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 中国侨民 zt

作者：亨利·莫尔 　　八、劫后余生 　　 　　北越军队于1975年4月30日攻陷西贡以后，很快就统一了越南南方的其它地区，宣布河内为首都，将西贡市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其后的三年，越共政府除了将全部原越南共和国军政人员关入监狱或“再教育营”以外，对南方各省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作任何调整，甚至对在那里经营的中国、日本、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给予了口头的和书面的正式许诺。 　　然而，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于1978年3月，在他的统治和整肃工作相对稳定一些的时候，突然宣布开展“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和取消一切私营企业的运动。 　　由于越南大部分企业和商业是由中国籍居民经营，并且占有大量的财富和不动产，因此他们面临着最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一直支持越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削减以至取消了对越共政府的援助。据报道，仅在1978年一年中就有大约十六万中国侨民或祖籍中国的难民被驱赶到了中国境内。 　　那次强制性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强硬态度。事实上，有些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将难民问题归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恶化的观点是完全悖谬的。因为首先被驱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够在恢复经济中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进行经营和生产的中国商人。 　　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也并非无关重要，它如同1955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露，但越共政府与吴庭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对于中国人，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要么是没有过那种警觉，要么就是把那种警觉隐藏得更深，因为在当时唯一使美国即使在战争升级时也未对北越发动进攻的支柱，就是站在它身共产党中国。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人不愿意与共产党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且担心战争扩大到更多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再拒绝激烈的阮庆将军要求对北越发起全面军事进攻的根本原因。 　　被驱赶出境的中国侨民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身穿绿色军装的越南军人和警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出越南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无所有。渡海逃到中国广西省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农村里。在他携带着全家出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那个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1978年4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6.096米——译者注）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中国北海难民营。 　　“我的父亲出生在这里。”茂对《新闻周刊》记者白里·卡密说：“所以这几天就象在我家里一样。” 　　中国人把周荫茂和另外十九名逃难的渔民编成了一个“生产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四十英尺长（12.192米——译者注）的舢板，让他们在那里从事捕渔生产。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是二十五元人民币，大致是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国国营农场普通工人的工资。 　　“工资并不多，”茂说：“但是我用七元钱就能买一口猪。不管怎么说，这比起我在越南挣得多了。” 　　然而，茂一家的遭遇是数十万出逃越南的难民中较为幸运的。中国云南省距离越南边境六十公里的甘庄林场一千五百多名难民中，三十九岁的郎粲安讲述了越共政府残酷迫害中国侨民的一个更为悲惨的故事。 　　安曾经是越共军队的一名军官，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祖籍是否在中国。当他退役后回到了沿海的家乡，突然被越共警察逮捕，送往一个叫作“新经济区”的地方。那个“新经济区”位于越老边境的一片原始的热带森林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居住的地方。 　　越南警察把他们送到那儿，告诉他们要么想办法活下去，要么就饿死在那里。安到达那个“新经济区”的一个月里，就有二十名男人和女人死去了。一天深夜，安逃出了那片原始森林，步行穿过边境逃到了中国云南省的甘庄林场。 　　“这使林场三年不会得到任何收益。”甘庄林场主任于志会说。“我们用所有的东西去安置难民了。” 　　然而无论如何，那些逃到中国和香港的难民的境遇要比至今仍停留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难民营里难民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8年5月，越共政府宣布已经将一百三十万城市居民迁移到森林地区居住，并且号召在以后的三十年中将有一千万居民到那里。这是越共政府在驱赶中国侨民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清扫运动，而这次运动主要开展在西贡、岘港、芹苴、美荻等南方城市，目的在于“消除各种资产阶级的势力”。 　　那个运动使许多越南人，尤其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和商人以及由于参加过前政府各种组织，刚刚被“再教育营”释放的人员陷于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他们相继以各种方式逃离越南，虽然他们的命运充满着凶险。一名四十七岁逃到泰国的西贡数学教师阮厚卿说：“假如能够住进（泰国的）82号难民营，也许有一天我们将被登记而移民到其它国家。你如果曾在西贡住过，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南方市民要拼命逃跑。即使在82号难民营等上三年，我也是心甘情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