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风云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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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3 ）告状信
汪德昭（1905年12月20日—1998年12月28日）
在这场风暴之后，我曾多次感叹在中国做事情的难。我说，想请人画一幅漫画，一个人挥汗如雨，埋头干活；十个人评头品足；一大群人围观；圈子外面，还有一个贼眉鼠眼的小人，拿着一封告状信，上面贴了八分钱邮票……
1985 年初，有人告我们的状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告状的，不是什么贼眉鼠眼的小人物，而是相貌堂堂的大人物。署名是“科学院部分科研人员”，实际领头的，是科学院声学所的所长汪德昭。
汪德昭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水声科学的奠基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曾在法国巴黎大学朗之万实验室工作。 1956 年回国， 1964 年组建声学所并出任首任所长。文革受到冲击。邓小平在二十年代也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也许是因为这种渊源，所以汪德昭给邓小平写信。 1979 年，声学所得以恢复。
这一次，他又是给邓小平写信。2009年，张福森主编了一本《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其中亲历其事的孟志元，在《对中关村四公司的调查》一文中，透露了这封告状信的内容。我只列出其中关于四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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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您好！
北京中关村地区开发技术公司林立，有的纯属倒卖、投机取利而牟取暴利。如：
1. 四通公司，专门倒卖科学院所需仪器、器材及汽车等物品，一九八四年分红利每人达万元以上，总经理系李昌同志的女婿，因此什么物资（包括国内外）都能购进，都能倒卖。
2. 中科……
3. 科海……
4. 京海……
我们只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要说倒卖公司是太多了，真谓比比皆是。
但表面都打着开发技术名义，中央不下决心是很难查清的。希望中央应在北京细查，并规定约束国家干部（包括科研干部）的法律及办公司的规章制度，让这些人不能钻国家改革的空子。
同时应向领导汇报的还有：即中央文件规定党政干部不能办公司、做买卖，文教卫生、科技干部另行规定，但实际是没有规定，因此科研单位的副院长、副秘书长、所长、副所长、处长、研究室主任都参加办开发公司，搞倒卖，科研工作基本停滞，两年以后，中央领导就会发现，中国的科研是倒退了。
敬礼！
科学院部分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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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德昭告了四家公司，首当其冲的是四通。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清楚其中的凶险。先给你们说两个当年的实际案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武汉有一位工程师叫韩庆生， 业余兼职，救活了一家乡镇企业，拿了 600 元额外收入，结果被判受贿罪，坐牢 300 天。折合下来，每拿 2 元钱，就要坐一天牢。
韩庆生被认为是科技人员因为下海而坐牢的第一人。
在我们被告状之前不久，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也被告了状， 1985 年被判了刑。其实，胡石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当时著名的开放杂志《人才》和《丑小鸭》，就是他办的。胡石英新点子层出不穷，想搞一个什么函授，在社会上集资。财务上疏于管理，被人告了状，结果在抄家时从床底下拖出几麻袋钱来。最后以诈骗罪给判了一年零两个月，实际关押了两个月。
据说，这事是犯在胡耀邦手里了，二胡也因此结怨。
而我们是犯在邓小平手里了，他可是有名的钢铁公司。当初我们把公司名字定为“四通”（ STONE ，石头），说是可以成为改革过河时邓能摸得着的石头。果不其然，我们让小平同志摸到了，结果是被定为“不法组织”，要被“ 清理整顿 ”。
中央的红头文件报送“ 小平、耀邦、紫阳、仲勋、启立同志”。然后再批转“ 锡铭、鹤寿、宋健同志 ”。这阵势，这动静，要比前面说的那两件事情，大得多了。
