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芦笛 几年前樊弓教授贴出他的成名作《戏侃马克思经济学的谬误》，我不但没兴趣去看，而且还在《说东道西》发议论，觉得那文章没有什么现实必要性：而今中国还有谁会去信那巫教（川话，原意为“混帐”，此处借来指邪教）？不料来奸坛后才发现海内外原来还有这么多至死不悟的拍“马”屁者。这才觉得樊文其实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可惜樊文讲的是一般人不感兴趣的经济学。所以似乎还得从常识（＝１８岁前积累下来的偏见）的角度来披露一下马脚给众人看看。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给人类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稍有正常头脑和起码良心的同志恐怕都不敢否认（当然这也难说，记得思云就曾在此坛大吹十月革命“失败是金”，怪不得失败了的革命家常常“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洋洲”，金子大大的有），然而在卫马士看来，这一切都与马祖宗没关系。他老人家据说是个奉行人道主义的大圣贤，而所谓“异化”论则是拯救人类的福音书。根据中国人“皇帝是好的，坏只坏在奸臣上”的传统思维定势，他们提出“教主是好的，只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后半句话是郭罗基先生的说法）。 对这种说法，我已经在《写给楼下那些为马克思尽孤忠的同志》中指出： “出发点正确，并不等于结论就正确，并不等于那理论就不是错误的。如果一个理论本身能被别人利用而变成有史以来给人类造成最大灾难的武器，起码说明这理论有着严重的缺陷。” 这么简单的事，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理论家”们居然就不会想到，更别说去找找马教是哪儿出了毛病，以致堕落成了拿破仑说的“任人强奸的老婊子”，经受了有史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轮奸。从马克思的“世界革命”观念变为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再变成金日成的“半国建成社会主义”，直到波尔布特的“原始丛林中的孤雌孤雄社会主义”。人类有史以来，大概还没哪本经让这么多的歪嘴和尚念过。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马经成了五大洲四大洋一切流氓痞子最爱念的经？ 说明这原因是本文的主题。在进入主题之前，先捏个大手印（典出《射雕英雄传》），把别的“马”屁一一拍回去。先说明一下：我清理马教是三十年前的事，当年看过的那些屁书早就忘得差不多了。要我引用原文是万万作不到的，但我深信转述的神髓并无失真之处，而且是那些马教“理论家”如高、郭辈苦读一生也无法领悟的。 马屁之一：马克思是个“渊博学者”。 大手印：没错。不过，莫非学识渊博就是免死牌？诺贝尔奖得主哈柏要是少渊博一些，化学战可能就不会发明出来了。 何况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青年时代就卷入革命活动。《共产党宣言》就是他年轻时与恩格斯合作写出来的。作为历史上少有的煽情文字，它起到的煽动破坏作用说是空前绝后恐怕也不算过份。后来他又和恩格斯共同创建了第一国际，并不是个光说不练的假把式。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说，他“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言者无罪’这条用不上”。 马屁之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世传的不同。 大手印：这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胡说。世传马克思主义包括三部份，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这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都写成文字发表，并没有被人篡改。只是恩格斯在哲学方面为他作了通俗化的系统阐述。这种阐述是在马克思在世时进行的，他本人从未提出反对。不仅如此，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时，还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当成他的两大发现。恩是马最密切的知交，这概括应该说是很全面准确的。的确，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两个宝货。直到现在，唯物史观还在被北京小左等论者当成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过，在哲学方面，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最主要的就是提出所谓“异化”论。西方哲学界现在对此评价颇高，例如牛津大学出版的哲学词典就只收入了该理论，至于“辩证唯物主义”则只字未提。但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这一理论，迄今为止在世上毫无影响，而且，因为它完全是一种哲学思辩，缺乏政治领域里的可操作性，在、可以遇见的将来都不可能形成什么政治纲领，更别说是政治行为了。如果可以用此来为马克思洗刷，则世人也可原谅在作恶累累、杀人无算之后遁入空门的江洋大盗了。 其实，在我看来，异化这玩意一点什么稀罕之处都没有。论通俗影响力，《摩登时代》中，卓别林那个无法控制的拧螺帽的抽筋动作，要胜过马的枯燥说教一万倍。可惜人类就是喜欢深奥，对看不懂的东西具有一种天然的崇拜感与敬畏感，所以隔壁汗衫才会出那种专写连自己都不知所云为何物的“文章”的“哲学家”。 诚然，历史书上的人物形像常常和他们的真实面目有极大差距。正如我在《悲剧英雄引出的千年悲剧》一文中指出，许多历史人物如岳飞、包拯、秦桧等完全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图腾，在这种情况下，真实人物面目如何反而不重要了。因此，尽管林奸思云写了杰作《真实的汪精卫》，但只要世上有民族国家这种东西存在，汪的案就永远也翻不过来，否则无以维持独立，鼓励民气。 