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此人名叫方苏雅,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这些照片有一天会被一个中国青年万里迢迢地带回故土。但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方苏雅其人
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1935），中文名字方苏雅。1857年8月生于法国洛林地区一个殷实的呢绒商人家庭。15岁沦为孤儿。从军参与政变失败后，改学法律。1880年被省长比胡收为义子进入法国内务部、外交部。 1893年任法国外交部长私人秘书。 1895年12月起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 1899年12月起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 1900年3月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 1903年9月兼任法国驻云南省代表。 1904年任满回国，同埃莲娜·马尔芒女士结婚后隐居乡间，并修建了一座名为“小中国”的庭院。 1935年7月4月病逝。 作为一个殖民外交家，方苏雅是法国殖民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所到之处与中国地方高级官吏交往很深，尤与广西提督、抗法将领苏元春交往甚密，结为兄弟，“方苏雅”这一中国名字也因此而取。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03年昆明教案中方共雅轻易得到了清军的护卫，从家撤离。这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征。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方苏雅以自卫为名，携四十余驮军械至昆明，被南关厘金局扣压。方苏雅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昆明民众义慎填膺，包围领事府，捣毁了部分天主教堂。昆明群众的反帝斗争因清布政使治课带兵镇而告失败。方苏雅和32名法国人在云贵总督丁振铎的保护下全数撤低北部湾。1903年，昆明教案终以允许英法合办公司开发矿产、向法方赔款白银十二万两告终。 1904年滇越铁路破土动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国政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铁路修建权，以获大量的矿产资源。”方苏雅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云南。滇越铁路修建期间，大约有6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
昆明古城风貌
Ancient Kunming City? 1899年
百年前熙攘的一条路(1899年)： A road hustling and bustling a century old ago
图中的白塔(现已毁)位于云南府城东２里处，是当时拓东路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图右的建筑是古真武祠，为旧“汉营”，相传是诸葛孔明南征时屯军之所，唐代建拓东城，因此祠内有诸葛亮石刻像。从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主要街道的路况和两旁的集市贸易情景，是极有代表性的老昆明风情图。方苏雅选择塔洞内有人、路中有牛车的时机拍照，是为了留下尺寸上的参照。这也是他惯常的做法之一。
昆明北城门(1899年)： The north city wall of Kunming
城建于明代，城上之楼叫望京楼，京就是指帝都北京。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楼(包括内城门)虽然朝北，城郭的门却朝东，代表的是龟掉(摆)尾之形。此外，当时的北门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坟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舆家的设计不仅将城墙造得格外坚实以抵挡鬼气，还在城楼上塑有道教神像驱凶避邪。
盘龙江畔的昆明城墙(1899年)： The city wall on the bank of the Panlong River
远处的金马山影表明这是昆明小东门一带的城墙，这里地势较低且紧依盘龙江--历史上多次肆虐沿岸的一条河，也是昆明最重要的水道。据老昆明回忆，它涨水时“坐在城墙上就能洗脚”。于是治理它就成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要课目。受它的影响，古昆明城池的形状建得并不方正，东边略偏。
至今尤存的东西寺塔： East and West Temple Pagodas which still exist
1900年 昆明
