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共产党
（一）
“气数未尽”系列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说：你清楚地回答了中共何以八九之后延续至今的问题，现在我们更想问的是，这种气数可以永续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问题是：要多久？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今天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困境、痛苦和可能的选择。我用的这个标题，脱胎自我十八年前看过的一本书：《山坳上的中国》。这本书被认为是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百本书之一，也是我一生都能记住的若干本书之一。九十年代初在巴黎遇到作者何博传，我曾当面向他请教过一些问题。他当时关于“发展观”的表述，中共领导人好像在十五年后的今天刚开始有点明白。
记得我当时问他对三峡工程的看法。他说这要用什么样的“发展观”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从传统的提高GDP、扩充能源、拉动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三峡工程应当搞；但是从现代的注重生态、人的生存环境和永续发展的观点来看，三峡工程不应当搞。分手的时候，我特别问道：“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他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说：“这就不是由我来回答的问题了”。
我们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共产党所面临的困境？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坐在火山上、抱着炸药桶？说实在，都不过分。说它是山坳上的共产党，更能说明它现在险象环生、时时刻刻可能摔下山去粉身碎骨的险境。
共产党首先面临的，是意识形态的困境。邓小平用“不争论”，糊弄了十七年，还能继续糊弄下去吗？我看很难。中国历来讲“名”要正，“言”才能顺。一个“物权法”，酝酿十年，临门一脚，让北大一个教授挡住了。他捧着宪法，跑到人大去理论。话说得很煽情：“难道穷人的打狗棍，要和富人的宝马别墅一样受到保护吗？”他给“物权法”加了三顶帽子：违宪；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开历史倒车。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讨论“物权法”，而是这一事件本身，有相当重要的指标意义：“不争论”的糊弄办法，看来已经走到尽头了。而一旦争论起来，对中共政权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如何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
网上有一位朋友，谦虚地自称“闻道迟”。他把一九六三年中苏论战时的《九评》中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重贴了出来。今天读起来，别有一番情趣。要特别提一句，当年操盘写《九评》的，正是邓大人。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法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差不多三十年后，有个左派大人物，也引经据典了一番，当然，他这里讲的是中国：
据统计，到1994年6月底，我国已有雇工 8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 2人，注册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1992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一百万人，其中还有少量千万富翁、亿元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干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资金2000元，工业雇工3人，商业服务业雇工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1979年中央批准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 五十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16万个。”
“人们公认我国在1955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1955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1955年以前，何况我国现在划分私营企业主的标准在雇工人数上 要比建国初期高得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并不限于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于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无论是对于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于九十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然而，这里的目的仅仅在于对比，因此只比较资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即私营企业主的数字就够了。）”
“据统计，到1994年9月底，我国雇工7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3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以上还只是十二年前的情况，到如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是上了好几个台阶。真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我们完全可以仿照小平同志当年组织写的《九评》，写一篇《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今天的中国搞的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普天下都心知肚明，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中共却要骗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许争论。世界上的事情，你可以骗一时，但你不可能骗一世。北大的教授出来发难，不过是冰山一角。到亿万工人农民也起来发难的时候，那就是天下大乱了。就算按照你们在宪法里规定要服从的马列主义，讲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上层建筑难道不应当跟着变一变吗？经济基础的变是经济改革的结果，上层建筑的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难道你们非要等到山崩地裂、洪水滔天的那一天吗？
