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泰山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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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47） 查收入 
我和李玉（1985年，圆明园）
在这次 “ 清理整顿 ” 之后，张福森曾召集中关村一条街上的公司开过一次总结会。京海的王洪德在会上说： “ 我们这些民办企业，就像一个婴儿，已经从娘胎里生出来了，想把我们再塞回去，没门儿！除非把我们掐死 ……”
话说得有点糙，但说出了大家的真实感受。
到 1985 年 5 月底，对我们四家公司的调查有了初步结论，写出了调查报告。 6 月中，调查报告递交给中央。孟志元在文章中说，报告对四家公司是基本肯定的。我相信这是海淀区和北京市的基本态度。但 “ 上面 ” 确实有人把我们，特别是把四通看成洪水猛兽，想把我们 “ 掐死 ” 。
若干年后，在赵紫阳公开赞扬四通之后， “ 上面 ” 还有一位大佬，当我的面，用威胁的口吻说： “ 要摁死你们，不就像摁死一个蚂蚁一样！ ” 在背后，则蛮横地说： “ 像四通这样的公司，要限制！ ”
在 1985 年的 “ 清理整顿 ” 中，我们确实面临被 “ 掐死 ” 的危险，是地方政府的力保，也是我们据理力争，奋力突围，才渡过了这次难关。
在张福森召集的那次总结会上，我谈到了我们被清理整顿的五个方面。李玉说，那次讲话 非常精彩 ，可惜已经找不到文字记录。现在我只记得：这五个方面是指收入、税收、物价、外汇和信贷。
那一年，我们经历了过五关的严苛考验。
我们这些民办公司的薪水高，是引发 “ 红眼病 ” 、被告状的一个主要原因。汪德昭在告状信中，就说四通 “ 一九八四年分红利每人达万元以上 ” 。
在调查组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四通，有这样几段文字：
“ 四通 ” 即北京四通总公司， 1984 年 5 月成立，是一部分在职科技人员与海淀区四季青乡合办的联营企业。现有 87 人，其中正式调来 9 人，占 10.3% ；知青 26 人，占 29.9% ；其他单位在职人员 52 人，占 59.8% ；其中科技人员 35 人。经营活动主要由总经理万润南和副总经理沈国钧负责。万润南同志原是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工程师，今年 3 月正式调离科学院，他是中纪委书记李昌同志的女婿。沈国钧同志原为科学院计划局工程师，于今年 4 月正式调离科学院。
公司成立时四季青乡提供资金两万元，该公司主要依靠贷款开展经营，先后从海淀信用社贷款 2479 万元，截止 1985 年 3 月底，尚欠贷款 1539 万元。去年与持汇单位通过购买、联营、借用等方式共获得外汇 475 万美元。该公司去年主要是经营计算机的外部设备，并开发打印机的汉字应用，截止今年 3 月，营业额 1462 万元，盈利 198.9 万元。
关于反映四通、中科和科海有倒卖的问题，调查发现，从国外进口高科技产品销售给国内的科研机构和国家部委，均是这些公司的主要经营项目，也是正常的经营内容。其中，四通公司经营销售的进口商品，是通过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的进口手续，销售方向也是营销给科研单位，不存在倒卖问题，更没有发现倒卖汽车的问题。
公司人员的薪水比较高，按 1984 年共有 47 人计算，月薪人均 352 元，年终分红人均 1364 元，最高的分红 4000 元。如公司副总经理沈国钧，原为科学院计划局工程师，现在月收入 800 元（包括工资 240 元，奖金 60 元，补贴 500 元），从 6 月至 12 月共发 3615 元，加上年终分红 4000 元，共 7615 元。 这个年薪水平在当时同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比起来，收入差距是比较大的。由于收入差距过大，确实对大院、大所科研队伍的稳定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在说四通 “ 公司人员的薪水比较高 ” 时，报告举 “ 副总经理沈国钧 ” 为例，却漏掉了 “ 总经理万润南 ” 。是故意疏忽吗？当然不是。有一个可能让你们难以置信的事实：在我正式辞职、把人事关系转到海淀区之前，也就是从公司开张，到一九八五年三月，调查组进驻之前，我这个 “ 总经理 ” ，没有从公司领一分钱薪水！
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说明，办公司，不是我的人生规划。我是受人之托、我是帮忙、我是跑腿、我是客串。而且，我也很清楚，将来要出事，就出在拿钱上。我当时就对老沈他们说：只要我不拿钱，你们拿多少都安全，因为责任可以由我来扛，你们的报酬是我定的。年底分红时，老沈给我也分了 4000 元（不是汪德昭说的万元之上），当时我在美国，并不知情。回来后，李玉把这笔钱退回去了。
当这场风暴来临的时候，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条件可以选择 “ 全身而退 ” ，但我没有。相反，我选择了破釜沉舟、落草为寇，客串串成了真正的主角。所以当时引起的振奋，可想而知。
我相信，调查组也有一分感动。进驻时，赵陆没有用正眼瞧过我，也没有和我搭过一句话。现在，他找我谈话了。
一开场，他就调侃我： “那三个公司的总经理，都是上级任命的。你这个总经理，是谁任命的呀？”
我也用轻松的口吻：“我这个总经理，是我自封的啊！”
赵陆相当善意地说：“你们，还是很谨慎滴 ……”
我无言以对。他拉高了腔调：“但是，你们应当谨慎！”
“ 那为什么呀？” 我平静地反问。
“ 啊！” 他声调又高了八度，几乎是声嘶力竭：“国营企业要烂，是肉烂在锅里；你们要烂，就烂到你们自己的腰包里啦！”
我只能无语：唉，什么逻辑 ……
对于外界说四通的个人报酬过高，我并不以为然。我说：“首先，我们是泥饭碗，没有大锅饭。个人分配必须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干得好才有饭吃，干不好就得挨饿。吃得好一点，有人来攀比；挨饿的时候，还有人来攀比吗？”
“ 我们民办企业没有医疗保险、没有退休保障、没有住房补贴，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单拿‘薪水’这一块来和国家单位比较，这对我们不公平。”
说到 “公平”，我说：“平等的收入并不公平。不同的劳动，创造了不同的效益，却不能得到不同的报酬，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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