同样地，不管马教主的真实面目如何，他晚年的思想发生了何等变化（我们的马教“理论家”们可能不知道，马自己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形像已经在三分之一的人类中的头脑中固定下来了。在那些人心目中，要把他和列、斯、毛、金、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分割开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要评价马克思主义，就只能评价在历史上深刻影响了三分之一人类的命运的那个世传马克思主义。舍此不由，却根据他晚年的思想断片，无视早期的完整思想体系去翻案，不但是一种文过饰非的行为，而且势必在饱经国际共运荼毒的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思想混乱，一定会起到为死硬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和毛共分子推波助澜、壮大声势的反动作用。 马屁三：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好的，本人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大手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了。咱们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是去看它的客观效果，而是去苦苦追究人家的作案动机。记得思云和我在９１１后激辩时就说：美国没有想象的好，日本没有想象的坏，似乎这两个国家是我的择偶对象，所以他必须郑而重之地提醒我，要下苦功夫去研究两者的人品，以免委身匪人。在他看来，美国援助中国打日本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援助中国的美国人似乎比无端来打中国的日本人还坏。 中国人喜欢伪善，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所以，只要一听见老美口口声声“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就一口咬死老美是亡我之心不死的野心狼。国际共运在全球彻底失败后还在海外华人中留下这么多孤臣孽子，我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共党从来只讲“利”不讲“义”，不但不准人民讲究“个人利益”，而且绝口不提“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传统似乎到现在尚未打破）。这种伪善哄信了全国人民，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智商，使得他们不但把谋利这种天下最正常的事当成反常，而且遇事只听言，不观行，只研究动机，不管行为后果。所以，尽管毛酋发动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那也是“好心办坏事”，可以原谅。连老毛尚且如此，何况没有直接从政的马克思？ 其实，如果马克思真是个人道主义者，就绝对不该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独裁那些与人道主义背道而驰的政治主张来。这些伪科学主张给后人提供了建立暴政的理论出发点，这最终的道义责任不由他来承担又该是谁？ 大手印拍完，下面开始犯领袖严厉禁止的恶攻革命导师罪，痛鞭马尸，讲讲马克思和他的学生们是怎么把社会主义这种空想变成一种实在的社会制度的。 当代社会主义者们最常见的诡辩，就是否认共产党建立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声称自己要建立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和共党那套完全不同。所以，不能因为共党的失败，就把社会主义理想那个宝贝婴儿连同洗澡水一道泼出去。 这些人忘了，共党虽然在政治上实行暴政，但在经济上实行的确实是公有制，建立的确实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使将政体改变为民主制度，“民主社会主义”和共党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上并无不同。在上层建筑中注入民主、人道的糖浆并不能给经济基础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而绝大多数在共党国家中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知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毫无生机，因为它窒息了人类活动的基本动机：自私自利。因为基本生产关系违反人性，社会主义便永远只能是人类的美好幻想，pipe dream 而已。哪怕实行民主，它也并不能改变人类的自私天性，使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奇迹般地充满勃勃生机。 由此导致了我在《邪教的理想》中指出的社会主义的两大特点：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绝对不会自发地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出来。 众所周知，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制度全面崩溃以前就在社会 中局部地自发地形成了。西方的封建生产关系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代替封建制统统如此。在新制度全面代替旧制度前，新旧两种制 度总是在社会中并存很长时间，直到新制度以其优越性在和平竞争中全 面获胜，取代了旧制度，如同内燃机取代蒸汽机、录音机取代唱机似的， 根本不需要谁去人为地‘破旧立新’。但迄今为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从来没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自发地局部地形成。 