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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孙立平：转型悖论
转型悖论之一，人的作用和制度的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点人们一般都会认同，一是关键是制度建设，二是人治是靠不住的。理论上来说这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制度建设从哪里来，制度建设如何可能？这样来看，首先还是人的作用，而关键是相关的人得到了必需的位置后能不能转向制度建设。这取决于两点。一是有没有这种意愿，二是能不能造成制度建设的势。
转型悖论之二，运动式变革与制度化建设。
在转型期的变革中，只有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确保变革的成果。特别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政治运动之后，人们对运动和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有着共同的警惕。但事情不能陷入教条化。前面的分析表明，只有在具有变革意识的领导人获得了必要的权力，新制度的建设才有可能。但问题在于，这时的变革往往能够面对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使变革得以破局？有一个事情必须弄清楚，“真正解决问题”和“如何破局”是两回事。靠制度化本身是破不了局的。这时，运动式的变革过程往往是需要的，这种运动式的变革过程，既是削弱变革阻力的过程，也是变革力量动员的过程。因此，不要天真地、简单化地将民众参与等同于“运动式”。反腐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些天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制度建设从哪里来”？没有民众对反腐败的参与，没有民众参与所形成的压力，制度建设有可能吗？谁不知道财产公示制度解决问题，但会自动出台吗？多少年了？在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的情况下，所有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都胎死腹中，不形成反腐败的巨大力量，哪来的反腐败制度建设？当然更关键的是，在破局之后，要尽快转入制度建设的轨道。
转型悖论之三，改革与革命。
促进变革，避免革命，这是当下社会中许多人的一种共识。一般地说，这也是不错。从消极的方面说，一方面革命的代价太大，另一方面，谁也不能保证在革命后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体制。于是，我们也就看到许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且不说革命有时是一种必然，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更经常的情况是，没有革命的压力，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因此，革命是需要避免的，但革命本身不应当受到抹黑。关键的问题是，执政者如何将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实的变革动力，从而将历史引向代价较小的变革之路。
转型悖论之四，渐进式变革与激进式变革。
中国改革，一直津津乐道于渐进式改革，同时，无视苏东大部分国家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事实，不断抹黑激进式变革。其实，激进与渐进，各有其利弊，而且在一个具体国家的变革中，不可能只使用其中的一种。实际上，中国渐进式变革的弊端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首先，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更容易陷入转型陷阱。第二，对于有些改革，只强调渐进，不大刀阔斧，是根本改不动的，如公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往往成为不改革的借口。几年前我就提出，区别于渐进式改革与不改革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转型悖论之五，上层的力量与下层的力量。
革命是自下而上发动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因此，最力量的改革模式是执政者意识到社会中的危机，自觉地推行自上而下的变革。但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不多，只能可遇不可求。因而，大部分变革是上下合力的结果。其具体过程往往是，最早感受到危机和问题的民众，在开始表达变革的诉求，明智并有能力的执政者结果这个要求，将其变成变革的方案。这其实也是一个阻断革命的过程。也就是说，变革中上下的呼应是很重要的。中国改革在70年代末也是这样启动的。但在西单民主墙后期，当时最有实力的实际领导人，在上下层之间划了一条“楚河汉界”，越界寻找支持被视为对“我们”的叛变，从此上下层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也就结束了，路子也就越走越窄。
转型悖论之六：变革与秩序。
怕乱，往往是不改革的最主要理由。中国社会中该改的不改，甚至不作为，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要成功地进行社会转型，确实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因变革造成天下大乱的，确实有。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保持了社会秩序稳定性的也有。比如，蒋经国时期的台湾转型，最近发生的缅甸民主转型，还有此前的越南的民主转型等。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但从最简单的角度说，变革的时机非常重要。这几个地方都是及早地启动了变革，没有把变革拖到一个更困难的时候。因为及早启动变革，执政者还保持着较强的权威或执政能力，问题的解决还较为容易，民众的情绪也比较克制等。
上面陆续发了六条“转型悖论”的微博，主要是想说明，改革和转型中的许多问题，不能绝对化教条化。要恰如其分地看待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转型悖论之一，人的作用和制度的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点人们一般都会认同，一是关键是制度建设，二是人治是靠不住的。理论上来说这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制度建设从哪里来，制度建设如何可能？这样来看，首先还是人的作用，而关键是相关的人得到了必需的位置后能不能转向制度建设。这取决于两点。一是有没有这种意愿，二是能不能造成制度建设的势。
