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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5）流产的“凯旋在子夜”
5月22日下午5:00至晚上9:30，历时四个半小时，我在国际饭店的彩虹厅召集了在广场上静坐的75所院校的学生代表，说服他们在午夜十二点之前立即撤出广场，并建议把这次行动冠名为“凯旋在子夜”。
为什么是国际饭店？因为那里离天安门广场近，距离广场更近的北京饭店当天借不到那么大的地方。那时候国际饭店刚开张，彩虹厅是一个中餐厅，好像尚未启用，装潢得美轮美奂。
当我看到从广场上找来的学生代表一个个面有菜色、鱼贯走进国际饭店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我了解，许多朋友已经努力过了，都没有成功，我也不会创造奇迹。我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要当局还没有开枪，我就还有再去做一次努力的时间和空间。
我注意到大厅后面出现了一排黑衣人，他们不停地照相，有人夸张地、高高举着袖珍录音机。似乎是想表明他们的存在，警告我要谨言慎行。我知道这是“有关部门”的朋友，便笑着和他们打了一个招呼。
后来我看到了他们写的情况通报，应该说，写得很客观，内容基本属实。
报告是这样写的：“下午四时许，四通集团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在会上，他首先肯定学生们的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万润南说，‘同学们，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离回校，这样，你们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
报告里没有提及我批评学生的两段话。
当有人说“学生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人要撤，有人要留，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我说：“你们争取民主，自己的行为方式就应该符合民主程序的规范。你们现在是小喇叭服从大喇叭，嗓门小的服从嗓门大的，调门低的服从调门高的，谁嗓门大，谁激进，谁就有领导权。这难道就是民主？”
当听到有人说不撤的主要原因是“怕走了会使市民伤心，这样就是出卖那些拼死为我们拦军车的北京市民”的时候，我愤怒了。我说：“如果你们不撤，流血的首先是北京市民。你们处在台风的风眼，反而相对安全些。市民拼命挡军车，是因为你们在广场坐着，他们是怕军车碾压了你们。如果你们撤了。他们还有必要挡军车吗？你们坚持不撤，难道是想逼着让北京市民为你们流血吗？”
我希望学生一定“要审时度势，考虑现在的处境和状况，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及国际社会的反响，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变化。再坐下去，无异于给军队提供镇压的理由。如果发生流血的结果，对这次运动，乃至整个民族、国家，都将是灾难。”
我说，你们可以提出撤离的条件。“有关部门”的报告是这样记录的：“当然，撤退，我们是有条件的，第一，就是军队回去，学生回校；第二，取销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第四条，拥护赵紫阳同志。”
我查对了当天对话的录音记录，发现第一、第二条靠谱。第三、第四条却简单化了，不够完整、准确。
关于“李鹏下台”，我首先是批评学生，“国有国法，不能你们要打倒谁，谁就要下台。李鹏是人大任命的，要罢免他，必须根据宪法规定的民主程序。只有人大召开特别会议，多数通过才能让李鹏下台。”
关于“邓小平、杨尚昆光荣退休”，我原话是这样的：“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你们今天能够进大学读书，就是因为文革后邓主张恢复高考。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当然，邓也是这次强硬处理学运的‘总导演’。所以，不要用‘下台’这样伤感情的字眼，党内的事情按党章的规定办，可以建议邓小平、杨尚昆等老同志光荣退休，要承认他们的功劳，处理这次学运，可能是受到了汇报者的蒙蔽。这样说，可能对整个局势更有利。总之，一切提法都要尽量符合宪法和党章。”
关于“拥护赵紫阳”，我的原话是这样的：“现在，赵紫阳被解职的事情，只有海外的报道，国内并没有正式公布。对于赵紫阳提出的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的主张，我们应当继续正面肯定、表示拥护”。
我问到会的一位学生，谁在同学中比较有威望？有人告诉我：王丹。
我说，派人去把王丹找来。当晚10点左右，我从国际饭店彩虹厅赶到北京饭店的咖啡厅，单独会见了王丹。他处在一种极度疲劳的半昏睡状态，仿佛是被人架到我跟前的。对我的讲话，他反应很慢。我告诉他迫在眉睫的流血镇压，他说：“不会的。”我问他：“你认为会是怎样的？”他说：“最多是用棍棒把我们揍一顿，几个人合力把我们一个个抬出去。”
我估计这是有人根据1976年天安门运动的经验给他的误导。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经验既坑爹、也坑了孩子。
5月23日，曹务奇根据我与学生在彩虹厅对话的内容，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征集了二十多所高校的联名签署。“有关部门”当天是这样报告的：
