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谈官家主义和新民主主义 2.0版

　　


　　中国历史分三段：第一段是西周、春秋战国之前，封建主义时代，一群小王架着一个大王——天下共主。西方也是这样，众多独立的暴力集团，上面有一个老大，或者没有老大。

　　这是第一段，封建制度。第二段是秦汉以来，我起的名字叫做官家主义。之所以叫官家主义，不叫封建主义，也不叫皇权专制主义，是因为官家这个词更准确地描述了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究竟谁当家作主。官家这个词，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意思：一是指皇帝，二是衙门，三是官吏个人。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上，立法定规的，“主义”的，就这三个主体。皇帝立的是王法，衙门立的是地方法规或者部门法规，官吏个人立的是潜规则。这三个主体，不管内部怎么相互争夺地盘，但是当家作主、说了算的，始终是官家集团。

　　首先封建贵族就不是官家。封建贵族是主人坐江山。打个比方说，封建制度就好像一个商会，推选出一个老大当会长，小老板各有各的公司，老大手伸得再长，也不能伸到下面某一个小老板的公司里去，这就是封建制度。

　　官家主义制度好像是一个上市公司，一个人带着几个铁哥们打了天下，坐了江山，比如刘邦或者朱元璋或者赵匡胤，打了天下之后，杯酒释兵权，把那些打天下的哥们封王封侯，当然秦汉之后是虚封，不许建立独立王国，让他们退居二线，每年只给俸禄。这个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聘一批人当自己的代理人，当CEO，当省长县长，这就是代理制。董事长是皇帝，CEO是宰相，举人进士就是MBA，聘他们打理这个公司。这就是官家主义制度。

　　官家主义制度只有一个暴力集团，暴力资源高度集中，集中在皇帝手里。封建主义制度下，暴力资源是分散的，分散在每个小老板手里。封建贵族集团和官家集团所掌握的核心资源都是暴力，这是打天下坐江山的根本手段。但是，秦汉之后，官家集团大体取代了封建贵族集团，官家主义大体取代了封建主义。

　　再往下，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就说到现在了。辛亥革命之后，仍然是官家主义，但那是党天下，国民党的党天下。这时候，官家集团的内部结构有所变化，首领不再是皇帝家族，不再是蒙元或满清的部族，而是一个有现代意识形态的政党。这些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有重大差别，但和儒家的差别更大，有了明确的现代化指向。这是对西方文明冲击做出的回应，在西风东渐这个世界史背景上建构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官家主义社会之中，当家作主、立法定规的仍然是官家集团。

　　官家主义又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二级分类。比如说朱元璋打了天下，把很多大地主和大商人灭了，官家和小农共存，生产集团是小农，暴力集团以官家集团的形态出现，维持秩序，构成了小农-官家主义制度。如此发展几十年，小农分化出地主、佃农，小农-官家主义便进化为地主-官家主义。这个时期典型的社会集团就是乡绅，一只脚踩着土地，一只脚踏入官场。在这个阶段中，有那么几次封建主义复辟，比如说门阀世族逐渐坐大，或者藩镇割据，变成一些强大的、可以和朝廷对抗的暴力集团，这时候出现过封建复辟。

　　西方文明一进来，西方的工业化一冲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对这个冲击做出反应，就开始走洋务运动、富国强兵这一系列的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是物质层面的学习，然后是制度的、观念性的学习。我们有了明确的工业化现代化指向，官家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成为宣扬并承担这个使命、对西方做出回应的主导。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到几个五年计划，都是官家集团主导的工业化，都是官家集团凭着自己掌握的全部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资源调动能力，尤其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行政能力，推动全民族搞工业化，搞现代化。

　　这个过程好像不容易替代，因为在一个工业基础薄弱、到处都是地主佃户和小农的社会里，可能这是最有效、最迅速的实现工业化的方式。我们在五年计划、156个大项目里，可以看出高度的有效性。苏联工业化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个有效，当然也伴随着损失惨重，效率低下。但是整体效率好像还不错。这个评价我做不好。不管怎么说，见仁见智，对这一段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但也得承认它有巨大的完成工业化的动员能力和实现工业化的速度，有这方面的优点。

　　这段历史时期，还是官家主义，但前缀已经不是小农或地主，而是资本或工农。如果依靠资本的力量去完成工业化，调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又坚持官家主导，搞统制经济，像国民党那样，就是资本-官家主义。过去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不能主导，占据支配地位的还是官僚或官家。