（二）
文革结束的时候，面对当时天怒人怨、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的局面，陈云有个内部讲话。他说：怎么办？无非是三条路。一是硬着头皮顶，我看是顶不下去了；二是换旗，这样做震动太大，许多老同志那里也通不过；三就是改革，不改革共产党就没有出路。他这里讲的改革，当然只是指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是在鸟笼里的改革；他讲的换旗，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思。陈云也算是共产党里头难得的明白人。后来有些研究党史的人争论提出“改革”的首创权的问题，即源于此。邓小平力排众议，提出的是“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军功章里，有邓的一半，也有陈的一半。因此在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里，才会有“双峰政治”和“两点碰撞”的记述。
共产党打天下用了二十八年；从七八年提出“改革开放”到今天，差不多又是二十八年，经济体制改革差不多已走到了尽头。没有相应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是跛脚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腐败，它们是联体婴。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气数，取决于“繁荣”和“腐败”速度的比较，繁荣得快，就能苟延残喘；腐败得快，气数就到了尽头。一般来说，“繁荣”的增长是算术级数，而且是有限级数；“腐败”的增长却是几何级数，更是无限级数。如果共产党再不改弦更张，抓紧机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气数肯定要绝。
还是那个左派，十二年前对当时的腐败现象作过这样的总结：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七十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九十年代以来，在“不问姓社姓资”和“一切向钱看”思想的指导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几乎建国前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都已经死灰复燃，每种丑恶现象都没能把党员干部完全排除在外。全国检察机关1993年9-12月查处贪污、贿赂万元以上大案6790件，比1992年同期增长2.l倍；挪用公款5万元以上的犯罪大案1748件，比1992年同期增长2.7倍：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经济犯罪要案715人，比1992年同期增长6.8倍，其中厅(局)级干部61人，比1992年同期增长11倍。1993年9-12月法院系统受理经济犯罪案件13110件，比1992年上升25.67％。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一旦被揭露，往往官官相护。在保护改革开放的旗号下，有些执法机关往往对这类案件重罪轻判。如江西省最近对几十名犯经济罪的干部一律轻判，再加上缓刑，或者以罚代罪，即使判了徒刑，也让医院出具假证明给予保外就医。党中央和国务院虽然三令五申反对腐败，也制定了一些纪律和法规，但至今为止，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药。”
十二年以来，共产党干部的腐败又上了三个台阶，犯案的从厅（局）级，上升到省（部）级、中央级、国家领导人级；涉案金额则上了四个台阶，从数万元，上升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数亿元。反腐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成千上万的抓了、关了、判了、杀了。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贪官在滋长。这样的共产党，还有救吗？“至今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药”？其实陈云早就点明了，就是要“换旗”，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当年不敢“换旗”，是怕震动太大；如今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就要引发地震了。
腐败这种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凡是有权力的存在的地方，都会孳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西方到东方，从富国到穷国，都没有例外。专制国家有专制国家的腐败；民主国家有民主国家的腐败，区别在于有没有解药。
（说起解药，我这里插一段题外话：当年在江湖上混，一些“小毛泽东”们恨我恨得牙痒痒的，放出话来，对付万润南那种人，明枪打不过他，就用暗箭；暗箭射不倒，就在箭头上蘸毒，而且还不能给解药。所以虽然伤痕累累，还算全身而退，已属不易。如今一不小心又掉进丛林里，芦笛兄诚恳地告诫我网络江湖的险恶，担心我因老眼昏花、手脚慢而吃亏。对芦兄这番好意，这里就谢过了。）
民主国家反腐败靠的是制度。一个七十岁的美国退休警官，Robert Vernon，五次去中国，传授反腐的经验和心得。外来的洋和尚，自然好念经。他也确实提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例如他讲到美国预防腐败有四个方面：领导的决心、信息透明、好的制度、社会的共识。他还认为：“对每个国家而言，如果想反腐败，应采取两个方法，一是比较短期的，二是比较长远的。长远的解决办法是教育。让孩子们从很小时候开始，就明辨是非，这比从技术角度反腐败更为重要。”
