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麦克法考尔：毛泽东既狡猾又浪漫
今年82岁的麦克法考尔是英语世界中研究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执牛耳者。但他最初并没有一心作中国研究。1955年，他曾受业于费正清创办的哈佛大学东亚系，当费正清对寥寥五六个学生说中国有一种占据心思的魔力时，他还在心中默默说“不会是我”。硕士毕业后，先生仍热衷于政治和新闻，但是在费氏的鼓励下，他将已经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进行删减，拿到博士学位，亦从此正式走上学术道路。
与纯粹的学院派不同，先生履历颇丰。早年曾致力于政治，当选过英国议员（他是英国人），同时也当过记者——他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因为只当议员养活不了家。他还创办过至今都是中国研究的重要英文学术刊物《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先生曾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高层会议的议事程序顾问。曾在哈佛任教的李欧梵在其书中写到“开会时遇到程序上的难题，校长都会和他耳语，向他请教，全是绅士派头”。
先生是史学大家，而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访华之前，特别向先生请教关于中国的问题。先生建议蒙哥马利问问毛泽东接班人的问题，并猜毛泽东肯定会答是刘少奇。所以他还特别建议蒙哥马利接着问刘之后是谁。是年9月24日，毛泽东便借着蒙哥马利的这个提问， 第一次向外界明确表示，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而“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虽然年逾八旬，先生的记忆力还是很惊人。我作毕业论文时常常和他谈及某段史料，他往往转向办公室那满墙的书山，准确指出某本书的某个篇章会有提及。我曾问他何以能够达到这般本领，他开玩笑说“全靠父母遗传”。
2010年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给另一位教授举办学术庆祝活动。若不是彼时费正清中心代理主任在几百人的讲堂致辞时，说也祝先生生日快乐，大多数人恐怕并不知道当时也是先生的八十大寿。而当时我巧好与先生邻座，坐在讲堂最后一排的边缘，他表情极为平静，和茫茫听众毫无区别。反倒是几天之后，先生欣然和我们十几个学生到一家拥挤的中餐馆大吃一顿，庆祝我们所上他的研究生课程结课。当时天寒地冻，而屋内大家天南地北，其乐融融，此情此景，至为难忘。
先生曾分别于2011年2月和2012年8月两次在办公室接受笔者的采访，本文即由这两次采访组成。
毛泽东既狡猾又浪漫
问： 从个人角度你如何评价毛泽东？
答：我认为就像很多中国同行说的那样，毛泽东很明显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革命者，某种程度上他不像斯大林、列宁那样是一个冷酷的、精准的规划者。因为他在动乱中成为革命者，并陶醉其中。1949年以后，他远离革命，他发动但是不直接参与革命。作为一个政治家，温和地来说，他很狡猾。也许所有的政治家都狡猾，但是他操纵高岗事件的方式、1957年”百花齐放”、”引蛇出洞”和开展反右运动，最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肃清跟随他三四十年的高级领导人，在这些事件中，毛很狡猾。就他和他的同僚们的相处而言，我认为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但是从总的革命来说，他崇尚革命中的人海战术，又是非常的浪漫主义。
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很难把他身上革命者的性格分隔开。但是还是那句话，他某种程度上非常的浪漫。他非常依赖张玉凤，毛泽东把这个年轻的女士带回家并且极度地信任她，他们曾经吵过架，张玉凤离家出走，但是毛泽东倾尽全力把她又找回来。但是另一方面，他似乎一直让自己远离正常的丈夫和父亲的情绪。他在延安时期和江青有过某种形式的爱情，但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段感情什么时候褪色的。他对抛弃妻子（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没有任何后悔，他似乎也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关心孩子的父亲。我说“似乎”是因为外人无法从远处判断这个，没有人知道这些亲密的事情。或许你就会说所有的革命者、所有的领袖为了他们的事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远离那些普通人的情绪，但是他却比这些人更过分。
共产党不能没有毛泽东
问：毛泽东死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七分功三分过”，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功过比例？
答：邓小平必须那么说。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犯了一个大错。因为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方面他也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名誉，因为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合法性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照片依然挂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原因。但是我想把它反过来：七分过，三分功。
