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卡城老李： 《我和万学长的一面之缘》

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转贴一位清华学弟的文章：《我和万学长的一面之缘》。这位学弟自称“卡城老李”，其实是小李，因为他要比我们小整整二十岁。

卡城老李： 《我和万学长的一面之缘》

我是清华化工系的，我和万学长有过一面之缘。89年的时候我们一起上广场劝过学生撤退。那一年我是在大学5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23岁，没有什么远见。我骨子里是一个反共分子，我崇尚的是人权、民主、自由和法制（我现在的观点是反共不倒共，我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因此当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我就上天安门广场了。大概是4月17日晚，我带人冲击新华门。这应该是文革后第一次冲击新华门。后来，我就回家乡找工作去了。等到5月份的时候，广场有人开始绝食了，我和清华的同学又上广场游行去了。后来，我就想在背后干点实事，我就到清华后勤处，联系用群众的捐款从食堂购买饭菜，然后用学校的车把食物送到广场，分给清华的学生吃。这种事干了几次。等到抗拒戒严成功后，我发现中央上层有斗争，因为CCTV报道的调子变了，开始正面支持游行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学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就是等中央斗争结束了，看哪派胜利了。我就想，如果支持学生的这一派胜利了，我能得到什么？还能封我个市长、部长当当？不可能。如果保守派胜利了，我就得挨整。这么一想，我就心里有数了，出头的事我不干了，背后搞点小动作的事还可以。我就回到学校休息了。当时学校在十食堂那里有个学生自己办的广播站，我就在那干点实事，起个学生和学校领导沟通的作用。

大概在5月26日、27日，段永基和四通的人事部长（我认识这位女学长，我知道她是计算机系的），他们二位要找清华的学生领袖谈事情。当时，所谓的学生领袖都是自己封的，闹的欢的都在广场呢。当时，学校里还在主事的就剩我一个人了，也找不出别人了，我实际的作用就是清华后援会的领袖。我就冒充了一把学生领袖，被四通的皇冠车接走了。

到了四通的办公小楼，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了万学长，当时万学长长的白白胖胖的，说话不紧不慢的，很有风度。同时在座的还有一位北大的学生。当时，万学长讲，今天把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领袖请来，就是想要商讨一下当前的对策。万学长说，你们这次做的非常好，比我们文革的那一代做的好。你们这一次非常有秩序、有理智，组织的非常好。现在还缺一个完美的结尾。下面我就要谈这个问题，不宜再继续留在广场了。我这时就掏出笔记本，开始记录。现在这个笔记本还被我爸保存着呢。万学长讲，第一，现在学生占据广场已经有一周多了，很多公交车停了，市民上班、购物、就医等等都受到了影响，学生继续坚持下去，市民就会由原来的支持学运变成反对学运；第二，学生抗拒戒严成功，已经让李鹏难堪了，这已经轰动了全世界。这已经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了。现在继续占据广场，就会给戒严部队进城动武造成口实。因此，学生应该撤出广场；第三，学运不可能推翻一个政权，学运的作用就是唤醒民众的民主意识，现在全国的民众的民主意识都被唤醒了，学运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学生继续留在广场，已经没有意义了；第四，学生已经连续奋战十来天了，已经疲劳了，现在应该回到学校修整一下了。学生回到学校休息，也不表明学运就失败了。如果对政府不满意，学生可以再次组织队伍上街游行。而且，学生撤出广场，使得戒严部队留在北京周边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样会让李鹏非常尴尬。

最后，万学长说，我们要找一个文笔好的人，写一篇告世界人民书。主要意思就是向世界人民表明，我们中国学生游行的目的是要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反对腐败。我们的目的不是破坏法制。因此，我们的行动也要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因此，学生们要撤出广场，恢复社会秩序，学生回到学校上课。这个时候，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旗帜，唱着歌曲，回到学校。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最精彩的结尾。

当时，我一听，就傻了，真是高见！我什么补充意见也没有提出来。其实，就是现在，我也提不出什么补充意见。当时学生撤出广场是最佳的选择。中午在四通楼下外面，站着吃了一份盒饭。当时边吃边聊天，上午去清华，开车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个头不高，但长的挺精神。我当时还嘲笑他的啤酒肚，还用手拍了一下。我那时是学生，裤腰才2尺3。我以为他是个司机呢，才敢和他开玩笑。后来才知道他是四通公司的一位副总。下午，万学长、段永基、我，还有北大的那位同学，我们分坐两辆皇冠车，去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广场，万学长和段学长去和柴铃他们谈了，我就去和广场上的其他学生头谈去了。

当时，开会的有20几人，本地高校的、外地高校的，都有。所谓的学生领袖，都是自封的。当时清华有一位所谓的学生领袖，姓李，和我是一届的，我记得是自动化系的。开会就是讨论万学长的撤出广场提议。开会的时候，我是极力主张撤出广场。当时各个学校发表意见的时候，我就喊“清华同意撤出”。那位李同学不干了，转过脸来对我说“你是清华的头啊，还是我是清华的头啊？”我就没有再说话。当时我心里说“你他妈的就是清华的头？谁给你封的？”后来，这位李同学表态，清华不同意撤。后来，我就退出来了。晚上就回清华宿舍睡觉了。六四以后，这位李同学被政府通缉了。

几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后来万学长又特意给北京高自联和外高联的学生召开一次会议，劝说他们带领学生撤出广场。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其实，这些人的成分很复杂，有的人就是要让共产党难堪，流血才最好；有的是愤青没有脑子，以为再坚持几天，共产党就要垮台了，认为谁提出这个时候撤，谁就是别有用心。

我和万学长虽然是一面之缘，但万学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参与学运。可能是他一直秉持着知识分子当治国平天下的那种情怀，使得他不得不站出来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后来，通过看万学长的回忆录，才知道罗征启学长在六四的时候，也是在深圳积极支持学运，最后被双开。为什么罗学长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经历过文革，看透了中国的现实，认识到中国将来只有走向民主、法制，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因此他们才会不顾个人利益，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进程。

一晃将近20年过去了，这些事情还记在我的脑子里，可见印象之深。如今，我全家已经定居加拿大，有机会将到尔湾去拜会万学长。以后我有时间，我将专门撰文来分析六四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