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3月18日，是同班同学魏晶乾的生日。记得他写过一段文字，说他一生许多重大的转折性事件，都发生在3月18日这一天。3.18这一天，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1926年3月18日，北京的学生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当队伍来到段政府国务院门前时，遭到埋伏的军警排枪射击和大刀砍杀，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史称“三一八”惨案。那时候的当政者，就没有现在的人聪明，任凭舆论把事件渲染成“惨案”，而不会用“风波”这类的中性词汇，去淡化这件事。
鲁迅把这一天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悲愤地写下了名篇《纪念刘和珍君》，这是我们中学时代上语文课的重点篇目，我至今记得语文老师朗读课文时的声泪俱下。当老师读到最后一句：“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时，课堂里一片寂静，隐约可以听到女同学小声地抽泣。
不过听说这篇文章，因为可以想知的原因，现在已从中学语文教材里抽掉了。
后来听说一件以前从未有人提及的往事：说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1936年以后，其身体日渐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在这次惨案中，清华学生伤了20余人。冲在最前列的韦杰三因伤势过重，于3月21日牺牲，年仅23岁。他临终写了两句非常平静的话给校长，作为遗言：“我心甚安，可是中国要快强起来呀！”
记得清华园里有一柱断碑，是清华学生当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理石断柱，碑座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本校学生会同人立”。就是用来纪念在“三·一八”中死难的韦杰三君的。后来在文革中死难的清华学生、二十年前死难的清华学生，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到什么时候，也能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碑座上？
我总以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界总是越来越美好。但有时候回顾起历史来，不禁又有所怀疑：我们当真“与时俱进”了吗？
[ZT] 芦笛：三一八惨案与六四不可比
对三一八惨案的真相，近年来国内学者调查得很清楚，基本情况如下：
1）为苏联武装支持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攻占了北京后，跟苏联人痛恨的张作霖别苗头，与奉军作战，怕奉军从海路攻击北京，在大沽口布雷。引起日舰与国民军鹿钟霖部的冲突，日舰炮击国民军阵地。此后日本联合当年签订辛丑条约的其他七国，共同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期撤除水道布雷。
2）北洋政府外交部收到照会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迅即回函八国公使，引用辛丑条约的条文，指出条约只是规定岸上不许有工事，并未提及水道，据此驳回通牒。因此，北洋政府并未屈服，而八国也未再作表示。
3）此后鹿钟霖自己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撤除了水雷。至此危机已经解决。
因此，第一，北洋政府并未屈服。第二，是学生拥护的国民军屈服。第三，危机已经解决。
但国共两党的北方负责人秉承苏俄主子的旨意，决定以此事作借口煽动学潮，赶走老毛子痛恨的段祺瑞（毛子认定他是亲日派），并趁机煽起国人仇外浪潮，与列强发生对抗（此乃苏俄在20年代的战略目标，是以惨案基本都是在那段时间发生的），让毛子从中渔利。国民党人易培基、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策划了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提出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要求，诸如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等等。
尽管如此，北洋政府并未镇压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李大钊怕煽不起冲突来，便率领数百人到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请愿”。其中竟然有毫不懂事的中小学生。更有甚者，据参加者回忆，不少人还带着木棍、旗杆等等，准备“自卫”。到后便冲入执政府，触发了卫兵的射击，造成死伤多人的惨案。
