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回国两个多月,爸爸妈妈和我三个人因为三种不同的毛病去了医院。不知道是因为在美国呆久了,还是本身的火气比较旺盛,好几次都发了不大不小的脾气。
从去年年初,我就觉得自己喉咙不舒服,一直以为自己得了比较严重的毛病。主要的症状就是总觉得喉咙里东西,吐不出咽不下,有时吞咽还能摸出一小球上下滚动。不停地向妈妈抱怨。回到上海的家里,还一直担心。终于,被妈妈揪去了医院。
东方医院改建后样子真的是不错,进门后的大厅很宽敞,还有STARBUCKS,大厅里居然还有几张咖啡桌,不知道有谁会坐在医院的大厅里享受咖啡。问讯处的小姐是没有态度的态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随手撕张XX科的单子给你。我和妈妈在那里排队挂号。还是延续着美国的习惯,我循规蹈矩地和前一位排队者保持一定地距离。就在我们正要走去窗口的同时,一老头唰地一下窜到我们前面,开始挂号,好像我们是空气一样。我的火气刹时俱增,眼看手马上要搭上那老头的肩膀跟他说回去排队。我的手被妈妈逮住,只听她说,那老头挺老了,估计是属于老弱病残优先的。这个时候我的火气更大了,我提高了嗓音说,老了就能把别人当空气吗,难道对后面排队的人打声招呼都不会?旁边队伍的人听到了纷纷看过来,那老头居然挂了号,脸不红心不跳地走了。妈妈说算了算了,你火气怎么这么大。我想想自己是来看喉咙的,也不知是什么毛病,看了再说吧,也就算了。
挂了个专家门诊,还挺便宜,才二十几块。上楼等待的时候,听见看完病出来的人讨论手术的问题,我的心一下揪了起来。完了,是不是我也要手术?可是,恐惧不出几分钟就被气愤取代了。给我看病的专家是一老头,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他问我什么症状,我说扁桃体那边……还没等我说完,他没好气地说,不要跟我讲专业术语,那是医生讲的,言下之意就是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被一闷,气就来了,说那你直接看吧,我哪知道怎么描述。他就那个棉花把我舌头拖出去,那了个很长的一头有镜子的东西塞到我喉咙里去看,然后摸了摸我的头颈。完了之后,开始写病历。我和妈妈互相看了看,那老头还是没有任何表情。我妈就先开口了,她这病……这个时候,老头开口了,你小小年纪,怎么精神压力这么大?什么毛病也没有。我妈说咽喉炎也没?老头说,你这个毛病跟更年期综合症一样,要看的话,去精神病医院看。我感觉自己的血压顿时升高,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医生,说话不能好好说?你就直接说是梅核气不就完了?用得找损人吗?医生一天看的病人的确是多,但是你的脾气不是用来撒在病人身上的!我看他年纪也挺大了,也就没跟他怎么计较。我妈在他写病历的时候说,唉,美国看病要预约,她一个人在外面胆子小……那老头回转头的时候居然面带笑容地说,哦,在美国啊,以后要是觉得有病就得马上看哦,不能拖这么久。晕!我拖着妈妈走了,反正也没病,打了电话约了晚上出去,心情也就好了。出门口买了2杯咖啡,一人一杯。
第二次去医院是带妈妈看眼睛。妈妈总是抱怨眼睛模糊,她本身有点高血压,妈妈担心会不会是有眼底改变。于是我说带你去五官科医院吧。汾阳路上的那家五官科医院已经改成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那个医院的排队队伍真是壮观啊,早上十点多的门诊,已经排到了下午三点,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几百号了,还不知道看到什么时候。我说搞什么搞,看专科。妈妈就是这样,给我看病,小小的毛病就挂专家门诊,自己的毛病总是能省就省。那里的专家门诊要加五十块,我也就加了。拿了挂号纸头,居然还有人带着你入座,不像门诊那么多人挤在那里,没人管你。我说,喔唷,这五十块还挺值的,有钱就是好。门诊几百个人排队,专家门诊只有几个人。轮到我们了,是一年纪和妈妈差不多的女医生,态度还不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突然情况。医生的电脑当机了,本来她已经给妈妈看完了病,说眼底没事,就是老光眼了,得配眼镜。这电脑一当机,事情就坏了,她得给妈妈写病历,没电脑不给写。我说你手写不行啊?她也不回答,鼠标动也不动,她也不敢弄键盘。好像没了电脑什么都完了一样,冲出去找救兵,找了半天,会电脑的人正忙着。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他才来,就按了一个按钮,电脑恢复了。我的天!!!这么好的医院,设备也挺好,可怎么软件就跟不上呢?不会电脑的医生你就直接用手写吧,求求你了。我知道现在什么都得跟进时代步伐,可光是硬件齐全,那就是拔苗助长啊!