二，人为建立的局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违反人性而毫无生命力， 必然要在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争中失败。” 马克思之前的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利叶辈看到了第一点，却没看到那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毫无生命力而造成的，于是逆天行事，集合同志，筹资办了几个公社，最后弄得自己倾家荡产而后快。 马克思不但这两点都看到了，而且也在其著作中承认了这两条，但奇怪的是，他却看不出这正好证明了社会主义毫无现实可行性，根本没有天然生命力，在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中绝对没有苟延残喘的余地，却用阴谋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认为那是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以非剥削制度取代剥削制度，因而必然要遭到剥削阶级的扼杀，所以，除非取得国家政权，在全社会范围内强力推行，否则就绝无可能自发建立。 马克思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一种政治主张，没有什么他最崇拜的“科学性”可言，于是便白首穷经，力图找出“幽灵”必然诞生为肉体凡胎的“科学”根据来。这“科学根据”除了加人那个高中生外，想来大家都在大学政治课里学过，这里就不重复了，我只想指出一点：政治教科书上那些“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之类确实是老马的宝货，并不是列宁等后世徒弟塞进去的。总而言之，根据他的唯物史观，生产力就像不断长大的脚，而生产关系就像僵死不变的鞋，迟早要被前者撑破。既往文明史已经屡次证明了这一点。时至１９世纪，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这双“脚”是再也不能为私有制的“鞋”容纳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主观愿望，而是历史规律决定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奈何不得。 有趣的是，这学说明明是一种以“回顾”推导出“前瞻”的玩意，而且毫无数理统计支持（跟老郑那本书似的，呵呵），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其实一钱不值，顶多只能说是一种猜想，可老马却兴奋地从澡盆里蹦出来，精赤条条地冲到满是红男绿女的大街上去，大叫大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空想从此变成了科学！” 我常想，要是老马泉下有知，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那双宝鞋至今还远远没给撑破，倒是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共党国家到欧洲那些在个别部门实行公有制的国家，直到印度、缅甸那种贫穷社会主义国家，没一个不是死样怪气，“宽大”的鞋子硬生生将一双天足勒得骨断筋折，成了三寸金莲，不知他是否会为自己忘记看１９世纪伦敦公厕墙上的告示：“出去之前，请整理好裤子”而脸红，更为世上如今还有这么多痴迷信徒而沮丧。 然而老马那个非科学家有的却是比科学家还足的气魄。正如他在数学手稿中把无穷小量武断地当成零处理那样，他就是有本事在毫无实验证据和统计资料支持的情况下不但把一种未经检验、未经证明的假说当成科学，而且无限拔高，上升到“客观规律”、“历史潮流”那种相当于传统中国的“天命”的宗教地位。这种学术上的傲慢，端的是空前绝后。 奇怪的是科盲们到今天还在相信这种宗教式的“客观规律”，便发梦也想不到那“天命”完全是先验的豪断，从来就不曾应验过。这在一个愚昧的国度也不足奇：既然有那么多人相信气功大师们的“预测科学”，坚信马克思那一一破产的预言又何足为奇？不是教祖的法术不灵，是巫师们捣了鬼或不成器。 因为是科盲，老马便竟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理论从一开头就面临着一个不可逾越的悖论。众所周知，自然科学揭示的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一定要失败──啊，对不起，惯性思维──是自动发挥作用的。例如万有引力定律决定了闯入地球引力场的流星一定会向地球坠落，这并不需要谁去人为施加作用力。因此，既然“天命”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到来，那就无论是谁也改变不了这个过程。时机不成熟时，你去揠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时机成熟时，你就是想挡也挡不住。所以，在老马给大家算出这天命来之后，大家要做的，就是什么也不作，乾等着社会主义自动受孕发育成熟生下来得了。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丈夫，都决不会去疯到用人力去干扰生孩子的自然过程，还没受精就去把妻子的肚子用利斧砍开。 有趣的是，在这点上，老马似乎受了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影响。作为政治家，他本能地感到社会主义的问世必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必然会受到强烈反对，为此，他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独裁的罪恶主张，不但提倡用人力去实现这据说是由天命决定的必然过程，而且鼓吹使用独裁的强暴手段，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和“必然实现”的预言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作为１９世纪最常见的拜科学教教徒，他既然标榜自己的“预测科学”是科学，那么好歹还是意识到了必须有时机成熟这一条。根据我的记忆，他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有那么几个前提：第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成为无产阶级；第二，无产阶级革命只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生产力再也无法向前发展时才会爆发。