“城南双塔高嵯峨，城北千山如涌波”，明初史谨在诗句中描写的这种景色，今天在昆明城仍能见到，只是东寺塔(图右)已不是史谨看见的那座南诏旧物，位置也更偏东，出了东寺街。
个性强烈的500罗汉： 500 arhats with peculiar characters
1900年 昆明
方苏雅拍摄这张照片时，罗汉群雕塑成不久，故彩塑衣饰簇新，色泽鲜亮，衣纹优美。对照今天我们看到的500罗汉，可以发现一些罗汉已经移位变形。比较明显的是向九天揽月的罗汉，原来的手比身长数倍，后来不知为何变短了。
省垣第一名胜——圆通寺
Yuantong Temple, the frist historical site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1898年 昆明
圆通胜境坊前的贫民： Poor people in front of Yuantongshengjing arch
照片上的“圆通胜境”四字相传为明末黔国公沐天波所书，但并无具体史料佐证。方苏雅摄影，很少单照景物，而这张照片中那对相互抱紧的父子与高大牌坊之间的对比，不但令画面生动，也给整副照片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历史与人文内涵。
令人诧异的护法巨龙： Surprising dragons protecting the law
照片中的两根10米高的盘龙巨柱位于圆通寺大雄宝殿的正厅，这种代表皇帝的符号出现在寺庙中实属罕见，对之的解释也说法不一。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一现象应该与由于“靖难之变”逃到昆明的明建文帝朱允有关。相传建文帝到昆明后即在武定狮山正续寺出家为僧，法名应文，不久升任该寺住持。但为了避免明成祖派人跟踪，应文大师甘作一名游僧，行迹不定。圆通寺历史悠久，又是昆明城区最大古刹，应文曾在这里久居是完全可能的。否则以一外省寺庙而建如此巨大的两条巨龙，法、理上都不太可能。
海源寺百年遗影： A photo of Haiyuan Temple taken a century ago
1900年 昆明
青山古寺，静谧安详，这是百年前海源寺给人的印象。据说从前殿内还有玉兰花一大株，根粗将近一人合抱，开花时满树皆白，香盈殿庭；寺前还有戏台，每年正月十五的庙会都有数千人前往游乐。如今这一切都已盛况不在：照片中背后的青山已成为采石场，寺内一切均破败不堪，且将房屋租借给民工贮藏炸药。呜呼!如此古寺，真的是在“火山”上面险情万状地苟延，随时都有“性命”之忧。
劫波历尽存金殿
Bronze Hall built after a catastrophe1901年 昆明
全国最大的铜殿： Bronze Hall, the biggest in China
照片中驰名海内外的昆明金殿因其坚固而熬过了战火、地震乃至“文革”，留存至今。它比北京颐和园万寿山的金殿保存完整，比湖北武当山金殿规模大，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纯铜铸殿。
镇殿之宝： The treasure housed in the Brozne Hall
很难想象照片中的两个男子能使用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的衣着表明他们都是方苏雅的差官。可能根本就没有人能佩带左边的七星宝剑，但传说右边的大关刀是吴三桂用过的，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62岁时起兵反清，誓师后“上马驰骋于军较场者三匝，就马上举戈而挥者三”，举起挥舞的，或许就是这把大刀。
总督、巡抚的排场
Extravagence of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1902—1903年 昆明
只能留下背影(1902年，昆明)： Only the backs are visible
这是在昆明东南郊菊花村举行的迎接云贵总督进城仪式。笼 罩在图片上方的这把洋布伞在当时的昆明已经意味着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时一般男子出门，天晴戴一顶细篾帽，天雨则戴一油篾帽，撑油纸伞的已是极为讲究之人。当然，真正有排场还是图中坐在马上的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他们都是一品，从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苏雅以法国驻云南府领事身份获得的官品是从二品，按规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时不得正面抬头观望，因而方苏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给尊贵的云贵总督留下一个背影。
赤脚仪仗队(1902年)昆明：Bare-footed guards of honour
在离法国领事馆很近的桦子坡街道上，巡抚的官队正在通过 。虽然于回避牌中穿行的仪仗队给人以逻辑混乱之感，(它将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 在了一起)，但这却都是清廷高官威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照片中尖锐斜插的彩旗杆与沉闷 的背影也使画面充满冲突，不过右下角的那个男孩超脱于事件之外，他们通常都是临时叫来 充当仪仗的街童。只有他与相机镜头产生了对话；因为他与摄影者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老昆明众生百态