问题是，大的制度环境不一样，这些经验共产党学得了吗？领导的决心，首先是改革政治体制的决心；信息透明，你们敢让民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吗？好的制度，一个公布领导人财产状况的“阳光法案”，十七年前赵紫阳就主张搞，到现在你们的政治局还通不过。你们怕什么呢？社会的共识，现在的社会没有共识，只有怨愤。你们怕这怕那，难道就不怕民怨的火山总暴发吗？
（三）
今天的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到什么程度？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说明。所谓基尼系数，是二十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给出了描述分配公平程度的一种数学模型。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系数为１，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 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而目前的中国，已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专家普遍估计在0.5以上）。中国社会目前已超过“警戒”线，处于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的边缘。
分配不公引发的民怨有多深？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统计：一是老百姓的上访。从1979年到1982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2万起。2005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3000万起。增加了1500倍。所以有人惊呼：“这是不是我们社会的不稳定也增加了1500倍？”二是在本地抗争的群体性事件，这种抗争往往是以命相博、以命相抗，常常演化为暴力抗争。中共政法委关于群体性事件原来的定义是参与人数在3人以上，现在把参与人数提高到20人以上。中国群体性事件10年内增加了6倍，2005年已突破了8万起，创造了历史新高。
沸腾的民怨在新左派那里找到了代言人。有一个郎咸平，在各种场合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当红明星，被一些人和媒体称为“最大的英雄、惟一讲真话的经济学家”。他的讲话相当有煽动力：“中国国企改革蠹虫施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怵目惊心，弱势群体诉诸司法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国处于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
“今天我们所处的局面，是一亿人的富裕致使十二亿人口更加贫穷。”
“必须用严刑峻法来解决老百姓痛恨的国资流失、以强欺弱、治安恶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败和三农等等问题。”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社会五千年来没这么坏过”。
这一切都说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与其说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歧路，不如说它已经走上了绝路。左派们风风火火，改革派们也不能偃旗息鼓。于是就有了最近的新西山会议。
安魂曲在网上转贴的那篇《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记录》，很值得一读。座谈会是今年3月4日在西山开的，出面召集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这是一个有官方背景的民间团体，会长高尚全，曾经担任过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在应该早已从第一线退下来了。以退休之身，还如此忧国忧民，让我感佩，也勾起了我记忆中的一段往事。
十八年前，国家体改委召集过一次国家三、五、八发展规划的研讨会，也是由高尚全主持。那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由体改委、体改所、社科院、中央党校、北大、人大、北京市分别提出的七套方案。参加讨论的主要是这七个提案单位的人，另外还特别邀请了两个企业界的人参加，国企的首钢和民企的四通。此类会议，我是第一次参加，主要是去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事：一是当面领教了李鹏的弱智；二是邀请了当时在体改委工作的曹思源加盟四通。
研讨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到中南海去向李鹏总理汇报这七个方案的要点。七个方案的作者在前排汇报，我们在后排旁听。讲解北大方案的是厉以宁教授。他把筹集资金的方式归纳为水、木、金、火、土五个渠道。水，是指从海外引资；木，是指住房商品化；金，是指动用黄金储备；火，是指出售冒烟的工厂；土，是指土地的有偿使用。到底是大教授，把枯燥的经济问题讲得如此生动活泼。在谈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时，他建议在缴纳一定的城市基本设施使用费后给与居留权。这时候李鹏插话了：“这不是报纸上批评过的买卖户口吗？”厉教授没料想到我们总理的理解能力仅限于读报水平，一时给闷在那里，半天没缓过气来。
曹思源来四通后创办了“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在后来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这里且按下不表。
历史上有过一次西山会议，是国民党内的右派同左派划清界线，结果是“清共”；这次新西山会议，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学者要清算新左派，结果是谁清算掉谁，还在未定之天。