我记得他曾强调过（记不得是哪本书上看来的了，不过确实是他的书），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有发展的余地，革命都不会成功；第三是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质的，决不可能在一个国家获胜。革命必须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才会胜利。 关于无产阶级独裁，老马说的要比后世信徒奉行的伪无产阶级独裁要温和得多。他认为，因为彼时无产阶级已经壮大为人数最多的社会力量，这种独裁当然是正义的，而且，因为人多势众，要压服反革命也就轻而易举。这独裁为期不会很长，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而此后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我记得他基本上是用“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词）比美国还要民主（记得老马颇欣赏美国式民主，只是觉得那还不够）。如果他知道后世老毛会提出那种“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那种文盲说法来（这两者互相涵盖，例如一千年就同时是“五十年外”和“一百年外”），不知要作何感想。 但哪怕在这里也能看出老马的逻辑混乱来：既然无产阶级革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全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革命家，革命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心意，那还有什么必要搞“独裁”？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里试图为这矛盾弥缝。记得他说，这无产阶级独裁，就跟文明社会中群众自发制止大街上调戏妇女的极个别流氓差不多，其实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警察行动。 就是这人为进行社会革命、通过无产阶级独裁来强力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张，把马克思和他的先驱们截然分开。这就是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实际社会制度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马克思这谬论，仁人志士们只是满足于自己掏钱办公社，则于今世上只是多了许多笑话，不会有那么多的“鲜血随心翻作浪”的人间惨剧。通过提出“无产阶级独裁”的罪恶主张，无论马克思原来的用心何等善良，他都是为后世的独夫民贼们提供了一个窃国自肥、残民以逞的最有力、最方便的法宝。普天下的流氓痞子之所以爱念这本歪经，其原因就是这一条。 的确，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冠冕堂皇的独裁借口来了：第一，独裁者代表的是神圣的天命，等于上帝代言人；第二，独裁者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民意。中国古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马克思的这一大发明，却把独裁这种下流勾当变成了“天视天听自我视听，民视民听自我视听”，把上帝的光环和人民的桂冠双重地加在流氓痞子的头上。这种聪明把戏，大概也只有犹太人想得出来。 ６０年代我党在和苏修论战中，曾多次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独裁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而一切修正主义者都试图阉割这个灵魂。其实这话说得并不错。如果宫去这两条，马克思主义立刻就变成和它的先驱毫无差别的空想社会主义，绝对没有实现可能。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无论是考茨基的徒子徒孙们提倡的议会道路，还是６０年代美国愤青们的乱睡群交公社，都从未在哪个国家中缔造出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独裁，才有可能人为制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今天所谓民运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绝对离不开这两个法宝。所谓“民主”不过是他们用来欺骗勾引群众的幌子，跟我党４０年代玩的“民主”把戏毫无差别。 如上所说，马克思政治学说面临着一个内在的悖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必然爆发的，也就是说它应该是自动发生的，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又需要人为地去干革命。这个悖论成了后世弟子的难题，便使用光明领袖（≥英明领袖）最热爱的“辩证逻辑”也无法解决：既不能无所事事，守株待兔，袖手坐等革命高潮自动到来，又不能违反“客观规律”，时机未成熟时便去人为制造革命，用利斧把妻子空空如也的肚皮砍开。因此，判断“革命时机是否成熟”便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惜，这完全是人言言殊的事。 马克思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给出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判断时机的几条“客观标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全面阻止了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社会大多数成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进入革命前夜，等等。