因此，这惨案完全是国共两党故意制造的，本来根本不会发生。这和六四完全是两回事，盖六四学生并未手提木棍、旗杆冲入中南海，只是静坐在广场上，从未招惹过谁谁。
要追究罪责，首先是国共两党煽动组织者的罪。当时就有正直的学者指出那些“长胡子的黑手”不该将青年学生诱入死地。我看这话完全有理，带着木棍冲入执政府，这本身就是犯法行为。卫队完全可以说他们是自卫还击。即使这是借口，也是示威者主动提供给对方的。
再说危机早就解决了，国共两党完全是欺骗青年学生无理取闹，蓄意制造中外冲突与朝野冲突，该谴责的首先是国共。但鲁迅不辨是非，竟然痛骂谴责国共两党的正直知识分子，还写了那篇煽情文章，将三一八将之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其实他事前可能就有风闻，起码有要出事的预感，因此那天不许许广平去开会，故意把她留在身边抄稿子，躲过了一劫，事后又自惊自吓，躲到日本人开的医院去，躲了好多天。正因为这种“青年导师”太多，后来才会出柴玲这种唯恐政府不杀人的英雌，以及自封指挥诺曼底登陆的艾帅的好汉们。
[ZT] SHWJ：是否可比，要看哪个角度
事件发生的背景，不可比；
段祺瑞执政府和中共，当然不可比。
但是在共产党通过操纵学生达到自己目的这点上，很有可比之处。
“三一八”是国共奉苏俄主子之命杯葛段祺瑞；六四是陈云李鹏之流利用学潮杯葛赵紫阳和中共开明人士。当然，阿共在两次事件里的地位不同了，利用学生的角度也不同了。但是利用学生的单纯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仍是阿共的秘密武器。
青年导师就更有可比之处了，鲁迅躲进日本人的医院，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都有地方去。
另外，正因阿共是利用学运达到自己目的的老手，所以八九年他们立刻惶惶不可终日，立刻指出后面有黑手，有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非要开枪保二十年太平，那种恐惧感其实就是从三一八来的。
SHWJ又推荐了一篇刘大生的文章：
刘大生：请愿勿造反，造反勿请愿——三•一八事件再认识
文章摘要: 造反的认知前提是：统治集团已经不可理喻，已经失去合法性，所以要造反，要用暴力推翻它。请愿的认知前提是：统治集团是合法的（或者基本上是合法的，至少还具有相当的合法性），是可以理喻的，所以不要求推翻它，只要求它改革、完善。因此，造反和请愿往往是水火不容的。
作者 : 刘大生,
發表時間：3/15/2007
造反就是使用暴力反抗统治者。请愿就是使用非暴力手段向统治者提出一些建议和要求。造反者和请愿者在对统治集团的认知上是有根本区别的。造反的认知前提是：统治集团已经不可理喻，已经失去合法性，所以要造反，要用暴力推翻它。请愿的认知前提是：统治集团是合法的（或者基本上是合法的，至少还具有相当的合法性），是可以理喻的，所以不要求推翻它，只要求它改革、完善。因此，造反和请愿往往是水火不容的。
既然造反就不要请愿，既然请愿就不要造反。这不是人为的法律规范的要求，而是这两种行为自身的逻辑要求。使用造反的手段请愿，或者使用请愿的手段造反，或者既请愿又造反，都是不可思议的。造反者以造反者的名义请愿，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造反者以普通民众的名义参与民众请愿，肯定是没有诚意的，甚至是政治欺骗。
造反者对统治者可以谴责，可以劝降，可以开出谈判条件，可以发最后通牒，三十六计都可以用，甚至还可以再加上不针对平民只针对政治军事首脑的第三十七计??暗杀（如汪精卫干过的那样），唯独不能发动、组织、参与民众的政治请愿。
如果造反者拿请愿的民众当盾牌，以实现造反的目的，那就与恐怖组织的恐怖行为没有区别了。
造反者请愿（参与民众请愿，发动民众请愿，假冒民众请愿）就是盗者无道。
请愿者如果违背非暴力原则，从轻里说，叫过激；从重里说，就是造反。同样是盗者无道。
从统治者方面看问题，对于造反者，可以谈判，可以退让，可以认输投降，可以招安，更可以镇压。只要不滥杀无辜，镇压造反者就不违反道德。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不镇压造反者的统治者，对于造反者从不镇压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请愿者是不应当镇压，也不需要镇压的。因为，请愿的前提是承认统治集团合法，请愿的手段是语言而非暴力，请愿的目的是帮助统治集团而不是推翻统治集团。因此，对于请愿者只能对话、谈判，而不能镇压。对于请愿者中偶尔出现的过激行为，可以依法起诉，而不能动用军队。镇压请愿者就是自乱阵脚，自我毁灭，就是将朋友当敌人，就是帮助敌人，帮助造反者，造反者就有福了。镇压请愿的统治集团，不是残暴就是昏庸。
造反与请愿的不同性质和行为界限，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一贯是很清楚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上不镇压和平的请愿者；历朝历代的请愿者都没有造反的目的，如东汉的刘陶、北宋的陈东、晚清的康有为，等等；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从来都没有请愿的目的，从陈胜、吴广到孙文、黄兴，等等，都是如此。
