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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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万润南、沈国钧、王安时、段永基（1986年，香港）
四通故事（ 37 ）闹家变
在回程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琢磨赵教授的那句话： “公司状况不错，但有一些问题，你应该回去一次了。”
公司的情况应该不错，问题总会有的，但会是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一定要我回去呢？
一出候机楼大厅，看到欢迎我的公司的几位大员，我就大概明白了是什么问题。文元、文俊、老沈、王安时聚在一起谈笑风生，孤零零的海平黑着脸在一边向隅。海平本来就黑，这脸那么一沉，就越显其黑。只是过来和我握手时，才绽出了一点笑容，露出雪白的牙。我能感觉到他似乎有某种期待。他说希望和我单独谈一次，我说明天是新年元旦，你、我家里可能都会有些安排，我也刚回来。后天吧？ 2 号，怎么样？他欣然同意。没有和其他人招呼，海平就匆匆离开了。
面对我疑惑的目光，老沈不说什么，笑得有点尴尬。文俊快人快语 : “ 海平很长时间没在公司露面了，我们也是在这里才见到他。他不是要和你单独谈吗？听听他怎么说吧。 ”
1985 年 1 月 2 日傍晚，在东总布，海平如约来访。见面后，他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和老沈合不来，他的实业部不受重视，所以决定另立门户。他已在去年年底另外注册成立了先锋公司，希望我能够理解。
这不是商量，不是请示，而是被告知。我只能顺其自然，并由衷地表示了惋惜。我说：办四通公司，可以说是因你而起，你是始作俑者。现在你却要离开大家，很令人遗憾。
我诚恳地说，四通这几员大将，包括你在内，都非等闲之辈，不仅可以独当一面，而且有能力自立门户当主帅，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如果大家在一起，一定能成就一番更大的事业。
他似乎有所触动，但为时已晚，开弓没有回头箭。
临走，我提醒海平：你离开的事，老印知道吗？
他说：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作主。
这么说来，老印还不知道。我便说：还是应该让老印知道一下你的情况。他说：那当然。
古人说： “ 君子交绝而不出恶声 ” 。大家的分手很平和，很友好。而且，我和海平也没什么过节。从心底里，我还很感激他，是他的创意，才使我踏上了经商办企业的不归路。后来在有关他的问题的处理上，我表达了最大的善意。对此，他也心存感念。
海平离开公司，没有提任何要求或补偿。但这一切，他自己作了安排。
四通当时的经营环境非常困难，没有批件、没有外汇、没有进口渠道。但我们有好的产品 —— 兄弟公司的 24 针打印机，性能比当时独霸市场的日本东芝公司的同类产品更好，价格却只有它的三分之一。之所以便宜，是因为驱动软件是我们开发的，这就是高技术的高附加值。我们后来把这种模式称之为“二次开发”。若干年后，我不得已离开四通，段永基东施效颦，搞什么“二次创业”，结果很悲惨，断送了四通永远的基业。当然，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性能价格比提高了三倍的产品，自然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但我们每做一笔生意，都要找有权（有进口批件）、有钱（外汇）的国营单位合作。所谓合作，就是和他们分利。我曾经说过，无意插柳，四通在当时帮助解决了许多国营单位的生计问题。
1984 年 9 月底，我刚赴美的头一个月，因为海平在山西有个关系，可以提供进口 200 台 M-2024 的批件和外汇，从四通公司转走了 80 万元人民币。四个月前，公司刚成立时，我们只有借来的 2 万元人民币。 80 万元，是四通创业基金的 40 倍。
进口有个周期，我们第一笔生意，周期是 27 天，曾经把三井公司北京办事处的雇员震得目瞪口呆。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高效率。海平主导的这笔绕道山西的生意，就拖了三个多月。
1985 年 1 月 8 日 ，四通付了 80 万元，从山西进口的 200 台 M-2024 到货了。但我们得到通知，这批货被山西的合作方、某国营单位扣下了。这样的商业纠纷，我们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余地。因为批件是人家的，外汇是人家的，进口的这批货，当然是人家的。人家只是说，这批货我不卖给你了，我要自己卖了。你预付了 80 万，好，我把 80 万退还给你，咱们就两清了。他们只是撕毁了一份国内贸易合同。海平主导的这份合同，没有任何对违约的惩罚条款。四通只能吃哑巴亏。
让四通吃亏的，当然不是山西方面，而是海平。这 80 万元的生意，最终大约可以赚 80 万元，考虑到要和山西方面分利，估计还能分到 40 万元。这 40 万，应该是海平另起炉灶的第一桶金。