三分功是因为他领导共产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在一个世纪里第一次给中国带来和平团结，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是这之后，两次针对反革命的运动、血流成河的土地革命、打击腐败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所有的这些运动导致大量的人员死亡，具体的数据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的数据就是毛泽东说八十万人在这些运动中死亡或者被处决。但是这些运动也没有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制度。
而这些运动比起大跃进的规模来就显得苍白无力，三四千万的人死于大跃进，这些人本不应该死。毛泽东浪漫地相信通过农民的艰苦劳动就能完成跃进，他也不接受大跃进期间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的批评意见，这些都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结果就是很多人死亡，然后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许没有在大饥荒中死的人多，但是整个国家陷入可怕的动荡中，毛泽东和共产党在1949年给中国带来的和平团结被彻底破坏了整整十年。
问：毛的遗产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还有意义吗？
答：共产党也知道因为腐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等，共产党的合法性比起1949年刚执政的时候要削弱很多。但是现在毛还具有合法性，邓小平一直把毛泽东的照片挂在天安门上，他们一直坚持忠于毛泽东思想，当然没有人去查阅毛的作品然后决定他们的政策，但是他们迫切需要毛来让他们的统治显得合法。
只有两件事能让共产党的统治合法，一个是作为建立者的毛泽东，如果他的名声被完全玷污的话，共产党将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第二个当然是经济的发展，只要经济还在发展，共产党就会说：“看看我们为中国做了什么，我们是合法的统治者。”
毛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发展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中国已经持续了特别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终究会有问题，那时候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合法性就会消失，就只有毛主席了。所以你必须让毛主席一直在那。
问：所以你认为中共领导人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
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方式其实和邓小平1981年决心总结文化大革命，给毛泽东的错误一个评价一样，必须清除坏的东西。经历过苦难时期的人们需要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一个他们为什么那么做的解释。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人们在斯大林时期遭受的苦难必须被消除。
但是赫鲁晓夫和邓小平有很大的不同，赫鲁晓夫运气好，他还可以依赖列宁。斯大林的坟墓最终被挖，但列宁的墓到今天一直存在。如果你拿掉毛泽东，有谁可以代替呢？没有人。如果有天共产党说我们要拿掉毛泽东的像，说我们不再坚持毛泽东思想了，我认为那将是共产党开始消亡的一天。
问：可以说前段时间的重庆模式是对毛的遗产的另一种挖掘吗？
答：我认为重庆模式有点像骗局，但是这个骗局的能量让它变得真实，正是这种能量让北京害怕。我不认为薄熙来是一个毛派，大家都说他父亲是个忠诚的毛派，所以理所当然他也是毛派。但是他父亲曾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我不认为薄熙来或者这个时代中的任何人是毛派。薄熙来利用了两件事：一个是老百姓对腐败和犯罪勾结的愤怒，另一个是在中国社会身份的缺失。这是一个不一样的问题，基督教传播的原因之一就是没人知道要去信什么了。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不再是人们寻求的东西。人们在寻找一些社会的概念，但是至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大家有。我认为薄熙来复兴毛泽东主义的歌曲和他做的一些好事，比如给贫困户提供便宜的住房等等，给了大家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我认为重庆模式是被有意设计去振动北京领导层的。“嗨，看我在做什么，人民喜欢我，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受欢迎，所以你们不能踢我出局。”
但是在北京却造成了相反的影响，他们很担心。首先，中央政府不喜欢被看上去在处理犯罪和腐败上无能软弱。其次，他们把他看成——用中国出名的老话来说——眼中钉，他们想打压他，因为他是领导层的威胁，他可能成为一个绝对的领导者，但是他们对绝对领导者不再有兴趣。他们不想让这个有强大个性的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去施加影响，他可能会成为另一个独裁者。他们喜欢现在的方式，每个人得去适应它，但他不会这样。
也许有一个真正担忧：薄在重庆的这种政治会导致另一场文化大革命，温家宝就曾表达过这种担心。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它以骗局开始，但是一旦让这些事情运转起来，就会有自己的逻辑。温家宝认为，或许胡锦涛也这样认为，这会成为另一场运动的开始，这确实会成为另一场文化大革命。我认为重庆模式确实是一个模式，很多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都觉得把毛泽东主义理想和消除贫困、制裁犯罪结合在一起很好。不仅仅在重庆，在重庆之外也是这样。