然而，孙文去世后，这一政治逻辑、政治道德被国民党打破了。这起始于1926年的三•一八事件。1926年3月18 日，国民党的领袖徐谦、李大钊等人亲自发动、领导了三•一八请愿，一些国民党党员（如女师大学生杨德群）积极参加了这一请愿。所以，三•一八请愿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向北洋政府的请愿。
几十年来，人们都谴责段祺瑞的执政府，指责执政府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是惨无人道的暴行。笔者以为，这种谴责是不公正的。道理很简单：国民党是手无寸铁的政党吗？国民党是诚心诚意的请愿者吗？不是。当时，黄埔军校依已经桃李满天下，两广也经统一，国民党已经掌握数十万大军，全党全军正磨刀霍霍，北伐战争已经箭在弦上。这样的政党能算手无寸铁的政党吗？这样的政党发动的“和平”“请愿”能有诚意吗？
对于三•一八事件中死亡的国民党党员，其价值应当从新评价，窃以为：他们作为造反者，作为革命者，作为战士，不带枪而冲锋，死得滑稽，死得无聊。
对于三•一八事件中死难的非国民党员，其责任也应当重新认定，窃以为：政府处置不当，未能及时将他们与造反的国民党分开，尤其未能将其中的未成年人与国民党分开，未能要求他们离开造反的国民党，未能在开枪之前发出警告，应当负责任。但是，拉他们做盾牌的国民党也应当承担责任，甚至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后来，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避难的李大钊被张作霖非法逮捕并且未经公正审判而杀害。从程序上讲，李大钊是冤枉的。但是，李大钊作为造反者，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违反政治道义，拿民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当盾牌，发动、领导虚伪的三•一八请愿，酿成三•一八惨案，也是死有余辜。
国民党发动、领导三•一八请愿，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无穷的危害。
第一，摧毁了基本的政治道德。盗亦有道，造反有造反的规矩 ，请愿有请愿的规矩。造反者可以不遵守统治者制定的法律，但是，不能不遵守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基本的政治逻辑。历史上的请愿者和有作为的造反者都是很讲政治道德的，他们往往先占据道德制高点，再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讲诚信，不搞虚假请愿；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反对不择手段；等等。然而，虚伪的三•一八请愿之后，这些道德都被摧毁了。北伐期间，武装组织以民众为前锋、为盾牌，武装政党裹胁民众搞虚伪请愿，这才扰乱了政敌心智，才取得了北伐战争的所谓迅猛胜利。国民党人将这种不择手段的政治暴行总结为“群众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来国民党各派搞内斗时，也时常时用所谓的“群众战”。再后来，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国民党。如此种种，不仅造成了千千万万民众的死亡，还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
第二，搅乱了人们的思维，形成了“请愿就是造反”的邪恶认知。三•一八事件之后，中国人再也分不清陈胜、吴广与刘陶、陈东的区别，再也分不清康梁与孙黄的区别，把请愿与造反混为一谈，最终形成了“请愿就是造反”的邪恶共识。民众请愿时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政府见到请愿队伍总是如临大敌，不惜动用一切武装力量对付民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第三，堵死了和平演进的道路。正因为民众和政府都认为请愿就是造反，所以，三•一八请愿之后就不再有真正的请愿。和平请愿作为世界各国避免政治革命、促进政治进步的最普遍、最长久、最经常、最强大、最稳健、最平和、最有韧性的推动力，就不再与中国有缘了。中国没有了请愿，有的只是“闹事”和“政治动乱”，民众每一次集体行动，不仅不能促进政治进步，反而不断地造成政治退步，中国和平演进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堵死。
请愿勿造反，造反勿请愿。中国人如果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都弄不明白，中国是不会有希望的。
刘大生 2005年2月19日于南京求稗书斋
原载《议报》2005年3月21日（190期）。
当今中国高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法国人是否可喊‘枪杆子里面出兽首’，强盗是否可喊‘枪杆子里面出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