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被打倒三次，晚年周扬是被人气死的zt

　这是充满矛盾与压抑的10 年，也是他生命最辉煌的10年…… 　　周扬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诞生于1908年，到“文革”结束时，他已69岁。从那时到1989年他去世，这12年，就是周扬晚年。这是充满矛盾与压抑的10 年，也是他生命最辉煌的10年，顾骧有幸得以亲炙，身受熏沫，成为忘年之交。(以下是顾骧的自述) 　　我与他第一次直接接触在1977年10月，他住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我任文化部理论组组长。那段时间，对于过去因他工作关系受到冤屈的人，逢人要道歉。大会、小会，他差不多每会都要检讨。因“反周扬”的罪名被打成右派的侯敏泽，对周扬的检讨曾抱有疑惑，但终为周扬的真诚所感动。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后调中央宣传部任主管文艺的副部长。 　　80年代不叫运动的运动 　　1982年11月间，贺敬之来文艺局传达中央的一项决定：1983年3月14日为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将举行纪念活动，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周扬作报告。 　　春节假期刚过，一上班，我就接到电话，说周扬要我去天津，还要我通知王若水一起去。我与文艺局的同志打了一个招呼，约了若水下午五时在北京站见面，乘晚上六时火车赴天津，抵达周扬下榻的天津迎宾馆。元化也于当日由沪比我们早几个小时到达。这时，我们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周扬起草马克思忌辰100周年报告稿。 　　若水、元化和我协助他起草这份报告，是他自己挑选的。上世纪60年代，王若水被毛泽东称作“桌子”哲学家，为毛欣赏，还是周扬将这信息传达给他的。若水有思想，文笔犀利。元化在逆境中埋首于古典文论的研究，颇有成就。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工作，进行讨论。周扬住一个大套间，客厅有40平方米，周扬、若水、元化和我四人，围坐一张小方桌旁，像搓麻将，各占一方。周扬要求先不谈“报告”怎么写，写什么，先“务虚”。我们四个人真正做到了敞开思想，毫无顾虑，谈了整整两天，每个人半天，若水先谈，元化次之，我再次之，最后周扬。 　　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与其前妻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执笔起草便落到元化与我两人身上。“报告”分四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第二、三部分。若水实际上未参加执笔。但是后来“清污”时，周扬被列为迫害对象，不问情由，若水也被划入此列。 　　为了保证写作不受干扰，周扬与天津市委联系，对宾馆进行“封锁”。宾馆有两道门卫、外人无法随便进入。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周扬则在他的客厅里读书。我们第一稿交出后，他则改稿，休息时，或饭后，他常到我们房间坐坐，随便聊聊。 　　一次他说，胡耀邦曾对他讲，他现在副部长的位置太低了。(可不是，胡乔木过去与他同事，现在成了政治局委员，邓力群原来是他的下属，现在成了书记处书记。他从1949年进城一直到如今，30多年“副部长”一直未变。)茅公去世后，全国政协还缺一位文教方面的副主席，准备将来把他安排到政协。(由于周扬后来挨整，胡耀邦离职，这件事当然泡汤了。) 　　紧赶慢赶，稿子竣工已临近会期。3月6日我们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元化与若水一起在印刷厂最后进行校改、润色。我当晚因事回家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不叫运动的运动。不仅是我，即便是老于世故的周扬，大概也没有料到。 　　第三次打击后成了植物人 　　3月7日，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央党校礼堂坐满了人。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与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 宣部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周扬作主旨报告。报告稿是由《人民日报》印刷厂打印的清样。他作了一个开场白，他说，这个讲话是找了几个人一起商量写成的。报告由一位女播音员代读。后来知道这位女播音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播音员。她音色优美，吐字清晰，声调顿挫，为这篇报告增色不少。报告结束，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会议休息时，邓力群上前向他祝贺，说讲得好。王震也说讲得好。大约过了三天，听他说，耀邦将讲话稿退了回来，只是在名字上画了圈，没有讲什么。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同意通过了。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在学术报告会的第二天下午，传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会议休会两天，会期延长两天结束。后来知道，出席报告会的中 宣部理论局负责人卢之超在7日下午，通过胡乔木秘书，向胡乔木作了报告。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向我们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 　　3月10日，胡乔木到周扬家，谈他对周扬讲话的看法。3月12日继续开会，四人在大会上发言，没有点周扬的名，也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是观点是鲜明批驳他的。11月6日，首都各报发表了周扬的谈话，检讨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研讨会上所作的讲话。1984年1月3日，胡乔木选择中央党校礼堂，也就是十个月前周扬作学术报告的同一地点，宣讲他批判周扬的重头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同样，讲话也是由中央电台广播员代读的。 　　这年春天，周扬到南方访问。5月，他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讲话，题目是“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周扬没有被压服。9月，周扬从广州回到北京，很快进了北京医院，经诊断患脑软化症。周扬对他女儿周密说，他一辈子先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为自己信任的人、尊敬的人所误解。这第三次打击更加难以承受，还不在于以他为靶子的全国范围的批判，更在于他在别人软硬兼施下举措失当，所作的违心“检讨”而带来未曾料到的影响。 　　至1985年夏以后，周扬已进入膏肓，只能偶尔喉咙里吐出一两个含糊的音节，一年之后，他成了植物人，靠鼻饲延滞生命。医生“谢绝探视”，我每隔三四个月去探视一次，每次都拿陆定一的探视牌，他长期住院。我去探视，对周扬来说已毫无意义，倒不如说主要是我自己灵魂的需要。最后一次见面是1989年春节，周扬静静地躺在那儿已五年了，原来魁梧的身材，瘦成了皮包骨头，萎缩成单薄枯瘦的身躯，只有一点游丝般的气息。 　　1989年夏天，我在牡丹江镜泊湖的一个小岛上休息。8月1日早晨，我在湖边林间漫步，呼吸着新鲜湿润空气，手中握着一只微型半导体收音机，听早间新闻联播。突然，节目的最后一条消息使我怔住了，仅有一句话、短得不能再短的消息：文艺理论家周扬于今日逝世。他走了，陆定一说，“他是被人气死的”。 　　1989年9月5日，秋风兮兮，秋云澹澹。人们告别了周扬。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大约是“文革”以后，一位文化人受到的最高规格的丧仪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