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
前言
八九年，我流亡到海外，对国内局势的基本估计是：共产党“气数已尽”。当时我经常引用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一句话：“一个屠杀自己年轻人的政府是没有明天的政府”。再补充一句他们“伟大领袖”说过的话：“镇压学生运动绝不会有好下场”。
十七年过去了，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气数确实尽了，但中国共产党的气数似乎还长得很。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疑义。那么，我们先不论它将来的气数长不长，它在六、四之后又延续了十七年，这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十七年，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是一瞬间，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长的阶段。毕竟，人生又有几个十七年呢？从中共建政到文革，也不过十七年。老毛曾经概括过共产党的生存斗争是七、八年来一次。那么可以说，两个回合下来，共产党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中共靠什么存活到今天？
（一）
许多朋友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从检讨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出发，来解释中共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原因。较有代表的是曹长青的“寻找好狼论”和胡平的“犬儒论”。我们暂且称之为“狼论”和“狗论”。
曹常青认为从改革年代到六、四之后，中国的知识份子先是歌颂邓大人，然后是寻找胡耀邦、寻找赵紫阳、现在又寄希望于作亲民状的胡和温。最根本的想法是“寄望温和派，希望共产党改革，把共产党变成好的党”。然后又以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为例，说明“中国知识份子总是要寻找善良的狼、好的狼、改革的狼、温和的狼，结果不断地被狼吃掉，有些成为狼的一部分，虽然可能不是主观上，最后中国还是被狼统治”。
曹长青的“狼论”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可以质疑的是，我们也有许多“从根本上否定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呀，我认为其中最杰出的有郑义。曹常青先生本人，也应当是其中之一。如果非要怪罪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那么从八十年代末的刘晓波，到今天的曹常青，你们都批了快二十年了，流毒该肃得差不多了吧？难道你真以为共产党至今还中国存活的原因是靠知识分子的“第二种忠诚”？
我们再来看胡平的“狗论”。他引用密尔的话：“专制使人变成犬儒”，共产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因为共产党绝不容忍不同政见，所以只能“无政见”，“无政见”之后便只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讥诮嘲讽，等等。胡平非常正确地分析：“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无理想之后是看穿一切，看穿一切之后是物质主义的泛滥。
胡平认为：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
一般来说，这种说法没有问题，但回答不了我今天提出的问题。首先，“犬儒病”不是今天才有的流行病，根据胡平的引经据典，好像从古希腊就有了；也不是中国的地方病。胡平引述了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好像前苏联也曾经很犬儒了一把，但并没有档住苏东波的大潮和前苏联的剧变。
回顾八七年学潮失败以后，当时的大学生也很有点“犬儒”的味道。流行的是“麻派”（打麻将）和“托派”（考托福），很让人担心他们会不会是“垮掉的一代”、“麻木的一代”。在这之后不到两年，他们一声呐喊，让全世界都为之侧目。在这之后又是十七年了，反而全国上下都“犬儒”起来了，这又是为什么？
所以，胡平的“狗论”可以解释共产专制在中国延续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但解释不了共产专制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原因。
显然，我们还需要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二）
为什么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也有人认为部分原因是西方政府的“姑息纵容”以及海外商人的“图利忘义”。他们无视中国的专制独裁和恶劣的人权状况，不仅与之交往热络还送去大批的投资。看看密特朗的继任者西哈克对中国的那份献媚，听听比尔.盖茨对中国“最佳资本主义”的那种赞扬，似乎也有点道理。但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梳理一下过去十七年的历史脉络，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我们把镜头倒回十七年，八九年六、四之后，主要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是一片谴责之声、制裁之举。欧共体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即始于此，至今尚未解禁。已进入的外资准备撤走；原来打算进的外资开始却步。当时哈佛商学院曾经有一个问卷要我回答：外资企业是否应当撤出中国？我的建议是可以留在那里观望。曾几何时，他们何止是观望，而是蜂拥而进。天下攘攘，皆为利忙。过去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错了，应该是资产阶级（商人）没有祖国。哪里有利哪安家。五十万台商在上海早已乐不思“薯”（不是别字，因为他们的故乡为番薯状）。刚看了一条新闻，说也有一些韩国人开始且把他乡作故乡了。美国两任总统，刚上台时都气势汹汹。克林顿要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后来却认老江为战略合作伙伴；布什一上台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现在则准备把小胡看作他们在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共产党到底施了什么魔法？
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也有人把部分原因归咎于海外民运的不成气候。海外民运确实没有能成气候，这其中也有本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还是要问，在可比较的海外反对运动中，又有谁成了气候？苏东波之后，我们访问波兰，曾问过团结工会的朋友一个很傻帽的问题：当年在波兰军政府镇压之后，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到海外，这些人在后来的波兰变局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任何作用。他们马上意识到我们的尴尬，然后用安慰的口气对我们说：那些流亡者有过一点作用，给我们送了一些传真机什么的。
