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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和曹思源在周舵家作客
我的1989（22）蛇口出境
长安街上枪声一响，我几乎彻夜未眠。铃声不断，不停有人来电话报告长安街沿途和天安门广场的消息，我默默地听，心里牵挂着广场上的同学，还有四君子……
6月4日，是星期天，我和四通的主要干部都到公司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各部门查询员工的安全。结果，OA部报告，该部的王超同学今晨在长安街骑自行车过马路时被子弹击中丧命。中枪的部位在正面额头，戒严部队的结论：暴徒！据说他们当时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是背后中枪：被误伤的群众；如果是正面中枪：暴徒！
我即刻让李玉和OA部的戴铁牛去看望家属。王超同学是科学院子弟，他的父母，一对普通的知识分子，甚至来不及悲痛，而是处在一种极度的惊恐当中。因为儿子被定性为“暴徒”，不知道以后还要面临怎样的厄运。
我给张福森拨通了电话，极度愤怒地吼了一声：“怎么可以这样？！”
他在电话里语不成句：“……你，等一下……，等……”好像他们在开会，我就挂断了电话。据说，张福森后来很后悔，认为是因为他没有及时回答我的电话，所以导致我离京出走。其实，他完全不必自责，因为悲剧已经酿成，谁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6月5日下午，我在北坞村召集干部开会，决定暂停营业，并安排了主要干部在公司轮流值班。当晚，是李玉、李文俊和彭建伟值班。据李玉说，一晚上电话不断。
6月6日上午，我在集团公司总裁办接待了海淀区的科委主任胡定淮，他思想开明，一直是四通的坚定支持者。他谈起自己6月3日夜间在西长安街的见闻，对当局的暴行和蠢行不停地摇头叹息。
这些天，我不断接到匿名电话，接听时就是一句话：“赶快走！你随时有危险！”从运动一开始去北大看大字报被拍照留念，到首都饭店彩虹厅的黑衣人高举录音机打招呼，到6月3日上午曹思源的失踪，到当天晚上和逆行的霸王车对峙，我很清楚自己已经在“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下，而且，他们马上就要下手了！
我一直困惑是谁给我打了这些报警电话。现在我有点想明白了，我认为正是监控、跟踪我的国保人员，只有他们最清楚我的处境，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下手”的指令，他们是在拖延时间，他们希望我能配合……
当时的民心、党心、军心，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听曹思源讲他在秦城监狱的经历，他说自己很快就成为看守他的那些小战士的偶像。我可以想见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演说的样子。那些战士对他说：“将来你出去了，就是大英雄；而我们，还是在这里继续当兵的……”还说：“我们这里关过四批人，没有一批是关对的。”
6月6日 下午2:00，田志强送我去机场飞广州。为了安全，我没有用自己的证件登机，而是用了储忠的工作证。储忠是我嫡亲的同胞兄弟，在当时那个年龄段，我们非常像，以至于公司里的员工都常把我们搞错。有一次，我坐在财务办公室的沙发上埋头看报表，一个四通的女孩子，记得叫杨君，叫着储忠的名字，过来亲昵地推了我一把。我一抬头，她花容失色：“啊……对不起，万总！”
在上车去机场前，我把段永基、李文俊、储忠三个人叫到车上。我平静地对他们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先去南方看看。我不在北京期间，公司的大事由你们三位决定。老段管经营、文俊管常务、储忠管财务，我记得还正式给他们签署了一份授权书。
6月6日晚，我抵达广州。广州四通的总经理甄衡祥来接机，他也是我清华的同届校友。当晚，他安排我入住广州的中国大酒店。
6月7日，我离开广州到了深圳，下榻在蛇口的一家酒店。约了深大的罗征启校长来酒店会面，谈到这一段的风风雨雨，我们感慨万分。说起当局的暴行，我们痛心疾首。
我还把四通在南方的几员大将召到蛇口酒店，记得有沈国钧和殷克，殷克是专程从珠海赶过来的。我向他们通报了北京的情况，并告诉他们，明天我将离境去香港。
因为有IDG国际会议的邀请，所以我有现成的赴港签证。第二天，6月8日清晨，我从蛇口坐第一班船到了香港。我没有其他六四人士离境时经历的那种惊心动魄，我的经历平淡无奇得几乎有点boring。也许，我特地避开引人注目的罗湖海关，选择了相对冷清的蛇口海关，算是用了一点小小的心计。
实际上，国保的朋友们留给我的时间，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6月9日，正式的通缉令到了海关。当天凡是四通的普通员工，都在机场被截留、禁止出境。
当时有好几份通缉令。我列名的那份通缉令一共有七位：严家祺、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陈子明、王军涛。我们的通缉令是“无控期”，也就是说，任何时间都有效、永远有效。
永远有多远？能有效到永远吗？
（全文完）
六十多年，谁知还会有多久? 这世界有永远的事和物吗?
也许只有上帝是永远。保重!