问：那么你怎么看待民间对毛的遗产的态度？
答：现在在中国有一个支持毛泽东的新左派，人数众多。他们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的严重腐败问题非常担心，而且他们相信采用一些毛泽东式的方法可以防止腐败，当然这也会阻碍繁荣。理所当然地有人想回到毛泽东领导时期，那个时候国家似乎没有腐败，也被很好的领导着，当然除了我刚才提到的特殊时期。他们相信被带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腐败这样恶劣的社会破坏。
过去一些年我和一些中国人聊过，这些人年龄很大，知道共产主义时代是什么样子，他们说现在的腐败比国民党统治时期严重的多，当然，腐败也是国民党失去城市中产阶级支持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种对过去浪漫主义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些中国领导人想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那似乎是一段稳定的时期，那时候中国正期望按照苏联的经济路线向前发展。所以你可以想象会有人说：“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终会倒塌，我们必须去改变它。”
我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年的时候看到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毛泽东狂热：毛泽东成为了家庭的守护神。我没有参观过农民的家，但是有故事说农民的家里摆着佛像和毛泽东的照片。他一直被家庭所喜爱。除了沿海的三、四亿人，这个社会大部分人所接受的教育还是非常有限。所以人们把毛泽东当成护身符，向他寻求保护一点也不新奇。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一辆挡风玻璃上有毛泽东照片的出租车撞上了一辆公交车，公交车司机死了，但是出租车上的人都没事，尽管出租车要小的多。所以这也刺激了把毛泽东当成家庭守护神来崇拜。
（本文作者：欧阳斌，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项目，现为专栏作者。）
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不但没有教给中国人民理性思维，
恰恰相反，他教导人们使用非理性思维以及盲不讲理的暴力倾向。
矛盾论宣称，任何事物都包含矛盾，矛盾双方通过激烈斗争，一方
战胜另一方，事情就解决了，随即转化为另一事物。
毛泽东多次明确宣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
其理论基础，就是他的矛盾论。由此诱发人们的思想：一切从斗字着眼，
引导人们的实际行动：把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之永世不得翻身。
从此诱导出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种形式的残暴罪行，及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
在各单位里挑动人整人。在学校里，学生教师被分为红五类黑七类。在社会上，对
五类
分子和资产阶级事行全面专政。全中国几乎变为一个大集中营。
所有这些都和理性思维风马牛不相及。
现在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目的就是想清除毛的影响。但成效不箸。这就
是
因为没有批毛。
“实践论”最初是用来整王明一派的。毛后来发现“实践论”是整知识分子的有力
武器。
在中国大陆，如果你问人：甚么是实践？我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回答：实践就
是劳动，工作，做科学实验。其实，现代人都知道，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知识，都是从书本和传播媒介中得来的。毛本人曾宣称他的打仗知识是从“三国演
义”中学来的。
难道“相对论”是从劳动和工作中得来的！？
毛要人们学他的“实践论”就是为了整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扁见)，
为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舆论准备，为学校培养训服工具作舆论。
全国学习“实践论”的结果，就是读书无用论泛滥。直至现在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
更培养不出诺贝尔奖得主。
何来理性思维之有？
当然，不能从毛的一两句话，一两篇文章来确定毛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政策。但是我们的结论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在庐山会议上，开始的时候就是纠正左的错误，彭的万言书改变会议的方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十八大上，梁光烈不顾胡温习的反对大力揭露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贪污腐化，梁的结局不会比彭好多少。因为军人不能过多干预政治。
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三篇文章是中国重要的哲学文件。对中国普通人形成理性思维有很大启蒙和普及作用。
不能从毛的一两句话，一两篇文章来确定毛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政策。
应当从毛做一件事情的全过程及最终的实际社会效果来考证和作出判断。
因为毛向来都是讲一套做一套，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在庐山会议上，最初
