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的坚持、率性与玩世不恭

《明镜》记者：黄舒心

“中国民主运动走向低潮，跟年轻一代不关心政治有关，但中国年轻一代还是很关心国际间的热门事务，比如诺贝尔奖，因此刘晓波获和平奖，会让中国年轻人开始思考民主、政治议题，使他们在共产党、在漠视目前大环境之外，多一个政治选项。”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博士、民运人士王军涛对《明镜》说。

六四民运时密切接触

与许多在1980年代中期听说过刘晓波的人一样，王军涛也是由于刘晓波批评五四时期的大师，才注意到他。王军涛回忆，他当时在武汉看到报导，有个北师大的博士刘晓波，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评判，那时，王军涛觉得刘晓波有点像文学忿青，但由于两人思想上都比较开拓，因此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件事“挺好玩”。“我也觉得他讲出一些道理，不过那时候没太在意，只觉得是个新闻事件。”

随后，天安门学运爆发，王军涛认识了刘晓波，两人几乎天天接触，但刚开始的交往也擦出意见不合的火花。

王军涛回忆，此前前往美国作访问学者的刘晓波，在当地参与了一些与民运有关的学术活动，1989学潮开始后，刘晓波在美国时，参加了一些与民运有关的学术活动，1989学潮开始后，时任《联合报》美加新闻中心副主任的孟玄受《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委托，拿了几张机票，询问是否有谁愿意返回中国，在其它人都未表态的情况下，刘晓波挺身而出。（注：孟玄对此段的回忆为，当时受委托在《联合报》或《世界日报》上刊登文章，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回中国）

王军涛就在阎明复希望学生撤出广场之际，见到返回中国的刘晓波。当时刘晓波劝学生领袖与政府军对话，争取双赢，和平解决问题，但王军涛认为，虽然这些学生领袖表明愿意接受阎明复的动议，但他们不能代表所有学生。“我只是说出自己的判断，但阎明复不再找我了。”

后来，刘晓波确实遇上困难，当他协助学生领袖回到广场劝说学生时，他的话，学生听不进去。“刘晓波觉得主要是学生不相信他，担心被出卖。”王军涛说。

在随后召开的“首都各界社会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上，刘晓波提出几个建议，呼吁建立人民发言人制度，将当时人民运动中培养出来的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王军涛做为人民的发言人，长期对中共进行监督，刘晓波也提出由知识分子进行绝食，赢得学生信任后，才能与学生讨论如何和平解决学运。

“我觉得他的想法当然好，但难度太大，其次，我担心绝食会把这事搞得更乱，所以我否了他，因为是维宪会，一般都比较相信我的判断，因此其它人也否了他。”由于这件事，刘晓波后来曾对王军涛说，当时的王军涛很霸道，不让他说话，但王军涛也不甘示弱开玩笑回击：“谁叫你说话老结巴，说不到点。”

虽然在维宪会中得不到支持，但刘晓波仍决定展开绝食，最终也获得王军涛的赞扬，尤其是刘晓波写出的两句话，特别让王军涛感动。

王军涛表示，绝食展开后，刘晓波希望让他来做新闻发言人，但他相当不愿意，因为他事前已经否决了绝食的想法。“但后来我看到刘晓波在文章上写：‘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毒化我们的智慧’，就这两句话，特别让我感动，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也因此，王军涛接下新闻发言人的工作。

6月3日当晚，王军涛回了旅馆，之后听说戒严部队已经把天安门广场围得水泄不通，刘晓波和周舵四人经过斡旋，冒着极大的危险，利用6月2日绝食换来的学生影响力，在当晚成功说服学生接受撤离决定，避开了一场血腥镇压，“要不是他们，六四那天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天安门母亲。”王军涛说。

总为社会奔走努力

六四学运时期，王军涛与刘晓波几乎天天见面。“他性格挺好玩，我挺喜欢，他提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时，率性而为，不回避任何问题，相当洒脱。”但王军涛也不讳言，不喜欢刘晓波的一些想法。“他有的立论，为了警醒世人，会说得重一点，也比较少考虑世俗的东西，这也不能他是理想主义，因为他有时也是挺嘲讽理想的人。后来我想想，他是做文学批评的，因此说得直率一点没什么。”

不过，刘晓波直率的个性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多了份严谨。王军涛表示，人的想法是会变的，有人说刘晓波在1989年时曾有过软弱，后来想变得更坚强一点，因此才勇敢地去做一些事，“他是很性情的人，1989年的表现他自己可能也未必满意。”

王军涛说，90年代中期以后，刘晓波走上愿意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的道路，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发，推动多项运动。例如1995年时，刘晓波一一找到包遵信、王丹、陈子明等人，希望办一个“吸取学运教训”的运动，结果因为此事，几个人都进了监狱。刘晓波出狱后，脚步没停下，又与王希哲发了一份《双十宣言》，呼吁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王希哲因此紧急出逃，但刘晓波度被判入狱，出了狱的刘晓波，又投入独立中文笔会的工作。

“那时候的他，越来越多地接触很多的人，慢慢成为一个指标性人物，同时他也在适应这个社会对他的期望，并不断调整自己，另外，他与天安门母亲、与丁子霖的合作也越来越多，他为天安门死难者做了很多事情。”

不过，王军涛笑着说，刘晓波“玩世不恭”的态度，仍时而显露出来。2008年时，王军涛建议给六四当事人做一个片子，也让刘晓波挑一首他喜欢的歌，刘晓波选出的歌曲，让王军涛记忆犹新。“他选了《一无所有》，他觉得这首歌符合他的精神，一般对于政治比较投入的人不这么挑的，但他就跟卡玛．辛顿（CarmaHinton）给天安门挑了一首‘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一样。”

但总地来说，王军涛认为刘晓波不论在什么样的冲突上，始终坚守原则，绝不妥协和屈服，同时强调和平对话与理性，在民间运动中有矛盾时，刘晓波也会先将症结点指出，再用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刘晓波获和平奖实至名归，你说魏京生问大陆有没有人更合适，我觉得也不能确定没有人更合适，但实至名归是肯定的，至少刘晓波在最重大的政治关头始终主张和平、理性解决争端。”王军涛说。

“1989 年之后，西方曾经制裁中国，但后来发现制裁不管用，觉得要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希望把中国纳入国际关系体系，让中国接受国际社会的规则，并在接受外部规则时转而内化内部规则，西方认为，为了达到目标，不应该激怒中国，因此回避敏感问题，使得民主、人权都远离了西方的外交游戏。”王军涛指出，金融危机后，西方意识到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变成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反而令他们感到不安，因此又重新考虑让中国的内部力量来改变中国，将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便具有这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