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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14）京丰会议
没有等南北企业家对话会结束，我提前在4月1日回到了北京。因为在4月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将要在北京丰台召开，这就是在京丰宾馆召开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四通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操办会务并出席会议的，有四通的周舵和曹思源。而且，四通承担了这次会务的全部费用。为了开这次会，我们支付了10万元人民币。
一般认为，中青年经济学家有两次会议将被载入史册：一次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另一次便是1989年4月的京丰宾馆会议。
京丰宾馆会议之所以重要，一是开会时机的重要，当时十年改革正进入一个拐点，面临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二是与会人物的重要，大会分立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专场。我后来比较熟悉的，有政治会场的严家祺和温元凯；经济会场的陈一咨和周其仁；文化会场的苏晓康和包遵信。他们在会场上是耀眼的明星，有两位还是在上书房行走的头面人物。
与会的还有几位当时非常低调、但却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其中有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和李源潮、时任青联主席的刘延东、时任大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薄熙来、时任烟台市市长的俞正声、时任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的王歧山、时任复旦大学国政系副教授的王沪宁、时任国家物价局副局长的马凯……
这些“明日之星”在大会上基本没有发声，他们是带着耳朵来听会的。
参加这次会议，我是把它当作给自己充电、学习的机会，也是去听会的。当大会开场的时候，我因为耳朵不好，所以特地坐到前面的第一排，准备了录音机、打开了笔记本……
这时候，主持会议的的陈一咨发现我坐在下面，在一位代表发言之后，突然提议：请四通公司的总经理万润南到主席台上来就座，并且请他给大会讲几句话！
我觉得有点唐突，因为我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也不合开会的议程。但我能理解，陈一咨完全是好意。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了这次会议的全部费用是四通承担的，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感谢。
于是，在大家的掌声中，我从容走上主席台，讲了下面这番话：
谢谢各位。我是来听会的。因为我不是什么理论家，也不懂什么理论。我是办企业、做具体事情、埋头干活的。但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便会是盲目的实践。我是来听你们讲理论的。我只能从一个做具体企业的实践者的角度，说一下我们所希望听到的理论，应该是什么样的。
首先，这些理论要符合常识。其实，我们的改革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些普通的常识问题。我们以往所犯的错误，也不是因为不懂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在一些常识问题上犯了错误。例如，一亩地能打多少斤粮食？这是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吗？有人就相信能打20万斤！幸亏他还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这时候全场发出一片笑声）。还有，你说农田里是长草好，还是长苗好？偏偏有人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人居然曾经是共产党内的头号理论家（全场又是笑声）。列车准点好，还是晚点好？那时候我在铁路上工作。主张“安全准点万里行”的万里同志被批判，因为据说那是资本主义的！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而是常识问题。所以，希望你们提出的理论，可以百花齐放、高深莫测，但千万不要违背常识。
第二，这些理论要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我相信，这些问题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遇到过。为什么不去看一看、查一查，人家当年是如何解决的？这就是国际惯例。现在对外开放了，三资企业越来越多，提出一种理论、出台一种政策，一定要注意是否能和国际接轨，也就是符合国际惯例。
第三，这些理论要有可操作性。我原来是学土木建筑工程的，要完成一个项目，不仅要有效果图、还需要结构图和施工图。同样的道理，不管多么完美无缺的理论，如果没有可操作性，就很难在实践中取得成功。
简单说这几句，谢谢大家，祝大会成功！
后来，有一家报纸把这段话刊登在头版非常显要的位置。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十年改革之后，下一步怎么办？”大家普遍担心会出现停滞。严家祺谈到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到一定程度后便遇到问题，进行不下去了，结果回过头来再搞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赫鲁晓夫是改革者，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出现了停滞。他担心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长期停滞，他称之为勃列日涅夫时期。
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问题不是经济过热，而是改革过热”，改革出问题是在1984年以后，因为“城市经济改革触犯了相当多的人的利益”。有人批评“1985年以来改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政策出台过快，步子过大，没有纵览全局”。
有人说“价格改革加剧了社会的动乱”。有人反对：“价格还没改呢，怎么能怪价改？六十年代更困难，那时候没有价格改革，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又是什么问题？”
这种形势下，改革是否还能进行下去？ 有人认为苏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改革不会逆转？”不是这样的。因为力量的不平衡，走回头路其实非常容易。因为改革是要建立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而从旧秩序得到好处的人都反对改革，而支持的人又不像反对的那么坚决，因为他们在旧秩序中也有自己的利益，能否在新秩序中得到好处，却有相当的风险。这两种力量天然就不平衡。所以大多数变法都以失败告终。童大林说：“改革不是不可逆转，回流和曲折是可能的，就像黄河一样。”
有人分析，愿意走回头路的：一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二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分子；三是严重的平均主义分子（苏联调查得出的结论，大部分工人和农场庄员反对改革）；四是严重的腐败分子。他们合起来力量很大，不可低估。
东欧的改革就没有走出困境。匈牙利是把两种经济模式的缺点，把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和计划经济的僵硬性结合起来了。我们能不能走出困境？ 吴明瑜说：“十年以内没有希望，十年后，等留学国外的回来。现在的改革，处在非常艰难的十字路口。”
京丰宾馆会议期间，严家祺和温元凯邀请我在一份呼吁政治改革的声明上签字。据说，这个文件被称为89宪章，但我现在查不到关于89宪章的任何文字记载。当天中午会议午餐时，记得我的左首是陈元、右首是刘延东，这两位都是我清华的同届校友。刘延东非常友好地暗示我，不要在这类文件上签名。我理解她的善意，就没有用我个人的名义、而是用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名义参与了其事。后来贺光辉还特别问过我关于签名89宪章的事情。
京丰宾馆的会议我也没有能够全程参加。1989年4月6日，我乘中午一点的国际航班赴日本访问。同行的有沈国钧、王安时、段永基和王缉志。
山雨欲来，也是当下中国的国情。
Great Points -- could not agree more:
{
1. 理论要符合常识(Common Senses);
2. 理论要符合国际惯例(Standardization);
3. 理论要有可操作性;
}
In the area of Software Enginering, These are the key fundamentals.
你没有仔细读我的回忆，这十条是我在会上的“即席讲话”，怎么可能是别人的东西？而且，我当时讲话从来不用讲稿，更不会让人准备讲稿。秀才们的责任是根据我的讲话录音作文字整理。你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当时我讲这十条时，引起的是一片赞同，甚至是震撼，否则新华社的《内参》不会转载。《内参》的读者是中共的最高层。后来台湾的《天下》丛书也收录了这篇东西，认为是了解大陆经济的必读文章。你喜欢发表不同意见，这很好，说明你有独立思考，但不要不了解当时的时空环境就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