宣布为改正左的错误，突然又转为反右倾(反彭德怀)。反右运动之初原为帮
共产党整风，突然又变为引蛇出洞。请看看网路上微博文章
毛泽东的三把杀人刀
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和“一分为二”是三把杀人刀。毛泽东历来说一
套做一套，阳一套阴一套。表面说得好听，实际暗藏杀机。他的理论依据就是他的
“矛盾论”。现在举出一个全世界都知道(当时举世瞩目)的例子： 1966年九月十五
日，毛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林彪拿着讲稿念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
斗，不要武斗。”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刻，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宋任穷之子宋彬彬。
毛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好嘛。要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于是，千万无知的青少年
受毛煽动和欺骗，在全国范围内，用残酷的武力对待“牛鬼蛇神”，接着掀起了大
规模的武斗，死伤无数。 “文斗”和“武斗”显然是一对矛盾。毛在此，把“矛盾
论”运用得淋漓尽致！毛发动的反右运动，所用的策略是他所谓的“阳谋”。但有
识之士都认为，这是他钳制舆论，封杀知识分子之口，为进一步独裁和全面专政打
下基础的大阴谋。这也是毛对“阴谋”－“阳谋”这对矛盾的残酷运用。 毛的“实
践论”也为害全中国多年。毛的名言“实践出真知”，认为知识都是从实践中来。
这本来是一个哲学命题。但在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年代，却作为政策法律在全国
强制实施。很多人把”实践”理解为用锄头锄地，用手工劳作。全国大中小学以体
力劳动为主，学工学农学军，为害何止一代中国人！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最得意
的理论。每次政治运动整人，毛都把人群一分为二：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宣
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打击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要知道，在中国百分之
五就是几千万人啊！而且，每次运动都有不同的对象，谁也不知道下一次轮到谁，搞
得全国人人自危。 这些难道是毛泽东带给全中国人民的幸福，德政？用哲学杀人，
真是毛的一大创举。
对付8亿心思各异，没有信仰整合，各自为政的，不狡猾怎么行，在台上的有几个不狡猾。
毛的天性是浪漫， 大智， 狡猾是工作逼出来的
中国老百姓喜欢毛泽东， 一方面他为下层人说话办事，得人心，中国历史上罕见这样的当权者；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喜欢他的个性，敢说敢做，不默守成规，而且很童心，是每个人都希望和喜欢的，他敢表达自己的真实个性，这和大多数心事重重的中国人相反
或许他有暴君的一面，他也有人性的一面。
暴君，也是需要文化土壤，他成为暴君，都是他的错？人民没责任？他周围的人没责任，我们的文化和制度没责任吗？
不觉得这位老美专家说出什么新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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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 它的经济指标是什么? 毛泽东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是很快的。以下的比较结果肯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一亿人口以上国家建国初期(60年)经济(GDP,PPP)发展速度比较。
国名 . . . . . 建国, .前30年, 年均增长, 后30年, 年均增长
中华民国 . . . 1911, 1913-1938, 0.66%, 1938-1950,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1950-1978, 4.9 %, 1978-2008, 7.8 %
日本(明治维新) 1867, 1870-1900, 2.4 %, 1900-1930, 2.8 %
印度 . . . . . 1948, 1948-1978, 3.6 %, 1978-2008, 5.8 %
印尼 . . . . . 1949, 1949-1979, 4.8 %, 1978-2008, 4.9 %
巴基斯坦 . . . 1947, 1948-1978, 4.4 %, 1978-2008, 5.1 %
孟加拉 . . . . 1947, 1948-1978, 2.0 %, 1978-2008, 4.6 %
美国 . . . . . 1776, 1820-1840, 4.0 %, 1840-1870, 4.3 %
苏联 . . . . . 1917, 1928-1948, 3.0 %, 1948-1978, 4.8 %
俄罗斯 . . . . 1991, 1991-2008, 0.94%
墨西哥 . . . . 1823, 1820-1870, 0.4 %, 1870-1900, 3.7 %
巴西 . . . . . 1822, 1820-1850, 1.8 %, 1850-1880, 2.0 %
尼日利亚 . . . 1963, 1963-1993, 3.7 %, 1993-2008, 4.2 %
注：因数据不全，计算区间与建国年份不完全一致。
根据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各国建国前30年，重点是政权建设，制度建设，国防建设，如果加上战争及被封锁，经济发展相对后30年较低(中华民国例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30年都是最快的.