不幸的是，这些标准除了第二条比较容易把握外，其他两条都并不像表面上看来的那样客观。 先说第一条。如果马克思活到上世纪３０年代，目睹了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一定会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扼杀了社会生产力的表现，做梦也想不到人家在劫后还能来个“凤凰涅盘”。他这儿的理论公设其实完全错了，错在先验地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双“鞋”是双僵硬的水晶鞋。其实那是一双可以时时调整尺寸和松紧度的橡胶鞋，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弹性大到不可比拟。 至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同时进入革命”更是胡言乱语。各国的经济发展根本就不平衡，从理论上来说决不会同时进入饱和状态。那么，“先富起来的那部份人”怎么办？坐视熟透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本国的生产力活活扼死，耐心等待外国穷小子们发起来？ 这些理论漏洞便成了后世“修正主义”者和“正宗马克思主义”者们分道扬镳的由来。撇去双方互相进行的恶毒侮辱，两者的区别实际是教条主义者和实干家们的区别。前者是思考型的书呆子，尊重老马设立的“客观标准”，主张守株待兔，反对利斧剖腹；后者是行动型的职业革命家，主张人为制造革命，别管那么多，先干起来，把老婆的肚子破开再说。 在把马克思的空想化为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列宁起到了无人可以代替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信徒们来说，“天不生列宁，万古如长夜”一点不算夸张。说来有趣的是，他的座右铭不是马教祖的教导，而是拿破仑的名言：“首先要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也就是说，先把老娘们的肚子砍开，再看那里面有没有胎儿。在这格言的指导下，他成了“政治剖腹产学”的发明人和成功的实践者。 从理论建设来说，列宁对马克思原始学说毫无贡献。他的个人贡献是把一种“理论科学”变成了应用工艺。在总结俄国１９０５年自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他得出结论说，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自发的人民革命根本就不会成功，革命不能通过人民自发进行，只能由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 ）制造（make）。如所周知，现代社会的专业人士都是学校训练出来的。列宁当然知道这一点，于是便在瑞士开办了世上第一所训练这种专业人士的秘密学校，以训练出来的专业革命人士为核心，组建了世上第一个集军队和黑帮会的特点于一身的秘密政党──布尔什特（bullshit）党，再用这来煽动、组织、指挥人民去为他们流血卖命。 尽管发明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政权颠覆工具，革命高潮却迟迟不到来。斯托雷平的改革，迎来了俄国在２０世纪最高速的经济增长，犬儒主义的盛行使得人民对流血送命毫无热情。如同今日许多海外民运人士一般，列宁对此深感绝望，曾在苏黎世对一群青年社会主义者说：“我们这代大概没有希望看到即将到来的革命决战了。” （"w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may not live to see 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coming revolution."）的确，因为和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闹翻，又主张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搞垮本国政府，他领导的布尔什特党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直到二月革命爆发前夕，该党才有区区不足道的２５０００党员。 但大战改变了一切。俄国在东线惨败，主力被歼灭，丧失了大量领土。后方经济崩溃，人民饥寒交迫。出乎列宁的意料，二月革命自动爆发，沙皇政府半自动地下台。行动家列宁看见了暴露出来的肚皮，赶紧跪求德国主子用专列送他回国，趁机使用德国提供的大量金钱疯狂扩张，扩大影响，将党扩大到了８００００人。尽管如此，布党的实力根本就比不上社会主义同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机构苏维埃完全在后两者的控制之中，布党在革命后的政局中根本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应该和孟什维克重修旧好，合并为一个政党（两党原来是一个党分裂出来的），并和社会革命党人合作，在俄国实行议会民主。这种想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教旨。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应该有一段很长的民主资本主义时期。俄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历史上更没有过英美法那样的议会民主实践。因此，书呆子们当然要认为刻下的当务之急是补那缺了的一课，先按步就班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建设起来再说。 不料列宁提出了所谓“四月提纲”，彻底否定了这一提议，并提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超激进主张。他提出废除国家杜马（当时政局非常混乱，国家有两个政权并存，即国会【杜马】下属的临时委员会，以及社会主义党人如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布党共同控制的苏维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废除警察、常备军、整个官僚机器、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将一切私人银行合并为国家银行，等等，等等。 