Various carriages of peiple of all trades
1896年—1903年
背栗炭的青年（1899年 昆明）：Youngsters carrying chestnit charcoal
栗炭是老昆明常用之燃料，旧时很多地方都有专卖店。图中这兄弟俩即以送碳、烧碳为业。他们是方苏雅照片中最健壮的中国人之一，这可以从他们富有雕塑感的体型以及背上高垒的栗碳上看出。方苏雅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他们背筐下的支撑柱，今天的我们则更为照片所呈现出的纯朴之美及力量感而动容。
副武装的更夫(1899年，昆明)： A fully-armed watchman
这个更夫在同行中堪称衣着华丽、装备齐全，而且工作范围也小——仅限于法国驻昆明领事署内。他的工作用具除装蜡烛的灯笼，中空的木鱼以及木帮子以外，还有一把作为武器的小刀，理论上用于对付盗贼。方苏雅戏称他为夜间吵醒人的人，实际上则是代表法国人与中国生活方式接轨的一种象征性尝试。
茶客们(1899年昆明)：Tea-drinkers
据《纪我所知集》记载，往昔昆明“茶铺内之一切设备极其朴陋，大火炉上支一把大至无比之铜茶壶，内能容水四至五大桶，壶把粗若孩童臂，把以铁练套住，扣在一比较粗实之尾柱上。旁为砖砌蓄水塘，塘近于墙，墙上则绘一乌龙吐水。饮茶者至，则挈一小壶茶，一半土半磁之茶杯以供客。……”但在这张照片中，方苏雅的兴趣不在茶具而在人：左数第三人是他在中国民间看到的第一个戴眼镜的人。此外从画面判断，戴眼镜的人背后头包白帕者可能是伙计，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男子穿着完全相同的装束，也许就是当年的时装吧。
小吃摊前的人群(1900年，昆明)： A crowd surounding a snack stall
民以食为天，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许多习惯历百年而不变：遮挡高原阳光的大伞至今街边常见，传统的豆花米线馆、锅魁甜浆馆也仍是昆明人去得最多的地方。但背景中的传统建筑已大面积、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当然也包括图中人们那种对一个外国人的强烈好奇。
三人轿夫(1896年，红河)： Three sedan-chair carriers
从照片中看不出中间轿夫起什么作用，也许他只是个替补者，但眼下他的姿式在加重另两人的负担。无论如何这是个辛苦的职业，而轿中的人往往也并不舒服：如果爬坡，两脚就会悬空，身躯后仰不敢动弹；下坡时则要用力用膝盖和手撑着轿子的隔墙，以免从门口溜下去。此外官人和妇女都要紧闭门窗，不能沿途观赏。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折磨，而方苏雅则认为这“像是为适应在汹涌波涛中航行而做的健身运动。”
粉墨登场的滇戏名角
Famous Yunnan Opera actors 1901年 昆明
倜傥小生： Unconventional young actors
由于照片是摄于富商王炽的婚礼上，可以推断主要演出者必为当时的名伶。从时间上推断，图中人物极有可能是当时驰声云南伶界的小生李小春。罗养儒形容“其唱工与做工，真为他人所不能及”，尤其是演出离别戏，能令一般妇女“泪下涔涔”，“真名角也”。
残酷的刑法
Cruel punishment 1899—1900年 昆明
被吊死的囚犯(1899，红河)：
站笼又称立枷，这种特制的木笼上端是枷，卡住犯人的脖子；脚下可垫砖若干块，受罪的轻重和苟延性命的长短，全在于抽去砖的多少。有的死刑犯会被 如此示众三天后论斩，有的则像图中这名囚犯一样被活活吊死。从木笼立柱上层层剥落的字 迹上依稀能看见“徐老九”三字，也许就是这名惨死者的名字。据记载晚清一名叫刘松廷的 滇戏演员也是死在站笼里。他因武生功夫了得，被诬偷了云南藩台的银子而将其装进站笼逼 供，因忍受不了折磨自行踢开脚下砖头被吊死。现在看来，官腐刑苛可算是大厦将倾前的表象吧。
“站”以待毙(1900年，昆明)： Waiting to be beheaded
这是重刑犯所呆的牢房，右边站笼里的囚犯三天后就会论斩。为了不让他低头睡觉，一根铁刺被立在了他的喉咙下面。他们所犯何罪，有没有罪已不可考，面对照片的我们也唯有恐惧——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个年代。
苏提督的全副戎装(1900年，昆明)：
Su,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Guangxi Province in military uniform
完全可以想象方苏雅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广西提督苏元春的这身戎装的，虽然苏提督的确曾如此率军抗击过法国军队。如今这金盔铠甲上的荣耀正与苏提督一起在渐渐老去，甚至可能像挂在他身后沉重乏用的刀箭一样成为负担。历史无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身装备就将永远消失在战场和军队里，成为博物馆和戏团的收藏品——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与没落都尽在其中。
