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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参加了会议。
这天正好也是母亲节，会上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致敬；并静默3分钟，向六四遇难者志哀。
研讨会涉及了丰富的议题，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
第一个发言的钱理群教授深情地说，他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两个动因。一是出于教师的良知，20年前，许多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作为教师，未能保护他们，一直心怀内疚，因为保护受难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也是北大的传统。90年前的 “五四”，当学生被捕，挺身营救的就是蔡元培校长。学生牺牲而不能保护，已经欠了一笔债；学生蒙冤至今不得昭雪，如果再不说话，就是愧为人师。其次，是出于学者的良知。政治家可以不为六四平反，而学者却必须将六四写入历史，进行学理的讨论与研究。
周舵讲了他在1989年从4月中旬到6月4日的经历，其中包含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重要事件的细节，这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和各自的回忆，并引发了关于“拒绝遗忘还是保持集体沉默”的热烈发言。
徐晓回顾了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并向大家发问：“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做到拒绝遗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延续记忆；但是，面对一个看起来日益强大、甚至可以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权，面对一个以实用主义、犬儒主义为主流的社会，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坚持与坚守对抗的姿态？”
崔卫平认为，“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这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一定的责任。”她还问：“在六四20周年之际，我愿意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莫之许说，20年来抵抗遗忘的斗争获得了显著成果，这既来自于市场化、全球化的社会进程，还来自于互联望网的恩惠。这一胜利的成果已然进入了新一代的生活，当他们遇到权力的暴虐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之与20年前的悲剧联系起来。从而，六四日渐成为当下反对垄断权力，反对专制政体的精神资源、象征符号和认同基础，通过这一纽带，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
李海谈到了六四如何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六四之后生活、工作受到了直接影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感到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降低这种影响，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轨道。
刘自立从历史纵深的维度，以“启蒙、秩序和反革命”为题，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从五四到六四的重大变化和事件：“从五四开始的国家主义和个体主义争夺话语权，转变成为人民革命；废黜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又转型为红色革命文化，继而消灭一切文化；1949年代表民主转变成为独裁极权；1966年文革代表极权主义人民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统治的结合；改革之1978年，代表极权主义取消革命。后六四政权，以建立中国价值，对抗普世价值。”
张耀杰论文的题目是“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对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的渐进改良主张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的激进革命态度，认为六四时“假如绝食学生及时撤退的话，既给当局提供了考虑其它选项的余地，也可以消解开枪镇压的理由和借口。”并建议现在“维权人士也应该提出‘刚性抗争’和‘韧性抗争’的概念”。
秦晖在发言中将六四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在运动模式、结果等方面做了比较。他认为六四民主运动发生在一个组织资源极度贫乏、政府与民众极度缺乏互信、互动关系的社会中，但中国的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组织较快，诉求和行动都十分理性、和平，干得不错。针对六四镇压产生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说法，他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从一次事件就总结出历史规律，他指出，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只有时间的先后关系，而很难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研讨会多篇论文指出，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分水岭，六四带来一个视野是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田晓青提出，六四之前的合法性虽然不是建立在民意的自由表达之上，但有一种借助于革命权威的合法性：自称争取自由民主，反抗反动派的压迫和不义；由宣传造成的想象——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专人民的敌人的政；以及实行改革得到拥护产生的合法性。但六四的暴力却是纯然非法的，取消了有关合法性的想象，自此，权力之依托从合法性转向有效性（去意识形态化）：暴力之有效性和利益之有效性。改革之道义（政治）目标被取消，党也从意识形态集团转变为利益集团。