1985年3月18日，李玉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当晚接到一个电话，有人把从3月5日至3月12日，从邓小平的讲话到中央和北京市各位大员的层层批示读给她听，一道比一道严厉。当时她感觉毛骨耸然，紧张得直打哆嗦。
据孟志元同志的文章，中央的批示是“由北京市委牵头，中纪委、国家科委都参加，组成调查组对信中反映的情况进行认真调查，并对有关公司进行清理和整顿。”
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提出“北京市由市纪委牵头，请市工商局、市审计局和市科委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并请中纪委和国家科委派人参加。”
最后，组成了 18 人的联合调查组，时任北京市纪委副书记的孟志元担任组长，以清理整顿的名义，进驻四通、京海、科海和中科四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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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4 ）父子兵 
我和储忠（1986年，深圳）
1985 年 4 月 8 日，调查组正式进驻四通、科海、京海、中科四家公司，一直到同年 11 月 7 日宣布撤出，前后 “ 清理整顿 ” 了我们七个月。
在调查组进驻之前，已经是风声鹤唳。
在 1985 年 3 月 4 日发出的中央红头文件中，四家公司已被定性为 “ 不法组织 ” ，那我就是不法组织的 “ 坏头头 ” 。四通是被告的首犯，而 GCD 的政策向来是 “ 首恶必办 ” 。
为什么汪德昭告状时把我们列为首犯，先生已过世，无从得知其详。但有一个细节，就是为人海派、 “ 外黑内白 ” 的崔铭山，曾经是声学所所长的司机。
就像四清工作队进村了，我就是那个 “ 四不清 ” 的村干部；就像文革时工作组进校了，我就是那个要被打倒的走资派，不，是要被整肃的反动组织的坏头头。
所以当工作组进驻时，我们立即 “ 靠边站 ” 了，准确地说，是被撵到走廊里了。我们的办公室只留下财务，其余的都被工作组占领，我们在过道里放了条长沙发，每天在走廊里照常办公。
负责调查四通的分组长叫赵陆，北京市工商局的副局长。一开始，看我的目光都是冷森森的，因为在他眼里，我已经是准专政对象。所谓调查，不过是收集证据。待证据确凿，就要将我绳之以法了。
在他们看来，像我们这样的民办公司，肯定是一团烂账。你看那个胡石英，居然把大笔现金装在麻袋里塞在床底下。所谓调查，重点就是查财务。
这方面，恰好是我最不担心的，因为我有一个好父亲。我父亲是一位非常专业、而且敬业的会计师，我在《童年记忆》里曾说过一段往事：解放前夕战乱当中，我父亲保管银行的一笔巨款，完璧归赵时，连捆扎现金的绳子都没有解开过。而且，他长期担任财务稽查，专门查别人的账，所以四通的财务管理极其规范。
公司的每一分钱支出，都有根有据，五分钱的公车票，都要整齐地粘在凭证栏里，以供备查。
有一件公司初创时的轶事：王安时出门谈生意，经常是坐公交车，回来要凭票报销。有一次，我父亲拿着两张五分钱的公车票，问王总：
“ 你这次出门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
王答： “ 一个人。 ”
“ 那为什么这两张公车票的票号是连着的？ ” 我父亲又问。
把王安时闹了个大红脸。
老王不以为忤，还赞赏有加。这件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还说： “ 老爷子这样管账，不会出事，大家放心。 ” 我夸他心胸开阔： “ 所以你能做成大生意。 ”
四通账目之清楚，让调查组叹为观止。没有查到问题，反而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一片赞叹。说： “ 就是国家单位，也没有几个能像四通这样账目清楚。 ” 最直接的证据，是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在调查结束以后，辞掉了公职，要求到四通来上班，我们也愉快地接纳了她。更有把自己的子弟推荐到四通来的，我们都照收不误。
当然，这是调查结束以后的事了。但七个月的调查，对我父亲来说，是一种煎熬。几千万的往来账，要把每一笔说清楚，拿出每一张凭证，相当耗费精力。不到一个月，我父亲累得眼白出血，红得鲜血欲滴，十分可怕。他还是每天捂着眼睛，照常上班，因为调查组不会罢休。大家都很心疼，但谁也帮不上。老沈说，他的大舅子，李秀萍的哥哥，在密云的一个单位做会计，要不请他过来帮几天忙？
我立即同意。第二天，大舅子来了，来了一天，看阵势不对，第三天就不辞而别了。
实在没有办法，我和父亲商量： “ 要不叫小忠来替一下？ ” 小忠是储忠，我的同胞兄弟，比我小六岁。我在《童年记忆》里说过他的故事。当时他已经从复旦金融系毕业，在上海工商行工作，还是所谓 “ 新长征突击手 ” ，单位里 “ 第三梯队 ” 的培养对象。
父亲有点犹豫，我说我来给小忠打电话。
一个电话，小忠就飞过来了。二话不说，就留下来帮助父兄排忧解难。什么叫 “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 ？这就是现实版。