当山西毁约的消息传到公司，群情激昂；对海平，更是义愤填膺。大家希望我作一个决断。我沉吟了半晌，轻声说了句：“算了吧 …… ”
审时度势，在当时，只能吃亏认账，接受现实，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1985年，新年伊始，首当其冲，就是闹家变，海平要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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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38 ）二十万 
我父亲万达邦（1985年，北京）
此后，海平一直没有露面。期间，我安排了一次深圳之行。一直到春节， 1985 年 2 月 20 日大年初一，海平约我到气象局，石政民的工作单位，宣布他们正式离开公司。
海平加盟四通的时候，带来了几员大将。 海平出走，不出所料，大部分也随他而去。意外的，有一位留了下来。这是一位长相实诚的年轻人，对他，我颇有好感。我历来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所以对这位年轻人，我们依然信任如故。
两个月后， 1985 年 4 月，公司正处在被调查的最困难的当口，就是这个长相实诚的年轻人，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企图从四通账上转走 20 万元！
来四通买货的顾客，往往带一张空白支票，却要买一堆东西。有时候，四通不能满足采购单上的全部项目，有一些要到其它公司购买。四通为了方便顾客，就帮助他们代购。这时候，四通的销售代表会到财务部，把顾客的空白支票押在那里，再请领一张四通的空白支票，到其他公司代购顾客所需的东西，回来再把货款加在一起，给顾客开一张发票。
这一天，这位长相实诚的年轻人说顾客要买一个计算器，从四通财务那里领了一张空白支票。结果，他自己填写了 20 万元，要转到一个海平原来联系的客户那里。当时我父亲在公司主管财务，他一生都是非常细心、周到、严谨、敬业的公务员。发现异常后立即报告公司，公司立即派李文俊去追查。万幸，这笔 20 万元终于追回来了。
这件事在公司引起了公愤。这是典型的刑事犯罪、财务欺诈。许多人主张起诉他，李文俊说：立即报案，我有区公安局赵头的电话，抓起话筒，就要拨号 ……
就在这最后一刻，我按住文俊的手，挂断了电话。说：算了，放他一马。如果把他送进局子，可能就此毁了这个年轻人的一生。何况，这 20 万元已经追回，没有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
后来我听说，其他公司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这时候，公司老总都是毫不犹豫把犯事者送进监狱。四通式微之后，后起的 IT 行业的老大，就是这样做的。被这位老大送进监狱的年轻人，后来我们在纽约见过面。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现在在天津，是成功的大房地产商。
有一本书上说：有三种人可以成为大企业家：长期失过业、长期患过病、长期坐过牢。也许，因为我的心软，没有把这位年轻人送进牢房，中国因此少了一位大企业家。但我不后悔，一个人，还是宅心仁厚的好，不害人，晚上睡觉也踏实。
后来，段永基和我聊天时，提到这些往事，也感叹我处理问题时待人的宽厚。我引用司马迁的话：“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
然后联系自己，我说：也许我有子产那样的聪明，使“民不能欺”；也许我有子贱那样的仁厚，使“民不忍欺”；但是我心太软，不能像西门豹那样杀伐果断，做不到“民不敢欺”。
我对段说：这第三条，好像你比我行。
段说：你的立足点，还是认为“民”要对你“欺”。
我无语。
许多年以后，我已经流亡到法国。在巴黎做生意成功的，有许多是温州人。其中有一位叫邱利华，是有名的皮包大王。他在国内的生意遇到了一起经济纠纷，派他的内弟回国去处理。
他的内弟，一位精明强干的年轻人，也是我们圈子里的好朋友。回巴黎以后，约我一起吃饭。他说，一位故人向你问好。这位故人，就是海平。他们曾经在浙江一家宾馆朝夕相处许多天。期间，谈到四通，谈到我，海平依然是尊重和感念。
所以，为人，还是宅心仁厚的好。起码，不会有人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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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39 ）段永基
段永基（1986年，大同）
海平出走，卷走了一笔生意，四通只是少赚了一笔，并没有伤筋动骨。但却害惨了陈春先的华夏公司，因为这批打印机原来是为华夏的电脑配套的。伤害了一位最不应该伤害的朋友，至今，我还心存内疚，虽然，并不是我们故意为之，而是遭遇家变，实在是不得已。
海平走了，我很遗憾，毕竟是走了一个人才。那时候，我求贤若渴。因为我深知，延揽到一位人才，就会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当时进入我视野的，首先是段永基……
