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权力的焦虑及化解之道

 

木然：权力的焦虑及化解之道

政治体制改革焦虑症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济发展了，政治停滞了，政治发展不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的问题，而是实质没有动的问题。由此带来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政治腐败触目惊心，维护稳定变成了维护腐败的稳定，公权力在腐败的过程中转变为公开的私权力。从而使中国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从地方到中央、从普通公民到权力精英都产生了可理解式的可公度的普遍性焦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焦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它不但与革命性政党向执政性政党转变有关，也于如何执政有关。如果以革命性政党的思维方式执政，其焦虑来自于内在的和外在的假想的敌对势力，解决的方式就是不断镇压各种敌对势力，这主要是指毛泽东时期的革命性执政方式。现代的执政方式需要化解各种内在的外在的矛盾和冲突，使执政派别公开化，派别制衡公开化，通过派别制衡升成具有现代意识的民主竞争规则。民主执政应该成为执政党惟一的执政方式，这能保持长久性执政。目前，毛泽东的执政方式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规则还没有生成，革命性执政焦虑与未来党内民主规则不可测性执政焦虑共存。双重焦虑的共存，造成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对政治体制改革想像式的恐惧使权力部门选择了维稳这个革命色彩甚浓的执政模式，这是一个提升焦虑而不是化解焦虑的模式，因为维稳往往导致了更大的不稳定和更大的执政焦虑。亡党亡国就是执政焦虑的最主要表现。

这种焦虑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多重压力的结果。表现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党执政轮换的压力；原苏联东欧巨变的国家的压力，这些国家共产党基本失去了执政的能力，作为反对党，反对的能力也是极其有限。当时苏联共产党下台的重要心理原因就是人们的政治直觉诉求，即也许换一个政党会更好。这些国家在经过二十年的转型之后，不但经济发展，而且政治也走上了民主之路；非洲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的专制坍塌和民主转型；华人地区的民主，新加坡、台湾省、香港、澳门等，尤其是台湾国民党在下台之后又重新上台，增加了和扩大了执政的内涵，现在执政不等于永远执政，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尤其是获得了民间的共识；最重要的压力来自国内，民主已经成为国人的内在要求，这种内在政治诉求是一种类似于当时苏联人的政治心理诉求，这种政治心理诉求没有体现在官方文件和官方媒体，但在网络上却已经十分明显。

第二，被清算的焦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焦虑还与被清算的焦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俄罗斯等国不但对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及体制进行批判，还对其所做作为进行了清算。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毙、埃及穆巴拉克被审判、利比亚卡扎菲的暴力性死亡不能不使中国的官员们忧心忡忡。一些腐败的官员、权力滥用的官员通过这些国家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被清算的忧虑使他们进行了四种选择的考量。一种是绝不认错，绝对维护现行体制，因为现行体制才能保护他们的腐败。第二种是把财产与直系亲属移居国外，使个人风险最小化，使腐败收益最大化。第三种选择与第二种选择相联系，在中国当裸官。第四种选择就是公开自己的腐败行为，使自己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这四种选择对于官员来说都不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坏选择里的好选择，符合“最大最小化原则”。第四种选择是坏选择中的最坏选择，是属于官员废弃的选择，除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四种选择才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在他们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是找死，有苏联东欧为鉴，但他们没有看到选择也是机遇。不改革政治体制是等死，他们宁愿等死也不愿意找死，他们甚至错误地认为，等死成本低，找死成本高，却不知政治生命与人的生命是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找死与等死都不是自然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都是被清算的结果。要避免被清算，最明智的还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的改革，也是一个不被清算的改革。

