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岁月（16）大革文化命

   我曾经说过，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网友加了个批注：“简单而深刻的定义”，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的荒唐？我说不清楚，但芦笛说得清楚。他正在发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至于什么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简单：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长辈、学校老师，从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这里简单交代几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江苏宜兴。宜兴可是个好地方，不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气息也淳厚。这年头标榜家乡名人给自己贴金，是一种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几位“乡长”（与“学长”的称谓类似，有人说这是台湾腔，其实是我们江浙人带到台湾的说法），我认为必须向各位夸耀一番的：首先是储安平，我非常为能有他这样的同乡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鸿，还有我们清华的校长蒋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庆这样的学科领头人…… 

   宜兴人很重视教育。教师这种职业，在我们家乡一般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乡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村长书记，通常还有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在宜兴上过三年小学，校长是宜兴人，这不稀奇。后来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学的张校长、在上海五十五中学主管教学的余校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蒋校长，都是我们宜兴人，就有点凑巧了，这也可见宜兴的学风之盛。其实，我祖父就是有点名气的私塾老先生，在乡里被尊称为“大先生”。我二伯父万达明，南开毕业后回家乡教书，当了多年溧阳高中的校长。溧阳高中是江苏省重点中学，考上清华的不在少数。在校时，遇到过几位我二伯父的学生来“攀亲”，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
   
   四九年之前，我大伯父当过县长之类的地方官，我父亲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职员。我们家风厚道，乡邻关系极为和睦，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我总记得小时候母亲讲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缎子面丝棉袄晾在外面晒太阳，也许是让风吹跑了，再也没有找回来。后来邻家婶婶冬天把它穿出来了，外面罩了一件旧布衫，下面还露出了一大截。结果是欲盖弥彰，反而是我母亲觉得很尴尬。她特地把邻家婶婶拉到家里，打开衣箱，说有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让她挑几件自己喜欢的。这样鱼目混珠一下，邻家婶婶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来了。
   
   “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是绝了一个人的路。”这是我母亲的教诲。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孩子，很窝囊，不仅不会打架，连骂架都不会。记得小时候邻家姐姐骂我妹妹，骂人话一串一串的，动词、形容词极为丰富，还有节奏感，简直是“大珠、小珠落银盘”。我妹妹一声不吭，待对方骂累了，才轻轻回一句：“骂你自己。”于是又进入新的乐章，这回是疾风暴雨的快板。
   
   我总记得一句圣训：君子交绝而不出恶声。所以当宾雁先生刚走，就有自称是朋友的人出来苛责先生，我心里很是不忿，想了四句骂人的话：“这种典型的毛式语言、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这种不知深浅的无知、这种非黑即白的蛮横”。斟酌再三，还是骂不出口。想想自己也有过这种不明白的时候，于是把这四句话加在自己头上。我想骂自己总可以吧？对方非但看不懂，还回扣了我一堆帽子。我很沮丧，就把对方的文章贴到这个网上，希望听到几句公道话，但没什么人理这个茬。我想不理就不理吧，反正我决心从此再也不理那个人，那个人从此在我视野里消失，像某个人说的，连眼白都不转过去。
   
   对于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1966年8月24日，那天应当明定为“校耻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里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伺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八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被打伤了，为了避免挨打，奋力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每一次抽打都带着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还死了人。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娴。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