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就《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答读者问

写母亲是积压在我心头许多年的一种冲动，但是这种冲动从未强烈到一定要提笔的地步。突然有一天莫名地感到父母老矣，是时候了，再不写会因此而遗憾终生。就这么着动笔了，一气呵成，看来要写的一切在心头的沉淀已经背得出了。写的过程中，常常因为追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眼泪滴落在纸上，最后誊写时，居然不能认出自己的字迹。写成后，先让女儿和先生看，他们说好，而且说“真是好”。我才怀着惶惶的心情寄给了香港的《开放》杂志，很怕编辑看不上，不予采用。没想到《开放》杂志破例一次刊出，不过把我文章的题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改为香港味儿的《六十年恩怨情仇》。我又没想到会有以后那么大的反响，有“好事之徒”把它放到了网上，加拿大的中文报纸也转载了。自己却一直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收到从韩国发来的一封“伊妹”，让我查看某一网址，方知人家已在那儿讨论得热火朝天了。更加实实在在没想到的是，赵无眠兄竟然通过互联网找到我，告之内地《书屋》杂志的周实先生欲将稿件在他们刊物上发表。《书屋》发表后，居然又被国内多家报刊竞相转载。过千禧年回国患了感冒去医务室看病，大夫看到我病历本上的名字，即说：“我看过你写的那篇文章。”着实吓了我一大跳。方知真是“出了名”了。后来问起国内的熟人，才进一步知道，不但看的人多，争论还不小。有意思的是，父亲的老、少辈儿的朋友们和父亲朋友的孩子们，甚至老朋友的孙子辈儿都对文章叫好，而我自己过去工作单位的同事和中学的同学们却多不认同。甚至他们的父母也加入争论，一致谴责，以致质疑我的动机：“投机乎？”“不择手段出名乎？”有些人甚至愤愤然开骂。有的好朋友很怕我吃不消，让我不要听那些过激的话。我说哪能呢！你想一个与“作家”、“文人”都沾不上边的机械工程师的处女作能有这么多的读者，只会受宠若惊。高兴还来不及呢。至于别人怎么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读了，还读得很动感情，很有想法，这就够了。你不可能让人人都与你有共同的感知，你也无法评说谁对谁不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是跟自己的经历、阅历和所在社会文化层次分不开的。每个人的想法都有一定道理，所谓“众口难调”嘛。就跟春节晚会年年办，年年挨骂一个道理。再说不好，哪家哪户离得了这台晚会。我们这些在国外的给家里打电话，讲完问候节日的话，不都得赶紧加一句“别忘了录春节晚会”。总之，有人愿看，这就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前不久，我原来所在单位的一对老工程师夫妇来美国探望儿子，路过我家。吃饭间，谈起我那篇文章，提了很多他们不能理解的问题。我都一一恭敬作答。我先生说：“今天你谈的这些，有些我都没听你说过，很有新意和启发，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呢？”那对夫妇也说应该写。后来又有别的朋友听了我对一些提问的答复后，也说我应该写出来。其实一年多前，我已应“枫华园”网站的邀请，参加过他们以“母爱”为题的讨论。后来就一直再没有过想说说的“激动”。不写，脑子其实是一直在转的，转到今天好像思路一下又到了口边，不吐不快了。我在这里把读者提得最多的问题归纳起来，一一作答，权叫“答读者问”吧。 读者：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动机是什么？ 答：我真地想不起当初有什么非常明确的目的。只是由于母亲年事已高，于是有很多话不想再憋在心里，想写出来，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就写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我是想让人们知道我的故事，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我这样家庭的人，特别是想让我的女儿这一代，也能知道一个出生在政治旋涡中的家庭的孩子的不幸；也即是想让人们知道过去中国的政治是多么地违背人情，它把人性扭曲到多么不堪的地步。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位，一个社会的幸福、安定，也同每一个家庭的美满分不开。中国过去的政治是根本无视家庭的价值的。夫妻可以为政治离异、子女与父母可以为政治反目，维系家庭的亲情可如粪土般随便抛弃，阶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唯一“健康”的纽带。那种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不要再过了。那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孩子们应该有权利要求得到正常的母爱。 读者：范元甄已经风烛残年，不管是什么生理、心理或病理的原因，她婚姻不幸，事业不幸，除了年轻时的才华风貌，她已是一无所有。你这么写文章是不是太过分了？对这样一位来日无多的母亲，一位或多或少尽过母爱的母亲，你有必要在她的有生之年来这样一篇文章吗？