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故事（57）张可治

第九章 逆境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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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57）张可治


张可治近照


看到张可治的这张近照，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在我的印象里，他应该是瘦瘦的长脸，略有些谢顶。现在脸宽了、体胖了，顶部谢彻底了。只有眉眼间的笑意、一脸的诚恳，还依稀是当年的模样。

在李玉的《记事本》里，记录了以下一句话：

“ 1985 年 8 月 5 日， 万总上午去华阳谈投资，会见张可治”。

为了给打字机项目准备充足的粮草，当年我四处找投资，寻找可能的合作伙伴。这应该是其中的一次。张可治的身份是港商，他并不是华阳公司的，约我到民族文化宫和华阳谈投资，他只是居中联系。据说，华阳是一家有背景的公司，赵紫阳家的老四，梁仿（四军），是这家公司的贸易部经理。张可治带我去见了他。四军给我的感觉是很朴实、纳于言辞。我热情地向他介绍了四通开发中文打字机的项目，他几乎没有反应，不是没有听懂，而是心不在焉、根本没有在听。我真切体会了一次，什么叫“热面孔贴上了凉屁股”。我发现无法对话，便告辞了。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联系，听说他去了美国，作为华阳公司的代表，常驻纽约。赵家的老二梁钧（二军）， 后来在巴黎接触得比较多，还有过生意上的合作。二军人长得帅气，性格也开朗，是那种可以深谈的朋友。

倒是张可治，和四通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从 M-2024 到 1570 ，他在市场上和四通同步做打印机，后来成为打印机专业户，在香港成立得实集团，在江门投资设厂，做得非常成功。据说，得实集团现在有100多家营销分公司，300多个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点，在沈阳和江门有两个生产基地，年产能达 200 万台针式打印机，员工超过3000人。

张璇龙和张可治，这二张，我内心对他们充满敬意。是他们，在我离开四通之后，完成了本来应该由四通来做的事业。他们都曾经是四通在商场上的合作伙伴，在他们巨大的成功背后，都有抹不掉的四通印记。在他们内心深处，我相信，也有一种四通情结。对我不得已离开四通，他们都有一种深深的惋惜。许多年以后，我在巴黎，还接到过张可治的一个电话，中心意思一句话：“老万，快回来吧！”

对了，那次电话，是为了告诉我国内流传的一篇邓力群的万言书，里面提到了我的名字。如果没有搞错的话，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万润南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生的中产阶级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同共产党的现行制度是对立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憎恨这个制度，一方面为了赚钱要与这个政府合作，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用金钱物欲来腐化这个政府，又从消极方面促成这个社会的演变。’‘他们要发展，就要用种种手段，主要是用金钱去推动、运转、润滑共产党僵化的官僚制度，这就使中共政权无可挽救地腐败了。是中产阶级的钱使共产党腐败。这个政权越腐败，这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当新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后，就会希望有知情权、议政权，进而有参政权。这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认为，这些话相当透辟地指明了资产阶级产生所导致的政治后果。”

显然，他对这段话非常感兴趣。不过，现在这个政权已经足够腐败了，也还没有看到社会转型的迹象。也许，像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所说， GCD 的对策是“卷旗不缴枪”？因为任何社会转型的终极目标，都是要缴执政党的枪。记得刘源有一篇文章，也说到过这个话题。

这个刘源，和我还有点沾亲带故。那时候，他在河南郑州当市长。为了找粮草，在华阳公司碰壁五天以后，1985年8月10日，我去了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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