在这次新西山会议上，有许多发言极为精彩。例如李曙光明确提出：“改革”已经不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改革。“改革攻坚”攻的是政治制度。“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贺卫方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 “希望军队国家化”； “严重的问题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政治性的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比如说结社自由，比如说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几个基本的权利实现不了。”“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其言论的大胆、鲜明，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会上有人把共产党同市场的结合比作“结婚”，马上有人反对，因为名不正，所以只能算是“通奸”。共产党二十八年的经济改革，前十年是“调情”，后十八年是“通奸”，这样的苟且，还能继续下去吗？
出路在哪里？其实方向大家都很明确，今天的中国再不搞政治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了。问题是怎么搞？要不翻车，还要能走得出困境，可谓是世纪难题。网上有朋友认为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因为八九年的教训，如今中共内部再也没有人敢做戈尔巴乔夫或赵紫阳了。其实，机会永远会有，得看你的眼光和手段。
（四）
如果我有机会参加西山会议……
嗨，干吗要“如果”？我们自己就在这里开一个西山会议的会外会。
时间：从本月今日此时此刻起，直到没有人再想发言止；
地点：网络虚拟空间；
主题：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
参加人：所有对此一话题感兴趣的朋友。
下面是我的发言：
首先，我赞成高会长的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要出来讲话。国有纷争，最高领导人要出来“明定国是”。讲话内容光提“三个不要”太消极，要明确地宣示政治体制改革不搞不行了。为了使这一宣示更有权威，可以把小平同志抬出来，说明这是小平同志20年前的政治遗嘱。在1986年6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见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网上有朋友建议我引用领导人讲话要注明出处，以免背上造谣的嫌疑，故特此说明。）
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起步？要从两件最根本的事情入手：修改宪法和党章。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有制成分、阶级关系也有了相应的变化，我们的宪法也要“与时俱进”；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党章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否则，反对改革的人动不动就搬出宪法和党章来和我们理论，很被动嘛。修改了宪法和党章，我们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共产党和市场经济的联姻也就成为合法夫妻。这样就不会有人在背后说我们是“通奸”。另外，借了修改党章的机会，根据社团法赶紧把注册登记补办了，否则堂堂的“伟光正”，让人说成是“黑户口”、“私生子”，很难听啊。修改宪法和党章，是两项重大的政改工程，我们的同志且不可掉以轻心。要酝酿得充分些，时间安排得从容些。等条件成熟了，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召开全国制宪会议。要学学人家美国先贤们制宪时的那种认真和远见卓识。我们的经济体制已经同世界接轨了，我们的政治体制也要考虑同世界接轨。这是确保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我们这一代人，责任重大啊。
中国是个大国，治大国如烹小鲜，政改方案的出台要非常谨慎。各地区经济改革所处的阶段不一样，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所以切忌搞什么“一刀切”的办法、“一揽子”的方案。小平同志在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个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按照同样的思路，是不是也可以提这样一个口号：“让一部分地区先民主起来”。选什么样的地区，很需要一点政治智慧。首先，要选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否则没有示范意义。但要避开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地区。因为任何改革都会有风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万一出点问题影响了珠三角或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势头，人们就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产生怀疑和动摇。同样要避开环渤海地区，这里离中央太近，出了问题社会影响太坏。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就只剩下一个可以考虑的地区，那就是福建省。
为什么选福建省，这也同我们处理两岸问题的战略思考有关。目前我们面对两岸问题时实际上很被动。我们本来并不急于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小平同志说过：五十年不变；台湾问题，主席说过：一百年不要管。当前我们只谋求在大陆地区“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只要对方不亮明了旗帜独立，其余的我们都可以忍，我们只求维持现状。对岸有些政客吃定了我们这一点，用他们的话来讲，叫“吃人够够”，不断的弄出点麻烦来，从两国论，到终统论，一脉相承。我们这边说话的声音大一点，反倒帮了他们的忙。我们只好请美国人出来帮我们管，但这样一来，就把现状的解释权交到了美国人手里。李敖同志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台湾好比大陆的睾丸，现在让美国人捏在手里。同志们，被动啊。
是的，我们在这边摆了七百颗导弹，那是用来威慑、就是用来吓唬人的。兵者乃天下之凶器，仁者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绝不能轻启战端，真打起来，美国人出手就会是天下大乱；即使不出手，经济制裁与经济封锁是免不了的，中国仁人志士百年奋斗的努力、我党二十八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将全部付诸东流，中国的富强与繁荣，也成了一场永远无法圆的梦。两岸从此结下血仇，一百年都化解不了。同志们，被动啊。