海外民运没有成气候，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够“流氓”。我们不想流氓、也不能流氓。因为我认可这样的说法：手段是检验目的的标准。如果说我们将来的目标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那么我们今天的手段也要符合这样的标准。我很早就对海外民运的作用有了自知之明。在海外我遇到戴晴，她对我说：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之后，将没有你们的位置。我回答：是啊，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当然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愿意，可以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收获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可惜有些人至今还听不懂。
也有人把责任归于民众的素质。一般而言，这当然有道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这就是共产党气数未尽的全部原因吗？我们从知识分子、从外部环境、从自身、从民众，都可以找到部分原因，但都没有切中要害。
其实，我们应该换个视角，从共产党本身的演变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的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一方面，它还是原来的共产党，甚至比原来更共产党；另一方面，它已经彻底蜕变，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共产党了。套一句李敖堪称经典的流氓话来比喻今天的共产党，除了该硬的部分硬了，其余的部分都软了。
该硬的部分，是指共产党镇压反对力量的意志和决心。
（三）
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因为共产党在八、九民运和苏东波大潮之后，在面对任何反对力量出现的时候，镇压的意志和决心更坚定了。在这一点上，它更共产党了，该硬的部分更硬了。
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天下靠什么取胜？其中有一条就是敢于牺牲的意志和决心。所谓敢于牺牲，就是敢于牺牲战士的生命，大规模地、成建制地牺牲战士的生命。林彪有段语录，清华414在文革中曾把它拿来当战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这个战场上！”
共产党打天下靠这一条，坐天下同样也靠这一条。政权是什么？还是林彪说得明白：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维护政权就是维护镇压之权。中共建政之后搞所谓镇反运动，就是要杀人立威。在需要杀人的时候，就要敢于杀人。枪一响，上广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杀，就杀他个二十万，保共产党的天下二十年太平！这就是六、四屠杀时共产党所表现出来的镇压意志和决心。
六、四事件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曾经感动了全世界。一个青年站在长安街上阻挡坦克的前进。坦克向左转，青年站到左边去阻挡；坦克向右转，青年站到右边去阻挡。这被认为是中国青年敢于反抗暴政的标志性画面。对此还有更深一层的解读。1990年，我们在东柏林参加欧洲民主论坛。波兰团结工会的首席理论家致开幕词。他说：“这是一个没有理论的时代，这个时代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画面”。他列举了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是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许多市民企图翻过铁栅栏进入美国使馆，政府的卫兵“例行公事”地拉着他们的腿。另一个画面就是长安街上的坦克企图绕过阻挡它的青年。他认为这些画面形象地说明了专制政权在反抗面前表现出了犹豫。正是因为这种镇压意志的动摇和犹豫，才使得东欧共产党政权的气数到了尽头。
他的话，对东欧共产党政权来说，是讲对了；但对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来说，他低估了邓小平的镇压意志和决心。的确，当时赵紫阳犹豫了，所以他只能出局。当时邓小平说，幸亏他们这些老同志还在。江泽民在封杀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中表现了镇压的意志和决心，所以被钦定为第三代领导核心，；胡锦涛在西藏戒严时曾头戴钢盔。据说邓小平指着录像画面问：这个娃娃是谁？他欣赏小胡在关键时刻的镇压意志和决心。
在六、四之后，东欧和苏联发生剧变之前，共产党内相当一部分干部对动用军队和坦克来解决学运问题很不理解。但在苏东波大潮之后，他们凝聚了共识：要维护共产党的政权，镇压反对势力的意志和决心绝不能有半点动摇。任何心慈手软，都会葬送他们的红色江山。殷鉴不远，东欧和前苏联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他们提出的那些口号。“两手要硬”，主要是说镇压的那一手要硬；共产党要有“执政意识”，就是说要有镇压意识；要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说的是要提高共产党的镇压能力；“稳定压倒一切”，说的是为了我党政权的“稳定”，可以采用“一切”镇压手段。记得一些读书人写文章跟他们理论：稳定不是一切，稳定也压不倒一切。这简直是鸡同鸭讲，根本没搞清楚共产党是什么东东。
老江毫不犹豫镇压法轮功，说明第三代政治成熟、考试合格了。小胡关于要学古巴、北朝鲜的内部讲话，说明第四代也不负邓望，在思想上已过硬了。最近发生的广东汕尾事件，他们称之为突发群体性事件，张德江处置果断，开了六、四后的第一枪。外面就传什么张到中央去作检讨，过不了关；广东要发动什么驱张运动了。全是胡说八道。照我看，张德江今后应该官符如火才对。
但是，如果认为共产党仅仅依靠有了镇压的意志和决心，就能维系它的气数不绝，那就把问题想简单了。当年齐奥塞斯库也有镇压的意志和决心，如今安在哉？中共比他们高明，不仅有镇压的决心，还在不断提高镇压的能力，讲究镇压的手段、扩充镇压的资源。共产党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我们不仅要认清共产党的硬，还要搞懂共产党的软。
（四）
六、四之后，邓小平讲过三句话：一是“不当头”；二是“不争论”；三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三句话，高度概括了共产党的软。“不当头”是对美帝国主义输诚、服软。“不争论”是全面背叛共产主义之后的嘴软；“发展是硬道理”则是为新生资产阶级的成长扫除障碍、铺路架桥的身段软。你说这样的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如果张春桥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作这样的评论：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的两个投降，“在国际上向帝国主义投降，在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平心而论，共产党里头还是很有些明白人的。往右看，邓小平算一个；往左看，张春桥算一个。