我要是你，会在母亲百年之后再抒发心头的想法和人生的遗憾。 答：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该不该写；一个是如果该写，什么时候写。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那篇文章该不该写呢？其实在回答上边写文章的动机问题时，已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尊重那些我父母的一些朋友的意见的，因为他们最贴近我父母的经历和坎坷，他们的看法会更公允，因而在我心中最有分量。特别是我母亲硕果仅存的朋友的看法，我是不能不顾及的。我认识的这些老一辈革命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我的文章持肯定态度。他们对我说，“写得太好了，你妈妈是我们党内的一个走到极端的典型，太应该写出来让世人知道了。”有位少年起就认识我妈妈的伯伯对我说：“看了你的文章，解除了我心中的很多疑问。我很长时间不理解小范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走到这样一个众叛亲离、无法与任何人共处的地步。你的文章理清了她的发展脉络。这远远不是她个人的悲剧，但是她个人的因素是致命的。”而跟我同代，与我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则对我说，佩服我的勇气。她们对自己母亲的看法是至死也不敢讲的。可是作为子女的我们确确实实应该“Speakout”（讲出心里话）。或者应该说，这些老革命和他们的后代，更多地是从“道义”而不是“道德”的角度评判我的文章。同时，我也很感谢那些对我的文章有尖锐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读出了我的母亲确实给过她对我的爱。我想既然能够读出这种爱，就不应该否认我的文章确实自始至终都感谢她所给予我的一切爱，而这些爱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撇开我们这代人割舍不掉的使命情结，从我妈妈那一方面讲，我想我最后提笔的冲动，也包括忘不了她对我的爱，忘不了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总觉得她这辈子活得太惨、太冤，真心实意希望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能有再一次的闪光。我妈妈的才华，青少年起就参加革命的经历，都不应该就这么只被人们或憎恶或叹息，只是一朵那么早就凋谢了的不结果的花。我知道使她醒悟的希望是太微乎其微了，但是我必须试一试。这就自然转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在妈妈活着时写。我可以确切地说，她已经看到这篇文章了。能让她在有生之年，听到我这个她已是恨之入骨的女儿的心里话，对她这样一位极为倔强、在临终前绝不会要求任何人原谅的女性，是我这个女儿所能尽的最后孝道了。这个“理”似乎“歪”了些，就一般而言难以理解，但是我知道会有人理解，这就足够了。万一她哪怕仅仅为辩而拿起笔呢？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为什么一定要在母亲健在时写，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尊重老人们的人格。我要么不写，要写真的只能在母亲和某某某都还活在世间时写，他们的思想观点可能还是很一致的。若等老人们故去再写，会是对他们的极大不公。那样做等于剥夺了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我知道某某某也看到我的文章了。现在我可以坦然地面对他们。还有，文章的许多情节太超乎常人可以想象的范围，我若在他们百年之后再写，不知情的读者大概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它们的真实性。人们会说，这些都是李南央编造出来的，否则她干嘛不敢在她母亲在世时写呢？好也罢，坏也罢，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至少现在还没有读者对文章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文章的品质因此也就大不一样了。附带说一句，有些读者还担心我父亲会怎么看，认为我写这样一篇文章既是对我母亲的污辱，也是对父亲的不恭。父亲也是我的读者，他说写得好，真实即好。 读者：你在很大程度上把你母亲的作为归罪于社会，这是不对的。在许许多多共产党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家中也是充满了母爱亲情的。而共产党宣传的牺牲亲情，像孔繁森这样先人后己，放弃暂时的家庭温馨儿女亲情，冒着危险到艰苦的岗位上去工作的事迹，是很崇高的，西方舆论也是给予正面肯定的。一个明证就是根据史实改编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为了不使已失去四个儿子的母亲失去最后一个儿子，下令不惜代价，要把已空降到敌后的瑞恩找到并活着带回美国。难道在这次行动中牺牲的八个美国军人没有母亲？难道他们之中没有独子？难道我们说好莱坞扭曲人爱本性，祸害无穷？总之你的母亲只是一种孤立的个性表现，与社会无关。 