这主张之荒唐，谁都看得出来。别的先不说，俄国虽然发生了革命，但还在和德国人交战，废除常备军岂不是要跪迎德军入主彼德堡？因此，它引起大多数同志反对就是很自然的。但列宁获得了基层痞子们的支持。如同早期中共一样，俄共也由外国回来的知识分子和在国内干地下工作的痞子组成。前者除列宁外还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后者包括斯大林那个银行抢劫犯。前者看不起后者，而后者讨厌前者，因此当列宁受到知识分子们（跟中共“理论家”们的区别是，那些人可是真的知识分子）的反对时，痞子们不问理论上的是非（本来他们也不懂），当然要站在列宁那边。 因为有痞子们撑腰，列宁便坚持他的激进政见。６、７月间，俄共接受德国人金钱资助的证据被法国拿到，交给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于是下令通辑列宁及其党徒。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逃亡，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被捕（后又被释放了，可见临时政府之混帐）。列宁此时便决定铤而走险，宣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希望已经破灭，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 这决定引起了党的分裂。书呆子们知道，俄共当时是俄国无数政党中无足轻重的一个，绝对只代表少数人。如此轻举妄动，不仅是政治上的自杀行为，而且构成刑事犯罪。此外，从理论上来说，俄国当时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在西方人眼中根本就不是欧洲一部份，属于亚洲的半野蛮人。说到生产关系，俄国在亚历山大二世手上才废除农奴制，资本主义建设从斯托雷平改革上才正式起步，生产力非常低下，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的规模和影响简直在广袤的俄国土地上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去干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简直就是强奸马克思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是公开在报纸上登出文章，谴责列宁的轻率冒险。就连斯大林那痞子这回都没敢支持他那荒唐的赌博。 然而列宁的赌徒本能是对的。在这方面，他比马教祖高明得多。革命的发生和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我在论述暴力革命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过革命发生的主客观条件。当时的俄国其实都具备了这些条件：深重的社会危机引起的民众普遍不满，懦弱昏庸陷入瘫痪状态的政府，以及意志如钢、心狠手辣、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革命党人作为核心领导。二月革命不但没有解决战祸问题，舒解人民的水深火热，反而造成了权力和权威的巨大真空，导致了国民思想上的巨大混乱。混乱的政治局面，导致两个甚至数个政权并立，政出多门，互不买账，政府无法调动军队…整个国家机器实际上是陷于瘫痪状态中。此时不痛下毒手猛砍肚皮，更待何时？等到混乱局面过去了，资本主义民主确立起来了，建设搞上去了，生产力高度发达了，便再也没有“革命时机成熟”那一天。说到底，哺育革命的温床不是社会富裕，而恰恰是贫穷。只有饥寒交迫时，奴隶们才会“起来起来”。 因此，列宁在这点上强奸马克思，强奸得非常合乎“理性”。他那“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政权问题”的名言，客观说来是将马克思主义从空想转化为现实的里程碑。如果不毅然下手用利斧砍肚皮，则那婴儿便永远只会是个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幽灵。 因此，西方学者在评论马列的传承关系时，常说“列宁主义把马车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前面”。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把车毅然地放到马前面去，则那车永远也不会动起来。那车是推车，不是用来拉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靠人为强力制造出来。马克思又想作婊子又想立牌坊，又想干革命又想讲究“科学”，弄出个悖论让后人在等待和行动之间捉摸不定，空劳神思。倒是列宁痛快，看出立牌坊的不可能，乾脆扔掉“自发”的那条，卷卷袖子直接去制造革命。 不过，列宁毕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当起婊子来毕竟还有点拖泥带水，不够痛快。他用来绕过理论上的陷阱、说服党内那些理论家的理由是：正因为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最不发达的，所以才构成了帝国主义锁链中最弱的一环，变成了最容易攻破的堡垒。而俄国革命不过是整个世界革命的序曲。俄国革命的爆发，一定会引起世界革命总爆发。当欧洲那些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俄国就成了社会主义“世界国”的一个“省”（注：此非列宁原话，是我借用敬爱的林副统帅的生动表述）。此时再由先进的老大哥们来实行扶贫活动，西水东调，填平补齐，大家便能手挽手地同赴西天极乐世界了。 从理论上来说，老列发明出来的这一政治预言，倒是填补了马克思那个忽略了各国发展参差不齐的理论漏洞。不过，这也说明他在内心深处还是深知俄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说明他确实是马克思“世界革命”理论的虔诚信徒。在他，发动十月革命其实不是为了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而是以此来触发世界革命。等解放了隔壁阶级兄弟后，再来真正地解放自己。 因此，列宁及其同党是将十月革命当成世界革命的一部份来制造的。他们深信该革命的成功取决于世界革命的成功，从来没想到过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他们在第三国际上花了极大精力，到处输出并支持革命。