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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10）香山会议
1989年2月9日，大年初四，在北京香山饭店会议室 5号厅，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干部会议。会开了一天，从上午10点一直开到下午6点。讨论宏观形势和四通股份化的方案。
主持会议的是我和沈国钧，参加会议的有段永基、李文俊、王缉志、崔铭山、郗建民、张齐春、叶延红、曹务奇、田志强、刘东明、李玉、周舵、王玉钤、李莉、张万钟和王缉惠。
这次会议有很详细的记录，这里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万：目前宏观形势不是太好。李鹏说了两条，一是公有制不能变，二是市场经济不能搞。说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对李鹏的说法，我们不要正面冲突。而是要把他的说法接过来，但要强调：公有制并不等于国有制。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的一种，而且是一种更普遍的公有制。股份化以后的四通，不是政府所有，但非政府所有不等于私有。四通的股份制，是公众所有，社会所有，不是私有。我们这个公有，比国有更有生命力。
海淀区政府准备把颐宾楼等产业作为股份投入四通，四通的组成里就有了国有股成分，这怎么是私有呢？有人说四通是最大的个体户，第一，这种说法不准确；第二，不符合目前的气候。我们要明确宣布，我们是多种公有制中的一种。
中国的改革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是面子问题。他们要“公有制为主”这个面子，这个面子一定得给。不要在面子问题上和“上面”的说法过不去。
崔铭山插话：这个“上面”就是邓大人，他才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
沈国钧评论：中国有的不是最高领导，而是大家长。1988年物价闯关，就是按照家长意志一意孤行。虽然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什么时候没有了这些“宝贵财富”，中国就有希望了。
段永基建议：对“上面”的政策要“口是心非，行动迟缓”。
周舵：改革出现了问题，但还没有进入死胡同。经济不算什么问题，问题在高层领导。去年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有两个失误：一是价格不一下子放开；二是不该先出告示。像西德的艾哈德，找一个星期天，把价格一下子放开，短期混乱，但很快就能调整好。现在价格还没放开，就先出告示，当然引起挤兑。赵紫阳一定不会那么笨，问题在他得看别人的脸色。这就给了保守派机会，但改革派并没有溃散。现在地方上各行其是，都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按陈云的意见，意识形态会收紧，但经济上紧不起来。
段永基反驳周舵：经济上紧不起来？现在银根收紧了，信贷冻结了，资金紧缩对我们影响很大。
我分析了资金紧缩对四通的影响：公司的信贷规模大约可以和去年持平，维持在六千万元左右。
首先，海淀区政府会支持，四通一年上缴的利税要占到海淀区的四分之一。张福森要保海淀区的经济繁荣，就要保四通；要保四通，首先就要保四通的信贷规模。区长史定潮表示：只要不紧缩到她管的范围，她就会保障四通的资金供给。
第二，我们有自己的财务公司，正常的资金流通渠道遇到障碍，非正常的渠道就越活跃。我们的财务公司就提供了体制外流通的渠道，我们只要守株待兔，会有人把钱送上门来。
第三，四通的股份化一旦完成，我们就能从市场上筹到足够的发展资金，这时候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就会相对减少许多。但这一步要迈得稳一点，要做好充分准备，像打仗一样，要一举成功。
财务公司，全国的民办企业中只有四通独此一家。具备股份化条件的企业，目前就更少了。
周舵建议：还可以在企业兼并上做文章。
当时，为了推动四通的股份化改造，我曾经多次找张福森沟通。甚至准备让出一半股权，以取得政府的同意。记得我对他说：是海淀区的优惠政策让我们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发展需要空间，你们把提供给四通的优惠和空间算作股份，让你们占一半，其余一半算我们四通人的，你看怎么样？
张福森把眼珠子转了两下，突然厉声说：“什么你们的、我们的？！你们——”他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声调又高了八度：“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培养的！”
实际上，四通股份化的努力在张福森那里遇到了阻力。
多年以后，有人开始罔顾事实，在许多场合把四通的股份化说成是他的功劳，装神弄鬼地说：当年“有人”为了让公司“家属化”，因此反对公司“股份化”。在一次关于撰写中关村历史的讨论会上，张福森用明确的语言表示：“当年‘有人’反对四通的股份化，这个人就是我张福森！”
张福森实事求是，敢做敢当，赞一个！
面对当时公司股份化遇到的阻力，我在香山会议上提出三条对策：
一、利用四通的信用在海外融资，买壳上市。
二、在海南注册一个公司，把北京公司买下来，然后在海南上市。
三、把现在的四通公司变身为中外合作企业，Unisys和三井有很强烈的意愿，四通让出百分之二十的股权，融资五千万至八千万美元，然后再上市。