就综合素质而言，段永基出类拔萃。敬业、勤政、工作狂、思路缜密、严谨，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而且还能……装神弄鬼。当年，四通最杰出的三位主将都有不太好听的雅号：沈国钧是“老奸”，王安时是“巨猾”，段永基则是“装神弄鬼”。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你万润南既不奸、也不滑，更不会装神弄鬼，何德何能，凭什么去领导他们？
当年刘邦打天下，成功之后，在洛阳南宫置酒招待群臣，问大家一个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何？”臣子的回答不得要领。结果刘邦自己说出了一段千古名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群臣说服。
在四通，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沈国钧堪比张良；商场上神机妙算，战必胜、攻必克，王安时堪比韩信；在公司内部镇团队、抚员工、使上下井然有序，段永基堪比萧何。我经常向别人称赞他们如何能干。别人也常问我一个问题：你这个总经理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总经理只干一件事，就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首先要找到合适的人，其次是找到合适的位置。段永基绝对是人才，问题是他合适的位置在哪里？段永基和四通的接触很早，但正式加盟却很晚。公司成立初期，他就向四通推荐过爆炸喷涂的项目，一直到 1985 年10月，在公司经历了一场风暴，基本站稳脚跟之后，他才把关系正式转到四通。其原因，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舞台。
1985 年 1 月 18 日 ，我在颐宾楼招待汲鹏，那时候，他正准备到北京来接掌康华。段永基恰好来访，都是清华校友，我便请他一起入座。席间，汲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兄弟我只是党棍一条，这回，兄弟只能躺在兄弟你身上啦！”大家哈哈一笑，一切都在不言中。段得空和我说了一件事，说他在北航读研时的一位老师，有一个亲戚在美国开公司，最近回国，带来了许多好项目，希望和我见一次面，谈谈和四通的合作。我一口答应。
这几天，我忙着接待来自海外来的合作伙伴。首先是 CST 的赵鉴芳，1985年 1 月 6 日，在我回国一周以后，他也飞到了北京，把我介绍给 CST 在北京的副总，一连六天，我请他们参观公司的各个部门，让他们了解四通的全面情况，寻找可能的合作项目和合作方式。
1985年1 月 9 日，深圳大学电脑中心的应启瑞陪同香港 COLEX 公司总裁查尔斯·刘在长城饭店会见我和李玉，后来安排他们到四通参观，也是商讨可能的合作。
我明白，段永基是希望这一次由他安排的见面能谈成什么项目，这样，他加盟四通便有了一个切入点，可以创建一个由他来当主角的舞台。第二天，我们在民族宫饭店的一个小会客室见了面。递上来的名片，是美国沈氏公司，我大概明白了是什么路数。沈先生夹着一个大皮包，相貌堂堂，精明外露；他的亲戚、段的北航老师，看上去却老实本份。席间，他首先谈到了一种新型的摩擦材料，说可以做汽车的刹车片，在美国会有很大的市场。他是说自己有技术和市场，要寻找的，是资金和生产能力。鉴于爆炸喷涂的教训，我说，这方面我是外行。他了解我们从事的是电脑行业以后，便开始谈引进各种生产线。我听得出来，这方面他是外行。
我给老段递了一个眼色，说要出去方便一下。满身都是心眼的段永基立刻跟风出来，也说要方便一下。在厕所里，我笑着对老段说：这是一个“骗子”。
老段有点不高兴，正色说：不可能，这是我最信任的老师介绍的 ……
我说：“骗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说什么，他就有什么。不信？我们回去，你可以自己试试。
回到会客室，我基本上不再说话。开始由段永基主谈。段开始海阔天空，谈起各种他想得出来的项目，什么造纸设备、什么新型材料 …… 每说一项，沈先生都会说：有！有！并且立即从硕大的皮包里掏出一份份和其它公司签订的合作意向书。这时候，段和我对看了一眼，微微地笑了起来。
事后，段不解地问我：他这样做，图什么呢？我说，他就图那一份份合作意向书。一个成功的企业，是由这样一些要素组成的：人才、技术、资金、生产能力、市场。沈氏公司什么也没有，但凭这些意向合作书，可以对甲说，我有乙；对乙说，我有丙；对丙说，我有甲……也许，事情就这样撮合起来了。事情成功了，他可以从各方收取中介费，也许，还可以在新公司里占一点小股份。
其实，说“骗子”太沉重。后来，我明白了市场需要这样的掮客，中介也是一种值得尊重的辛苦劳动。而且，当年沈先生所说的刹车片，是一个很有眼光的项目。现在，中国生产的各种刹车片，基本上垄断了美国的汽车售后服务市场。当然，这是一个劳力密集、污染环境的项目，四通当时不适合进入这样的领域。
1989年以后的段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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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40）殷克