　　在毛泽东时代，公私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五年计划之后，那时候，中国的官家主义，成了工农-官家主义。不仅把地主全给灭了，把资本家也灭了，直接由官家通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通过国家计委、各级国营企业即官办企业来直接管理工人、农民。这一段积累的速度非常快，统一部署，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很有效。缺点是代理链太长。官营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关键是看它的效率。官营企业的效率如何？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代理链可能经过五六环，每一环都有损耗，国有企业的代理人想方设法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亏损还不能破产，产品不适销对路，企业亏损、干部工人怠工。我在七五年和七六年到石油行业的工厂和油田学工，工人每天才干三四个小时，不像现在农民工那样玩命干十一个小时。我干到三四个小时，工人师傅就说你别干了，再干群众对你有意见。

　　可能地方不一样。我认识的人、我的同学，分到工厂的，建筑公司的，都缺乏劳动积极性，平均每天干三四个小时。还做私活，往家拿钢管，做家里的台灯。这还是石油战线，飘扬着大庆红旗的行业。

　　总之，工农-官家主义虽然有优点，但有个大缺点，就是代理链太长。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报还一报，代理链长了，作恶可能得善报，激励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生产队、人民公社的特征，就是国家替你下命令，责任却由你自己承担。我当过生产队长，大队副书记，按照县委和公社的命令，以粮为纲，多少劳动力用在副业上，都有规定，过了头儿就不行。想到外面打工赚钱吗？学大寨，车马归队，劳力归田，不能自己选择最能挣钱的行业。

　　我当生产队长，最发愁的就是农民偷懒，不干活。在自留地里苦干，在生产队拄着镐聊天。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们公社曾经是学大寨的一个典型，并不落后。我写陈永贵，到昔阳去和当年的县委书记聊天，他告诉我一个顺口溜：“你呆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你不干，占我的便宜，那我也不干。大家都不干，一起挨饿。

　　工农-官家主义的代理链太长，不能一报还一报，激励不对称，于是效率低下。结果，农业粮食不足，工业严重亏损，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大受影响，被迫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首先把人民公社制度取消，回到小农-官家主义，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工业方面，引入资本，回到资本-官家主义，不用官员去对付工人怠工了。国有企业这个词，我觉得严重误导，应该叫官办企业。改革之后，民营资本占据了半壁江山，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大幅度提高。

　　从以上背景看，文革也是改造官家主义的一种尝试。既反对走资派退回小农官家主义和资本官家主义，又试图建立民众对以权谋私的官家集团的制约。这两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未来怎么走？不管是哪种官家主义，工农-官家主义、资本-官家主义、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大问题，就是官家集团太强大了，生产集团太软弱了。官家集团扩张起来，盘剥起来，用各种方式捞钱，没有哪个社会集团挡得住。非生产的、带有掠夺和寄生性质的集团越来越强大，最后压垮生产者。税率太高，大家都破产。掠夺率太高，生产是无法存在发展的。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人的本性问题。任何人都会凭借自己手中的资源获取最大利益，投资如此、打工如此、弄权也如此。只要能够凭借权力捞钱，他们就不停地捞，如果这个社会缺乏制约权力的制度，制止不住权力膨胀，权力就会压垮这个社会。

　　资本-官家主义再往下怎么走？主要是解决官家主义的历代王朝循环的问题，应该有对权力制约的手段。这种手段，不管叫民主、法治，还是叫宪政，叫什么都行，反正得让被剥夺者、受欺负者、被盘剥者、被敲诈者，有一个比较便宜的反制手段，与权力抗衡的手段，建立这样一套制度。比较现成的制度，就是民主、自由和法治，这跟宪法规定的精神也是一致的，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革命和创新。如果官家集团受到了抑制，权力受到了制约，民众当家作主了，把官僚集团变成了自己的守夜人，那就进入了民主主义社会。这是未来解决官家主义问题的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看到资本和官家结合正在以私下勾结的方式进行，资本通过行贿和收买完成了一种革命，由官家主义转向私下的非法的资本主义，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一个人的革命”。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团，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在中国搞法国大革命式的，由第三等级当家作主的革命，但是他们又有钱，又想控制政治运作，想在立法、执法、行政各方面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于是他们就开始收买。一个市长或县长下面，通常有几个老板，互相照顾，老板掏钱给官员买房子，送孩子留学，官员则向老板提供一系列的方便，从政策上提供偏袒，近似立法。从执法和行政上，一路开绿灯，于是私下完成了一次革命，不是官家说了算，而是资本说了算，官员为资本服务，共同发财，资本在这个局部革命成功了，当家作主了，说了算了，所以叫“一个人的革命”。中国到处都有一个人的革命，官家主义已经被一个人的革命侵蚀得千疮百孔。这样的社会，既不是资本-官家主义社会，也不是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不能合法地当家作主，只能是潜规则意义上的权贵资本主义，“潜权贵资本主义”。