我的这个弟弟，和我长得很像，公司里都有人把我们搞错。海淀信用社的老祁，有一次去家里找我父亲，我不在家，储忠初来乍到，没有和老祁打招呼。老祁回来跟崔铭山嘀咕： “ 那天我去万老家，见到万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理我 ……” 小崔说： “ 哈，一定搞错了，你把储忠当成万总了。 ” 1989 年 6 月出事以后，我离开北京时买机票、住酒店，用的是储忠的工作证，丝毫没有破绽。当然，这是最后的故事了。
汪德昭的告状信里，关于四通的问题，用了 65 个字，除了“ 总经理系李昌同志的女婿 ”这 11 个字为真，其余的全属子虚乌有。例如说我们“倒卖汽车”，更是捕风捉影。其“风”或“影”是：区农工商总公司的李丹迪曾找我，说密云有一批汽车，要我们拿 200 万元人民币，一转手，就是 400 万元人民币。我有点为难，因为是上级公司。我同父亲商量，他说：这事坚决不能做，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营范围。我就用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婉拒了。不久就看到一个通报，说密云汽车案是个大骗局，有许多单位上当受骗。我在庆幸之余，更体会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前面讲过一个例子是李文元腰斩爆炸喷涂，后来的例子是万老否决汽车案。老爷子处事方正、待人谦和，在公司里相当有人缘。
就这样，父子兄弟都聚到一个公司了。后来四通发达以后，常有人诟病我搞 “ 家天下 ” ，我心说： TMD ，那时候你们谁肯来啊？！不仅新人不敢来，就是原来的始作俑者、原来打算到四通来入伙的，也不见踪影了。我照常给印甫盛、刘菊芬送每个月的顾问费，他们不仅不敢收，还把原来的退回来了，我理解他们的苦衷，已经有人给他们打过招呼了；段永基不见了，我理解，是时机不对；李文元也不来了，我更理解，因为他在乡里已经检讨两次了，还过不了关。
公司里也是人心浮动。“ 红旗还能打多久？ ” 在许多人内心深处，是个问题。我能感觉到大家关注的目光。出于一种天性，我表现得十分淡定，照常西装笔挺，头发纹丝不乱，皮鞋擦得锃亮。在古人当中，我喜欢谢安。《世说新语》中有一则他的故事：谢安和朋友乘船出海，遇到了风浪，他“ 吟啸不言 ” 、 “ 貌闲意说 ” ，而后 “ 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 如此，将无归。 ’ 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在当时的四通，光是 “ 吟啸不言 ” 、 “ 貌闲意说 ” ，已不足以镇安朝野。我看到大家脸色的忧郁、感受到他们内心的不安。深思熟虑之后，我作了一个重大决定，这个决定，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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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5 ）绝后路
楼叙坡（左）和宋卫东翩翩起舞（1985年，北京）
孙子兵法上说：“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我决定破釜沉舟。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几个重大决定之一，但文字表达只有短短两行字：
“中科院计算中心领导：根据我目前的具体情况，我决定提前结束我在美国的进修学习，并辞去在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作。请批准。”
计算中心的领导非常体谅，立即同意。
现在的人，辞职算不了什么大事，甚至是职场生活的常态。但在当时，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是铁饭碗，更何况，是科学院这种所谓“国家队”的铁饭碗；许多人想方设法的，是出国，尤其是去美国。而我却反其道而行，逆潮流而动，可以说是从天上掉到地下。其影响：可谓石破天惊；其作用，犹如定海神针。
我把四通全体员工召集到营业部的二楼。二层是隔出来的，非常低矮，层高只有1.9米。当时人心浮动，人声噪杂，在压抑的空间里更显其乱。当我平静地宣读了我的辞职信以后，全场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精神为之一振，阴霾为之一扫。我又看到了四通人脸上特有的阳光灿烂。
我还宣布，根据目前的形势，不可能再允许兼职。要么摔掉铁饭碗，到四通来落草为寇；要么离开四通，回去继续捧你的铁饭碗，两者只能选一。当时四通所有的核心骨干：沈国钧、王安时、蒋敏美、崔铭山、王缉志、张齐春……都选择了落草为寇。后来有一种说法：科学院的七位工程师出来创办了四通，可能就是指这七个人。他们是后来四通辉煌的奠基人。
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士气，我说了一句连我自己都十分感动的话：“我们是打不倒的，因为我们已经躺在地上了！”
当时也有选择回去捧铁饭碗的，我记得其中有老沈的连襟，李龙文。
楼叙坡是李玉的高中同班同学，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姐姐，楼叙真。而楼叙真是我大学里的学姐，后来我一直管她叫大姐。因为这层关系，楼叙坡就成了“姑奶奶”。公司里吃喝玩乐的事，都由她张罗。
