帝提了一些意见。武帝怀恨在心，令张汤关照颜异，张汤奉旨，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延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微反唇”既一言不发，嘴唇动了动。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延反映，而私下“腹诽”，心中诽谤。于是，咔嚓，颜异一言不发，仅因“微反唇”这种类似本能的表现，表达了思想，人头就落地了。这两个“四诛”例子足以说明儒家的“礼”多么残酷，比法家的“严刑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家还给“礼”这个君权统治架构设计了一系列细则，用细则渗透臣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毅、木、讷近仁。”，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通过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把人们变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也就是说：臣民遵守了这些细则，就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克己复“礼”了。
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通过臣民遵守“忠、孝、忍、隐、讳”，牺牲个人本能的幸福追求，就实现了“一家制万家”帝王之术。
行文至此，我们再消遣一下
你养过猪么？你看过养猪么？你想养猪么？
如果你了解了儒家文化，还不会养猪，发不到财，真的很愚笨！
哈哈，请看：
你就是养猪卖肉的屠夫
1、“礼”就是“猪栏”，把各种猪分门别类
2、“仁”就是让猪自己遵守规矩，自己出去找食。
3、“德”就是让猪自己建猪栏，自己去找食，自己进屠宰场，自己割肉。
4、“义”就是守“礼”的猪们，会主动杀掉不守礼的猪。
可见，儒学大师们，深淫此道，但没有建猪栏的地，都是守礼的，连孔大司寇也不过如此。他一生，领着弟子到处游说，指望着能有一块建猪栏的地，实现养猪发财的梦想，但帝王们都不认可，终不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
我们还要看到：儒家认识到的“天理”，并不是“人的天赋本能必须获得自由才可以幸福”，而是“天生的父权”引申的宗法制度，通过国君对天地对祖上的祭祀，类比想象出的“君权神授”，达到“天子统治”全权目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把本能的需求视为“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是用各种礼法残害人的本能需求，所以，儒家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没有丝毫捍卫自由的民主观念。
以上，我们分别介绍了“法家”，“儒家”的文化。
现在，我们看看这两种文化综合后的“外儒内法”是什么样的。
在董仲舒的操办下，“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了汉朝的政治纲领。于是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专制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制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专制残酷的律条，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
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律条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宽恕“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使法律漏洞冠冕堂皇。
当出现统治者恨之入骨，或排除异己时，便可以罗织“欺君犯上”罪名，堂而皇之的大开杀戒。所以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以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为名，堂而皇之的灭其九族。于是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成为统治工具。“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
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中，特别是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及社会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统治者之所以支持这样做，还在于族人的不满，最多对抗族长，不会对抗皇权。所以私设公堂在专制社会之所以不是犯罪，原因正在于儒法结合所提供的合理性。
还应该看到，“外儒内法”后，儒生完全放弃了口头上的“安贫乐道”，也走上法家“利出一孔”的跑官之路，与“耕战”农民相同的是：终其一生，忙碌在统治者为其准备好的“八股文”里，“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为没有思想，只能背书的动物。要么，学习礼教传承礼教，做一头贡献自身的猪；要么，考得功名，进入体制，做一条统治者的狗奴。
至此，“外儒内法”的魅力完全展现出来了。
大家也该明白：被这套政治架构逼反了的农民，为什么抛头颅洒热血坐上了江山后，依然用这套政治架构。哈哈，猪狗是现成的嘛。
然而，必须告诉大家是：“礼制”是自上而下的压制，是人治的权谋系统，是只认亲疏远近，没有“公法”，没有“正义”的辨证系统。无论多大的官员，向上看，都是青面獠牙的主子的主子的主子。向下看，都是夹着尾巴的狗奴的狗奴的狗奴。这是一套没有回流的单向系统，底层的愤怒民情被层层阻断，甚至统治末年，高层情愿装聋作哑，因为，重整“纲纪”，会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盘根错节的利益帮派使整个系统“礼崩乐坏”，已经无力回天。
历史也反复的证明，这套系统的官员，自上而下的贪欲和上层为了挟制下层，有意放纵下层内斗的权术，势必造成官员道德低下。
还应该看到，儒生们在这套系统中，只能被称为狗奴，已经失去了孔子、孟子探索知识的胆量和环境。并随着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不断地给自己增加绞索来求得生存，也使得各个朝代越来越黑暗，越死越快。到了满清，儒生们连狗都不如了，他们为了升官，大肆屠杀同胞竟然在家书里津津乐道，狗奴之欣欣然，跃然纸上。
所以说，儒文化流传的土地，没有自愈自救的功能，只能越来越黑暗。
禁不住想起北京奥运。我不懂那些高深的理论，只有一点柴米油盐的妇人之见。每每提起、想到、或看到重播的北京奥运的辉煌场面，我的眼前总是展现出下面这样的场景：
在一个村子里，定期会有一户人家出来主办个欢庆活动，让全村热闹热闹，娱乐娱乐。以往都是几个大户人家轮着办。这一次，一户新近富裕起来的人家自告奋勇来操办。结果，这户人家以比以往大户人家多几倍的投入，办了个超规模的欢庆活动，真可谓风风光光，更自以为体体面面。却不知邻居议论说：“这家人家化大把钱送几个孩子读贵族学校，又花大把钱办这个活动。可你知不知道，也是这家的孩子，有好几个，却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不要说贵族学校了，连基本的教育都不能保障。”
这就是剥夺民权的经济模式的结果。
我个人一直反对北京办奥运。同胞大多不理解，甚至扣上个不爱国的帽子。其实我反对的不是奥运或别的什么运，我只是认为这个政府没有权利如此大把花银子。财富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凭什么以这样的方式花费？凭什么如此集中的花在北京？在还有孩子吃不饱，穿不暖，得不到基本教育的情形下，倾一国之力办奥运，在我看来是丢人的事情。当然，现今的中国不是无力供每个孩子，而是不愿这样做。这就更让人心痛、心寒和愤怒。
＂德国在二战前一直都是独裁国家额，＂
莫非又想启用＂比烂＂战术？即便你想，也该把德国历史搞搞清楚再开言吧？
那如何解释德国在二战前出了那么多科学家呢？德国在二战前一直都是独裁国家额，除非你把魏玛共和国那假共和的期间给排除掉。
也许民权，民智，民想是新新三民主义。
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如果没有正当权利的保障，历经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东西，可以轻易地被＂官权＂剥夺，国民又哪来的动力发明创造呢？不如＂聪明＂地添些三聚，掏点地沟，炒炒楼房更快速，更赚钱。＂思想＂也就更自然地围着＂官本位＂、＂宫廷政治＂打转转。回顾英国工业革命历史的一个观察就是，法律制度对发明创造者的权益的保护，使人们具有了高涨的热情来进行研究和开发，从而推动整个产业和社会的进步。
这似乎是一种创造性的说法，没有了民权，人民就没有了＂智慧＂，也无法拓展＂思想＂。
也许王教授特意想说，国民得不到应该有的＂民权＂，就不能很好地发展＂智慧＂－－＂民智＂，也就不能拓展＂思想＂－－＂民想＂。综合上下文，教授在此段中重点似乎是希望中国产业转型，发展＂创新型＂经济，而非劳力、资源密集型血汗工业，所以需要国人有智慧，能思想，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