　　其实，这种局面对每一个资本家，对整个资产阶级来说，都是不好的。它在某个局部领域，借助权力的帮助，排斥竞争者，保护自己的地盘，已经违背了资本主义的普遍原则，自由市场的原则被暴力支持的垄断原则替代，不利于资本的流畅周转和整个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这实际上带了封建割据色彩，成为封建资本主义或资本-封建主义。这个走向是一个很糟糕的走向，这个未来对谁都不利，包括对他们自己。

　　对一个有出息的资本家来说，如果他有市场才能，就想把企业做大做强。而在“一个人的革命”当中，他收买了一个官员，三五年之后这个官员调任或退休了，这个市场就得重新收买，还可能价格谈不拢，所以他就不能做长期投资，包括科技研发的投资，只能采取短期行为，捞一把就走，靠权力帮助他收益最大化。这对经济不利。对他本人也不利。对官场的投资虽然合算、便宜，但是有效期太短。另外，钱挣到几个亿，缺的不是一两百万，而是安全，可是他被迫用行贿的方式，用“一个人革命”的方式玩命，拿自己最缺的安全，换取自己最不缺的钱，显然，对资本、对官员、对全民来说都不好。可是这条路非常现实。这是一个大问题。

　　怎么解决呢？我认为，不管是资本-官家主义，还是“一个人革命”所导致的潜权贵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都没完成合法化，在政治上也没有合法化。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不能够光明正大地做，光明正大地说。他们不敢说：就是应该官家集团说了算、不许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应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因此，反其道而行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光明正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众和舆论关注下的改革，使官家权力受到制约，然后，用这种公平的权力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市场。一句话，解决办法就是走向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是相当乐观的。因为，中国转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着巨大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

　　首先是避免王朝循环和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大崩溃，这是全民族的利益。其次，一旦转型成功，人民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转移支付方面做得更公平。工会出现了，可以在跟资本的讨价还价之中提高工资，于是内需增加。再次，中国还会获得更好的世界环境，不至于让人一说就是这个专制那个专制的，也能够降低别人的不安全感，提升我们自己的安全感。内需发挥出来后，更有利于建立进出口平衡，外部经济环境的敌意也会下降。第四，还有社会公平带来的社会和谐，社会各界在精神方面的满足，资本和各个社会集团共享的巨大的社会安全感。第五，官家仍然存在，官僚集团什么时候都存在，但是不能“主义”了，只是一个公仆，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不是掠夺者。政府只能按照交易的方式，人家愿意出多少税，让你办多少事，你就拿钱办事，而不是我说收多少就是多少，我一个文件发下来，费和税怎么收怎么花就算定了。

　　接着往下说。政治体制改革蕴含着巨大的利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对中华民族来讲，整体利益巨大。利之所在，众人趋之，挡众人财路是不得人心的。这是大势。

　　再具体点分析，官家集团内部也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受益者。比如人大，如果向政治体制改革方向走，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还有法院，宪法规定审判独立，法官不愿意独立审判吗？你担责任，人家给你判，判错了，你背黑锅，正常人都不愿意这样。如果这些宪法上规定的东西落实了，他们的利益也会扩大，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在条条方面潜在获益者。

　　还有各个领域的个人，官员个体。那些有理想的人，有野心的人，不得志的人，想最后赌一把的人，他们也是潜在的获益者。

　　无论是条条块块的部门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官员个人层面，甚至中央层面，都存在一些主体，可以通过改革扩展自身在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利益。最高层面，比如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中央凭什么替你挨那些骂？如果在烂透的地区搞政治体制改革试点，让民众选举官员，让老百姓监督政府，这对中央不好吗？连朱元璋都试图这么做。地方政府，面对着行业垄断巨头，比如能源、金融，既不让浙江自己建核电站，也不让地方办银行，上千亿的垄断利润都让你拿走了，地方难道不想改革？

　　一旦把这些力量调动起来，在加上民间的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就获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大力量的推动。这时候，就像邓小平那样，最高层只要说三句话，天下就面貌一新。当年，面对强大的阻力搞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邓小平的三句话是：“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允许看，把所有激烈的反对者稳住，你可以不干，在旁边看着，不逼着你干。