当革命终于在德国、匈牙利爆发，并一度成立了苏维埃时，他们的狂喜简直是难以描述的。 不幸的是，无论是马克思的预测科学，还是列宁的预测科学，都远远比不上姜子牙的袖占一课。列宁望穿盈盈秋水直到咽气那天，世界革命都未如愿爆发。于是尴尬的难题便摆在大家面前：无论是马还是列都从未批准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大家却鬼使神差地在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了“无产阶级独裁”，怎么办？ 书呆子们不死心，死抱着“世界革命”的梦想不放。眼光始终放在国外不收回来。倒是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前银行抢劫犯斯大林没有那些“牌坊情结”，比知识分子要脚踏实地得多。他本来不懂多少理论，以前只写过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此时按共运规矩，想当皇帝，就得具备教主的理论素养，于是恶补一番，发明出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出来。 可笑的是，布哈林那个俄共最优秀的理论家（按，这是列宁遗嘱中的评价）却给这理论吓得半死，曾对人惊呼：斯大林完全疯了！这完全是违背马克思教导的！这位同志玩理论玩到连起码常识（＝１８岁前积累的偏见）都丧失了。事情明摆着：这老虎是骑上去了，难道能因为现实不符合理论便撒手不干？总得发明个理论来将就现实，以此作为掌权用权的依据，并开始建设国家吧？所以，客观说来，斯大林确实是列宁的衣钵传人。是他完成了列宁的未竟之业，走完了将社会主义空想变为现实的最后一步。 说是最后一步也不尽然，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此后的岁月里，马克思的理想终于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陆续在若干国家变为现实。无论是革命的范围还是革命的前提都远远突破了原来的僵死教条。从范围来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从原来预期的全世界同步动作，先是缩小到可以在一国首先建成，后来进化为半国也成（北韩、北越、东德）。从前提来说，人们发现要建成社会主义，其实根本不需要发达到饱和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高度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不但可以在中国那种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与马克思熟悉的欧洲社会截然不同、从未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东方国家建成，而且甚至可以在柬埔寨那种全国“工业”只有一个哈哈努克亲王开办的国立赌场的原始丛林中建成。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独裁，竟然可以变成一种无米之炊，在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里使用痞子流氓作为代用品制造出来！ 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充份证明了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能创造出何等奇迹来。这真是对他的“唯物史观”的绝妙反讽。不仅如此，人们还发现，其实越穷的国家越容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越富裕的国家反倒越没希望。马教祖泉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这伟大的“科学”最后变成世上最大的笑话，根本就不能只去责怪后来人。其实那是该“科学”本身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不管是谁，想去填补马科学家那悖论留下的巨大漏洞，都只可能使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方式。今天，那深如河汉的大洞仍然摆在那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放弃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想法，那就还得面临那判断革命时机是否成熟的世纪难题。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根本就不配有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再怎么也没有美国的发达。所以，那些想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民运同志，最好还是打消这个反科学的念头。建议您们（对不起光明领袖了，再次犯了误用讳字的该杀头的罪）把注意力集中到美国上去，在该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万恶的资本家独裁，建立无产阶级独裁。 在道义上，这革命设想按马的原教旨一点都不错。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从来是针锋相对的。他的名言是：“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所以，您们完全有充份的道义资格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就地大干社会主义革命，解放急待解放的美国阶级兄弟。只是在动手制造美国革命之前，恐怕还得弄清两个小小的事实：第一，现在美国还有没有经典的无产阶级；第二，无产阶级是否已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当然，以革命家们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要解决这两个小小问题想来是不费吹灰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