第三，正义难以彰显的焦虑。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无疑是对中国的巨大冲击。邓小平对此的回应是，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加强执政能力，执政能力的主要标志是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经济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人民生活来提高执政能力。问题在于，发展经济并不一定增强执政能力，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当经济不再是主要问题的时候，当包括自由平等尊严的正义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以经济取向的执政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挑战。而且，经济本身的正义只有通过完善的市场来体现，当权力宰制市场经济的时候，市场经济本身的正义就会扭曲变形，甚至成为非正义的组成部分，其表现权贵市场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经济非正义又与政治的非正义互相支撑，导致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不正义，双重不正义都是权力本身导致的。权力身陷不正义又想通过自身去解决不正义的问题不但解决不了正义问题，反而使非正义领域由经济、政治领域扩张到教育、科学、文化、社会等诸领域。这种非正义的出现与扩大，造成了人们对正义的需要和现实不能满足正义的现实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和巨大矛盾，人们不知道市场何时可以回归其本来面目，不知政治正义何时成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目前沈阳大面积关店就是一个明证。

第四，公民权利无保障的焦虑。中国的矛盾已经是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矛盾，公民权利的诉求与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挤战使普通民众对政治生活产生一种失落感，对公权力的信任急剧下降。公民权利是人们追求幸福和尊严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幸福与尊严就难以提升。当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幸福与尊严的焦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认为美将更多利用非军事手段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进程，措施之一就是：“以‘网络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这种观点引起了公民的强烈反应、反响、反弹，批评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以批评与反对为主。这种观点且不说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的众所周知的传统观点，更为主要的是它引发了公民权利无保障的焦虑，从而使追求幸福与尊严成了一个未知数。

第五，财产能否保障的焦虑。财产权是公民权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它公民权利的重要前提。没有财产权，政治自由、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已经写进宪法里，如果遵守宪法，严格按宪法办事，每一个人的财产是有保障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强征土地、强制拆迁，人们对财产能否得到保障产生了巨大的疑问，更由于权力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不断以各种明里暗里的方式侵占人们的财产，人们对财产的忧虑程度在不断加深，有巨额财产的人不得不把其财产转移到国外。

据2011年6月的福布斯中文网介绍：中国的富有人群正在把钱转移出自己的国家--主要是在不安全感的驱动下。其中许多人甚至正着手准备移民。据一份最新调查称，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000万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这份调查由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咨询公司联合进行；调查结果还显示，那些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祖国。这一令人吃惊的结果与美国财政部的非法钱款流向监控报告相一致：自去年夏季以来，发现从中国向外秘密转移的现金大幅增加。几乎所有支持移民申请的基金都来自于中国，而且向外转移的方式违反了北京方面的严格规定。据非营利组织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称，中国的非法资金转移在全世界首屈一指。2000年至2008年间，从中国流出的款项总额达到了惊人的2.18万亿美元。2012年这种财产转移的范围和速度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还在不断地上升。

当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焦虑远不止上述内容，上述焦虑应该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化解，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否则焦虑的凝聚会最终使政治体制改革处于不可改革状态，或逃跑或革命即将成为不可改革状态的替代品。


化解权力焦虑的四项基本原则

化解权力焦虑的基本原则是告别过去，回归历史真实；面对现实，不回避现实；可持续政治发展原则；走向宪政民主，走向未来。原则终归是原则，只有对原则进行阐述，才能明确地把握原则及其应用范围和限制范围。

一、回归历史真实原则。权力的焦虑部分来自于对过去的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实的还原会导致不确性的结果，或好或坏或不好不坏，或稳定或不稳定或稳定与不稳定共存，或合法性丧失或合法性获得或者合法性既没失去也没获得。多种可想象的可能性与可想象的恐惧性应有尽有，从而导致权力进退两难，难以定夺。权力因在还原真实的历史想象与恐惧的多种可能性中患得患失。

告别过去，就是告别不真实的历史，让历史的真实取代历史的意识形态、历史谎言。不可否认，正视历史，有的时候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丧失，合法性一旦丧失，权力就会失去稳定性，而权力一旦失去稳定性，不但政治无序，社会也会陷入混乱状态，政治和社会都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但是，正视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更大，那就是不断地增加合法性。这个方面有很多例子可资证明。原来苏联解体之后的苏联各个国家，都对苏联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对列宁、斯大林及其后来者的错误进行了根本性的反思，得出了完全不同于苏联教科书的结论，才使人们认识到苏联历史教科书的欺骗性，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过去的路不可能再走，从而提供了国家向前走，向民主法治道路走，向自由道路走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通过对历史真实性的复原，人们对过去历史的忠诚转化为对民主制度的向往。台湾国民党对蒋家父子那段历史的评估，使台湾人对蒋家父子的功与过有了理性的判断，对于国民党给予的理解性支持，国民党也在对历史的反思当中由革命党变成了现代民主政党。历史是权力的重负，尤其是历史中的权力有着肮脏、谎言、欺骗的时候更是如此。卸载历史的重负需要时机，需要政治智慧，但更需要政治良心、政治美德。