朝鲜的金二世太宗皇帝驾崩了，朝鲜人民对他无限爱戴，如丧考妣，跪在地上，捶
胸顿足，痛不欲生。见到这动人的画面，中国同胞们，特别是60后以前的那几代人
里，一个个不禁哑然一笑，冷嘲热讽，不理解这些面带菜色的，没有自由的高丽人。
中国的反应比自由世界似乎还要强烈，因为他们刚刚从那个把领袖捧上神坛的时代
走了出来，他们知道那种哭泣那种哀悼有多么愚蠢。失去一个视百姓如草芥，骄奢
淫逸的暴君，本来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可是悲恸的他们似乎要把那个魔鬼从死亡拉
回来，让他继续吸吮人民的血液，继续让这个国家闭关锁国，让百姓处于水深火热。
这的确可笑，有时我甚至觉得，这样愚昧的人们再挨几年饿也不委屈。
其实，35年前的9月，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寿终正寝的时候，举国上下也演了一
出万人哭坟的悲剧。那些朴实天真的人们哭着、喊着，悼念着让他们吃了几十年定
量口粮，让他们10几年不涨工资，让他们劳动一年还欠生产队钱，让他们被整得自
杀身亡的魔头毛泽东。在悼念会上，即使没有眼泪，也得学着明星的演技，挤出几
滴泪水，生怕被说成对领袖不忠，甚至被打成反革命，临了还得成为毛的殉葬人。
要说愚蠢，我们也曾愚蠢过，要说迷信，我们也曾迷信过，要说被蒙蔽，我们也曾
被蒙蔽过。我们讥笑朝鲜人，因为我们是过来人，因为我们是明白人，因为我们是
看透了那个不见天日的时代的人。我们在笑话朝鲜人的时候，其实也在笑话我们自
己。35年，我们比朝鲜人多走了50步，明白一点说，我们是100步笑50。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放言：“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就安全。”仅此而言，便可
知道美国今天为何如此强大！
毛泽东的功、过、罪。
关于毛泽东是非功过问题，至今仍是一件使当局者感到尴尬的事情。他们不敢正视，
只有回避。多年来，他们的熟练技巧便是以“三七开”或第一、第二之类的大而无
当的粗疏语言去搪塞民众。以为这样，江山便会永固。不知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人民
不满意，新、老毛派更找到了借口，不时地寻机向改革派发难。当然，既得利益集
团中有不少是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他们利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现状，大钻空
子，大发横财，成了先富起来的人中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兵团，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
愤慨。
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共同认为，20世纪世界上产生了三大暴君和四大杀人魔王，
其中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为其中的双料货，甚至有人认为斯大林超过希特勒，
而毛泽东又超过斯大林，另一位杀人魔王，则由波尔布特加冕。汉语词典对枭雄的
解释是：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大家对暴君的理解不致发生歧义，因为中国历史上
出现的暴君太多，这个词的出现频率也极高。
我们不必因此提出抗议，不要以为这是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
20世纪的智慧老人罗素说得多么地好：“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
训。”我们放过了毛泽东，就是对历史犯下滔天大罪！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
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
灾星”。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
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
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
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
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
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
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
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
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
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
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勇敢而有良心的赫鲁晓
夫在斯大林去逝三年后便对这位暴君发起了冲击。这一壮举，拉开了苏共的黑幕，
迎来了历史的新篇章，也直接影响到中共的八大。毛泽东也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
感到惶恐与不安，他利用手中掌控的舆论，对赫鲁晓夫进行了长期的讨伐，务求在
国人心目中将他妖魔化，使其在中国永世不得翻身。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中“奸臣”
思想的毒害很深，毛的这一诡计是得逞了的，至今仍在生效，成了耐用商品。
毛泽东的公有制(全民所有或国有化)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