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同时顺便把台湾这几年政治民主化的经验学过来？我提一条处理两岸关系的新八字方针：不取反与、以大“师”小。为什么老想着要把人家统过来呢？像张维迎同志所提倡的那样，换位思考一下。我们把偌大一个福建省的治权交过去，请他们来当政治体制改革的老师，实行“一国良制”，不是更好吗？本来十分凶险的台湾海峡，从此将成为和平安谧的内湖。平心而论，这主意确实高明。
这么高明的主意，本人不敢掠美，其创意出自当年邓小平改革派阵营的一员大将、八十年代初在福建主政的项南。当年他曾向邓小平提议：把福建交给蒋经国；把西藏交给达赖喇嘛。我常常暗自感叹：共产党里有高人哪。我心目中的高人，项南是其中之一。
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可以“摸着‘番薯’过海”。当年，我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说成是四化：深圳香港化、广东深圳化、沿海广东化、内地沿海化。现在我们可以把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设想为三化：福建台湾化，沿海福建化、内地沿海化。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又生出一番感慨来：香港和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曾经是我们的百年耻辱。没想到这两个地区，在今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分别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真是造化弄人哪。
（五）
跛脚的改革带来腐败，腐败造成分配不公，分配不公引发民怨沸腾，新左派挟民怨向改革派发难，改革派聚集在西山筹划对策。这就是当前这场争论的由来和西山会议的背景。改革派的对策如果还停留在继续和深化经济改革，那么他们的路就走到头了，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路已经走到头了。腐败现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伴生现象，遏制腐败只能依靠对权力的约束和制衡。如何对权力进行约束和制衡，这超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小平同志当年要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如何对权力进行约束和制衡？只能是引进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舍此没有更好的选择。“多党制”是在政治生活中引进竞争机制；“议会制”是引进民意监督机制。当年唐克请我吃饭，问我为什么四通办得这样好？我说因为我们是“泥饭碗”，只有干得好才有饭吃。我话题一转，对他说：你们共产党也应当是“泥饭碗”，只有干得好才能在台上执政，干不好就应当换人。他听了我的奇谈怪论，眼珠子转了两下，给了我一个绝妙的回答：“共产党？共产党怎么是泥饭碗？共产党是抢饭碗的！”
共产党从打天下时代的“抢饭碗”，到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到现在市场经济时代要改为“泥饭碗”——执政党的转型，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如何从目前一党专政的局面，形成多党竞争的格局，许多朋友提出了不同的思考。有人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也有人希望现在所谓的民主党派转型。但前者要考量到党内斗争的残酷和由此带来高额的社会成本；后者可能多半要失望，把没有根的东西从花瓶里移植到院子外，其存活的几率大约是零。我这里提一种另类的思考：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得更宽点、历史的回顾更纵深些，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有两党的竞争和合作，这就是源出同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历史上的恩怨，随着连宋的登陆，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了。当时网上流传一首《娘，大哥他回来了》，写得相当感人。在共产党埋头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从威权到民主的改造。在新的历史时期，兄弟俩何不再合作一把？
全面合作有难度，弄不好会天下大乱。我们先划出一小块地盘，在福建搞两党民主政治的试点。我们先让大哥渡过海峡来落个脚。国民党有台湾经验和小马哥的清新形象；共产党有全国执政的优势和胡温的亲民形象。一个是过海龙，一个是地头蛇。倾两岸的资源，合两党的精英，把福建搞得有模有样了，我们再逐步推广到全国，届时中国民主政治有成，将是中国百年宪政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一个漂亮的句号。问题是：共产党，你有这样的气度吗？国民党，你准备好了吗？
国民党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有这样的气度。远在民进党上台前，我当面问过焦仁和，一位和马英九同样漂亮的国民党精英，“你们想过有一天要失去执政地位吗？”他的回答让我印象极为深刻：“政党轮替，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国民党不经过失去政权，丢不掉沉重的历史包袱；民进党不经过执政，不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议会制”，其实我们现有的体制中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架构。人大和政协，可以成为两院的雏形。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把它办成了名人俱乐部，春晚是老百姓一年一度的大联欢，两会则是名人们一年一度的大Party。当年我把曹思源请到四通来办社会发展研究所，他竭力鼓吹的一条就是人大的改革：如何使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在八九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中，他领导的研究所更开创了院外活动的先河，企图促成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结果是他被请到了秦城监狱。
这两件事当中，“多党制”是关键。这个问题解决了，“议会”就会成为吵架的地方，甚至是打架的地方，想开Party，大概是没有门了。