答：母爱确实有她不受任何时代、社会影响的共性，只取决于人的本性和母亲本人的个性。但是也有确实无法回避的因人文环境不同而相异的一面。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妈妈会让孩子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活动，而中国妈妈则更多地强迫孩子学习妈妈认为他们该学的东西。劳作人家的母亲常常会随孩子的自然成长而安，而知识型的母亲则往往要孩子们有远大的理想。我们这一代人的母亲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为人之母的，她们的母爱打着特殊的时代烙印。而我的家庭又不幸卷入了残酷政治斗争的旋涡，又那么地接近旋涡的中心。我母亲的悲剧不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写，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公平的。至于有高干子女说她们的妈妈很母爱，这我相信。可我接触到的更多的革命的母亲是没有柔情的，因为那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令人作呕的病态情调。我的母亲是极致的一例。不过江青、叶群似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革命队伍”中，我的母亲绝不是个案……我们听到太多的关于老革命家如何严律子女的故事。写这些故事的人总是带着崇敬的口吻告诉我们，那些高干父母对自己子女的管教是多么的严格，他们甚至不允许孩子们跟他们同桌吃饭，而一定要让他们拿着饭盒去公共大食堂吃饭。因为他们的炊事员是公家因他们对革命有功而配备的，子女不应沾光。我常想这是一种多么虚伪的作法。为什么夫人们不能亲自下厨做饭，或者自己出钱请保姆做饭，让孩子们享受到普通人家的亲情呢？这些大官家的孩子有多可怜……至于说到那些因为救获瑞恩而牺牲的人中，我敢肯定是不会有独子的，否则救获瑞恩的行动就仅只是政客的虚伪了。美国人的憨实、质朴是很可爱的。肯尼迪的小儿子从白宫椭圆办公室的大书桌下伸出小脑袋的照片成为传世之作。克林顿与妻子一同送女儿上大学，和普通家长一样为女儿整理宿舍。他们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总统地位而牺牲了孩子的童年快乐和让女儿不能像其他青年一样在大学门口对父母说一声：“I love you.Bye,bye!”自豪地向父母显示我从此长大了，真正独立了，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儿！尽管椭圆办公室是总统的工作间而不是总统儿子写作业的地方；尽管克林顿夫妇的送女之行浩浩荡荡，耗费了纳税人的大量金钱，但是没有人说他们让孩子沾了不该沾的光。美国人因而更爱他们。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总统是那样珍爱自己的孩子，他们相信这样的总统一定会善待自己的子民。如果美国选民知道某位“高干”不让孩子同桌吃饭，更不要说像我母亲那样对侍孩子了，那位“高干”大概只能面临下台的命运了。如果当初我母亲对待我的态度会危及到她的地位，我想她是不会那样随意宣泄的。 读者：我觉得你母亲根本就是一种病态。作为女儿，你要做的不是写这样一篇文章来骂她，而是应该送她去医院看病。 答：在所有读者提出的问题中，这是最令我伤感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对问题本身，而是对所有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没有一人再问一句：“当年党怎么能听信这样一个精神有病的人的告发，而让她的丈夫受了二十年的牢狱之灾？”是啊，如果说我的母亲有病，病得更厉害的难道不是那个时代，难道不是习惯于“疯子”整人的芸芸众生？到了今天，人们似乎更容易同情“病人”，而忘了被“病人”害过的那些，甚至死于狱中的更多、更大的受害者。这到底是怎么了？病态的社会，有病是正常的，没病反而是“有毛病”，不是吗？至于说到我母亲是不是病，我不是学医的，不知病态和变态，生理和心理有病的区别。即便是医生，我想有些症状也是很难判断、区分、下结论的。要让我说，我认为我的母亲是极度的人格变态。有医生也作过这样的诊断。刚解放时，我妈在协和医院做甲状腺切除手术。那时共产党刚刚掌握政权，党的干部是很注意群众影响的。特别是又住在原来由美国人管理的医院，按道理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使那些旧社会过来的医护人员对共产党产生认同感。更何况周恩来总理还到病房看过她，医院把她看成共产党的大官。我妈妈则全然不顾及这些，想怎样就怎样。当年她对医生、护士极为蛮横，有时会把护士送来的饭菜一下子掀掉。我二姑姑在医院陪她，经常不好意思，常在背后请求护士们原谅。说她是有病，请不要与她计较。主治大夫却决断地对我姑姑说：“我们是医生，我们知道什么是病状，什么不是病症。她根本就是大小姐脾气，这样的人我们见过，你不要替她掩饰。真没想到共产党里也会有这样的人。”退一万步讲，她是有病。“送医院看病”，说起来容易，可怎么送？看医生，首先要承认自己有病。对一个不承认有精神病，性格又极为暴戾的人，让她走出家门上车就做不到。即使上了车，我往哪里送她？在国内我到哪里去找看她这种病的医生？要在美国一切就很好办。当她动手打人时，我可以打“911”报警。警察会先强行制服她，把她关起来。如果她是正常人，被害人或检察方又都不提出起诉，法官会先关她几天，然后罚作若干小时的社会公益服务，再规定出狱后的遵守规则。