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关於如何看待“大跃进”和“庐山会议”问题，早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有许多中共大员持保留乃至批评态度（参见本书第29─32节）。
刘少奇在谈到“大跃进”错误时，一方面说不是路线性质的，一方面又说要过五年或十年才能做结论；在谈到庐山会议时，一方面明显加重对彭德怀个人的批判，一方面又暗暗降低“庐山会议”本身的意义。他还特别提到，这几年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就“人祸”方面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一些负责同志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民主作风。
朱德在会上讲：这几年“左”的歪风起来了，党内民主不够充份，党内斗争过於扩大，致使人们不敢讲话。
陈云会上不讲会后大讲：一是大讲这几年来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突出表现为不讲真话，尤其不讲反面意见；二是大讲当前形势不像毛所说的那样正在好转起来，而是十分严重，需要经过许多年努力才能恢复过来；三是大讲“包产到户”必要性，一直讲到毛面前，致使龙颜大怒。
据《彭德怀传》记述，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搬出中南海，落户京西挂甲屯吴家花园。不久，彭真与杨尚昆奉命前来安排彭学习事宜。公事之馀，“彭真不无感憾地和彭德怀谈起庐山会议，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份了一些。’”(10)
从这话里可以看出，在处理彭德怀问题上，中共高层最初就存有异议，朱德陈云自不必说，就连出身刘少奇华北局系统的彭真也有不平之音。至於过了数年后，即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大都为事实验证后，这种异议就更多也更明确了。
彭真在1959年时还只是私下向彭德怀表示同情，到了1965年底前后就运用手中权力公然阻止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牵扯起来。
1965年9月，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强调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在姚文元文章发表不久后一次会议上，彭听到有人汇报吴晗因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而很紧张时便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了半月，他又把吴晗找去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1)
中宣部长陆定一则多次谈起斯大林晚年犯错误话题(12)，谈起这个对於毛泽东来说很敏感很有刺激性的话题。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周小舟与李锐、周惠等人私下议论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当这些话被捅出来后，“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做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13)
这一问题之所以具有如此敏感性和如此爆炸性，就在於斯大林因其生前恶行被揭露而成了一个声名狼籍的人——虽然中国老百姓还不明真相，但中共高层人士已知许多实情；而在中共党内也只有毛泽东一人能与此公相提并论─有着相似的政治身份，也是党老大，有着相似的执政方式，也爱搞个人专断；因此，在这个党里尤其在这个党的高层里大谈斯大林的错误，也就大有影射毛泽东的嫌疑。
1964年底，刘少奇为说明“四清”运动的性质，曾提出一个“矛盾交叉说”：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相互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叉。（参见本书第47节）
刘这一说法本身是否正确，尚可讨论；但若用来状说批判《海瑞罢官》运动的性质，倒很适合。后一运动所引发出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交叉”的。
就所要批判的吴晗这个人来说，既是知识份子、明史专家，又是执政党高干、北京市副市长（与中央“一线”有较多联系）。因此，大张旗鼓地批判此人，就会同时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执政党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知识份子的思想言论问题，故容易使人想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并激起一些中央大员对此所存有的不满；二是执政党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党内同志尤其党内高层同志的不同意见问题，故又容易使人想起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并触发一些中央大员对此所积有的怨气。
就所要批判的由吴晗写出的那个剧本来看，其间既有所谓“退田”问题，又有所谓“平冤狱”问题。姚文元则把它们与现实中的“单干风”和“平反风”联系起来横加指责，故又触及到中共高层在“包产到户”和“甄别平反”等一系列问题上所隐有的分歧。
因此，大肆批判吴晗及其剧本，就会同时激化中共高层本已隐有的许多矛盾，就会产生一种“共振”效应。无论是毛泽东发出的冲击力，还是中央“一线”作出的反弹力，都是相当剧烈的。
注解
(1)毛泽东《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1964.10.1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331─332页。
(2)周恩来《关於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1956.1.14）》，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页。
(3)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6.19）》，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3─328页。
(4)周恩来《论知识份子问题（1962.3.2）》，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3页。
(5)引自：同(4)，第366─367页。
(6)引自：同(3)，第332页；参见：同(4)，第363页。
(7)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3.3）》，载《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第3─26页。
(8)引自《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418页。
(10)引自《彭德怀传》，第652页。
(11)引自《5.16通知．附件》，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4─13页。
(12)引自：同(11)。。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连载（135）
(1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8─179、320─326页。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明镜出版社）
（未完待续）
【多维编者注】毛泽东无疑是给中国二十世纪这段历史划出最深痕迹的人物，不仅曾左右过他生前的中国，而且仍影响著他身后的中国。中国大陆学者单少杰，以独立立场、经数载寒暑写成《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前毛泽东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和美国华裔史学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为该书作序（多维网曾经刊出）。单少杰1953年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1978年毕业於安徽师范大学。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本校哲学系任教至今。本书自2000年出版以来，声誉鹊起，受到海内外广泛重视。多维网经授权连载该书主要篇章。