在苏东波之后，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了“头”，剩下的“小猫三两只”鼓动中共出来当头。邓小平的回答是“不当头”。这自然是“守拙”、“韬光养晦”的意思。但这个世界总得有个头，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让美国当头。当然话不能说的这样白。经过包装后的表述是这样的：中国谋求的是“和平崛起”；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决定接受全球化”；中国“不認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中国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识”；“中国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再看看他们从此在联合国投票时再也不敢挡美国的路；老朱正在美国舔着脸要给老板们“消气”的时候，自己的大使馆被炸了，老江只会躲起来当缩头乌龟；最近薄家公子为中国交了几千亿美元的保证押金，还换不来美国老板的信任而抱屈。听其言、观其行，说他们“在国际上向帝国主义投降”，不委屈他们吧？
本来号称“钢铁公司”的邓小平身段放得如此之软，所为何来？为使中共政权的气数不绝，争取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你看这十七年来中共外交如何从千夫所指、四面楚歌的狼狈中东西连横、南北合纵、迂回脱困，就不得不承认邓小平软得其所、软得有成效。
我们再来看“不争论”。因为理亏，所以嘴软；因为嘴软，所以不敢争论。看看共产党这十七年来的所作所为，有几宗符合共产主义的基本教义？这就是为什么不识时务、不能“与时俱进”的老、少左派不时要搬出党章和宪法来和当局理论。小平同志本来就耳朵聋，可以装听不见；泽民同志则拿出上海生意人的基本功，“闷声大发财”；小胡同志一方面不分左、右，干脆利索地通通封杀，另一方面悬赏一千万，给老、少左爷们去办一个马列主义学院，让他们关起门来鼓噪。单就这一招，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邓小平的“改革”就属于这一类。既不可说，就不争论，为的是减少社会成本，争取时间，少废话、快干活，把经济搞上去，为延续中共政权的气数多积累一点资本。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其实应该读作“发财是硬道理”。道理是硬的，话却是软的。按照春桥同志的点评，这是“在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在这个问题上，我稍微有点发言权。当年我办的四通，八八年时销售收入已超过十亿人民币，在中关村一条街上独占半壁江山。被西方媒体称之为“邓小平与资本主义十年调情的一个最杰出的成果”。当时有西方记者问我：“你认为邓小平是站在你一边的吗”？我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因为我是站在他一边的”。六、四屠杀，使我没法继续再同他站在一边，从此我就同共产党分道扬镳了。许多朋友因此为我扼腕，我想给这些真正关心我的朋友捎一句话：在绝对重要的利益之上，还有绝对重要的人类良知。
共产党原来标榜自己是“领导穷人翻身解放”的党，现在蜕变为赤裸裸地为有钱人服务的党，因而赢得了全世界资本家的欢心。他们带来了投资、上缴了利税，朱老板曾拍着自己的口袋说：我这里每一分可都是真金白银啊！共产党的软，换来了资本家的真金白银。资本家的真金白银，又滋润和延续了中共政权的气数。这好像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共产党真的就这样脱胎换骨，变得软扒扒了？如果你真这样认为，那你就小看共产党了。毛曾经评价邓是“棉里藏针”。知小平者，老毛也。我们分析了中共的硬；又分析了中共的软；我们还要分析中共的软下面还藏着的硬，也就是棉里所藏的针。共产党的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卷旗不缴枪”。
（五）
据说，“卷旗不缴枪”的提法出自邓英淘，被认为是对改革开放的经典概括。共产党玩这一套，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新把戏。玩得最大的一把是抗战期间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摘下了红五星、红领章，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不但“卷了旗”，而且是换了旗。不但“不缴枪”，反而夺了枪，最后夺了江山。这一幕，堪称是共产党“卷旗不缴枪”的经典杰作。
“卷旗”是软，“不缴枪”是藏在后面的硬。明乎此，才能读懂共产党的政治口号。“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的，“四个坚持”也出自邓小平。前者是“棉”，后者是“针”，这就叫“棉里藏针”。“不当头”是软，“学古巴、北韩”是藏在后面的硬；“发展是硬道理”，讲的是软话；“稳定是硬任务”，说的是硬话；“关心社会弱势群体”，是软性语言，是装模作样的“菩萨心肠”；“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则是硬性语言，是“菩萨心肠”后面的“霹雳手段”。
在过去的十七年当中，江泽民在位十四年。前几年作不了主，因为小平同志说得很明确：“我在，我说了算”。太上皇一走，江还真当了几年家。所以我们分析共产党的十七年，不能不说说“江核心”。江泽民这个人，一般人都看不惯他那种“轻骨头”的样子。江喜欢不分场合到处作“才艺表演”：拉着赌王姨太太的小手引吭高歌；抱着法国总統夫人翩翩起舞；陪州長夫人弹吉他、唱情歌；吊在叶利欽的脖子上表示友好；當著西班牙国王的面梳頭。这类让人恶心的镜头比比皆是。江泽民骨头虽轻，块头却很大。他为共产党做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提出了三个代表，明确地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二是下台的身影虽不是很利索，但终于为共产党权力继承的和平过渡找到了可行的方式。
说起三个代表，许多人都把它当笑话讲。有个笑话是这样的：有一天，三国领导人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本.拉登。小布什说我拿三颗导弹炸死他；普京说我派三个美女迷死他；江泽民说我用三个代表“烦”死他。这个“烦”字，用得极为传神。当年国内铺天盖地的宣传、言必称三个代表，让人不烦也难。其实这种庸俗的宣传手段，反而淹没了三个代表的伟大的历史意义。
三个代表说的是：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个代表是虚晃一枪，多头则无头，谁都代表就是谁也不代表。所以这是句空话。关键是前两个代表。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说穿了，就是要代表有钱人的要求；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讲白了，就是要代表社会精英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同志在这里明确宣布了：今天的共产党，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有钱人和社会精英的政党。作为组织上的配套措施，就是宣布资本家也可以入党。
我之所以能说清楚、讲明白，因为我曾经也可以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主张过中产阶级改造中国论。当年一位左派大人物点名批过我的谬论：