殷克（1985年，北京）
如果说段永基和四通的结合是久恋不婚，殷克的加盟四通，则可以说是速配。
我和殷克的相识，纯属偶然。
在我赴美进修期间，老沈他们又办了一个装修材料公司。四通漂亮的门市，本身就是一个活广告，吸引了不少眼球。许多人上门询问：是谁装修的？哪里能买到这些新型的装修材料？当时的北京城里，还真没有这样的服务。对我们而言，这就是商机！于是，四通装修材料公司便应运而生。
在装修公司领军的，是余正廷，老沈的一位朋友。沈夫人李秀萍，学工艺美术的，也被安排到装修公司。李秀萍的妹夫，也就是老沈的连襟，叫李龙文，也在四通兼职。后来在四通成为一方诸侯的李捷，就是李龙文的部下。
公司急剧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空间，李龙文说他有一个朋友，有这方面的信息。
1985年1月的某一天，我和老沈就去了李龙文家，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殷克、殷一宁兄弟。
给我们介绍房子的，是殷克。当时他是一家信息公司的副总，在人大法律系读过书，风度翩翩，口才便给。把关于房子的来龙去脉、利弊得失，讲得头头是道，条清理晰。
他讲完以后，我的回答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印象深刻：“我对你说的房子，没有任何兴趣；但我对你这个人，非常有兴趣！”
我还约他，如果有机会，到我们公司来看看。
殷克很快就回访四通，那一天，他穿了一件油迹斑斑的棕色羽绒服。我给他介绍了四通，介绍了公司的业绩，还有那个让人眩目的目标：要成为中国的IBM！他显然有兴趣，于是他坦率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我了解到：他并没有按正常程序在人大毕业，原因是进过局子，罪名是倒卖文物。
我非但不以为意，相反还看到了他的两项长处：有文化底蕴、有生意头脑，人才啊！
在那个年代，出来经商办企业的，大多是边缘人物。当时有个天安公司，七个创办人，都坐过牢，平均每人坐牢四年半。那时候的所谓“正经人”，谁干这个呀。
我这种异乎常人的判断准则，显然感动了殷克。因为那一段经历，在他自己心里，也是一个阴影。而我却从阴影处看到了光明，对他的这段经历，不仅不以为意，还得到了正面评价甚至是欣赏，这是难得的知音啊！他毫不犹豫就加盟四通，还带来了他的哥哥殷一宁。说来也巧，他们的继母，就是我在科学院计算中心TQ-16软件组的头：夏阳大姐。
殷克原来的单位，是当时很早就从事市场调查等信息服务的公司，也是民办。后来的《百业信息报》，就是他们的出版物。他的离开，对老总打击很大。据说，他的几位男性合伙人先后离他而去，从此他只招女员工。他认为：女人做事的忠诚度要远远高于男人。有点本事的男人，都希望自己出去闯荡。而女人只要认同了环境，便会默默工作、忠贞不渝。例如卡扎菲，关于自身安全，他只相信女保镖……
而四通，却能吸引当时最优秀的男人。其秘诀，是四通给他们提供了独立挥洒的空间。后来有一位优秀的技术天才，自动化所的第一个博士生，裘刚，也要来四通。所长非常不舍，对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四通呢？四通能提供什么，我们也给你提供什么。”
裘刚说：“四通的万总说了，我有多大的本事，就给我搭多大的舞台；我能翻多高的筋斗，就给我铺多大的垫子。你能吗？”
所长开始脱口而出：“我们也能……”但仔细想了一下，最后无奈地说：“我们做不到……”
很快，我就为殷克提供了独立挥洒的舞台。因为我们在海淀区创办企业初战告捷，1985年1月，东城区也邀请我们去发展。殷克便挂帅出征东城，同年3月，东城区四通发展公司在亮马桥正式开业。1986年，殷克受命到珠海发展，又独立在南方打出了一片天。
在公司内部，殷克是颇受争议的人物。说四通是斑马文化，有白道，也有黑道。所谓黑道，多是指他和崔铭山。殷克外表温文尔雅、风流倜傥，生意场上却不留余地，所以说他是“外白内黑”。小崔为人海派，江湖气十足，生意场上却中规中矩，所以说他是“外黑内白”。
经常有人到我这里来告殷克的状，我都淡然处之。只要是在四通的大旗下，允许他们各显神通。我的责任是为他们提供舞台。市场有自己的规律，每个人最终要承担自身行为的结果。四通这样的民办企业，没有铁饭碗，能捧着泥饭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那是人家的本事。
经常到我这里来告状的，段永基是一个。我给他转述了狄德罗讲过的一个哲学故事：上帝听到关于人类骄逸淫奢的各种传闻，非常生气，于是派了一位使者，到人间去考察。天使在人间隐身观察了许多不同的人，看到有时候同一个人，在一些场合表现得丑恶贪婪，在另一些场合，却表现得可爱善良。于是，使者用黄金和垃圾混合起来，捏成了一个人的模样，作为考察报告，交给上帝。说：人，就是这样的。
我说：好的领导，要善于激发人的黄金面，让人性善的部分闪闪发光；如果只是去抠他身上的垃圾部分，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臭哄哄的……
段永基还经常在我面前议论公司的阴暗面，有点“装神弄鬼”。本来，他的提醒可以让我听到不同的声音。但我还是认为：管理者要抓大放小。有许多问题，你不把它当成问题，它就不是问题；你越把它当成问题，它就越是个问题。