我注意到前任和现任的领导人在讲话中多次表示了对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的坚决拒绝。不要紧的，为了帮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我在第一篇中特别引用了当年《九评》中的一篇文章，就是让他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小平同志当年是如何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的，后来又是怎样搞改革开放的。这才是政治家的风范。“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这是圣训，要“与时俱进”，这是今训。一代人要做一代人该做的事情。经济体制改革，前一代已经做到头了，政治体制改革，是你们这一代该做的事了。
（全文完）
我觉得领导阶层需要发挥智慧, 利用广大弱势群体的力量来推行一些限制既得利益的政策. 朱总理从前利用年龄的限制把某些人拉下去就是一种好的策略. 宁愿自己不做, 也不能让那些尸位素餐的人做.
中国不缺乏这样有浩然正气的人. 但他们要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则必然需要更有策略的方式方法, 更切合实际的行动. 胡温的亲民, 如果能够造成影响力, 然后利用这种影响力打掉一些顽固党遗, 再推行政策, 可以算一种思路.
修改宪法的说法好, 不过我总觉得宪法这种东西有些可怕, 类似于高于一切的东西, 那么正如常说的代表一切就等于什么都代表不了, 修改它恐怕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相比起来, 更重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 抛开意识形态的争斗, 进行更大限度的联合. 老邓那句话: 黑猫白猫, 逮住耗子就是好猫.
做政治理论的人如果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不在实践, 他这种理论就比较可怕. 老毛早期是实践多,理论所以正确, 后期居高位之后, 相反, 造成的结果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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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anguo 评论于：2007-01-12 16:57:06
老万的见解很精辟、到位。尤其是对于修改宪法的观点，本人很有同感。对于将福建作为民主试验田的主张，也是不错的。只是西藏的民主基础，加上达赖与共产党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恐怕很难。确实，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进步的必然之路，但具体的做法也是重要的。可是，万先生没有考虑的问题是：假如胡温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当下的中国真的能实行吗？想想，据说领导人财产公布，首先在政治局常委就数次不能通过。当下最大的问题时，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持其利益和广大弱势群体艰难生活又缺乏声音和代表不能形成有一股力量的矛盾和冲突。关键还需要一个广泛的大众基础和有一定力量的代表阶层，这是外部推动的力量，很重要。没有这个力量，政治体制改革的命运，恐怕还是寸步难行。将希望寄托在已经腐败、堕落、异化变质的政党，多半还是会失望的。想要在目前的情况下，形成新的独立的政党和组织，也十分艰难，但不是没有可能。如何在严格审查管制的环境之下发展一个更为先进、合理、符合时代潮流的组织或阶层，无疑是重要的、需要不断探索甚至作出牺牲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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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1：
前230年秦灭韩，把原来韩国的地方设置为颖川郡。置郡是秦国统治占领地模式。前225年秦灭魏，还让安陵君继续管理安陵。前223年灭楚，置楚郡。前222年灭燕，灭代（代即赵国社稷）降江南百越，置会稽郡。前221年灭齐，至此秦统一六国。
丞相绾建议秦始皇将他几个儿子封为侯王以统治新占领的地域，秦始皇让大家讨论这一建议，李斯就说，周文王和周武王封子弟为诸侯，结果春秋战国诸侯征战不止，天子都无法禁止。现在所兼并之地已经立了郡县，不要再封王侯了。秦始皇说，天下征战不断，就是因为王侯的缘故，今天刚统一又分封王侯，岂不是又要使天下大乱？还是按李斯的意见办，不要封王侯。于是秦国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置郡守，郡尉和郡监。
秦国将统一的天下以郡县设置来行使其行政权力。置郡县是商鞅在秦统一一百三十年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商鞅这一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基础，决定了只有秦国有能力在七国纷争中统一天下，而其它六国根本不具备统一天下的能力。因为只有秦国的郡县体制具备规模扩展能力。
即墨大夫对齐王说，秦国有百万大军，是因为兼并了三晋的缘故，以齐国的实力，打败三晋也不难，不如齐国去兼并三晋，也把军队扩充到百万，如此就可以兼并楚国，续而就能打败秦国了。齐王听后无动于衷。不是齐国军队不可能打，孙子兵法就是齐国出来的，齐国军事学术成就走在其它国家前边。但由于齐国政治体制没有规模扩展能力，齐国即使攻下三晋，也无法得到百万大军，而当时秦国实施郡县体制已经有一百三十年经验了。
秦国以郡县体制取代六国侯王封体建制是一大文明进步。侯王制就是分封制【1】，由于侯王是世袭体制，以血缘为纽带【2】，所以必须分封给贵族子弟亲戚，所谓任人唯亲。秦国宣太后之乱，就是宣太后把秦国掠得的土地封到自己一支亲戚的领地里，造成架空王室的腐败政局。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都是王亲国戚，得封地后稍施仁政，王室就忌讳。分封制就是封建体制，由于王室公子哥儿的数量和质量有限，所以封建体制只能管理小国，不能无限扩展。郡县制【3】【4】是文官体制【5】，是civil service，是任人唯贤，不是世袭，也不以血缘为纽带来维系权力结构，政府结构不受贵族人口限制，也消除了各个贵族世家与中央集权的利益冲突，王夫之《读通鉴论》第一章，就对郡县体制任人唯贤不世袭子孙的历史进步给予了肯定的评价【14】。郡县体制的采用推广，使得秦国的政治体制具备规模扩展能力。
