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风云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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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44）父子兵 
我和储忠（1986年，深圳）
1985 年 4 月 8 日，调查组正式进驻四通、科海、京海、中科四家公司，一直到同年 11 月 7 日宣布撤出，前后 “ 清理整顿 ” 了我们七个月。
在调查组进驻之前，已经是风声鹤唳。
在 1985 年 3 月 4 日发出的中央红头文件中，四家公司已被定性为 “ 不法组织 ” ，那我就是不法组织的 “ 坏头头 ” 。四通是被告的首犯，而 GCD 的政策向来是 “ 首恶必办 ” 。
为什么汪德昭告状时把我们列为首犯，先生已过世，无从得知其详。但有一个细节，就是为人海派、 “ 外黑内白 ” 的崔铭山，曾经是声学所所长的司机。
就像四清工作队进村了，我就是那个 “ 四不清 ” 的村干部；就像文革时工作组进校了，我就是那个要被打倒的走资派，不，是要被整肃的反动组织的坏头头。
所以当工作组进驻时，我们立即 “ 靠边站 ” 了，准确地说，是被撵到走廊里了。我们的办公室只留下财务，其余的都被工作组占领，我们在过道里放了条长沙发，每天在走廊里照常办公。
负责调查四通的分组长叫赵陆，北京市工商局的副局长。一开始，看我的目光都是冷森森的，因为在他眼里，我已经是准专政对象。所谓调查，不过是收集证据。待证据确凿，就要将我绳之以法了。
在他们看来，像我们这样的民办公司，肯定是一团烂账。你看那个胡石英，居然把大笔现金装在麻袋里塞在床底下。所谓调查，重点就是查财务。
这方面，恰好是我最不担心的，因为我有一个好父亲。我父亲是一位非常专业、而且敬业的会计师，我在《童年记忆》里曾说过一段往事：解放前夕战乱当中，我父亲保管银行的一笔巨款，完璧归赵时，连捆扎现金的绳子都没有解开过。而且，他长期担任财务稽查，专门查别人的账，所以四通的财务管理极其规范。
公司的每一分钱支出，都有根有据，五分钱的公车票，都要整齐地粘在凭证栏里，以供备查。
有一件公司初创时的轶事：王安时出门谈生意，经常是坐公交车，回来要凭票报销。有一次，我父亲拿着两张五分钱的公车票，问王总：
“ 你这次出门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王答： “ 一个人”。其实，他是带着一位女士一起出行的。
“ 那为什么这两张公车票的票号是连着的？” 我父亲又问。
把王安时闹了个大红脸。
老王不以为忤，还赞赏有加。这件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还说：“ 老爷子这样管账，不会出事，大家放心。” 我则夸他心胸开阔，遇事能从大处着想。
四通账目之清楚，让调查组叹为观止。没有查到问题，反而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一片赞叹。说：“ 就是国家单位，也没有几个能像四通这样账目清楚。” 最直接的证据，是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在调查结束以后，辞掉了公职，要求到四通来上班，我们也愉快地接纳了她。更有把自己的子弟推荐到四通来的，我们都照收不误。
当然，这是调查结束以后的事了。但七个月的调查，对我父亲来说，是一种煎熬。几千万的往来账，要把每一笔说清楚，拿出每一张凭证，相当耗费精力。不到一个月，我父亲累得眼白出血，红得鲜血欲滴，十分可怕。他还是每天捂着眼睛，照常上班，因为调查组不会罢休。大家都很心疼，但谁也帮不上。老沈说，他的大舅子，李秀萍的哥哥，在密云的一个单位做会计，要不请他过来帮几天忙？
我立即同意。第二天，大舅子来了，来了一天，看阵势不对，第三天就不辞而别了。
实在没有办法，我和父亲商量：“ 要不叫小忠来替一下？” 小忠是储忠，我的同胞兄弟，比我小六岁。我在《童年记忆》里说过他的故事。当时他已经从复旦金融系毕业，在上海工商行工作，还是所谓 “ 新长征突击手” ，单位里 “ 第三梯队” 的培养对象。
父亲有点犹豫，我说我来给小忠打电话。
一个电话，小忠就飞过来了。二话不说，就留下来帮助父兄排忧解难。什么叫“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就是现实版。
我的这个弟弟，和我长得很像，公司里都有人把我们搞错。海淀信用社的老祁，有一次去家里找我父亲，我不在家，储忠初来乍到，没有和老祁打招呼。老祁回来跟崔铭山嘀咕：“ 那天我去万老家，见到万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理我 ……” 小崔说：“ 哈，一定搞错了，你把储忠当成万总了。” 1989 年 6 月出事以后，我离开北京时买机票、住酒店，用的是储忠的工作证，丝毫没有破绽。当然，这是最后的故事了。
汪德昭的告状信里，关于四通的问题，用了 65 个字，除了“ 总经理系李昌同志的女婿 ”这 11 个字为真，其余的全属子虚乌有。例如说我们“倒卖汽车”，更是捕风捉影。其“风”或“影”是：区农工商总公司的李丹迪曾找我，说密云有一批汽车，要我们拿 200 万元人民币，一转手，就是 400 万元人民币。我有点为难，因为是上级公司。我同父亲商量，他说：这事坚决不能做，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营范围。我就用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婉拒了。不久就看到一个通报，说密云汽车案是个大骗局，有许多单位上当受骗。我在庆幸之余，更体会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前面讲过一个例子是李文元腰斩爆炸喷涂，后来的例子是万老否决汽车案。老爷子处事方正、待人谦和，在公司里相当有人缘。
就这样，父子兄弟都聚到一个公司了。后来四通发达以后，常有人诟病我搞 “ 家天下 ” ，我心说： TMD ，那时候你们谁肯来啊？！不仅新人不敢来，就是原来的始作俑者、原来打算到四通来入伙的，也不见踪影了。我照常给印甫盛、刘菊芬送每个月的顾问费，他们不仅不敢收，还把原来的退回来了，我理解他们的苦衷，已经有人给他们打过招呼了；段永基不见了，我理解，是时机不对；李文元也不来了，我更理解，因为他在乡里已经检讨两次了，还过不了关。
公司里也是人心浮动。“ 红旗还能打多久？ ” 在许多人内心深处，是个问题。我能感觉到大家关注的目光。出于一种天性，我表现得十分淡定，照常西装笔挺，头发纹丝不乱，皮鞋擦得锃亮。在古人当中，我喜欢谢安。《世说新语》中有一则他的故事：谢安和朋友乘船出海，遇到了风浪，他“ 吟啸不言 ” 、“ 貌闲意说” ，而后“ 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 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在当时的四通，光是“ 吟啸不言” 、“ 貌闲意说” ，已不足以镇安朝野。我看到大家脸色的忧郁、感受到他们内心的不安。深思熟虑之后，我作了一个重大决定，这个决定，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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