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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2）血要热、头脑要冷
回顾1989年的那场风暴，感觉学潮就像是一辆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越野车，不停有人去猛踩油门，却没有刹车功能。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车毁人亡。
到海外后，我曾经与胡平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为什么学运总是以失败告终？”
他的回答很哲学：“因为他们不失败不结束。”
对胡平提出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所谓策略，我认为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更加蜂拥而上。
是后面有“黑手”操纵吗？我不认为有。因为我就是被指控的“黑手”之一，但我真的不是。我相信其他的所谓“黑手”也是徒有虚名。
我非但不是“黑手”，而且比当时许多热血沸腾的朋友都要“冷”。因为我认为学潮早该结束了，第一个刹车点是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第二个刹车点是4.27大游行之后，因为对离谱的4.26社论成功地说了“不”；第三个刹车点是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之后，因为中央已经实际上改变了4.26的定性。学生要求对话，举办各种对话了，虽然袁木有点“扯”、缺乏诚意，但阎明复被大家公认是十分诚恳、非常善意，但对话依然无效。学生要求直播，CCTV直播了，当时的媒体对学潮的报导非常正面，难得的宽松……
而且，我们捧的是泥饭碗，我们的承受能力有限，四月份已经亏损了，五月份，还看不到转机。我已经罗列了我从5月1日以来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在忙家务事：拓展业务、迎来送往，没有一件和学运有关。
最近听到有一位当年一条街上一位同行，说我在1989年的时候“头脑膨胀”，我不敢苟同。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这位老兄比我热血沸腾得多，他当时挂上了标语，带着自己公司的游行队伍上了街，他走在最前头。
就在他上街的时候，我在公司明确宣布三条：不介入、不组织，上班时间不准上街。
5月18日，有39位四通的员工向我上书，批评我置身事外：
“天安门广场的形势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绝食六天来，学生们的生命危在旦夕，中央和政府的冷漠态度已经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集团、各阶层知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党和政府采取积极态度，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民族危急！国家危急！学生危急！”
“作为全国最大的民办企业的四通公司，在这场举世震惊的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悲壮运动中的态度，正在极大的危害公司几年来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昨天，有少数学生对公司送支援物资的人员高喊：万润南来了吗？你们早该来了！”
“这几天，公司许多同人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以各种形式声援绝食学生。许多同人遵照公司决议，不得不含着热泪不披露公司名称，不敢说出“四通”这一人民渴望听到的声音。我们认为，公司不应该再沉默。我们恳请公司领导，立即向中央、向政府、向社会各界发表声明，表明四通声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敦促党中央、国务院及早做出答复。同时，组织员工赴天安门广场游行请愿，声援绝食学生。希望公司领导尽快做出明确答复！“
“没有人民，就没有四通！”
“万总，是您一贯教导我们，要先做人，后经商！”
领衔签名的是一位公司的高层主管，他在给我递信的时候，就举邻家公司的老总为例，说明我已经落伍了。
当天晚上5点，我在公司咖啡厅召开干部会，说明我的立场。下面是讲话的录音记录。
最近形势发展很快，牵动了大家的心。公司39名职工联名上书给我，我理解大家的情绪，讲几点看法：
首先，公司在对待学运这件事情上，我们从一开始态度就不暧昧。四月份，学运一开始，我们就肯定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认为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会有积极的作用。但我也讲了，要有角色分工。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要清楚自己的角色，要保持一种分寸感。怎样做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
香港的报纸说：四通是学生运动的后台。在公安部的内部录像资料里，有我们的人在给学生发钱，并且有解说：“这是四通公司的副经理”。
昨天社会各界支持学生的大游行，虽然我说了“不介入、不组织，上班时间不准上街。”，但还是有四通人自己去了。我看到报纸上的报导，大标题是《敢有歌吟动地哀，5.17首都各界大游行目睹记》，其中有这样一段:“四通公司自发地组织了数百人的队伍，他们说我们都很支持学生，四通的发展是沾改革的光，不是沾腐败的光。我们这几天都没上班。几天的工资算什么？跟良心比，钱是次要的。我们公司有人把一个月的钱都捐给学生了。说真的，国家没了，公司也就没了。”还有一位四通人说：“面对绝食学生这种状态，良心告诉我们，不能再沉默了！”
其次，我们从5月15日开始，就通过北大、清华的学生组织，给广场上的绝食学生送一些药品和水等物资，每天大约要花一万多块钱。
另外，我们公司有两位同仁，周舵和曹思源，他们受阎明复的委托，正在政府和学生之间斡旋。他们参与安排了阎明复同志到天安门广场和学生直接对话。昨天晚上，他们联络了十二名学者代表，九名学生代表（包括绝食学生和“对话团”学生的代表），共同提出了四点建议，提出了让政府和中央下台阶的方案。