“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万润南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生的中产阶级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同共产党的现行制度是对立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憎恨这个制度，一方面为了赚钱要与这个政府合作，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用金钱物欲来腐化这个政府，又从消极方面促成这个社会的演变。’‘他们要发展，就要用种种手段， 主要是用金钱去推动、运转、润滑共产党僵化的官僚制度，这就使中共政权无可挽救地腐败了。是中产阶级的钱使共产党腐败。这个政权越腐败，这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当新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后，就会希望有知情权、议政权，进而有参政权。这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认为，这些话相当透辟地指明了资产阶级产生所导致的政治后果。”
最杰出的政治后果就是江泽民同志宣告了三个代表。
共产党权力继承的不确定性，曾经是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不安定的动乱因素。在江泽民这一代，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其意义非凡。以年龄划线，一任不超过两届。规则简单明确，创造了专制权力继承的新模式。它比血缘继承更合理；比民主选举的社会成本低。这就使得中国未来政局变化的方向和他们的行为方式变得更可预测。
从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 鉴于前苏联和东欧的教训，共产党镇压反对派的意志空前明确而坚定；
2， 经过合纵连横，共产党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
3， 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他们提高执政能力提供了充分的资源；
4， 在“不争论”的掩护下，共产党已经全面扬弃了原来的意识形态；
5， 共产党已经成为代表有钱人和社会精英的政党，这些新生的中产阶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基础。
6， 权力继承模式的确定为他们的持续执政消弭了隐患。
如果说一样东西的存在包括两个方面：精神的存在和躯体的存在，那么，作为精神上的共产党，它已经不复存在，它气数已尽，它已经自我了断。作为躯体上的共产党，它还在，没有了灵魂，现在讲的“以民为本”、“八荣八耻”，大多是从中国历代统治思想库中寻找到的精神资源。在可预见的将来，我看不到“中共的崩溃将突如其来”这样的可能。也许“枭”眼是从天上看，能看到我们凡人在地上看不到的愿景。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疑问：“共产党的这种气数难道可以永续吗？”我们将在另文讨论这个问题。
（全文完）
快二十年的忙忙碌碌，今天偶然看到你的博客，对您老先生极失望。
我现在不是中国公民了。生活很安定。共产党也没收买我。二十年的时间和经历让我领悟了许多。而您老，您这二十年真白活了。SORRY。
共产党不死是中华民族的福气。好好保重，我相信在您的有生之年您会看明白的。
BY THE WAY，您的生活回忆小文写的不错。我喜欢。而且认为这才是你有能力和见识做的事情。
看到国外还有很多人以意识形态来论断任何事，实在不知说什么好。国内现在最大的进步是抛弃了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实实在在的去做事，去解决问题。
当然，作为当年89事件的参与着，我个人一直认为这次事件最大的功劳是使大部分中国人抛弃了对主义的幻想和对党/政府的依赖，明白了自己的幸福（利益）要靠自己来争取。比如，在那之前所有人的人生道路都依赖国家来管，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都由国家负责，每个人也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这样。而不满意的时候，就只能抱怨－－分配的单位不好拉，没分到房子拉，工资涨的少拉...（64是否也是这些怨气的积累？）但是，从没想过可以抛弃这些依赖去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从我们毕业时开始，人们已经开始醒悟到没有必要去等分配，没有必要等分房子，没有必要非要在国家单位里混饭吃。明白了这个以后，人们的巨大的积极性，创造性就迸发出来了..
倘若民运成功压倒共产党, 只不过又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又一个一穷二白白手起家而已.
共产党倘若真的能成为所谓的所有精英的代表, 而精英们如果真的能够和弱势群体和谐, 共产党怎么会灭亡呢? 共产党为什么要灭亡呢?
基督教在严重阻碍生产力进步的时候, 进行了新教改革, 然后生机勃勃. 共产党如果能够在新的形势下与时俱进, 适应中国的生产力发展, 人民现状, 并且能更好地领导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 难道不能同样生机勃勃吗?
马列理论失去了吸引力, 传统文化生机勃勃. 倘若中共搞理论的能够将马列理论中适合现代生产力的部分剥离出来, 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作出突破, 中国也许真能成为一个具有超强影响力的大国.
而大国, 也许以影响力来区分, 更为适宜. 这包括制度建设, 经济成就, 文化丰富.
而为了成就这个大国, 海外民运作为一种监督力量, 如果只是停留在无关痛痒的吹风上, 恐怕就没有和国内的民主建设结合起来来得好, 而且也会越来越脱离实际.
而怀抱着愚蠢的英雄理想, 试图利用国内的矛盾激化推翻共产党,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什么的想法, 恐怕是一种祸国殃民的行为.
但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历史必由之路，那么，共产党还是为老百姓在所有最坏的结果中选择了较好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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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六四劫难：
看了江洋贴的谁之过？1989年的共和国实录（视频） ，才发现六四流血难以避免，因为某些民主志士已经下定决心，不见流血，决不退出广场。看了许多网贴，许多人认为必须推倒共产党才能有民主，换言之，认为改良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必须流血革命才能达到民主。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中国又要倒退回一百年前了。
一百年前中国是什么样呢？一百一年前的戊戍变法就是为了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结果改良主义被满清腐败政权镇压，谭嗣同等烈士英勇就义。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流血革命才能建立民主中国，这与现在一些人“必须流血推翻共产党才能建立民主”结论相同。
