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润南谈六四（1）

六四以后，风声鹤唳，我并没有所谓“逃跑”。本来在六四前，我要去香港参加一个由IDG召集的计算机行业世界性的年会，大会还安排我作为speaker，因为当时想为和平解决尽最后一分努力，我就拖延了去香港的日程。六四抢响后，事态已不可为。于是我从容召集了两次四通的干部会，一次在北京，一次在蛇口，到6月8日才启程去香港，持有合法护照和合法签证。

期间，通缉令已发出。我当时接到过数次无名电话，内容只有一句话：“赶快走，你随时有危险！”然后立刻挂断。我至今不知道是谁打了这些电话，但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他们是有相当地位的知情人；二、他们有良知。我一直对他们心存感激。

通缉令到海关后，无人执行，互相推诿说上级没有明确指示。到9日明确以后，我已在8日过关。因为9日还有一些四通的干部要来香港，海关一听是四通的，就全部扣留了他们。

不管是幸还是不幸，差了一天。

在香港，得知通缉令以后，我的第一感觉是：TMD，GCD太抬举我了。当时我判断：如果我回去，肯定要吃眼前亏，但最后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为我实在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即使按GCD的标准）。

当时我对周围的朋友说了几句心里话：文革十年，低着头、哈着腰；改革十年，半抬起头、半哈着腰。这一回，老子不伺候了。

从此，走上了一条十分艰难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