今天，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也起草了一个东西，呼吁大家对这次爱国民主运动给予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电台对此进行了报道。
我想告诉大家：四通公司并没有旁观。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事情。有一些国际联络，我们也做了桥梁，例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全体留学生和学者联谊会，“敬请四通公司同人代转北大游行学生、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几封信，就是我们代转的。
所以，我们不是态度暧昧，不是态度冷漠，不是没有做工作。但是，我要讲，我们做事情要有分寸感，在这一点上，你们要相信我的判断。一定要有角色分工，如果说我们也和学生一样，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们不就是学生了吗？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的方位在哪里？我们的利益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做？大家要有清醒的头脑。我们的血要热，但头脑要冷！
这些天，学生提出的要求在“不是动乱”和“实质对话”的基础上又加了第三条，叫做“社会各界全体人民，应保持理智、冷静、克制与秩序”。学生很有水平嘛，我们不能连学生的水准都没有。有人说“国家完了，公司也完了”，说得有道理，但我怕是国家没有完，公司倒先挂了。我们要生存，就必须保持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
有人说：“现在是考虑得分的时候”，我严重地不同意，因为这是政治投机。有人认为四通在一条街上总是最冒尖的，所以在这件事上，也应该最冒尖。我要说，我们不冒这个尖。你们应当有这种认识：企业家是不干这个的。政治活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我们是搞经济的，政治与经济是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两件事。在这一点上，公司的干部要有共识。统一了认识，我们的事情才能做好。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很微妙的时刻。大家不要以为民主一下子就能到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就会有新的局面。学生运动的意义确实非常大，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但新时代的开始要伴随着阵痛和许多牺牲。我作为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要考虑在这样一个动荡阶段，一个将来有希望的“潜结构”，不要受到根本性的摧毁。我们既要维护真理、坚持正义，又要在未来可能出现各种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非常混乱、十分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
我们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过来人，大家都知道，群众运动是不能控制的。当阎明复与学生代表谈话之后，学生代表热泪盈眶，非常感动，接受了阎明复的条件。但当学生代表回到广场，根本就讲不通。学生代表讲“你们骂我们是叛徒也好，学贼也好，但请让我们把话说完”，可广场上群情激昂，根本不让他们把话说完。
而且，政府答应了学生的两条，事情就完了吗？如果承认了“不是动乱”，那下一个问题就会提出来：“到底是谁说我们搞动乱？”邓小平就要退位，李鹏就要下台，北京的陈希同、李锡铭就要承担责任。还有上海，开除钦本立算怎么一回事？江泽民还呆得住吗？这样会变成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干部的动乱。
反过来，如果学运被镇压了，也是一大批干部下台。人家可以说：是阎明复在前台，赵紫阳在后台，操纵学生运动。说这次运动是台湾特务指挥的，有确凿证据，有录像、有照片、有录音，铁证如山！你们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丧失原则、立场，想利用这次动乱给党和国家施加压力，分裂党和国家，等等。这些事情，如果只看到一步两步，不看到后面几步，我们就是不清醒。我们不能跟着群众的情绪走。要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要准备出现最坏的可能。今后的日子，我们会比别人更难过。说对学生不秋后算账，并没说对我们不秋后算账。如果秋后算起账来，我们也只好“听天命，尽人事”了。
行文到现在为止，可为冷静。到后面第（20）节，已经是当局者迷了。柳对万的评价，是对联想的告诫，是旁观者清。
每次上街，由一些同学手拉手在两边，主要目的是不让非学校的社会上的人进来，
大家的口号到6月4号前还算是理智的，一般学生，就我接触和回忆，头脑好像没那么热；
北京的文科生可能太多了，容易理想化和激情化，接触的各种渠道和形形色色的成年人（方李夫妇，美大使馆，和刘炸药等）较多，身处大旋涡，北京的情况可能较复杂。
I agree --- 国人脑袋 either deadly 沸腾 or deadly cold, but never balanced.
谢谢先生与我们分享您的经历。
保重！
香港的报纸说：四通是学生运动的后台。在公安部的内部录像资料里，有我们的人在给学生发钱，并且有解说：“这是四通公司的副经理”。
其次，我们从5月15日开始，就通过北大、清华的学生组织，给广场上的绝食学生送一些药品和水等物资，每天大约要花一万多块钱。
你看人家温总，也去天安门了，最后P事没有，两面沾光。群众认为他是看望学生去了，老邓认为他是监视老赵去了，这才叫智慧。因此看来，老万是个商业奇才，佩服，玩政治还差点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