其后，根据这一结论，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这下中国该民主了吧？没有，因为不久袁世凯就又恢复了帝制。其后，蔡谔起义再次推翻了专制帝制。这下中国该民主了吧？又没有。很快，外国民主国家又在中国支持军阀割锯。看官或许会问“等一下，为什么民主国家不支持中国民主建设呢？民主不是当今道德标准吗”？“不自由、勿宁死”，不就是为了民主自由吗？错了。民主从来不是什么道德理念，而是一种政治体制，君不见英国议会民主程序通过发动鸦片战争？君不见日本民主程序认可并支持日本军占领中国？这些民主程序与鸦片战争和日本侵略战争的道德观念有什么关系？中国需要民主，是中国强国的需要，但如果认为民主可以不惜国家动乱分裂，不惜容忍外国侵略和干涉，那就是割裂历史，无视国际政治中弱肉强食的现实而建立的空中阁楼。因国际环境而使中国无法实现的历史离去我们并不久远，希望中国人还不至于把几十年的历史望得一干二净。
面对西方民主国家不单不支持中国民主建设，反而扶持中国军阀专制统治，孙中山只好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发动大革命，东征北伐，再建共和国。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接受国民党领导，不要武装。大革命轰轰烈烈，所向无敌。中国民主应该差不多了吧？在南方说不上多党制，至少也是国共两党制了吧？结果这次革命比前两次革命还惨，还没等到大革命结束，蒋介石就发动大屠杀，杀手无寸铁的共产党，迫使共产党发动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建立共产党军队。其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击败民主国家日本的侵略。以后国民党政府专制腐败，被共产党推翻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隔半世纪，我们又听到了不惜流血实行民主的声音，一个我们百年重重复复听了多遍的声音，一个无数志士仁人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声音。
西方民主是我们向往的，人希望能够表达思想，希望自由，但民主政治的建立不马上能够保证国内外人民的这种权利。英国实行民主政治历史悠久，据说800年前英国的大宪章就保障了平民的平等政治权利和自由。但是其后的工业革命，农民享受了这些权力吗？由于圈地运动，农民被驱赶出土地，让他们有选择饥饿和低工资的自由，有做童工的自由。在英殖民地，则有贩卖奴隶的自由，奴隶当然没有人身自由，更不用说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了。美国建立的民主政治堪称当今民主政治的楷模，但美国建立了这一民主政治以后，不仅在国内维持了一百年的奴隶制度，而且在法国革命后废除奴隶制之时，联合老牌民主国家英国一起制裁封锁法国，以维持全球奴隶制度。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半个世纪的民主比老牌经典半个世纪的民主政治要好多了。对，中国今天急迫需要民主建设，中国离真正的民主还相差太远，中国有严重的腐败现象，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为了民主而把中国推向战乱和分裂，因为那只能是与中国民主进程背道而驰。
中国百年的历史，就是中国争取民主的历史，其中历尽了无数劫难，六四只是这些劫难之一。历史告诉我们，民主政治不是道德至高点，中国人民在没有免除外国威胁，没有摆脱饥饿贫困之前，所谓的民主政治权利只是一句空话。历史告诉我们，民主政治不是推翻专制就可以一蹴而就的，民主进程受到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际政治等各方面影响。六四事件，只是在这民主进程诸多因素中间，某一因素亢起而其它因素无法匹配导致的悲剧。
看过了江洋贴的“谁之过？1989年的共和国实录（视频）”，我为所有为中国民主奋斗的志士仁人表示敬佩。这一系列视屏，展现了六四事件所有的历史风云人物，犹如看水浒传一百零八好汉一样，看到不同的人物性格，看到人物在事件中表现的不同的角色。六四事件是中国人民百年民主奋争事件之一，是一个几乎无法避免的劫难。中国百年民主进程已经经历了无数劫难，六四是其中之一。在所有这些民主革命尝试中，我们至少得出一个结论，民主的实现是一个涉及面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不是一个简单的打倒独裁统治就能完成，因为中国百年来已经打倒独裁统治至少有三次了，每次都有进步，但我们无需倒退一百年重来。中国百年走到今天不容易，中国独立了，经济上来了，我想，六四死难者是不会容许中国倒退一百年的。
看到视屏中争取民主的人绕开民主程序，放弃理性而诉诸情绪，我们至少得出一个结论，民主不是推翻一个现政权就能完成，不是一套法律程序就能完成，中国民主进程多灾多难，或许是因为中国还没有一个理性思维主导的文化，中国需要一个文化启蒙运动、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对应的理性文化。这一理性包括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民主作为至高无上脱离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经济现实的道德目标来追求，而是真正理性思考什么是中国和人类利益所在。
让我们纪念六四死难者，无论他们是军人还是学生、是知识分子还是市民、是工人还是民众，我们纪念所有六四死难者，因为他们是在中国百年民主进程中的劫难中倒下的。我们庆幸中国挺过了六四这一关，使得中国在其后十五年中国际地位大幅度上升，我们也为六四的悲剧感到悲哀，悲哀的是为什么没能避免流血，悲哀的是平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没有提高。
我们纪念六四，要从自身做起，从网上论坛做起，在网上建立民主赖以生存的理性和宽容文化。如果我们不能在论坛上建立理性宽容的思想探讨风气，我们无法指望中国在以后的一百年能实现思想自由的民主，因为文学城已经提供了我们言论自由的天地。
如果我们要纪念六四，就让我们用实际证明中国人能理性宽容地享受言论自由，享受如文学城环境这样的言论思想自由，让我们在文学城里理想宽容民主一番。什么时候文学城造谣惑众和人身攻击的言论搅不混网民的思想了，我们才有信心期盼中国民主的希望。我们在虚拟空间中屏蔽了所有的经济利害冲突，如果这样我们还不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那么我们无法指望充满现实矛盾的社会能有自由的理性思维。
雪红血白 评论于：2006-05-25 22:30:28
我认为，一个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为目的之党，以统治的手段达到统治的目的之党，
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文革，镇压都是不可避免的。让步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定要流氓才能成功，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定要追求所谓的成功？
如果共产党或不管什么名字的党已经扬弃自宫，正如中国已经不是原来的据世界中心的中央帝国，为什么一定连名字也要消灭，不让姓共，不许称中？
如果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气数殆尽，不再永续？
我看楼主这篇写的有点问题,以致被人反驳了.我的建议,楼主真有警世经纬之材的话,在美国,赚钱即可.有了钱,中国政府就是你的了.抽象的事难写,难免对人不对事.您的心还太年轻,说话还太冲.嘿嘿.
原想借东风，却反被人利用。
一步错，而全盘皆输。
且欲罢不能。
于是，有了汪精卫，有了今天的民运们。
从21岁到31岁
直言无忌
十年前，1989年，我21岁。那一年我大三，一顿吃八两米饭五个肉菜。6月4日的那天，我被老爸锁在家。清晨起床，就本能觉得不安，打开收音机，才知道开枪了。收音机传来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我坐在收音机旁，嗷嗷地哭了起来!