转型悖论之二，运动式变革与制度化建设。
在转型期的变革中，只有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确保变革的成果。特别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政治运动之后，人们对运动和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有着共同的警惕。但事情不能陷入教条化。前面的分析表明，只有在具有变革意识的领导人获得了必要的权力，新制度的建设才有可能。但问题在于，这时的变革往往能够面对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使变革得以破局？有一个事情必须弄清楚，“真正解决问题”和“如何破局”是两回事。靠制度化本身是破不了局的。这时，运动式的变革过程往往是需要的，这种运动式的变革过程，既是削弱变革阻力的过程，也是变革力量动员的过程。因此，不要天真地、简单化地将民众参与等同于“运动式”。反腐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些天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制度建设从哪里来”？没有民众对反腐败的参与，没有民众参与所形成的压力，制度建设有可能吗？谁不知道财产公示制度解决问题，但会自动出台吗？多少年了？在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的情况下，所有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都胎死腹中，不形成反腐败的巨大力量，哪来的反腐败制度建设？当然更关键的是，在破局之后，要尽快转入制度建设的轨道。
转型悖论之三，改革与革命。
促进变革，避免革命，这是当下社会中许多人的一种共识。一般地说，这也是不错。从消极的方面说，一方面革命的代价太大，另一方面，谁也不能保证在革命后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体制。于是，我们也就看到许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且不说革命有时是一种必然，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更经常的情况是，没有革命的压力，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因此，革命是需要避免的，但革命本身不应当受到抹黑。关键的问题是，执政者如何将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实的变革动力，从而将历史引向代价较小的变革之路。
转型悖论之四，渐进式变革与激进式变革。
中国改革，一直津津乐道于渐进式改革，同时，无视苏东大部分国家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事实，不断抹黑激进式变革。其实，激进与渐进，各有其利弊，而且在一个具体国家的变革中，不可能只使用其中的一种。实际上，中国渐进式变革的弊端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首先，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更容易陷入转型陷阱。第二，对于有些改革，只强调渐进，不大刀阔斧，是根本改不动的，如公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往往成为不改革的借口。几年前我就提出，区别于渐进式改革与不改革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转型悖论之五，上层的力量与下层的力量。
革命是自下而上发动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因此，最力量的改革模式是执政者意识到社会中的危机，自觉地推行自上而下的变革。但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不多，只能可遇不可求。因而，大部分变革是上下合力的结果。其具体过程往往是，最早感受到危机和问题的民众，在开始表达变革的诉求，明智并有能力的执政者结果这个要求，将其变成变革的方案。这其实也是一个阻断革命的过程。也就是说，变革中上下的呼应是很重要的。中国改革在70年代末也是这样启动的。但在西单民主墙后期，当时最有实力的实际领导人，在上下层之间划了一条“楚河汉界”，越界寻找支持被视为对“我们”的叛变，从此上下层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也就结束了，路子也就越走越窄。
转型悖论之六：变革与秩序。
怕乱，往往是不改革的最主要理由。中国社会中该改的不改，甚至不作为，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要成功地进行社会转型，确实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因变革造成天下大乱的，确实有。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保持了社会秩序稳定性的也有。比如，蒋经国时期的台湾转型，最近发生的缅甸民主转型，还有此前的越南的民主转型等。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但从最简单的角度说，变革的时机非常重要。这几个地方都是及早地启动了变革，没有把变革拖到一个更困难的时候。因为及早启动变革，执政者还保持着较强的权威或执政能力，问题的解决还较为容易，民众的情绪也比较克制等。
上面陆续发了六条“转型悖论”的微博，主要是想说明，改革和转型中的许多问题，不能绝对化教条化。要恰如其分地看待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而东欧是全球妓女出口地区，全球人贩子贩卖妇女为娼主要是东欧国家妇女被拐到西欧和美国，是当代奴隶制重灾区。所以，这种津津乐道的东欧繁荣就有如一些人津津乐道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的民主一样，是从国际资本的立场看问题，国际资本能到那里发财了，就是发达社会了。前不久南方有文章赞美索马里自由，也是一路货色。
目光短浅的既得利益者们缺乏的就是主动变革的动力和勇气, 也许这是大多数人的本性, 所以需要越来越多人的觉醒和压力----包括"骂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