毛泽东反复宣称：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毛氏公有制”。
“需”是甚么？由谁来决定“你需要”还是“他需要”？
这就涉及分配问题。由谁来分？当然是由党来分！因为党是领导一切的。谁说了算？
当然是领导说了算。因而就会出现有人需要住别墅，有人需要住茅屋。有人需要吃
山珍海味，大鱼大肉，有人吃不果腹。有人需要坐小轿车，有人需要骑破自行车。
怎样才能算“尽所能”？怎样才是“不尽所能”？请个长假休息一阵子，算不算
“尽所能”？还是照毛在大耀进时期鼓吹的：大干快上，拼死拼活长期不休息地工
作，才算“尽其所能”。在毛时代，各级领导宣称：个人的事最大也是小事，而公
家集体的事最小也是大事。
由谁来决定某人是“尽所能，还是不尽所能”？还不是领导说了算吗？这不正是奴
隶主强迫奴隶拼命劳动的奴隶社会吗？总的来说，毛式公有制，就是将社会财富冠
以“全民的”名义，而实际控制权和享用权只在个人或少数人手里。毛氏的理论和
实践，为害中国多年，直至现在。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是林彪集团和所谓“四人帮”集团的总后台。
毛泽东是六十多年来中国所有社会灾难的总根源。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也是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杀人犯。
请认真想想，大跃进后的几年大饥荒，有4千万以上贫下中农活活饿死。
请认真想想，1949年后毛直接领导下的无数政治运动中，有多少同胞惨被无辜处死，
有多少同胞惨遭折磨致残致死或投进监狱。有多少平民百姓，普通干部(包括许多共
产党
高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被斗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几千万知青被赶下乡，变相劳改，前途茫茫，把偷渡香港作为唯一的话题和人生目
标。
这是暴君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永远不可磨灭的巨大苦难！中国人民永远不可饶恕毛
泽东。
不彻底批判，不批透批臭毛泽东，以后就会出现薄泽东，X泽东。
中国现在政治改革停滞，社会上的很多问题都和未有抛开毛泽东这个沉重包袱有关。
举例来说：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讲大话，说谎话，虚报成绩，虚报统计数字，瞒上欺下，弄虚作
假等弊病，就是来源于毛发动的反右运动和大耀进运动：讲假话的升官，讲真话的
成右派，
下放，劳改，甚至处死。大耀进中，虚报产量的晋升，说真话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例如彭德怀。
现在当官的流行贪污，毛泽东就是典范。现已透露，全国十多个省市都为毛建立专
门的豪华别墅，只供毛一人享用。名义上是公家的，实际是私人享用。这种贪腐方
式比传统的贪污方式更加恶劣。现在中共宣称绝不搞私有化。如果搞的是毛泽东的
公有制，则意味着：财富名义上全民的，但只有少数领导人才有事实上的分配权和
享用权。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前途就非常暗淡了。
现在共产党的干部流行玩弄女性，包二奶。毛就是恶劣的先例：当扬开慧还自由健
康活着的时候(1929)，毛就包了贺子珍为二奶。当贺子珍还在延安活得好好的时候，
毛就包了毛江青为第X奶了。现已查明，毛玩弄了一百多名女性(包括箸名的孙维世
)。
中国不重视人权，不关注人的性命。毛泽东在这方面树立了全世界最恶劣的范例：
公开
宣称打核大战，中国死几亿人也不怕。在毛直接领导下的历次运动中，整运动对像
无所不用其极：吊打，跪玻璃，陪枪毙(即把没判死刑的四类份子，事先不告知，拉
到刑场，站在被枪毙者旁边，等待枪响)，剥光衣服在烈日下暴晒一整天，在饭里放
泥沙不给水喝(例如贺龙元帅曾经十几天每天只给一杯水喝)，强迫喂人屎(例如中山
县一位中学校长被强迫吃屎)，戴高帽游街示众，这些反人类的罪行，真是令人发指。
现在，中国不彻底批判毛泽东，就不能前进，只有死路一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於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產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產实际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又例如，去年亩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问题就得由生產队、生產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產、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隻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 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 (高额丰產田) 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於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裡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產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產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於人民事业有利，於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裡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