贵妇华服(1899年，昆明)： A lady from a noble family in gorgeons clothing
这位贵妇衣袖上两道明显的折痕表明，这套华服很可能是压在箱底的陪嫁妆奁，是专为拍这张照片而特意穿上的。若在平时，这种装束也只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昆明人叫“做大客”)时偶尔穿穿。宽大是当时女装的主要特色之一，袖宽一般在一尺三四以上，大到二尺三四。除照片中清晰可见的镶锈服饰和头部的珠翠钿子(勒子)外，这种装扮在女子的后发髻上一般还有若干饰物：一对长约四寸、阔近半尺、重至三、四两，银底板上镀金点翠的大宝石花，一枝大挖耳及若干枝玉茉莉果针、若干枝绒花，再连上簪子、绾针等，再加上一对金耳环附一对玉连环，其重可想而知。如此繁复的装扮配在一双小脚上，当时的贵妇自然是宜静不宜动，囿于“妇道”之中的。
天足劳动妇女(1896年，昆明)： A bare-footed labouring woman
这位表情憨朴、体态健康的劳动妇女不仅没有缠过足，而且是赤脚站在乱石堆中，脚上有几道明显的草鞋勒痕。尽管如此，她的服装仍具有宽大繁复的时代特征(如裙外再套褂)，只是为了便于劳作而大大缩短了衣袖裙裤的长度。再请注意她的耳环及其下坠心形连环，排除质地，这在大的形式上与贵妇并无差别，可见这是当时的普遍风气。只不过在贵妇那里它只是繁多喧哗的装饰之一，而在一个劳动者身上则像一个美好愿望或回忆那样有着纯朴自然的光亮。
倾城美妇人(1899年，昆明) A woman of enchanting beauty
图中女子是时任云南府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海关)局长的太太，为当时昆明城内有名的美女，照片中她所拥有的一切也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美学：圆满姣好的面相可以“望夫”，三寸金莲意味着“妇道”，加上宽大繁复的衣裙表明她完全脱离劳动；在服饰上她钿、环、戒齐全，金玉交辉，胸前挂着怀镜(抑或是香包、怀表?)，镯子更是成双成对地在手上堆积；左手执一帕大概是女红作品，右手执一扇与背后诗联则是风雅所需；磁器茶杯与水烟杆为当时通用的身份地位象征，旁边一叠经书(《素女经》之类)也是每个淑女之必备。这一切与她身后的那些盆景在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这种关于限制与矫饰的精巧美学注定将因人非草木而从后代妇女身上消逝。
东方美男子（1900年 昆明） Oriental handsome man
图中男子系当时一不可考的文官，他方脸隆鼻、眉眼有形，印堂宽大，不论在中国人还是方苏雅眼中都是典型的中国俊男标本，所以留下这张模特式的胸像。但从今天穿越百年看回去，这名男子虽然气质儒雅，神态也很端正，究竟缺乏生气与力度，与方苏雅拍下的其他清朝政府官员并无本质差别。
金榜题名三名士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题名的云南名士当中，以右首袁嘉谷衣着最为朴素。据《纪我所知集》载，“袁实寒土也”。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昆明人士为培补昆明风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资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楼，作为经正书院高才生的袁嘉谷因家境贫寒仅“捐金五钱”，名列刻名的倒数第一位。十年后，他终于在金榜上将自己的排名纠正。
一个法国领事在中国
A French consul in China
法国国庆日的盛宴(1898年7月14日，龙州) Grand banquet on French National Day
照片摄于方苏雅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期间的最后一个法国国庆宴会上。堂上挂的“德敷远人”横幅表现的本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与气度，而在109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则是“平等、自由、博爱”；但在英法联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炮舰政策流行的当时，这些语言显得异常的苍白，就像闪光灯照射下的每个人的面孔。
狐假虎威(1900年，昆明法国领事府)： Making a cat'paw of each other
方苏雅时代的中国，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经常出现官府与洋人互相借力的情况。这张方苏雅与其卫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现了这种关系。实际上，方苏雅曾从官府手中救下其前卫队长的性命，而这支官府派出的卫队也数度帮助方苏雅从民众包围中脱险。