当年，给四通股份化支招的，有国家体改委的贺光辉和刘纪鹏，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还有美林证券和高诚证券的驻中国代表。
在另一次干部会上，我专门谈到过四通股份化改制的意义：
如果不搞股份制，不理顺财产关系，我们自身发展内部机制的先天性缺陷就会越来越成问题。经济学上有所谓“高斯定律”，是讲公司的合约关系，其本质是减少交易费用。而人的本性是在有限的条件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卖桔者言》的作者张五常说他的理论就是实证经济学。公司合约的本质是减少交易费用。中国企业产权关系的不明确导致交易费用增加。全民所有，其实是每个人一无所有。谁也不把国家财产看成自己的，必然产生许多非经济行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低效率、低效益的一个原因。
四通是成功的，但存在大量问题。我们不是视而不见，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公司里有人利用机会、职权，损害公司、内外勾结、个人得利，产权关系不清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出现这些问题有其合理性，因为产权关系不明确。我们搞股份化改制，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股份化的原则是把每个人对公司的所有关系明确化，形成所有者集团。按照我们在公司的年限、职位、贡献确定你股份的份额，这个问题上，不许诺、不解释，也不要抱怨。委托一个班子，搞出方案，由董事会定，说了就算。当然定的过程中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股份化会带来各种机会：一、为公司发展筹集到资金，目前是银根紧缩，可以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二、为走向世界创造条件。要引进海外资金，说不清自己的产权归属关系，人家怎么可能进来？美林证券公司一个高级主管给我来信，说愿意帮助我们募集海外资金。他列举了许多理由，第一是四通在中国IT行业里的领导地位。第二、鉴于四通这几年发展的良好记录。第三、鉴于四通有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阶层。第四、鉴于四通有一种“私有制”的结构。他说：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一个良好的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明确产权关系是百年大计，是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高诚证券的代表对我说：如果你们搞好了，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如果你们搞不好，将会推迟中国经济的发展。
就在四通股份化改制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发生了后来的政治风暴。很遗憾，四通不得不推迟了股份化的进程，中国也推迟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但中国没得救，的确根子有问题，邓大人功德是很大的，但是在管教家族成员上，不得不让人摇头。那麽今天回头再看新一届的领头人
就连习近平，送女儿到美国就读，这都可以理解，可是家族中接触的那些资产问题，让百姓怎麽看，再看今日的薄熙来。。。。。。。
中国最可恶的是，那些当政者，的确是把中国人当盲流看。。。。。
因为很多事情你不能深想，可以说想到一定的程度，你必须撒车，抽思维，否则，唉真的难以形容！
大学不办文史哲学科，不代表不学文史哲。理工科学生学点文史哲是必要的，但专门设一个专业研究，就有点扯淡了。这就好比人要学烹饪，当然要从刀工开始学起，但没必要成立一刀工系，去琢磨胡罗卜的108种切法。
不办文科也是如此的道理。纵观历史上的文学大家，和思想家有多少是文史哲学科毕业的？在中国，文史哲的学生除了学会开口闭口子曰，圣人云，又有多少自己的思想。看看他们的文章你就知道，就连人要呼吸，吃饭，睡觉这样的基本事实，他也要给你引用名人名言来证明。文人之间的辩论也无非是拿A的名言，攻击，反驳B的名言，全无实质内容。你老弟给我的回帖就是最好例证，培根的话又不是圣经，难道他说什么就是定论？而且培根也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现实生活中一卑劣的小人。这段历史您不会不知道吧？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弗朗西斯•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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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也是二杆子。是改革必然会出现混乱，混乱的程度由多种原因决定，而不是周的先公布后公布的因素所决定。当年老蒋推行金银券保密好不好，最后还不是搞得一团糟。
幸好四通这伙人没成事，否则中国一定会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