楚国地大人多而不能兼并天下，就是因为其封建体制没有规模扩展能力，后来封个春申君还是外姓。赵国是军事大国，只能守土而不能扩张，扩张大了兄弟封地不均反而导致内乱，致使赵主父死于非命。秦国占领蜀地，设蜀郡，蜀郡太守李冰建都江堰，增强了秦国实力，立下了万世之水利功业。秦国的文官体制，比西方早了两千年【5】，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制，而欧洲还是小国林立，因为中国两千年前就以文官体制取代了封建体制【6】。
秦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摧毁封建体制，触犯地方贵族利益，后来陈胜吴广起义，以恢复楚国为旗帜，诸侯复国成为倒秦的主旋律。汉朝初立，由于诸侯复国的大势，恢复封建体制【7】，结果统治能力捉襟见肘，最后不得不以《推恩令》和削藩【8】回归到郡县体制，并将郡县体制进一步完善。
秦国能统一天下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政治体制具备规模扩展能力，六国相互征伐而不能兼并天下，就是因为六国政治体制不具备规模扩展能力。韩信带兵有规模扩展能力，所以称“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就是规模扩展能力，类似地，我们可以说秦国掠土，多多益善。
今天美国称霸世界，有没有可能统一世界呢？那就要看美国政治经济模式有没有规模扩展能力。或者问：如果世界都按美国方式制理，世界就能过上美国式民主自由生活吗？
美国下院代表按人口分配共有435人【9】，按美国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个议员要代表70万人。印度下院代表552人，按10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个议员要代表180万人。即使以今天发达的信息技术而言，这种“代表”是很成问题的。所以克林顿说，民主选举未必能选出好政府，但总可以淘汰一个坏政府。就是你看到这个政府不好，四年有一次机会可以把他选下去，但你没有把握新选上来的政府就是更好的政府。加拿大哈珀竞选时采用了一个很好的策略，就是揪住执政党的小辫子，因为选民总可以选下一个坏政府，你把他小辫子抓到了，他就下台了。
印度一个议员代表180万人，假设印度平均每户六口，就是一个议员代表30万户人家。代表一年了解一次一户人家的心声应该是代表的职责，假设议员每年工作300天，这样议员每天要了解1000户人家的生活情况，这有可能吗，打一千个电话问一声“你好”可能都不够时间。所以人口多了，形式上是民选议会代表的民主政治，实质上还是精英政治，看看现在美国投票参与率就应该明白议会代表的局限性。如果不是选举期间，有几个美国人能说出自己选区的议会代表？
能否增加更多的议员呢来改善代表的代表能力呢？为什么印度人口是美国三倍多，议员没有增加三倍呢？这是国会会议程序决定的。人超过500已经很难议事了。一般董事会7人或9人，议几天也未必议出一个好方案来，500人济济一堂，每人发言5分钟，就得花一周事件，最后还得方案捆绑，然后投票裁决，你代表那180万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体现，就看运气了。所以举手表决拍手通过是走形式，投票表决也是走形式，民主形式好，但不具备规模扩展能力。
一票直选制能否体现民主，有无规模扩展能力，65亿人选举一个人类总统是否可行，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很多人都向往美国式生活方式，至少美国媒介舆论自豪地宣称如此，但美国生活方式是以5％世界人口消耗25－30％世界资源为代价的，这显然没有规模扩展能力。美国自身资源就比中国多，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人口加起来也就是4亿多一点，疆域则是中国的两倍多，按道理比中国好经营多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下人人得享美式生活应该不难，但是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却成为了大问题，即使全墨西哥人口跑到美国，也就是一亿人，中国农民工已经是这个数目了【10】。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是每年增加27万【11】，而中国农民工每年增加500万【12】，美国加强边境防守以减少墨西哥非法移民流入，中国则把改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提到政府议事日程。如果美国生活方式有规模扩展能力，多几个墨西哥非法移民应该是不在话下，但是美国社会保障系统已经承受不了了，在墨西哥边界筑起围墙，增派边境巡逻部队。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是个大问题，如果美国民主政治不能承受每年多27万墨西哥非法移民，则美国式民主政治也无法解决中国每年增加500万农民工的问题。
如果今天世界要按美国方式生活消费，按照美国人均消耗资源的比例，就得杀死50亿人口才能实现，我估计美国还不至于以此来统一世界，虽然其核储备有这一能力。由于美国式生活不具备规模扩展能力，美国可以称霸世界，但不会统一世界。美国称霸世界，可以维护美国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但不可能将其势力范围内的经济生活都建设成美国一样。如果生在小国，或许可以指望本国政府听命于美国的指点而能过上美式民主自由生活，但对于印度、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美国或许可以把伊拉克政治形式变为美式民主形式，但决对没有让伊拉克过上与美国一样高消费生活的动机，恰恰相反，美国是要主导伊拉克石油的生产和出口以维持美国和西方不成比例的世界资源消费。即使今天世界人民认同美国模式，要求美国统治世界，美国绝对不原意把六十五亿人口统一到美国政治经济体系内，美国的体制不具备这样的规模扩展能力。
由于美国政治和经济模式不具备规模扩展能力，美国可以称霸世界以维持他们骄傲的美国生活方式，但绝对不可能统一世界让全世界人民过上美国生活方式。秦国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是自然经济，就是当地生产当地消费，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13】和郡县制使得秦国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都具备规模扩展能力，所以秦国可以统一文字、统一道路标准、统一度量衡、统一天下，让天下人过上和秦国人一样的生活方式。规模扩展能力至少是中国大一统现象的必要条件之一。
美国式民主正被一些别有用心美国人当成今日圣经试图在全世界推广、也被一些不明美国意图(或曰对美国意图非常心领神会)的人推波助澜。
美国真的希望有另外一个国家通过美国式的民主而获得与美国一样的全球影响力吗? 换言之、如果另外一个国家通过美国式的民主可以强大到与美国一样、甚至超过美国、美国还希望其民主吗?
即便对方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愿意与它分享权利吗?
