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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6）张福森深夜相劝
5月23日，为了二十所高校联署的《倡议书》，我们几乎忙了一整天。这一回，我们是把学生代表请到中关村的四通饭店。当时，四通饭店刚落成，还没有对外营业，没想到我们接待的第一批客人，就是从天安门广场上请来的绝食学生。
所有的组织安排、学生接送，总指挥是崔铭山。与学生切磋讨论、落实文稿的，是曹务奇。如果说周舵和曹思源是四通“介入”学运的前锋大将，那么崔铭山和曹务奇就是四通“操纵”学运的中军大将。
记得当时有一位学生对曹务奇说：“我们有一种被操纵的感觉……”
曹务奇回答：“这就对啦！”
是啊，我们就是想在一辆失控的越野车眼看就要冲下悬崖之前安上刹车，可惜为时已晚。
当天，有一大批记者在四通的咖啡厅等待《倡议书》的出笼，等他们拿到最后文本后准备发稿时，正赶上短暂的新闻宽松时期结束。“有关部门”明令该《倡议书》和所有的学运消息不能见报。很奇怪，一份呼吁撤出广场的倡议不能发声，只能理解，现在有人希望学生留在广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居心叵测”。
当晚回家时，已明显地感觉到已经被有关部门“盯”上了。
我的住家在西三环北路的厂洼街，那里有一片四季青和五金矿产合盖的宿舍楼，我住的是一室一厅大约只有30平方米的那种最小的单元。虽然四通的许多干部已经搬进了当时北京最好的万泉河路的大单元，我没有给自己分一间，仍住在四季青当初分给我的小房子里。据说，后来戒严部队来抄家时，被我家里的简陋震惊了、也感动了。
我在那个大院里有一位邻居，也是清华校友，当时担任海淀区的区委书记，他就是张福森。
那天深夜，大约已经是5月24日的凌晨两点，我的这位邻居登门来访。这个时刻登门，一定有非常重要的非常之事。只见他一脸严肃、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说：
“万啊……”在我的姓之前既不加“老”，也不加“小”，只有张福森这样称呼我。
“如果……邓和赵之间……”他斟字酌句：“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
我一向是邓大人的坚定支持者。记得在这场风暴之前，有外国记者问我：“你认为邓小平是站在你一边的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因为我是站在他一边的。”
但这一回，我没办法站在他一边，我做不到。人心里都有一道坎，这道坎我过不去。我向张福森报告了我这两天同学生接触的情况，我说，说服学生尽快从广场撤出来，避免发生流血冲突，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目的。“一旦真的发生了流血……那就毁了邓大人一生的英名啊！”
他默然。
我曾经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过这一段往事，但没有点名。我说：“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做不到。我清楚那是为官之道，但却不是做人的准则。那位学长六四后果然官符如火，先后做到一方大员和一部之首。我依然尊重他，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处世的方式。也感激他，对我说那番话，他完全是善意。后来他在自己的位子上，为保护四通和我的一些朋友尽心竭力，默默做了许多事情，我在海外也感同身受。”
所以，听到有人说我在1989年的时候是“头脑膨胀”、“错估形势”、“野心勃勃”、“政治投机”等等说辞时，我都一笑置之。我万润南再愚钝，有张学长这样的高人指点迷津，不至于如此不明事理、不懂利害、梗顽不化吧。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头版头条报导了一件大事：《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这就是我当年出手做的第二件事情，负责实际操作的，是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曹思源。
没看明白。这时尚未发生大事，有什么坎？万先生当时应该听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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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实在话，不是晚了，而是手腕不够。
当他说自己是四六开的时候，心里应该大概还是知道自己哪些事情做得过了，哪些事情比较肯定的吧。
但是人的麻烦是，自己做的过的那些事情，没办法对当年的对手说，感情、正误纠葛太多，公平的分寸难把握。如果只是一方全对或全错，就好说多了。
万可能是太理想主义了，邓是什么料？三起三落，还有军权。学生不是四通子弟兵，背后的推手多了，方就是其一嘛。美，台，港。我当时在澳洲某城市，是支持国内学生运动组织委员会十人委员中之一。每次组织游行出发前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大量台湾方面的文选，台独方面的丘垂亮也来拉拢，复杂。
那场远动是人生一大课，可我宁愿没那课。撕裂的社会伤口很难愈合！
顶这句话和做这种事的人！
如果将年轻的学生和和市民当成政治上的猎物或棋子，
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流他人的血，
能救而不救，能生而不生，
这种政客在这种事情上是可称为“无耻”，即使在其他事情上可能伟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