我以为我是为了我的同学们而哭，是为了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而哭，是为了我们的民族而哭。我哭得很伤心，很真诚。老爸在一旁只是冷笑，我早就说过，中国的事情你们懂个啥？就凭你们这帮学生，就能把中国搞好，我才不信！我哭喊着，中国的事情就是被你们这些老家伙搞坏了！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恨字，我恨，我恨邓小平，我恨不得杀了邓小平
可是，时间能够改变一切，实践就更能证明一切
读书的时候，在1000把人的小校里，我多少是一个公众人物：任学生会属下演讲与口才协会会长，参加过电视辩论并获胜。
当北京学生上街的多时后，我们这个地处广州的学校，以南方人惯有的冷漠在看热闹。可是到了游行发展到绝食后，到了华工和中大这些大校在省府门前静坐声援后，我们终于坐不住了。 在一个已经息灯睡觉的夜晚，一群学生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一齐，尔后是越聚越多，开始有人站出来大声疾呼。我也不知不觉成了站起来大声吆喝的一个。班上的一位靓女生使劲劝我冷静，却激发了我体内雄性激素，跳得更高。外班的一位好友X使劲抱着我别激动，我却叫得更来劲。最后，终于有人喊：我们出去！于是大伙冲出校门。在游行去省府的路上，我不自主地成了一个头，站在一旁指挥大家。一转身，却发现X也站在我身后。我们开进了省府，喊了口号。而作为校代表之一，我上台发表了支持北京学生的声明。之后，我校也正式开始介入游行示威
五•一九宣布戒严令后，我回家拿东西，却被老爸逮个正着。这位老党员把椅子往门口一放，他就躺在那不给我出去。就这样连锁我三天在家，坚决不让我出去。经不住拳拳父爱，我逐渐淡出了学校的示威活动
我们学校的情况后来发展得出乎意料。X同学竟越来越投入，最终成主要“头目”，并在六四后态度不能及时扭转，最终竟然被校开除！多年后谈起往事，X无不感叹地说，“第一天晚上我之所以去游行，完全是怕你出事，所以就跟着你出去了，想劝你。”我一时无语，内心十分愧疚，害了别人多年的寒窗苦读，大学不成竟为一高中生.
六四后，学生们掀起了出国狂潮。我也赶时髦，跟着考了托福和GMAT，成绩还不错。毕业前，又赶上另一时髦的尾班车，谈了女朋友。分配时，由于是学运活跃分子的原因，迟迟不予分配。一直到了七月份要离校了，等到广东省学生分配指标都过期了，校方才宣布我可以自己找工作。学校不予我分配，意图不仅仅是惩罚我，更主要是告诫低年级学生。十年过去了，再看当年，真是要感谢我们学校的英明决策。如果给分配，可能我至今还呆在一个国营大企业里唉声叹气，或者是人过三十才下海去闯世界。我们那一代大学生，都盼望能分个好工作。实际上，大部分人美好的愿望都落空。而我，是一开始就被学校惩罚性地推到了海里。 那年我22岁，档案放在了省人才交流中心，其它得靠自己了。第一份工作是在外企干，作秘书翻译。职位是老爸找的，那年“治理整顿”，找工难得很。我的英语不错，翻译是百分之百称职。但一大老爷们作秘书，办公室自然一团糟，跟男生宿舍似的.
23岁那年，我收到两所美国大学的MBA录取通知书。想了半宿，决定不去。原因有二：第一学费太贵，一年万把美金耗尽父母毕生积蓄，下年的还不知有没有着落。第二没有“侨属证”-----特殊年代的产品，没它不可以出国留学。我只有对自己说，留下来吧，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给自己。但我的那个她却走了。和千万个留学生一样，她一去渺无音信。若干年后，我接到一个同学的投诉，说她借了该同学的1000美元做学费，钱到手后，她人就销声匿迹了。女友的离去，并没有给我太大的打击，我的结论只有一个：没有钱，怎能留住人呢？所以，当我的第一份工作合同期满后，就没有续约，因为我早已有自己的打算.
91年8月，去深圳治病，带了一万元去住院。却发现深圳股票可试试，因为深圳指数跌至45点新低，发展约14元。于是我拿出一半住院费买了发展.
后来股史证明，我很幸运，在我23岁时抄到大底，发展十月份就开始一路上涨。92年广州开通炒股，我就将工资加码进了股市。股市上赚了小利，谁知全线套牢在法人股NET市场，全军覆没.
93年5月20日，我仅揣了1000块钱，买了张火车票南下深圳，跟千千万万的南下者一样，开始了特区淘金梦。那年我25岁.
每一个人的深圳故事一开始大都辛酸，我并不例外。93年的深圳恰逢宏观调控，股市一路下跌，倾家荡产的并不罕见。到深圳淘金，晚上到哪睡是大多数人不可避免的恶梦。我住在深大的学生宿舍（因为租金低），为房租发愁。到市区2元中巴太贵，最好是坐5毛钱的公共汽车。吃饭当然是学生食堂最实惠，一日三餐的着落实在是让我为难。所以我经常到证券部去混盒饭吃。请莫笑，这是真的，人要是饿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那些报上披露来深圳找不到工作而沦为男盗女娼的人们，我至今充满同情，因为我饿过。幸好没饿太久，否则，我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
经过三年的跌打滚爬，其中好几次刚起步又被打回原形，终于在我27岁那年，即1995年，掘得第一桶金。在那一年，我在深圳有了自己的房产和小车.