化解权力的历史焦虑，一个历史人物是必须面对，必须要解决的，这个历史人物就是毛泽东，如何认识毛泽东，尤其是如何重新认识毛泽东，如何重新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人物创造的历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方面，有民间和官方两种意识形态表述，之所以把民间的看法定为意识形态，因为民间的研究并不是客观的，而是有着基本的价值偏好，比如民粹主义把毛泽东奉为神，民族主义把毛泽东视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左派把毛泽东视为平等的大救星，而自由主义把毛泽东视为专制者，不同的民间价值共同体对毛泽东有不同的解释，这里面有真相、有谎言、有自我塑造。而官方意识形态对毛泽东的评价基本停留在1981年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和邓小平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上，即所谓的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可是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来看，三七开是夸大了毛泽东的政绩，掩盖了毛泽东的错误或回避了毛泽东的错误和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据说现在的做法是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而只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但回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会给后来带来更大的历史难题。

按着邓小平的思路进行推进，也许会给我们以重要启发。邓小平说我们的体制是从苏联照抄照搬过来的，苏联的体制也不是成功的。按着邓小平这一观点进行逻辑推理，合理的结论应该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成功，苏联的解体与转型就证明了苏联体制的破产，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将来的某一时刻的破产就是邓小平观点的逻辑结果和现实证明。而这一体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从苏联搬过来的，政治体制的逻辑错误推延到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也是错误的，苏联在告别了过去历史的同时也同时告别了列宁和斯大林，中国如果不回到过去，告别过去的历史就必然告别毛泽东，就必然要反思毛泽东时代政治体制的性质，而这一体制也如邓小平在引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斯大林破坏法制，这在英美法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实际上也就是说毛泽东破坏法制，这在英美法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也就等于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告别毛泽东的专制。只有告别毛泽东的专制思想、专制思维、专制措施，才能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才能建立完全不同于专制的宪政民主。

二、不回避现实原则。权力的焦虑也体现在现实中。面对现实是化解权力焦虑的基本方法。权力焦虑基本是当今现实造成的，而且又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现实可以从多种角度去划分，每一种划分都是矛盾的体现，也是权力焦虑的现实根源。以下的角度仅是例举性的，但又是现实中表现极为突出的。

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举世公认的，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但是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政治的必然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遇到了挑战，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必然带来政治民主。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及时跟进，市场经济变成了权贵垄断经济，市场经济的天然开放性被权力的封闭性所阻割，经济利益集团变相成为权贵利益集团，公有制经济变成了官有制经济实体。权贵经济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权贵经济是最坏的经济，这种经济是对普通民众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掠夺。

从维权的角度来看，尽管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官员智商下降与民众智商上升、官员道德下降与民众道德水平提高的矛盾，但这种调侃的道理在于，这种矛盾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带动着其它矛盾的解决，如果这一矛盾不解决，就会阻碍经济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这个矛盾是解决其它矛盾的基本线索，离开了这一矛盾的解决，经济发展会被财产转移所代替，政治发展会被政治动荡所代替，文化发展会被道德滑坡所代替，社会发展会被社会仇恨所代替，民主政治会被暴民政治所代替，改革会被革命所代替，宪法会被说法所代替，规则会被潜规则所代替，整个社会被不安、恐怖所笼罩。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突出表现在维权事件，每年十几万起的突发的维权事件使得官员防不胜防、疲于奔命。而解决手段单一又利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更加紧张，维稳如果不建立在维权基础上，维稳最终的结果是社会动乱，维稳把自己送上维稳的断头台。这是单一维稳的宿命。

