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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公评吴思说——王朝灭亡的三大原因
究竟该怎样分析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呢？犀利公联想起几天前看到的《侨报》记者对吴思先生的专访，题目用了吴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叫《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污吏推动政改》。
以利害计算来解构历史和政治，是吴思先生的专长，虽然冰冷，但对于原本就很血腥的中国历史和政治而言，解释力却也相当强。吴先生认为，执政党不愿意政改，原因就在于“账还没算通，利大于弊的共识尚未形成”，“不改革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改革对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肯定是不利的。”
吴先生统计说，中国每个王朝的灭亡，通常有三个原因：官逼民反，占40%；官家内部失控解体，占40%；外敌入侵，占20%。
好，现在回到本文的题旨，简要分析一下中国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官逼民反、官家内乱和外敌入侵。
第一种尽管占到了王朝灭亡因素的四成，但我却将它置于现中国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中的末位。从历史上看，民反的阀值都很高，基本上要到卖儿卖女的程度。当然，已经半数当了父母的80后和即将做父母的90后，阀值可能要比他们的父辈、祖辈低一些，但民族特性决定了他们忍耐权贵压榨的弹性仍旧很高。执政党对于诱发民反的第二高阀值，即“吃不上饭”这一条，一直相当关注，邓搞改革开放就是要解决这一条；对于第一条高压线，即卖儿卖女，坚决不碰。上个月发生了三件事，什邡反铜，启东反纸，北京反水，我们见识了众多80后、90后的无畏身影。有人欣慰地说，再一次看到了八九青年的影子。笔者还不敢如此高看。
第二种因素。在重庆事件揭盖后，就有人断言官家内乱了，并认定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苏联解体前的苏共三分局面：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保守派（左派），以叶利钦为首的自由派（右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维稳派（中间派）。现在看来，影子有一点，但远未成型。随着“糊-稳”任期的结束，习李时代会否内部三分，取决于政改的前景。如果能够迅速主动地构建类似于越共那样的民主机制，或可避免；如果坚持苏共那种的领袖独裁，继续搞“党-国-军”三位一体，则内部必然失控解体。薄就是在密室政治突破无望后才搞迂回潜行的。吸取薄氏的歧路教训，一定会有大佬像利加乔夫和叶利钦那样，发起正面争夺。
第三种因素。我想将吴思先生所言之“外敌入侵”，改换成“发生外战”。专制政权在解体前，通常会有一次或几次疯狂的表演。表演的形式往往是外战（被侵或入侵）。
对于苏联的崩溃，不少学者认为肇始于戈氏的“新思维”（1987年），我则倾向于认为是阿富汗战争。这是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最后一次疯狂表演。1979年冬，八万苏军闪击阿富汗，一周之内占领全境。在苏共宣传机器的操控下，苏联人民的确陷入到惯有的“爱国”狂喜之中。但好景不长，人们的兴奋情绪迅即转移到了对物质匮乏的焦虑和对特权腐败的愤怒上来。勃列日涅夫迅速衰老，两年多后病亡。伴随着勃氏衰亡的，是红色恐怖的失效和社会管控的松弛。1980年开启了苏联的后极权时代，11年后解体。
清王朝灭亡前的疯狂表演有三场：1894年的甲午战争，1898年的戊戌政变，1900年的庚子之变（慈禧对八国宣战）。与苏联相仿，庚子之变11年后，清廷寿终。
在几篇文章中，笔者曾经划定过中国的前极权（1949-1978）与中极权（1979-2009）年代，目前是介于中、后之间的过渡时期。之所以难以认定后极权时代的准确起始年份，原因就在于没有看到那疯狂的最后表演。不幸的是，在我的研究结论中，这场表演很可能是一场或几场外战，而不是类似于23年前的那次广场血洗。在可以预见的不久的将来，一旦内外交困局面形成，“中国模式”破产，国家主义（极端爱国主义）抬头，军人干政出现，执政者头脑发热，像老佛爷那样，同时或分阶段地向六国宣战（印越菲、日韩美），晚清的景致便将重现。
在回答“广场悲剧不会重演”这一问题时，我多次重复那三条原因：士兵已经改变、支部已经腐烂、强人已经不见。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士兵本身的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当年的士兵，主体来自于多子女家庭，文化低，头脑简单，“党叫干啥就干啥”。23年后的今天，兵已换了十茬，半数以上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是独生子女，拥有大专以上文化，对社会现实有真切体会和看法，不大可能开着坦克去碾压自己的同胞和校友。
中美之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争霸战，完全不同于中俄之争、中日之战。中美之争是价值观之争。谁的价值观符合人类的进步追求，谁就会获得本国民众和世界人民的支持。为了权贵集团的利益而与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相对抗，士兵不会舍命相搏，民众不会真心追随，只会旁观。这在晚清对抗洋人的历次战争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群把他国当作避风港、把祖国当作盘剥场的无良官吏，说谎成性，道德沦丧，被人民抛弃，是迟早的。一种靠压榨民众来养肥官家的模式，不思改良，一心维系，失败是必然的。
同意你的观点。晚晴虽腐败，更非汉族，义和团却仍“扶清灭洋”。中国人一向的思维都是先攘外，再安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