1996年，28岁的我求婚成功。家有贤妻，使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妻子的名言有二：1、在你还是一无所有、穷得叮铛响的时候，我就发掘了你，你是一只最好的原始股。2、只要你不透支，包你永远在大户室里坐着。如果你透支，有可能是李嘉诚第二，但更可能被扫地出门。
1997年春节后，股市开盘急跌，有关小平健康问题开始流传。市场一时动荡不安。
2月19日晚十点多，我家的电话响了。一位北京朋友急促地撂下一句：邓小平死了，看中央电视台12点新闻吧。放下电话，我抱膝坐在床上，浑身发抖。妻子忙问怎么拉，我也是说了一句：邓小平死了，看中央电视台12点新闻吧。妻子啊地叫了一声，跌坐在床上，我们俩就这样默默的坐在床上。电视机开着，12点钟到了，没有新闻。我们俩还是紧张不安地坐着，一直守到一点钟，噩耗终于传来。那一刻，真是百感交集，我的思绪回到了六四。想起那天我哭着喊着要杀了邓小平，真是造化捉弄人，现在他的去世却使我悲伤不已。
我是怎么变过来的呢？
从一开始工作，我就被我们这个国家所深深吸引。在短短的数年内，我干过秘书、翻译、报关、广告、软件推销员、XX分析员和某两大报的专栏作家。我从不怀疑我的能力，从不怀疑市场给我的机会。我用我的眼去观察社会，用我的心去理解国家的政策。有道是天道酬勤，我的拼命工作给予了我应有的回报。回首一看，十年中国大发展，而我是其中深深受益者之一。我今天宽裕的生活，虽说是自己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赚得问心无愧，但跟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的社会安定和改革开放是息息相关的。我常问自己，要是那年去了美国读MBA，现在是在唐人街洗碗还是送外卖？
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我彻底改变了对六四的看法，不仅原谅了邓小平，而且视邓小平为中国的脊梁。如果让我选本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我会毫不迟疑地选邓小平，将他排在孙中山和毛泽东之上。孙中山结束了帝制，却没有统一内战的中国。毛泽东统一了大陆，但在他的威严下，在下雨的寒冬，我连一双雨鞋都买不起。而在邓小平时代，我靠自己的智慧给我和我的家庭赢得了舒适的生活。所以，小平的去世，怎么不让我伤心和难过？我真担心，我们的未来会是如何。
妻子和我决定第二天上午去给小平献花。到了街上，才发现有无数的深圳人与我们同往一个方向。人人都是手捧鲜花，神情哀伤，自发地来到深南路和红岭路的交界处，那里常年挂着一幅小平画像。有老人和小孩，有干部和工人，有老板和打工者，各式各样的人聚在画像前。有人大哭，有人轻咽；或抬头凝视，或低首不忍；又喃喃自语，又紧攥双拳。大家都心事重重地排着队，轻轻的把花放在绿草上，深深地三鞠躬，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三回首地离去。妻子和我并排站在小平前，一齐向他老人家鞠躬敬礼。那一刻，我仰望着小平，竟从未觉得他是如此之高大。小的时候，我只见过爷爷一面，对他的印象十分模糊。但那一刻，我仰望着小平，竟发觉他的像貌是那样的慈祥，就象是我的亲爷爷。晚上，我又开车去看小平的画像。那里人群却更密了。除了鲜花，还多了点点的烛光。开追悼大会的那天，也就是中国人传统的头七，妻子和我手捧着一大束菊花，来到了仙湖，深圳人都知道这里有一棵小平亲手植下的高山榕。这里距香火旺盛的弘法寺很近，因此，在头七的那天，有大批的礼佛者，点着香烛、佛香和冥纸，在一棵小平亲手植下的高山榕前磕头祈福。看着放在树下的一扎扎风筝，捆在树枝上的一朵朵白花，我在想，小平是怎样的一个无神论者，竟赢得这么多有神论者的礼拜？我长久地伫立在那棵高山榕前，许了一个愿，只要我活着在深圳，每年2月19日都来这，给小平献上一束芳香的菊花。
1998年，我30岁。我没有失约，2月19日来到了仙湖，给那棵高山榕敬上一大束黄白菊。 同年，我遇见了数位自愿免费来中国教英语的老美。我送他们去教堂作礼拜。他们出来后，都表示对有这么多的基督兄弟姐妹感到惊讶，说你们政府不是在压制宗教信仰吗？我带他们在繁华的大街游车河，他们一致认为除了废气太多外，深圳的外表和美国南方的大都市差不多。我又带他们去了一家五星级酒店。在大吃了一顿粤菜的生猛海鲜后，在品尝潮州工夫茶后，他们不禁感叹中国的现况跟他们来之前所想的很不一样.
一位正在读大三的小年青很严肃地对我说，我的女朋友现正在柬埔寨，在离金边不远的一个小镇上教英语，她说那里没有自来水洗澡，晚上经常没有电，她不敢离开小镇，因怕踩中地雷；而我和你相处了一天，到你家参观过，又和你交谈过，我更加理解到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这么多的中国人，都强调STABILITY（稳定），我相信中国正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我相信你们很快战胜金融危机。我笑着对他说，中国需要小平式的、温和的、渐进的REFORM（改革），而不需要苏联式的REVOLUTION（革命）。
1999年，我31岁。2月19日，我再一次给小平捎上了芬芳的菊花。同年，我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我对我们国家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制度，认识得更清楚。十年前，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唱着“血染的风采”去呼唤民主，唱着“国际歌”去争取自由。枪声并没有让我们惊醒，反倒让我们主观地认为中国从此漆黑一团，个人前途从此完蛋。于是能出去的出去，不能出去的悲观失望。但是，事实证明，中国并未从此倒下，留下来的自强不息者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而那些出国留学生，出去找份工作不难，但要大发展还是要回到祖国，比如说“搜狐”的张朝阳。
看看因柏林墙倒下而获得民主与自由的国家们，他们的国家经济实力和中国对比，十年来谁进步的快？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后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米洛舍维奇和克林顿都是民选总统，但是北约还是对南斯拉夫进行了以人权为由的轰炸，米洛舍维奇还是被通缉。十年前苏联红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如今一战车臣大败，二战车臣还在和区区游击队鏖战在冰天雪地中。当年苏联在人们眼里是一个能摧毁地球的超级大国，现在俄罗斯则被认为是一个充满黑帮、毒贩、贪污和洗钱、谋杀和爆炸不断的恐怖国度。当年赫鲁晓夫敢在联合国用皮鞋敲打桌子，现在无论是在国际问题如科索沃还是在国内问题如车臣，俄罗斯喊破嗓子，西方国家只是撇撇嘴，你再不听话就没贷款啦。在年初江泽民访俄罗斯时，正逢科索沃问题紧张，叶利钦十分激动地拉着江的手，往自己胸口上放。