因为调查组刚来两天，所以“姑奶奶”来请示：“这舞会……还开吗？”我毫不犹豫回答：“舞照跳！还要把动静弄得大一点，去把左邻右舍，尤其是也被调查的那几家兄弟公司的老总都请来，我有话要说。”
舞会开场前，我致了简短的开幕词。李玉保留了这份讲话稿，以下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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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来宾、诸位公司同人：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舞会，由北京四通总公司举办的舞会。
四通公司是在去年经济改革的新形势下诞生的新型公司。它从事的是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高技术产业。
去年，我们慎重初战，刚刚开了头，今年我们要在新形势下慎重再战，务求必胜。
邓小平同志讲，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四通的事业，反映了一代人的思考，一代人的探索，一代人的创新。
我们是在从事一种新的事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造就新型的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从公司成立的那天起，一再强调的我们要有四通人的形象，要有四通人的精神。
什么是四通精神？社会上给我们做了高度的概括，他们说：四通人的境界高，效率高，效益高。我不敢说我们已经是这样，但这确实反映了我们追求的目标。
新事物总不会使所有的人看得顺眼。现在有一些
四通的事业，是不甘心什么也不干的人的事业，是四通八达的事业。四通八达的事业，一定会得到四面八方的支持。今天，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舞会，就表达了这种支持。
四通从它开始的那天起，就是为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准备了一个舞台。今天，我们为想跳舞的人也准备了一个舞台，我们不要站在旁边冷眼旁观的人。各位已经在改革的舞台上大显身手，现在请你们在今天的舞会上也一显身手。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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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大家都能听得出我的话外之音。在乌云压顶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舞照跳”，而且“春照游”。五月初是传统的春假， 1985 年 5 月 1 日和 2 日两天，我带领公司大队人马，游玩了已阔别七年的承德避暑山庄。
是的，已经是1985年5月了，公司快满周岁了……
左起：司机、关智慧、万润南、李玉、赵毅、何弓（1985年，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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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6 ）一周年
左起：万润南、史定潮、焦若愚（1987年，北京）
光是“舞照跳、春照游”，并不能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四通还有相当务实的应对：“活照干、生意照做、钱照赚……”
1984 年，我们通过 2024 打印机的二次开发，打开了局面，营业收入 980 万元，赢利 100 多万元。到 1985 年，我们却不得不退出 2024 打印机市场。原因很简单，我们自己既没有外汇渠道，也没有进口批文。一旦有外汇、有批件的国营企业也进入该市场，我们肯定竞争不过，所以只能出局。我们开发的驱动程序，他们随便拷贝，盗版没商量。如果有独家代理协议，也许能保护自己。但当时，我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实力。如果要当独家代理，就要承诺一定的销售额。
聪明的王安时，立即转战 1570 彩色打印机，同样是 24 针，价格和 2024 相当，打印速度却提高了 1.5 倍，而且能彩色打印。一推出，立即风靡当时国内的打印机市场。我们的合作对象是日本的另一家大商社：伊藤忠。这一次，我们争取到了 1570 的独家代理权。
会上，我发表了周年讲话。这次讲话，没有讲稿，我只写了几条提纲，但李玉有一个不完整的记录稿，下面是其中的一些片段：
“四通公司成立一周年了。这一年，是探索改革的一年，是红红火火的一年，也是风风雨雨的一年。我们经历了创业的艰难、丰收的喜悦、风雨的考验。”
“这一年，我们可以用五句话来概括：开辟了舞台；凝聚了人才；形成了特点；做出了贡献；经受了考验。”