走出医院,要穿几条马路配眼镜。还是那家医院的地盘,在那里,我和验光师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
我和妈妈照样排队,在我们后面的是一对新加坡人,穿得花花绿绿,上海的大热天,穿这么花的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因为前面在专家门诊遇见过,所以就打了招呼,他们也是来配眼镜的。等待的过程中,一医生模样的人带着一验光师主管模样的人过来,给介绍我们旁边的新加坡人。说是新加坡来上海的,谁谁谁的家属。然后他们就走了。新加坡人的号在我们后面。轮到我们了,只见一吴姓女医生指指新加坡人,说,进来,轮到你们了。我立马火大,站起来说,你搞错了吧,他们在我们后面。她正眼不瞧我一下,走进了验光室。我说你出来一下,你再看一下号。她出来后还是不看我,对新加坡人说,叫你们呢,来吧。我说你有没有搞错,我在跟你说话。新加坡人反倒是不好意思了,说,的确她们是先来的。那女验光师居然逮着那新加坡人的手臂进了验光室。这个时候,那主管模样的女人过来了。我跟她说,你们不要觉得这样做是应该的,如果无所谓排队不排队,那么号也不用发了。她们都是上海人,我也说着上海话,而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很丢脸,可能这种事情在中国很普遍,但发生在上海,我就觉得为上海人丢脸。你们绝对猜不到她回答了什么,她心平气和一脸和蔼地对我说,你不要急,下一个就是你,他们是华侨,是新加坡来的。她如果不说这话,我也就算了,她一说这话,我火气立即大的要死。我说新加坡人就了不起?我还是美国回来的,你说怎么办,是不是你们就得低头哈腰地给我磕头啊?妈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人,虽然口头上帮着我,但是绝对没有我火气那么大,在别人叫她去验光的时候,她就拉着我说算了算了。可能在中国的人真的已经习惯了,我却感到相当可耻!
验光完毕,交了钱等待拿眼镜,那里的人说要等一个小时。这个时候已经是四点多了。我看到一叠发票,就是说还有很多人在等。过了一个小时,我们过去问,眼镜好了没有。居然,有人理直气壮地对我们说,人都已经下班回家了。其他等眼镜的人一听这话也就急了,说怎么办。那人说,怎么办?明天再来。其他人也就走了。我火气本来就大,拍了他们的桌子说,你们说好一小时的,现在一个小时,你们不把眼镜给我我们不走。然后我拿起手机拨了美国的电话,在电话里对老公发脾气,说得脸红脖子粗的。你们肯定又猜不到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人一听到我用英文在发火,赶紧走了进去,不出五分钟,拿了妈妈的眼镜出来。我算明白了,原来那个地方真是崇洋媚外到了极点。
第三次去医院,还是去了东方医院。爸爸前年锁骨骨折,去年去开刀把固定的钢板拿出来。住院的病房设施还是很好的,爸爸的主治医生很和善,前年也是由他主刀,一个很年轻很英俊的骨科医生。来查病房的时候说话都是很低很幽默的样子,爸爸很欣赏他。
这次我没有生气,在上海两个多星期,去了两次医院,我要是再气就得气死了。那天一早,妈妈换我去探病房。我趁着医生还没来查房的时候就到了。后来正好赶上护士们来打点滴和给病人换药。爸爸一个病房的人都在一天内动了手术,所以晚上喔唷声不断,不过都是男同志,所以忍受能力应该还不错。我就看着护士给那个腿刚动完手术,伤口里有积血的男人换纱布,那人两只手抓着床头的钢筋,嘴巴都要咬穿了。什么止痛措施都没有,护士拿着钳子夹着棉花就使劲地压,血流到了床上,男人在那里啊啊啊地喊,全房间的人都静默,看着他。还好我爸爸的伤口没这么大,也没积血,恢复地很好。更滑稽的是,护士给另一个人打点滴,等了几分钟,那人手臂鼓出一个包,针都滑出来了,针就没进血管,没固定好。叫了护士,什么都不说,再插上一针就走人。我的天!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情还历历在目。看到新闻里常有医疗改革,什么穷人看不起病就等死,什么走后门塞红包,以前我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以前我习惯了没怎么注意,还是现在的风气越来越坏,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是感到悲哀,为中国的老百姓感到悲哀。还有,如果生病了,在国情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绝对不回中国的医院!
不过上海比较开放发达, foreign-ass-kisser 相对比较多而已,没啥...不过自己如果遇到还是蛮气人的.
你有意无意地用洋文给劳工打电话, 一定是想镇一镇那帮人吧.很有效,跟电影里一样,嘿嘿, 小姑娘很精啊!
呵呵,上海啊,唉,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不过你提醒了我,上海这种地方小节上真的跟国际大都市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