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叶表达的意思是，还是中国同志好啊。我不敢奢望叶后悔当年反共、反社会主义，因为他不反，就没有今天总统的位置。但我却想，如果中国被反掉了，中国如李登辉和石原兽太狼所愿被卸成七大块，中国会不会因台湾问题和美国开战？那个民选总统会不会因他所标榜的人权而被通缉？他还能握着哪位同志的手而激动万分？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金庸对六四的评价。金大师原本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 六四后愤然辞去国内一切职务, 并且用他那香江第一笔在报上猛烈批邓、批六四。但是，金大师最终根据这些年来的国内外风云变幻得出结论。在小平去世后，对着千千万万的电视观众，金庸先是沉痛地说了一番缅怀和高度评价小平的话。然后他说，六四其实是一场民族的悲剧，也是小平的个人悲剧，因为留给小平的选择实在是太少，现在看来，我们当初是错的，而小平才是正确的。金庸的评论，至少代表了一大批中国人对六四的情节，对小平功过的结论。
回顾从1989年到1999年，在这二十世纪最后的年代，中国的大事，我认为其主线一直是沿着小平的思路，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其支流是不断的反思六四，思考什么样的民主适合中国的国情。而每一个人，都在这一场不知不觉的巨变中，重新寻找并且去实现自己的位置
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亲爱的网友，你们呢 已是年底，一开年，又要到小平的周年纪念日了。我相信，我会在那一天给他老人家奉上一大捧菊花。亲爱的网友，你们呢
受一些七零八碎的报道的影响,我一直对万润南没有太好的印象.但看了万先生的文章(不管对其中阐述的观点是否完全同意),觉得老万是一个勤于思考和学习的人。历经波折之后还能以一种平和客观的心态来看待问题,令人钦佩!
很多人习惯以好坏,善恶，忠奸这种简单的二元论评判人和事， 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人（可推及到公司、团体、政党）是通过教训和错误来学习的。不能单纯以结果的好坏来推论动机是否正义或者邪恶。我不相信制度有绝对得好坏之分。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中的百姓并不必然比专制政体下的百姓幸福。很多的时候体制是否完善比什么样的体制更为重要。在美国生活了几年，也见识了美国政体的种种荒谬之处。
我想大多数的中国人，和我一样，应该承认，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体制对我们来说更为优越。既如此，我欣赏和感激一个花甲老人和我们分享他的经历和观点。
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复兴靠谁来领导? 中国国内重大利益(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贫富的差距等)的协调靠谁? 一些民运人士也不掂掂自己的份量，怨这怨那，自以为很高明、很文明，是否有点可笑? 如果光发表不同意见还能给人以提醒作用，如果真正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对作用小不要有怨言，挨骂也少呀!
作者看来是个比较明白的人，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还是糊涂的，或者是装糊涂!
中共所以金枪不倒，靠的是民族主义的春药。从老毛到小胡，中国人到现在还大口灌着这剂千年老记号。中国人天天梦想强国，复仇雪耻。这种变态心理正是中共狼奶喂养的。
今天，如果中共说对老弱病残必须人道毁灭,咱中华帝国立马灭了小日本,炸了他半个美国,荣宗耀祖,99%国人肯定二话不说,杀猪刀对着自己老娘去了.(想想计划生育,有人从道德上想过吗?)
据说日本有这种传统,也确实让小日本风光一时.
强国,强国是为了什么? 为了强国什么都能干?!
看看北美,人们有绝对道德理念.所以有反堕胎,反克隆人.加拿大的军队装备那么破,人民还在抱怨他们花太多纳税人的钱.没人发什么强国的春梦.
中国在今天,成为异数,正是因为民族主义,实用主义的毒剂对国人的伧害.
砸碎这千年药罐,树立绝对得道德人文观, 乃是国人的希望所在!
读后有所启发,谢谢.
久闻大名，不过如此。
中国最重要的还是不能乱，不能失控。中国需要的是建设，改良和改革，而不激进的革命。
在组织上，人才上，经验上，目前没有其他组织能取代共产党去有效的管理国家，建设国家 。中国最佳的选择和最大的希望在于共产党的自身演变。
现在已经早就不是你们这些精神病的时代了.
中国乱了，民运分子们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这些让人恶心的伎俩，快收起来!
真心劝你回国找个养家糊口的工作过个天伦残年吧,现在已经早就不是你们这些精神病的时代了.
对了,最后跟你说一个也许你一辈子也弄不明白的词:国家利益
你们这些民运分子，什么时候真正做过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实事？除了当西方反华的政治工具，你们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自己的同胞都这么厌恶你们，都不能接受你们，你们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就象你们所说，共产主义的名声已经被共产党给搞臭了，那么同样的，自由、民主的名声也被你们给糟蹋、玷污了。自由、民主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也懂得耐心，我们相信只有通过脚踏实地的苦干、实干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你们这些心理阴暗，只会抱怨、仇恨和诅咒的民运分子，永远不可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相反，你们只是一些将被历史洪流冲走的残渣余孽。历史终将证明你们不过是一帮跳梁小丑而已。
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文革，镇压都是不可避免的。让步是不可能的。
雪红血白
姑且不驳斥你的观点，难道你别的国家的政党就是完全为人民服务的，那些天文数字般的竞选经费难道是你我这样的老百姓能承担的了的。在你看来，共产党就是万恶的，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推翻了共产党，天下就大同了。看看苏联，共产党垮了，社会乱了，是现在的俄罗斯政府更多的代表有钱人的利益还是前苏联政府。现在俄罗斯的生活水平怎么样。满口说国内的知识分子屈服于共产主义，你何尝又不是屈服于西方式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