“由北京四通集团公司出面做工作，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二十所高校的一批学生发出一份《倡议书》，要求‘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倡议书》上签名的学生要求新闻单位对此进行公开报道。《倡议书》写道：‘我们郑重倡议：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我们呼吁：迅速召开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全会，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讨论并接受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如果军队回去，撤消戒严，我们相信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理智、克制、秩序的广大同学会同意撤离。我们的撤离不是退却，而是把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我们认为，我们的合理要求没有理由得不到满足，如果要求不能实现，我们不答应，人民不答应。’”
“有关部门”的报告还提到：“《倡议书》发出后，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梁守德教授等六十名教师，于当天下午发出《紧急呼吁》，赞成在天安门广场二十所大学部分学生提出的倡议。”
据说袁木看了这份报告后在国务院研究室的会议上说：“……万润南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看倾向性太浓了。”
万润南的真实意图并没有能够实现，“凯旋在子夜”的行动流产了。主张撤退的学生领袖回到广场大多被罢免，广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永远指向最激进的方向。
看来，不管是刘晓波也好王丹也好，都错误的估计了形式，中共不会开枪，后来也看到许多这方面的报道。。。所以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希望也是知道要流一些血的。。。可能他们也是太天真了吧。。。
说句心里话，刘，王和您很难想象如何去配合，给我的感觉你们的脑容狼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悲剧大生了。。。。
一语成谶？学生的空有热情，无社会经验而自以为是导致的？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国家，民族，教育，文化是否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知道目标的人却不知如何去走，或者无力带领，反而被人流冲向了其他方向）？错过了是否还有机会？中国还真是命途多舛。
（那时还太小，还撒尿和泥呢，不过记忆深刻却完全不理解。谢谢！可以让我看到一些历史真相。参观过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但是始终既无法相信中国ZF所言，也无法相信美国ZF所说。您写的至少逻辑上可信。）
次日学校开始追查有无去北京的，不许造谣。没几天学校提前放假学生全部离校。
六四是现代中国的爱国历史，但主要的事情发生在北京，外界至今没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我第二年（1990年）春天去江浙出差时和当地人谈到六四，觉得他们并不了解北京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今年（2012年）春天去浙江出差，比我年长的一位朋友提起六四，我还是觉得他不清楚北京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有些误判。国内媒体是按政府的要求，当年发布政府捏造的事实，颠倒黑白的一面之词。在美国驻十几年，西方媒体大多对中国持有敌意，更是借六四之题发挥，挑拨离间，实现其对外破坏颠覆之目的。
万老的历史回顾非常感人，其实很多当事人在海外，如果大家能像万老一样，把当时的经历整理出来，还原给世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史实就给六四平反了。也避免一代人抛学舍业的爱国之举，被误解，甚至被居心叵测者利用。
等到戒严成为事实，赵也被内部免职，识时务的应该是全面退却保存实力，怎么反而积极起来？开会劝说学生撤退是对的，可去说什么“要让邓杨光荣退休，李鹏合法罢免，支持赵的解决之道”做什么？如果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商量也罢了，却放到大饭店当着国安的面说，这不是火上浇油是什么？而且除了有点拿学生做砝码和对手谈判的价值外，简直毫无成功的可能，因为对方就是怕这个结局才铤而走险宣布戒严的，你已经被动了（无论如何赵已经成了平民乃至阶下囚，连走上街头振臂一呼的机会都没有了）还要拿这个说事，除了刺激对方下更狠的招数还有什么意义？
感觉历史给了改革派不少机会，可惜当时的人太天真了，一一错失，采取的行动也都没有踩对点啊。这样玩政治怎么能成功？六四是悲剧，但现在看来也真是天数，是改革派和强硬派联手导演的大悲剧，不能把责任都放到其中某一方身上。
这里是很致命的, 老万的这席话无论如何理智,但传到当政主张强硬的部分人耳里,就会觉得是对他们致命的,他们也当然要对老万致命了.
层层汇报,信息可能被有意无意地歪曲和放大或稀释了, 所以历史有时是由个别小人物的一俩句话决定的.
跟读中.
事实说一百遍也不嫌多！更何况eye witness.
“……市民还留在广场外，刚开始听到打抢都说是塑料的，直到血出来了，才开始醒悟……”
这句话读了好多遍。
请教,除了您说的"上面的人"的原因, 您当时做学生工作有其他动机吗?
我哥哥姐姐姐夫64当天都在广场看热闹。我在家等护照，不想给自己惹麻烦。64晚我哥姐听到广播后，随着学生撤除广场。市民还留在广场外，刚开始听到打抢都说是塑料的。直到血出来了，才开始醒悟。不过还是有人往广场里冲。根据我哥说的，死的都是后来往里冲的。姐夫还去了几个广场附近的医院，都有死人，但死的大都是北京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