“我们这些科技人员，想多做贡献，但是苦于没有舞台和渠道。于是我们自己起来搭台。有了四通这个舞台，为我们自己，也为一切有志于改革的有识之士，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根据地。现在，科研单位一些科技人员想做事情而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时，他们就会感叹：‘唉，还不如到四通去。’四通无意中已经成为一种选择模式，成为现行体制不足的一种补充。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四通和海淀一条街上其他兄弟公司一起，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成为一种希望。正象美国 CST 公司总裁
“我们长期在科学院工作，非常了解目前科研体制的弊病：科研与生产脱节、成果与商品绝缘。成千上万的科技人才，拥挤在这个封闭体系中，追求成果、职称、论文、鉴定；相互碰撞、牵制、磨耗、抵销，把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在内斗中耗尽。国家每年大量投资（仅科学院就每年 8 亿元左右），全部花掉，但却无声无息，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领导部门不满意，科技人员自己也不满意。据说，紫阳同志曾批评：‘把饯扔到水里还听到一声响，扔在你们科学院连个响声都听不到。’这不仅是钱财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人才的浪费。”
“如何为广大科技人员创造一个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舞台和环境？这是我们创办四通的初衷。 公司对于每一个来者，都待之以礼，委之以任，施之以惠，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冶金部自动化所的王缉志，在原单位有许多很好的想法，却不能实现。他辞职来到四通，找到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舞台。在 1570 的技术开发中，他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四通，我们真正做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承认智力劳动创造的价值。我们尊重学历，更尊重人的实际才能。只要你有真才实学，我们都会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培养重用。所以四通有很强的内聚力——聚贤的能力，也因此四通人才济济，充满活力。”
我正面谈到了这次“清理整顿”。
“ 4 月 7 日，北京市工商、物价、税务、外汇、银行等管理部门，联合组成了调查组，进驻四通，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认为是必要的、有益的，我们持欢迎的态度。因为我们在从事一个全新的事业，怎么做，谁也没有经验，经验需要总结，政策需要明确。摸着石头过河嘛， Stone （四通），本来就是一块石头。”
“公司初创，我们还在打基础的阶段，政府就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对我们作了一次全面、严格的体检。长远来看，对我们今后的健康发展，非常有好处。一个月过去了，我们经受住了、并将继续经受更为严苛的考验。”
“调查组的同志要求我们‘慎之又慎’，说得好。经商办企业这条路，对我们来说，充满了陷阱，我们必须慎之又慎，才能站稳脚跟，扎扎实实地迈出每一步。”
“一切革新都会招致孤立，创造性始终包含有做人所不熟悉的事情的意义。它需要有一种能抛弃人所共知的事情的意志。”
最后，我鼓励大家要有一种精神：斗牛士精神。我引用了一段语录，已经忘了原文的出处，只记得尼克松在一次演说中也引用过：
“这个人满脸都是尘土、汗水和血，他英勇地进行斗争，他一再犯错误，达不到目的。因为没有任何努力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但是他确实努力干。他有巨大的热情，有伟大的献身精神，他献身于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他知道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终于将取得胜利并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最糟的情况下，如果他失败了，那至少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的。”
现在读来，依然有一丝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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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完）
好文章得慢慢写。尤其是有名有姓有事实的。
这是能干大事业的人才能写出的大气磅礴的文章.
壮哉, 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