在这一点上，段永基过份了。于是，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话：一个人内心阴暗，看这个世界也是一片阴暗；一个人内心充满阳光，看这个世界就会是阳光灿烂……
这一回，他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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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41）改制
（1986年，北京）
关于四季青和四通的产权关系，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当时的2万元人民币，是借款？还是投资？到现在还争论不休。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
首先，最初成立的“北京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可以称之为“小四通”），从法律地位来说，百分之百是属于四季青的社队企业。公司的成员，一部分可以被认为是四季青招聘的科技人员；一部分是兼职的“星期日工程师”。和四季青其它企业不同的是：“小四通”的经营管理完全由我们负责，利益上是分成关系。
因为是社队企业，按规定要缴55%的所得税。但当年四季青蔬菜供应的任务完成得好，政府给予减税20%的优惠，所以我们第一年缴了35%的所得税。当时，在中关村一条街，我们是唯一一家缴所得税的公司。
问题是，在1985年初，我们改制了。所谓改制，“小四通”不变，而是另起炉灶，成立了“北京四通总公司”，可以称之为“大四通”。四通总公司是“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小四通）、“四通装修材料公司”和在东城区注册的“四通发展公司”的上级公司。“大四通”的上级公司，则是区里新成立的“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
四通总公司的性质，当时被定为“城市知青集体企业”。作为“新技术产业”受北京市开发区领导，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为了理顺“大四通”内部的财产关系，我们在1985年5月成立了“四通同人基金会”，6月5日，选举产生了五人董事会，我担任董事长，其他四位是：沈国钧、王安时、万达邦（我父亲）、李文俊。后来增加了段永基、崔铭山、储忠（我弟弟）、殷克等人。
四通的决策机制，我曾概括为“听多数人的意见；跟少数人商量；一个人说了算”。这“一个人”，就是我。所以在董事会中，我有50%的投票权，其余的董事，分享另外50%的投票权。
必须说明，这50%的投票权，并不是财产所有权，而是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大四通”是四通同人基金集资创办的集体企业。当然，如何分配集体所得，我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所以，从法律上来说，没有我参加的所谓“董事会决议”，均属无效。
到1989年，我离开四通的时候，“大四通”已发展到“下属企业42个。其中独资企业21个；合资企业13个（国内合资9个、中外合资4个）；合作企业2个；承包企业3个；海外企业3个（香港、北美、澳大利亚），分布在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和海外3个国家、地区。1988年公司年营业收入10.31亿元。”（引自海淀区的正式报告）
四季青一直从“小四通”分到优厚的投资回报，每年大约有100多万元人民币。
因为我们是“城市知青集体企业”，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待业知青。就近录用，大部分是科学院子弟。四通的报酬高，这些知青也不例外。他们的父母，多是高知。在收入上，往往还不如自己家里考不上大学、刚参加工作的孩子。很自然，这引起了巨大的心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大四通”的上级公司，是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总公司的总经理，也是清华校友，叫李丹迪。通过他，四通得到了一员大将，这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强人，后来被称为中国软件界的“阿信”，她就是张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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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42）张齐春
左起：张齐春、李玉（1986年，张家界）
在海淀区政府，我第一次见到了张齐春。