如同美国自己所言、民主就是即使不同意对方观点、也尊重对方的发言的权利。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美国通过武力把自国意志强加于他国的示例还少吗。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了榜样和制定了这样的规则、就是武力、实力决定一切。才有更多的国家效仿。因为不这样、将无法生存、美国没有给你生存的空间、和选择的机会。如果你想得到、除非你有实力和本钱。否则将视人颜色、在拉磨的同时、期盼一点可怜的胡萝卜。
我们凭自己的劳动的领工资，靠自己的工资吃喝，怎么存在享受美国民主吃垮美国经济颠覆美国报效中国？ 难道美国有免费的午餐，哪像你们不用干活，就在文学城上捣弄几篇反中文章就能吃好喝好？
美国本就是移民国家，每个民族的人都可以来，每个人不是来白吃白喝，来享受的，而是来奋斗的，正是广大移民的持久努力，才使得美国更强大，你不要搞错了主次关系。美国的网络科技人才中几乎一半来自国外移民。
移民美国就不能反对美国不好的东西？我住在中国就不能反对中国政府？民运不是生在中国，反对中国的？你们岂能搞双重标准。
我们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但同时也要避免偏激。
你的论点有点有奶就是娘的感觉。
我相信，只要你多回国看看，你对国内的影响会大为改观，因为国内现在的环境可以说生机勃勃，老百姓对于民主这些空无的东西没有兴趣，只有切实的提高了生活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其实就是最大的自由，因为你可以四处旅游，可以改善父母的生活条件，可以改善下一代的生存条件和受教育程度，中国可以修更好的幼儿园，城市变得更漂亮，下一代可以天天喝牛奶。
这难道我不就是我们盼望的美国式的生活吗？不就是我们希望的，下一代有一个更好的家园，更好的身体，更好的教育吗？
人穷志短，不断富裕的中国人能享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
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发展,机不可失,决不可乱.小心一些居心叵测,极端追求个人主义的人啊
发展经济，解决就业，建立全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最重要的，无论谁上台，也得优先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在中国，除了政治禁区外，在其他绝大部分领域，老百姓其实享有足够的自由，而且，中国最大的矛盾其实是有限资源vs.庞大人口，是充分就业的问题。而不是其他。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面对1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都恐怕要头疼，即使是超级强国美国，如果人口增一倍到六亿，就业问题如何解决恐怕都很难。
只要解决了就业问题，老百姓都有班上，都有薪水拿，谁不想安居乐业过日子啊，谁真的在乎什么人执政？
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高科技企业海外扩张获得资源，供自己国民尽情享用，而中国不具备对外扩张的实力，刚想扩张抢石油等资源，发达国家就有意见了，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民主能够解决这些现实迫切的问题吗？
作为一个中国的领导人其实并不容易，在外生存空间受到遏制，对内则面临巨大人口和资源压力，这个矛盾是中华民族未来五十年的根本矛盾，是不可解决的。除了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机会，没有其他出路。
只有等我们这一代人都死光了，中国人的人口回落到10亿人，而经济总量达到今日的美国，那么我们下一代人的生活质量就会好起来，那么民主自由，社会福利保险这些东西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目前，在这个阶段奢谈美国式的民主，只能怪你早生了三五十年了。
既然人也换了，执政思路也在改变，那么即使还用共产党那个名字又有何妨？只要它不断改进，有能力，有意愿改善全中国人民的生活，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希望它垮台，为什么不希望它的气数更长久一点？
这么大的国家，总的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将它凝聚起来，不然就是少数民族的独立都令人应接不暇。而且邻国的印度，俄罗斯，日本，包括驻兵东亚的日本，对面的台湾都在虎视眈眈。你一届书生清谈民主，根本就不懂如何治理国家，根本不懂政治和国际关系。
总之，我的结论，这么大的国家，总的有个政党来治理，而且必须是强有力的政党，目前除了共产党，没有第二人选。要引入，风险太大。
第二，不管它是否叫共产党，本质上它只要不断革新，能促进人民福祉，那么老百姓就继续支持它执政。不信，问问国内老百姓，看看有几人希望共产党垮台的。绝大部分人还是盼稳定，经济稳定，政治稳定。包括绝大部分农民。不稳定，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下层。
第三，感觉你老的思维还停留在纸面，和道听途说中，还停留在六四前后，共产党都知道要与时俱进，你们的思维体系还停留在六四阶段，从这一点看，你们显然与共产党的差距不是一点两点。这也不怪你们，你们海外狭小的生存平台和见识决定了你们无法与共产党相提并论。
建议您老有机会多回国走走，不要老是在民主自由，独裁腐败的意识形态的圈子里打转了。看看中国的老百姓目前在关心什么，在想什么，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有针对性一点，更能抓住老百姓的心。
我的感想是国内已经换天地，包括人的思维，而你们的思维还在刻舟求剑，悲哀。
感觉你越来越江朗才尽，要么文人气息太浓，太天真，要么就是瞎忽悠。
我认为共产党政权能延续200-300年。因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的王朝，只要能熬过前50年的危险期，其寿命就会在200-300年。这是一个统一中国的大政权自然衰朽的时间。好比人的正常寿命是60-90年。
西方民主制的本质,还是列宁的描述最准确.想必您年轻时读过.赵紫阳不学无术,智囊团外国书没读懂.
尊敬您的选择,但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60年代末生人.
长篇大论,有点炫才啊.说实在的,您是不是也被绕糊涂了?
我觉得万先生的想法的确很有创意：），那么能否再极端一点呢？美国的民主制度肯定要远胜台湾吧，那么干脆就把福建省直接交给美国不更好么？ 再极端一点，我们就请美国政府来管理整个中国不就完了么。美国政府那么民主，清廉，尊重人权，我们何必还费力建设中国自己的政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