刘少奇在谈到“大跃进”错误时，一方面说不是路线性质的，一方面又说要过五年或十年才能做结论；在谈到庐山会议时，一方面明显加重对彭德怀个人的批判，一方面又暗暗降低“庐山会议”本身的意义。他还特别提到，这几年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就“人祸”方面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一些负责同志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民主作风。
朱德在会上讲：这几年“左”的歪风起来了，党内民主不够充份，党内斗争过於扩大，致使人们不敢讲话。
陈云会上不讲会后大讲：一是大讲这几年来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突出表现为不讲真话，尤其不讲反面意见；二是大讲当前形势不像毛所说的那样正在好转起来，而是十分严重，需要经过许多年努力才能恢复过来；三是大讲“包产到户”必要性，一直讲到毛面前，致使龙颜大怒。
据《彭德怀传》记述，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搬出中南海，落户京西挂甲屯吴家花园。不久，彭真与杨尚昆奉命前来安排彭学习事宜。公事之馀，“彭真不无感憾地和彭德怀谈起庐山会议，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份了一些。’”(10)
从这话里可以看出，在处理彭德怀问题上，中共高层最初就存有异议，朱德陈云自不必说，就连出身刘少奇华北局系统的彭真也有不平之音。至於过了数年后，即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大都为事实验证后，这种异议就更多也更明确了。
彭真在1959年时还只是私下向彭德怀表示同情，到了1965年底前后就运用手中权力公然阻止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牵扯起来。
1965年9月，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强调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在姚文元文章发表不久后一次会议上，彭听到有人汇报吴晗因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而很紧张时便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了半月，他又把吴晗找去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1)
中宣部长陆定一则多次谈起斯大林晚年犯错误话题(12)，谈起这个对於毛泽东来说很敏感很有刺激性的话题。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周小舟与李锐、周惠等人私下议论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当这些话被捅出来后，“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做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13)
这一问题之所以具有如此敏感性和如此爆炸性，就在於斯大林因其生前恶行被揭露而成了一个声名狼籍的人——虽然中国老百姓还不明真相，但中共高层人士已知许多实情；而在中共党内也只有毛泽东一人能与此公相提并论─有着相似的政治身份，也是党老大，有着相似的执政方式，也爱搞个人专断；因此，在这个党里尤其在这个党的高层里大谈斯大林的错误，也就大有影射毛泽东的嫌疑。
1964年底，刘少奇为说明“四清”运动的性质，曾提出一个“矛盾交叉说”：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相互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叉。（参见本书第47节）
刘这一说法本身是否正确，尚可讨论；但若用来状说批判《海瑞罢官》运动的性质，倒很适合。后一运动所引发出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交叉”的。
就所要批判的吴晗这个人来说，既是知识份子、明史专家，又是执政党高干、北京市副市长（与中央“一线”有较多联系）。因此，大张旗鼓地批判此人，就会同时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执政党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知识份子的思想言论问题，故容易使人想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并激起一些中央大员对此所存有的不满；二是执政党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党内同志尤其党内高层同志的不同意见问题，故又容易使人想起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并触发一些中央大员对此所积有的怨气。
就所要批判的由吴晗写出的那个剧本来看，其间既有所谓“退田”问题，又有所谓“平冤狱”问题。姚文元则把它们与现实中的“单干风”和“平反风”联系起来横加指责，故又触及到中共高层在“包产到户”和“甄别平反”等一系列问题上所隐有的分歧。
因此，大肆批判吴晗及其剧本，就会同时激化中共高层本已隐有的许多矛盾，就会产生一种“共振”效应。无论是毛泽东发出的冲击力，还是中央“一线”作出的反弹力，都是相当剧烈的。
注解
(1)毛泽东《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1964.10.1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2─1967），第331─332页。
(2)周恩来《关於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1956.1.14）》，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页。
(3)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6.19）》，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3─328页。
(4)周恩来《论知识份子问题（1962.3.2）》，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3页。
(5)引自：同(4)，第366─367页。
(6)引自：同(3)，第332页；参见：同(4)，第363页。
(7)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3.3）》，载《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第3─26页。
(8)引自《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418页。
(10)引自《彭德怀传》，第652页。
(11)引自《5.16通知．附件》，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4─13页。
(12)引自：同(11)。。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连载（135）
(1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8─179、320─326页。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明镜出版社）
（未完待续）
【多维编者注】毛泽东无疑是给中国二十世纪这段历史划出最深痕迹的人物，不仅曾左右过他生前的中国，而且仍影响著他身后的中国。中国大陆学者单少杰，以独立立场、经数载寒暑写成《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前毛泽东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和美国华裔史学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为该书作序（多维网曾经刊出）。单少杰1953年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1978年毕业於安徽师范大学。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本校哲学系任教至今。本书自2000年出版以来，声誉鹊起，受到海内外广泛重视。多维网经授权连载该书主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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