从中国现实政治与网络政治来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现实政治与网络政治并重的政治。按着正常的理解，网络政治是现实政治的反应，网络政治是现实政治的微缩版、浓缩版，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具有一致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网络政治与与现实政治呈现的是两个世界，至少是在表面看来如此。现实世界是和谐的，稳定的，网络政治世界是充满冲突和动荡的政治。网络政治把现实政治虚幻的和谐与稳定撕得粉碎。几乎所有的现实政治都被网络政治解构，几乎所有的现实政治都被网络政治重新解读，几乎所有的现实政治都在网络政治中得到重新审视，几乎所有的现实政治都被网络政治嘲讽，几乎所有的现实政治都被网络政治夷为平地。网络政治以其特有的方式重创了现实政治，使得现实政治疲于应付，现实政治几乎成了救火队，消防员。

从价值多元化的角度来看，利益多元化、社会地位多元化必然导致价值多元化，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等价值观群雄并起，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利益需求、精神追求、信仰要求在多种主义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既是改革开放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更是人们内在的精神追求。传统的一元的价值灌输、道德说教因其教条性、封闭性、唯我独尊性、唯我独正确性的原教旨主义被无情地打破，权力主导的价值观不但被市场无情解构，也被价值的多样性选择而失去了主导能力，尤其是政治世界的贪污腐败、机会主义、官本位使得主导价值受到了严重侵蚀，而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考公务员大军所追求的实利、实用、保险、特权使得主导性价值受到无情践踏。

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扭曲使得权力难以回归公共权力，维稳使维稳本身失去合性、合理性、正当性，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的权力使公权受到严重挑战，价值的多样化使权力的主导性价值失去主导作用。权力在现实中左冲右杀，以利维坦的方式步阵终究还是难以摆脱权力的困境，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权力越陷越深并难以自拔，权力的焦虑也因此日益加剧。

三、政治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政治发展更是硬道理，经济发展需要可持续，政治发展更需要可持续。政治发展的可持续比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要复杂得多，经济发发展的可持续并不能被政治可持续发展所复制，政治可持续发展需要有政治的独立观点、制度架构和公民的忠诚感和尊严感。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与政治的不可持续有原则的界限。与政治可持续发展相对应，维稳的政治措施是不可持续的，与当代普世价值观不相适应的是不可持续的，人治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专制政治就是不可持续的，没有秩序的政治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政治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表现是现在社会普遍没有安全感，都处在莫名的说不清楚的恐惧与焦虑中，生命、财产、安全、自由没有基本的保障。宪法不受权力尊重，官员的一句话胜过十部宪法，而官员的话总是变来变去，公民总是处在被潜在或明在的恐吓状态。这是权力滥用的结果，在权力滥用的同时，权力自身也处在焦灼与惶恐不安状态。

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是化解权力焦虑的重要途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权力和平有序的更迭，权力运作的成本低廉，不会因上台而狂妄，不会因下台而恐惧。政治可持续发展表现在权力制约、司法公正、政治纠错、社会制约机制、政党纠错机制健全等诸方面。

四、宪政原则。中国未来的政治，是建立宪政民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具体时间表，都要围绕宪政这一核心来进行和展开。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社会管理创新，都应该是宪政民主的具体操作步骤。离开了宪政民主的核心，权力就会滥用，公民权利就破受到破坏。权力滥用就会导致权力的焦虑，任何腐败都不会心安理得，任何腐败都会受到有理性有道德人的内在自我压力和外在谴责与道德约束。离开了宪政民主，顶层设计会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设计和自我保护，社会创新就会被社会管理所代替。

宪政民主是走向未来、走向文明的核心的实质性步骤，这是一个永久性合法性的问题的解决，是化解权力焦虑的永久性解决。邓小平说正确处理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就是要在将来建立法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将来建立民主，民主要法制化制度化，就是只有民主法治才能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才能给社会带来繁荣，才能走向一个自由而繁荣的国度。邓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是初步的，要想保持初步的思想正确性，就需要不断对其思想进行诠释，并不断注入现代政治文明、普世价值、公平正义的理念，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思想指导。

总之，回归历史真实，面对现实，不断推动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是化解权力焦虑的四项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