　　大胆试，在无人号召的条件下，现在都有一些地方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有理想，有野心，赌一把，反正有人试。如果像邓小平当年那样号召一下，替试验者承担风险，搞砸了上边兜着，搞好了提拔奖励，下面的省地市县自然有人试。试三五年，成功的提拔上来，这种激励机制运转起来，全局就活了。用不着什么大动作，靠着试点推动，就能让中国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不争论，当年的意识形态环境对改革不利，动辄问姓社姓资，所以不敢争论。现在的舆论环境跟那个时候大不一样，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占压倒优势。一说搞政治体制改革，比如温家宝说句话，网络上拥护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一般。说几句反对民主的话，吐沫都能淹死你。在这种环境下放开争论，可以得到民间和舆论力量的有力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更令人乐观。这是我对未来的看法。

　　最后再谈谈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

　　官家主义这套说法，背后的历史观或方法论依据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都是根据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定义的。这套历史观谈的全是生产和经济，我们可以用生产要素的概念定义各大阶级，地主就是土地要素的拥有者，工人就是劳动要素的拥有者，资本就是资本要素的拥有者，都属于生产集团。问题是，暴力要素的拥有者算什么？暴力集团算不算一个阶级？他们靠暴力打天下坐江山，像刘邦似的，把天下看作自家的产业，凭借暴力获取自己的那份收益。历史唯物论没有给这种社会集团一个概念、一个标签。

　　生态行为学里有一个概念：生存策略。如果我们承认暴力掠夺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就好像畜牧和耕作一样，我们就可以扩展阶级的概念，给暴力集团找到合适的标签。出售劳动力是一种生存策略，投资或出租土地也是生存策略，每一个生存策略集团都可以定义为一个阶级，或者叫做“阶群”，每一个阶群里有不同的阶级，比如暴力集团这个阶群里有皇帝、贵族、军阀、士兵、土匪、强盗等等。生产集团这个阶群里有地主、佃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不同的阶级。

　　这套分类所依据的方法论，不是黑格尔想象的辩证法，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量变引起质变等等，而是进化论的简单原则：遗传变异、适者生存。在文化领域，遗传变异可以解读为继承创新。你学习继承的生存策略好，你就按老路子活下去。你的生存策略不够好，竞争不过人家，适应不了环境，那么，你或者被淘汰，或者发生变异，也就是创新，发明新的生存策略。谁的生存策略最适应环境，谁的受益最多，就是兴旺发达的阶级或阶群。这就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方法论，也是一种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和大众想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一样。社会达尔文主义常常被用来支持种族主义，但人类社会中，生存策略的载体并不是种族，而是文化。无论你的种族和性别如何，都可以学习并创新，谁都可以耕作，炼钢，玩电脑，只要你玩得精，就能够在竞争中出类拔萃，适者生存，有更多的追随者。

　　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常常被用来支持弱肉强食，暴力竞争。官家主义这套理论承认暴力天然存在，但反对暴力。所谓文明，恰恰是对暴力的限制，对作为生存策略的暴力掠夺的抑制。抑制不足就是野蛮，这样的文化最终将被淘汰。暴力的正当合理性只在于以暴抑暴，维持适宜的生产环境，让不同的社会集团在剔除暴力的社会环境中彼此竞争，优胜劣汰，发展出更加繁荣昌盛的文明体。

　　基本的轮廓是这样的：开始是一个个由家庭或家族构成的采集狩猎群体互相打，在暴力竞争中形成部落；部落由采集群体聚集而成，没有形成部落的很容易被消灭，在这种逼迫之下，部落大量出现。然后，部落之间开打，例如黄帝打炎帝。对暴力的抑制，家族内部没多少暴力，但是家族之间有暴力。部落出现之后，抑制暴力的共同体扩大到部落，再到封建王国，越来越大，现在扩大到全国，而且试图在全世界弄出一个联合国，虽然不成功，但在国家层面已经成功了，这就是文明进程。

　　从封建主义进化到官家主义，最大的好处就是暴力浓度降低了。春秋战国战乱频繁，秦并天下后，秦始皇面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选择争论，裁决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现在“赖宗庙，天下初定”，我再去封邦建国，是“树兵也”，那时候，“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于是废封建。暴力资源集中了，暴力竞争减少了。在暴力浓度相当低的情况下，各大王朝平均维持了171年的寿命，这就是官家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的地方。但官家主义经常官逼民反，民主宪政可以创造更和谐的社会，进一步降低暴力浓度，提高文明程度。