领事、乞丐与差官(1900年，昆明)： Consul, beggar and bailiff
照片摄于昆明城垣内最大寺庙圆通寺，是方苏雅与所有中国人合影中最亲密的一张——他的手揽着一个行乞的叫化子，而左边他的差官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显然照片不是出自方苏雅之手(那时还没有自拍装置)，在构图、取景的各方面都与方的照片差距明显。
法国领事与抗法名将(1896年，广西)：
French consul and a famous anti-France general
再没有一张照片能这样形象、准确，而且真实地反映当时中西文明的对比了。作为一个外交部的文官，方苏雅的年轻、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将苏元春露出了老迈，那身表明其官衔(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显沉重。他们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但方苏雅认为他们没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个陌生人，尽管“方苏雅”这个名字就是苏元春所取：方是来自于“弗朗索瓦”，苏来自于“苏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风雅。
方苏雅与埃莲娜·马尔芒女士： Auguste Francois and his wife
他们在1904年方苏雅任满回国后结婚。埃莲娜·马尔芒比方苏雅年轻20多岁，更多活了整整半个世纪，但始终对方苏雅保持着怀念和几乎是宗教式的崇敬。
挂在领事衙门口的头颅： A head hung in front of the French Consulate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参与者也许都具有朴素的动机和目的：敌视基督教文化，渴望恢复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但那是一个电报已经普及的时代，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传到昆明后，民众发现曾经默许甚至鼓励他们的清政府已经迅速转而把刀放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这颗挂在法国领事衙门口的头颅清楚地显现了这一运动的悲剧性。
前来护驾的清军： The Qing army who have come to protect the consulate
居中的男子姓苏，他奉命带着一支300人的卫队前往法领事署负责保护法国人。但当上万民众围困着他们时，这些连鞋也没有、背着烟筒和梭标的卫兵害怕得两条腿在裤子里发抖。但正是这个苏最后给方苏雅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消息，使法国人得以在清晨撤离，避开了激愤的民众。
古老令旗下的现代步操：
公元1884年)前后即因战乱而片瓦无存，演武厅周围都是乱坟堆，仅能供军士操练而已。而在“令”字旗下操练德式步伐，虽然怪异，毕竟还是一种有机结合。
洪化堂炮队在操练： The artillerists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are drilling
洪化堂(后称讲武堂)建立以后，聘请的是德国人任教官，创设绥靖新军3个营，炮队一个营。照片中的炮队学员正在练习使用德国克虏伯炮，但近前三个学员似乎并不专心。此操场原为吴三桂官邸，现在省农展馆一带。
巨商王炽
Rich merchant Wang Zhi 1900年 昆明
迎彩礼的王炽一家(1900年，昆明)： The Wang family receiving the dowry
摄于王炽二儿子的婚礼(迎妆日)上，右数第二人即为王炽。景中箱盒里装的都是女方的嫁妆，大致有一幅门帘、一对枕头，镜台脸盆、胭脂粉、簪环首饰、袄褂裙裤，及瓷碗瓷壶、木箱木器等日用品。方苏雅写在照片下面的法文说他参加了一个大银行家儿子的婚礼，并用法文谐音标出这家银行叫“同庆丰”。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有王炽本人出现的照片。
奉旨修发”匠(1900年，昆明)： "Shaving the head under the imperial decree"?
中国传统认为，骨肉肤发，受之于父母，因而不得故意伤 害。由于严格实施确实有困难，有时只得变通。比如可以“修发”，但不能“剪发”，区别在于用刀不用剪，而且还要打着皇帝的招牌，叫“奉旨修发”。从照片来看，这个“美发师”的行头可能是奉旨做事的人当中最因陋就简的。他有效利用了衙门旁一块遮阳避雨的空地作营业场所，其标志性的东西则是红铜脸盆和挂在铁链上的毛巾。此外，一高一矮的两根登子也是当时修发者必备：矮登供人坐，高凳则用于顾客扶扑身体时所用。按说这种没有铺面 的修发匠还应在担头上插一面“奉旨修发”的小红旗，不知何故被其自行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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