6.4给这个社会的人带来的伤痛是无法弥合的，
我们也无数次的在心里念叨我恨6.4，不要6.4。但都无济于事了。。。
整个故事除了四通外基本上跟我了解的很接近。至于您是否该留下来看看他们怎么给您定罪，我认为一个无耻的政府绝不是给您定反党或动乱那么简单，他们可以这么给曹思源等人定，但给您定就会来出格的。那无怪乎两点：性与钱。乱性方面给您栽赃下不了手，但给您来个贪污的诬陷易如反掌。您招待客人的钱也一笔笔给您算上，加法带入乘法，如果最后只有几万，就在后面大大方方地加上几个零。老百姓肯定相信。给您来个经济犯罪来定罪，令您郁闷。曹思源周舵他们就不同了，只能给个政治罪名。您走了，他们抹黑您就没有动力了。这也是您当初一走了之的原因之一。但如果您没走，到胡锦涛上台后还是会把您放出来的，来个保外就医。您还可以做实业，但激情可能没有了。在中国做实业，不跟那些官僚王八蛋们打交道是办不到的。所以，走出来也没有啥后悔的。四通当时太招人嫉妒，王震的儿子、李鹏的儿女等都没有这么成功，即使没有六四，万大哥的结局也未必能再撑十年。到时候按照牟其中的例子逮捕法办。所以，六四引发的结局对大哥您来说挺好。
四通已是中国的传奇企业，四通（Stone)精神会影响激励后人，中国人需要四通（Stone)精神：自强不息，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在任何时候都需要。
谢谢万先生的1989
感谢万老师的文章！“我的1989（18）SOTEC讲话” 中的企业管理理念，把我带到了您博客中。
前辈雄才大略，远非凡人可及，只是造化弄人。
过去的几天，学习您的回忆录变成了我的全职工作。感悟甚多，从企业管理，到四通故事，到为人处世，再到民主政治。
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四通和四通成长奇迹，原来一知半解以为是段创办的。也第一次知道遇罗克，对民主和学运有了不同的思考。
希望您可以早日出书，启蒙更多的后生晚辈。再谢！
看了前辈的文章后，对您的印象就停留您在四通当家时英姿勃发的样子。跟您现在仙风道骨的照片，怎么都对不上啊。呵呵。
真希望您可以年轻20岁，可以跟您在商场上再驰骋一回。
万先生:
您是否想过,在80末的中国,您的言行是否超前了?"
---Exactly.
这是真实的，可能让你们这些走在前面的人失望了。
老万是右派（学生）中的左派，左派（中共）中的右派；
政府有错，学生有错，老万没错；
64中有硬骨头，有软骨头，老万骨头不软不硬，正好；
从李鹏的作为，人们看到了肉食者鄙；从柴玲，刘晓波的作为人们看到草食者阴，结论，杂食动物最聪明；
有的事不说大家也都明白，有的事说了还是没说明白，老万的博客属于此类。
对“不应无限拔高六。四的意义”一文，曾经仔细读过。其观点客观，评价中肯，值得赞许。
那个事件，我以为，时任总理大人，引导和处理事件的方式方法，没有半点可圈可点之处，应当指责其履行政府职责的失职行为。学运头目，拿着境外的资助，为其效劳的行为，令人不齿。攻击政府，并明确提出要政府下台，是逼迫政府行挥舞息暴乱大棒的原因。
时过境迁已经很久，万老当时的作为，当局应当早就有了功过是非各占几分的明晰结论。我以为，万老与柴玲并非同类，有忧国忧民、希望国家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把政治改革也同步展开来的热切愿望，并且在创建的实业中，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着。现今的当局，应当不会拒绝万老的回国。这和吾尔开希闯中国使馆，谋求回国一看有着本质的区别。
愿万老健康、长寿！
You Will Back !!
开个玩笑哈：那个四通女孩子扬君的故事，能否展开一下？您懂的！
我也贴了侯德健的话，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SR9zgY1QgU
我对于64的兴趣，在于了解真相。万先生的文章，玄虚之处在于，他没有说政府当时是否对学生开枪...他对此应该比我清楚的多。我推测他还是没有放下来。
I doubt you are lying here! the worst killing happend at night of June 3rd 1989, along the road to the west of TianAnMen square.
您是否想过,在80末的中国,您的言行是否超前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SR9zgY1Qg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NJjXPa1l3E
23年过去，万先生应该可以放下了。政府当时，似乎也没有传言的那样残暴。党天下比家天下，也是进步。万先生试图影响学运，22年后回首，影响可以忽略。假入当初不介入，万先生后来能从政，则应可影响时局；继续办公司，当可锻造一世界级公司，造福于无数华人。可惜，可惜！
您前文讲到因为柴玲变卦导致学生撤出天安门的计划流产，想到喏大中国的前途当时竟然被几个乳臭未干的大学生左右，三十年走到现在的混乱局面，实在让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