徐友渔宣读论文时指出，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昭示了紧迫性，并准备了思想条件。
六四之后社会形势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于现状的认识和分析，是与会者讨论比较集中的话题。殷玉生认为，六四之后，政府的意识形态基本失效，统治靠武力支持下的经济高速发展，这掩盖了几乎所有的矛盾，但从发展中权贵获益多，底层民众获益少，当民众的觉悟和要求提高时，反抗的成本会降低，而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将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引发政治转型。王俊秀说，六四以后中国的变化有两点，第一，20年来形成了一个畸形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上表现为低人权福利保障的出口发展战略，形成了一个资本与权贵结合的新垄断阶层；第二是2003年以后兴起了公民维权运动，《零八宪章》是公民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梁晓燕谈到了“八九”一代年轻人和今天的年轻人思想、精神状态的差别，她曾经请几个年轻人看卡玛拍的《天安门》，他们对于“八九”一代年轻人眼神中透露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眼神，感到十分陌生和吃惊。今天年轻人遭受现实生存压力，生活、思想空间受到极度挤压，精神状态呈现荒芜景象。不过，在这种大的冷漠气氛中也出现了某种希望，这就是近几年大量志愿者的出现，他们身上体现的承担责任和献身的精神，与“八九”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接。
维权律师滕彪指出，现在的维权运动是建立在八九民主运动的基础上的，80年代民主运动采取当时的形式，是与那时的政治环境相联系的，而现在的维权运动主要通过个案参与、网络媒体、民间联合等方式，推进人权、法治，从而推动政治体制转型。通过维权抗争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受到侵权的人越来越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极权-后极权体制与人性是敌对的。在互联网时代，维权的方式更多元化。从瓮安事件、杨佳案到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现存统治的基础正在逐步丧失，公民社会力量在渐渐成长，政治转型形一定会发生。
郭于华指出，想要结束历史悲剧，惟有真实、彻底地记住历史——真实的民主运动。惟有历史的真相是“狼奶”的解毒剂，而在这方面我们依旧任重道远。郭于华还指出，当下抗争的空间是在抗争过程中撑开的；抗争能力是在抗争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不能指望统治集团自动地放权，或释放空间。
郝建的发言题目为“从六四民主运动看中国执政者与百姓的受迫害妄想心态”，他试图借用心理学中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paranoia）来分析这种心理状态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分析走出这种负面心理状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六四前后中国执政者的种种言行来看，他们中的主要决策者存在着夸大威胁、有偏见地选择证据从而走向偏执反应的情况。受迫害妄想心态在中国百姓中也有表现，而在六四之后，过分夸大执政者的能力，过分夸大执政者的非理性状况成为中国百姓的普遍心理氛围。
张博树在其论文中指出：“六四的血腥结局，显然与当时的中共最高决策者的‘敌对思维 ’逻辑直接有关。在这个逻辑中，真正的爱国者变成了‘颠覆者’。20年后的今天，党专制的体制已经发生深刻的衰变，‘敌对思维’逻辑对当政者来说已经彻底转化为抗拒宪政民主、抗拒人类普世文明、维护党专制体制的手段。然而，这些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已经开始挣脱原来束缚自己的‘敌对思维’ 传统，我们一方面主张现存体制是没有出路的，它最终将被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所取代；另一方面，我们不把当政者视为‘敌人’，而是人们顺应历史大势，成为改革的促进者而不再是阻碍者。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基点，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
在会议自由讨论的环节中，针对“以流血换取稳定”的说法以及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家展开了认真严肃的讨论。对于这些为开枪镇压辩护的说法，与会者不予认同，认为这样的逻辑是拿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实际上目前中国社会严重贫富不均，充满各种危机。围绕“敌对思维”的提法，研讨会进一步展开了有关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
附件二：研讨会论文选登（点击即可阅读）
1、钱理群：“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2、张博树：“论敌对思维--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而作”
3、徐友渔：“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
4、张耀杰：“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
5、崔卫平：“为什么要谈六四”
以前专业的教育部领导全部换马，上来的是一批不一样的不知如何讲这些人。总之，三年后，大学里很多变化。接下来中学，小学，现在，很多学校都是商业和腐败的战场。没有了做学问的气氛。
如今的年轻人都是茫然，哪里是中华文化？倒是从台湾岛国来的人身上能找到一些中华文化的样子为什么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屡遭创伤，不能有自由？唯求上帝怜悯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