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入党的过程写得如此轻松，仿佛送上门似的，还外加莫扎特，许多人表示匪夷所思。有位学长说：“记得当年我要不断思想汇报，使劲自我批判，和自己也莫名所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影响划清界限才很晚得以入团。”我想别是老年痴呆了，自己的记忆出了毛病？细想了一下，觉得仍是这么回事，还从中悟出了一些人生小道理。
轻松不轻松，全看你的机遇和心态。你去追寻机遇，自然不会轻松；但机会来找你，大概就不会感到沉重。在我们那个年代，入党申请书几乎是人人都要写的，特别是在文艺社团那种被称为“修正主义苗圃”的地方。如果有例外，也许只有边国政这样的特殊人才。能不能入党，写申请是必要条件，组织上对你的看法才是充分条件。我写了申请，但没抱希望。我出身一般，学业过得去，但也并非出类拔萃，比我强的，大有人在。和我在文艺社同宿舍的郑元芳，昵称“郑媛媛”的，就是一个。名字娇滴滴的，人家可是出身工人的红五类。
今天给你们讲讲郑元芳，这可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记得学校里搞过一次工程画比赛，我的水平是拿到了入场资格，他的水平是拿到了名次。这就叫差距。郑元芳后来读研、留美、在美国大学当教授，都走在同辈的前头。记得我在八十年代的《参考消息》上，还读到过他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出了成果的报道。九十年代末，听说他在OHIO大学当电子工程系的主任。我和他的一位同班同学叫阎淮的，一起从东部开车去拜访他。阔别三十余年，相见分外感慨。他还是那样斯文，如果要说变化，只能说他当年是斯文的好学生，如今是斯文的名教授。他讲了一些当系主任的秘辛和琐碎，我很佩服他连洋人都能摆平。最新的传闻是他也“海归”了，现在是上海交大电子工程学院的院长。也许，今天他应该另有一番感慨了。毕竟，摆得平洋人，未必能摆得平自己的同胞啊。
我的轻松入党，全靠两位入党介绍人的青睐。我很感激他们的知遇之恩，不说“士为知己者死”，起码我也回报了他们终身作为朋友的忠诚。后来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当面听到过他们对我能力的评估。虽然我觉得他们的用语有点夸张，但能体会到他们对我由衷的称赞。
一次是八十年代初，蒋南翔校长复出后到国家科委工作。罗征启带我去见他，推荐我去给他当秘书。论年龄优势、人品可靠，我知道自己还行。说到能力时，老罗诚恳地说了句：“他的文章写得比我好。”蒋校长听了眼睛一亮，几乎是当场就封官许愿：“先在我这里历练一下，不会总让你当秘书的……”我还用宜兴话同老校长交谈了几句，乡音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后来嘛……我老岳父李昌坚决反对。这事就作罢了。蒋和李算是清华同年，一起搞学运，一起到延安，一起上团中央，一起到大学当校长，一个到清华，一个到哈工大。当然这不是反对的理由。李昌是认为搞不了业务的人才会去搞政治，而我当时在科学院计算中心，业务上似乎也还有点前途。
八三年底，我在科学院参与的项目搞出了点名堂，评了个三等奖。我被选派到美国进修。因为是公费，英语要通过教育部的EPT考试。工科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一般还过得去，听、写能力则一塌糊涂。第一次参加考试，很惭愧，才得了57分。后来到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人英语中心恶补了一下，第二次考了104分（满分120，其中写作20分）。
我说自己不经意就入了党，你们就“匪夷所思”，如果我说一不小心创办了四通，你们该“瞠目结舌”了吧？基本上还就那么回事。八四年初，我一心在准备出国，办企业并非我当时的人生规划。印甫盛来电话约我去一次。我到了老印家，他给我介绍了几位新面孔，领头的叫刘海平，清华计算机系的学弟。当时老印在计算机一行里已经是“大腕”级，那几个年轻人准备自己出来办公司，想请老印出山。
“办公司？凭你们几个？”老印一脸的瞧不起人，然后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不行！”
“这种事情，我也不行。”老印缓和了语气。
“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他指了指我，“他比我行。”
老印如此高抬，我有点不知所措。想起我在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在为办公司蠢蠢欲动，于是说：“我的几位朋友也有此打算，大家可以合起来商量一下。我在出国前正好有点空余时间，可以先跑跑腿。”
这就是创办四通的缘起。如果没有老印的慧眼识人，大概也就不会有四通。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我不敢自诩“千里马”，但他们两位确有伯乐之明。我其实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没有人去激励，我会活得很平庸。因为我从来不刻意去规划什么，连小时候上学，都是一个意外。姐姐七岁上学时，我们都在宜兴外婆家。农村小学为了提高女孩子的入学率，允许她们带弟妹上学，我就跟着去学校。没有课本，我小姨帮我用钢笔抄了一本。我跟着听课、跟着举手回答问题、跟着要考卷参加考试。第一次大考，我算术考了100分，语文考了99分。填空时我把“田野”的野字的右边旁，写成了矛。多了一撇，扣了一分。为此我刻骨铭心了一辈子。我比姐姐小两岁，就这样一路跟上来了。那一年，我还不满六岁，恰好是我孙女万朵现在的年纪。
因为比同班男生小，所以常常受欺负。我从小笨嘴拙舌，也不会告状，只能吃哑巴亏。后来在江湖上面对各种明枪暗箭，尚能处之泰然，就是因为我从小就练了“童子功”。通过帮助同学温课，我逐步改善了自己的处境。老师也常常护着我。但有一天，我遭到教导主任孙老师的一顿严厉训斥。农村小学因为教室少、老师少、学生少，所以虽然也分六个年级，但只分三个班上课。一、二年级在一起，三、四年级在一起，五、六年级也在一起。上课时前半堂这边预习，那边讲课；后半堂这边讲课，那边做作业。这给了我两边听课的机会。一天六年级那边老师问了一个难一点的问题，居然没人回答得出来。我在五年级这边就雀跃起来，举着手，半蹦着高，嘴里还喊出声来：“我来！我来！”生怕失去自我表现的机会。没料到孙老师勃然大怒，用教鞭敲着讲桌，呵斥我骄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了不起。一顿倾盆大雨、当头棒喝，我懵了、蔫了，大概这就是所谓震撼教育吧？从此就灭绝了性格中的“张扬”，变得“少年老成”了。前些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比较中美教育的帖子，对孩子的“自我表现”采取鼓励还是压抑，完全是两套不同的思路。也许，我的经历可以提供一个例证。唉，那一年，我还不到十岁。
当我转到上海念书的时候，在老师和同学眼里看到的这个乡下孩子功课好、懂礼貌、不是非、还……少年老成，几乎是零缺点。从此前程似锦，少先队当到大队长；刚到年龄就入团，从高一到高三，当了三届校学生会主席。到清华又遇到两位不同凡响的伯乐，他们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每当我用感恩的心情念及这些师长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孙老师的当头棒喝。
也许，这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顿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