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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被打倒三次,晚年周扬是被人气死的zt

(2006-08-22 20:31:35) 下一个
 这是充满矛盾与压抑的10 年,也是他生命最辉煌的10年……   周扬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诞生于1908年,到“文革”结束时,他已69岁。从那时到1989年他去世,这12年,就是周扬晚年。这是充满矛盾与压抑的10 年,也是他生命最辉煌的10年,顾骧有幸得以亲炙,身受熏沫,成为忘年之交。(以下是顾骧的自述)   我与他第一次直接接触在1977年10月,他住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我任文化部理论组组长。那段时间,对于过去因他工作关系受到冤屈的人,逢人要道歉。大会、小会,他差不多每会都要检讨。因“反周扬”的罪名被打成右派的侯敏泽,对周扬的检讨曾抱有疑惑,但终为周扬的真诚所感动。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后调中央宣传部任主管文艺的副部长。   80年代不叫运动的运动   1982年11月间,贺敬之来文艺局传达中央的一项决定:1983年3月14日为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将举行纪念活动,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周扬作报告。   春节假期刚过,一上班,我就接到电话,说周扬要我去天津,还要我通知王若水一起去。我与文艺局的同志打了一个招呼,约了若水下午五时在北京站见面,乘晚上六时火车赴天津,抵达周扬下榻的天津迎宾馆。元化也于当日由沪比我们早几个小时到达。这时,我们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周扬起草马克思忌辰100周年报告稿。   若水、元化和我协助他起草这份报告,是他自己挑选的。上世纪60年代,王若水被毛泽东称作“桌子”哲学家,为毛欣赏,还是周扬将这信息传达给他的。若水有思想,文笔犀利。元化在逆境中埋首于古典文论的研究,颇有成就。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工作,进行讨论。周扬住一个大套间,客厅有40平方米,周扬、若水、元化和我四人,围坐一张小方桌旁,像搓麻将,各占一方。周扬要求先不谈“报告”怎么写,写什么,先“务虚”。我们四个人真正做到了敞开思想,毫无顾虑,谈了整整两天,每个人半天,若水先谈,元化次之,我再次之,最后周扬。   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与其前妻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执笔起草便落到元化与我两人身上。“报告”分四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第二、三部分。若水实际上未参加执笔。但是后来“清污”时,周扬被列为迫害对象,不问情由,若水也被划入此列。   为了保证写作不受干扰,周扬与天津市委联系,对宾馆进行“封锁”。宾馆有两道门卫、外人无法随便进入。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周扬则在他的客厅里读书。我们第一稿交出后,他则改稿,休息时,或饭后,他常到我们房间坐坐,随便聊聊。   一次他说,胡耀邦曾对他讲,他现在副部长的位置太低了。(可不是,胡乔木过去与他同事,现在成了政治局委员,邓力群原来是他的下属,现在成了书记处书记。他从1949年进城一直到如今,30多年“副部长”一直未变。)茅公去世后,全国政协还缺一位文教方面的副主席,准备将来把他安排到政协。(由于周扬后来挨整,胡耀邦离职,这件事当然泡汤了。)   紧赶慢赶,稿子竣工已临近会期。3月6日我们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元化与若水一起在印刷厂最后进行校改、润色。我当晚因事回家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不叫运动的运动。不仅是我,即便是老于世故的周扬,大概也没有料到。   第三次打击后成了植物人   3月7日,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央党校礼堂坐满了人。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与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 宣部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周扬作主旨报告。报告稿是由《人民日报》印刷厂打印的清样。他作了一个开场白,他说,这个讲话是找了几个人一起商量写成的。报告由一位女播音员代读。后来知道这位女播音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播音员。她音色优美,吐字清晰,声调顿挫,为这篇报告增色不少。报告结束,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会议休息时,邓力群上前向他祝贺,说讲得好。王震也说讲得好。大约过了三天,听他说,耀邦将讲话稿退了回来,只是在名字上画了圈,没有讲什么。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同意通过了。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在学术报告会的第二天下午,传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会议休会两天,会期延长两天结束。后来知道,出席报告会的中 宣部理论局负责人卢之超在7日下午,通过胡乔木秘书,向胡乔木作了报告。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向我们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   3月10日,胡乔木到周扬家,谈他对周扬讲话的看法。3月12日继续开会,四人在大会上发言,没有点周扬的名,也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是观点是鲜明批驳他的。11月6日,首都各报发表了周扬的谈话,检讨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研讨会上所作的讲话。1984年1月3日,胡乔木选择中央党校礼堂,也就是十个月前周扬作学术报告的同一地点,宣讲他批判周扬的重头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同样,讲话也是由中央电台广播员代读的。   这年春天,周扬到南方访问。5月,他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讲话,题目是“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周扬没有被压服。9月,周扬从广州回到北京,很快进了北京医院,经诊断患脑软化症。周扬对他女儿周密说,他一辈子先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为自己信任的人、尊敬的人所误解。这第三次打击更加难以承受,还不在于以他为靶子的全国范围的批判,更在于他在别人软硬兼施下举措失当,所作的违心“检讨”而带来未曾料到的影响。   至1985年夏以后,周扬已进入膏肓,只能偶尔喉咙里吐出一两个含糊的音节,一年之后,他成了植物人,靠鼻饲延滞生命。医生“谢绝探视”,我每隔三四个月去探视一次,每次都拿陆定一的探视牌,他长期住院。我去探视,对周扬来说已毫无意义,倒不如说主要是我自己灵魂的需要。最后一次见面是1989年春节,周扬静静地躺在那儿已五年了,原来魁梧的身材,瘦成了皮包骨头,萎缩成单薄枯瘦的身躯,只有一点游丝般的气息。   1989年夏天,我在牡丹江镜泊湖的一个小岛上休息。8月1日早晨,我在湖边林间漫步,呼吸着新鲜湿润空气,手中握着一只微型半导体收音机,听早间新闻联播。突然,节目的最后一条消息使我怔住了,仅有一句话、短得不能再短的消息:文艺理论家周扬于今日逝世。他走了,陆定一说,“他是被人气死的”。   1989年9月5日,秋风兮兮,秋云澹澹。人们告别了周扬。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大约是“文革”以后,一位文化人受到的最高规格的丧仪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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