　　刚才盛平问到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木生还说到有关争论。后来木生和我又谈过两次，一次是阳光卫视陈平张罗的，一次是《南方周末》张罗的。那两次谈得更深入，很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我问过木生了，得到一些简明的答复，我把这些答复转达一遍。木生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这是《新民主主义论》的路子。

　　木生说到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现在有所不同。首先是有工会，有农会。其次，人民代表大会也要做实，不能是70%的官员，那不叫人民代表，是官员代表。

　　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但是跟现在不一样。除了党的领导之外，我们还要真有工会、农会、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更多的权力开放，不仅仅是共产党人掌握权力，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新民主主义经济，木生说到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国有企业或者官办企业真要做成人民的，通过一个基金会，全民持股，登记到人，不许买卖。我也觉得特别好。但是耕者有其田这一项，木生说没有。

　　另外，对于民营企业，比现在要宽松得多，不能老勒着它。这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是不许争论，可争论，各讲各的道理，比现在宽松得多，这方面没有展开谈，但是大意倾向是这样。不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

　　我的想法。当时我和木生谈，尤其是第二次，我就明确说：这些政策比现在好多了，我同意。这些政策能够推进我们走向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离那个目标更近，比现在近多了。我觉得很好。

　　我跟木生有点不同的意见是：尽管政策好，但支持这套政策的理论自身的说服力有问题，你得经得住人家追问。比如说，朱厚泽就有四问，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三问。

　　第一，就是时代判断有问题。当时的时代判断是，社会主义在兴起，资本主义在衰落。是这样吗？世界历史已经证明，至少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崩溃了，而资本主义不断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判断有问题。不正视世界历史这个问题，理论的解释力就禁不住一问。

　　第二个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凭什么有领导权？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分析出来的，这是理论分析的结果，事实上经得住历史检验吗？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不是无产阶级，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搞的。无产阶级一定会有自己的诉求和政治力量，比如工会和社会主义，但是你凭什么说这些就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你这么说也行，事实呢？事实证据不足。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未来要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搞了三大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主义还要再来一遍吗？这样的未来值得争取吗？

　　就是这三个问题。我又补了两个问题，在朱厚泽老师的基础上。

　　第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有问题，中国怎么能说是封建主义社会呢？封建主义到秦朝就完了，进入官家主义了，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官家主义。不能把君主变成官主就算完事，还得把官主变成民主才行。得建立一个针对官家集团的权力制衡，才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显示出它内部的矛盾，理论自身的矛盾，就是既坚持民主又坚持党的领导，这两个都是主人。你怎么统一起来？《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统一方式是：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断定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不一致，毛泽东就凭着自己的意志把农民的意志抑制住，走向人民公社。我们只有正视不一致，承认理论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才能让这个理论有说服力，才能解释好历史和现实。

　　我汇集了这五个问题。我的想法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进可退，退一步就是把新民主主义的“新”字减掉，变成民主主义。世界史上有的是这种经验和理论。第二个办法是加一个字，在新民主主义前再加一个“新”字，新新民主主义。一旦加了一个新字，就升级为2.0版。

　　2.0版首先要承认世界史的基本事实。20世纪世界史的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没有兴起，资本主义没有衰亡，无产阶级没有一贯正确，资产阶级也没有一贯错误。世界历史是各个社会集团、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共同创造的，因此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可以说我比你强，天生我就是上帝的选民。所有公民一概平等，这样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我是天生的领导阶级。你可以争取成为领导力量，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方式说，谁能够领导中国走向民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得用自己完成历史使命这个功能和承诺来获得领导地位，不是天生就可以当领导的。

　　2.0版还得承认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就是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有可能出现矛盾，而我们没有解决好这个矛盾，经常使得权力和党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2.0版需要解决一元化的问题：在发生分歧的时候究竟谁说了算？后来木生和另外一位朋友明确说，人民至上，人民说了算。我觉得这很好，这样的新民主主义我赞成。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在人民至上的基础上，建立一元的新民主主义或者叫做新新民主主义理论，理论内部最核心的矛盾就解决了。然后，就是建立一个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让人民真的能够当家作主。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去提升新民主主义，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尽管需要做一些调整和修改。

[无名男英雄]

新瓶装陈酒，了无新意。但文笔还是比较幽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