那时候，贾春旺已经升迁到北京市，接任海淀区委书记的，也是清华校友，叫张福森。而李丹迪，则是张福森的同学。这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所谓“大清王朝”是怎样形成的。
张福森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比贾春旺有名，因为他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他和贾春旺一样，来自北京郊区。贾是大兴县人，而张则来自顺义。从贾身上，你可以感受到北京人的朴实真诚；而从张福森那里，你能体会到北京人的绝顶聪明。
我去拜会这位新上任的父母官。在张福森的办公室里，李丹迪在场，另外还有两位不认识的女士。
张问：“万啊，为什么你们能起得这么快？”
在“万”的前头既不加“老”，也不加“小”，只有张福森这样称呼我。这是平辈之间的一种称呼，让人觉得新鲜，也感到亲切。
我答：“因为我们是泥饭碗，所以有危机感，大家就会拼命干。别的公司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我们是地里长出来的，层次低，所以管我们的婆婆少，相对来说，自由度也大。”
这番话，让张福森若有所思，也深深打动了旁边的一位女士，她就是张齐春。
当时，和李丹迪一起在张福森办公室的两位女士，一位是张齐春，一位是姜宏——李丹迪的夫人。张齐春和姜宏是林科院计算中心的同事。当时，她们也想自己出来干。听了我这番话之后，张齐春觉得，四通是一个可以成事的地方。于是，她们毅然决定加盟四通。
张齐春，川妹子，生于庚辰年（1940年）正月初一，所以叫齐春。我觉得她应该是重庆人。川妹子有两种，成都的像水，重庆的像山。像水的清洌甘甜、风情万种；像山的吃苦耐劳、刚毅果断。
她来加盟的时候，我按惯例，不是告诉她“你来后做什么”，而是问她“来了以后你能做什么”？也就是说，要自带饭碗，带枪投靠。
张齐春是带着项目来的。当时，建设银行北京东四支行要应用计算机来建立“会计核算系统”，她和姜宏承接了这项任务。就这样，她们有了一个新的舞台，四通有了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时候，四通更像是一个孵化器。
她们加班加点、埋头苦干，到1985年底，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并交付使用。这是建行第一个应用计算机的系统，在银行界影响很大。从此，她们也和银行系统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1987年，张齐春领军组建了“四通网络工程公司”，开四通集团内部组建专业公司的先河。当年他们就盈利300万元人民币。后来，按照张齐春的模式，在四通内部陆续组建了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电源、计算机辅助设计（CAD）、仪器仪表等九个专业公司。
1989年我离开四通以后，后继者却留不住王缉志、张齐春这样的顶尖人才，他们纷纷离开了四通。
1992年，张齐春创办“通科技”，后来又改名“东方通”。唉，即使离开了四通，割不断的，依然是四通情结。在公司的名称里，总要留一个“通”字……
“东方通”致力于开发在银行系统应用广泛的软件“中间件”。他们的产品在和BEA、IBM这样的大企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已在国内同类产品的市场中占有百分之三十，总装机量超过了几十万套。
1997年，我父母来美国，当时我们在湾区的山景城落脚。出差来美的张齐春专程来看我们。像见到了亲人，一整天，从早到晚，都是她在说，讲我走以后在四通发生的故事，讲她自己创业的经过和心得体会，讲当年我在四通管理工作中的利弊得失。像是汇报工作，更像是交流和切磋，不，是亲人之间的闲话家常。
我很感动，她比我年长六岁，依然精力过人。她很得意，已经是快六十的人，还能上软件编程的第一线。难怪人们称她为中国软件界的“阿信”。
再交待几句李丹迪，他后来不当我们上级公司的老总了，也和姜宏一起辞职下海，到四通来独立开了一摊，记得是从小白鼠里提取血清，出口创汇。1989年，在当局血腥镇压之后，夫妇俩公开贴出大字报，愤而表示要退出那个自称“伟光正”的GCD。其后果，可想而知。
和这场风潮相比，1985年的风暴就小儿科了。但在当时，却是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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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完）
谢谢指正，谢谢转贴：）
"
"事"后是个段落, 标点符号是否应为句号. 文中用的是逗号.
"..... 。“大四通”的上级公司，则区里新成立的“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
"则区里" 是否应为 "则是区里"?
有点等不及了：-）
其实，站在外面看得到的结果，不一定了解内因及苦衷。您的老同学看似站在顶峰，可细想一下，警卫是谁安排的，拿枪的听谁的。所以不必失望。应相信他做了可行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