再犯，加重处罚。如果她自己，或者她的律师说她有病，打人是病态而不是本意，法庭就会给她指定医生做检查。她的律师或她自己也可再找医生，两方面对证。这样有病强行治病，没病该怎判就怎么判。而在当时我母亲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心理疾病不能有效医治，无病可像疯子一样害人。我既无从送我的妈妈去治疗她的心理、人格疾病，就只能选择力所能及的方式：“写出来”。不光为我的妈妈，也为我舍弃不掉的“使命情结”。发生在我家的事是有悖人性的，是永远不该再在中国发生了。 读者：打是疼，骂是爱。你妈妈那样对待你，是为你好。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她只能用极端的方式约束你，教育你。即使再不对，她是你的妈妈，希望你有一天能原谅她。 答：二十年前有人这样说，我还能听。今天这样说，太陈旧了，太沉痛了。前些时旧金山的当地报纸有条新闻，有对中国夫妇因孩子丢失了耳环，打了孩子的耳光，并带着孩子回到可能的现场寻找。不料被巡逻路过的警察看到孩子的泪眼和红肿的脸颊。问明原因，即将父母双双以虐子罪监押，还差点递解回大陆。美国的法律可不以中国父母“打是疼，骂是爱”为尺度来判断父母的行为有无触犯法律。简单得很，打就不是爱，就是虐待。真够中国父母好好检讨自己的爱子方式了。很多中国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用狠、恨的方式表达的究竟是不是爱？如果是爱，为什么非要不用孩子们最易理解和接受的抚爱和呵护的方式表达呢？至于原谅不原谅的问题，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方需要不需要你的原谅。如果对方根本不认为需要得到你的什么原谅，你的原谅对对方只是一种虚伪的矫情。我敢说我妈妈是会在这一点上百分之百同意我的。二是对方能否让人原谅。有一部美国电影《Died Poets Society》，说的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的父亲把儿子送到一个男子寄宿中学读书，一心想让儿子光宗耀祖。可没想到儿子却迷上了戏剧。父亲盛怒之下，勒令儿子退学，转入军校而后入哈佛学医。面对意志铁一般坚强的父亲，儿子对自己无法与之抗争的命运绝望了，饮弹自尽。没有人怀疑悲痛欲绝地抱着儿子“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嚎啕大哭的父亲对儿子刻骨铭心的爱，但是父亲并没有认识到正是自己无视儿子所至“爱”的 “爱”，杀死了儿子。相反，他竟把一腔怨恨抛向儿子生前的良师挚友，使他们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处罚。这样的父亲不但无法原谅，而且只能让人憎恶了。 读者：你在文章中公开写你母亲和某某某的关系，是触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答：首先他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在延安当年是公开处理的，已无隐私可言。其次，对公众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人物的个人品德问题，不是隐私。向公众披露那些与他们命运息息相关的人的不道德行为，让公众判断是否仍支持这样的人物居于高位，乃至领导国家，应当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当某一个人选择了以从政为生涯的时候，他就已付出了牺牲自己隐私的代价。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婚外乱情，甚至如何乱交的具体细节都被检察官调查出来，不但公开印刷发行，还登在网上，让选民查阅。而克林顿方寸不乱，出入于国际、国内、大会、小会，各样庆典，仍是一副美国领袖、国际首脑的风范。你得服美国总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美国国民的素质。没有任何人质疑斯塔尔检察官的调查报告触犯了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隐私。相比之下，在中国国民不知道自己有权利知道自己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品德。试想，如果国家领导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可随时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和检察机构调查的对象，我们的领导人能不严于律己吗？我之所以写出那件真实地发生过的事，不过是我又一次没能解开自己的“使命情结”。我的文章本来是对某某某直呼其名的，而在国内只能同意用某某某代替。说实话，这么做，我觉得很不舒服。也许我们现在仍然习惯于：只要领导地位高的人，不能对他实施公开监督也是自然的。 读者：你的母亲是一个极端，但是你这样写你母亲不能不说你也是作女儿中的一个极端。又因为你是女儿，所以你比范元甄还范元甄。 答：我理解读者的意思是说，我的文章把自己的妈妈用一种“大批判”的方法去剖析实在是太过分了。我的母亲是有很不对的一面，但我这么写，跟我妈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太不讲亲情。又因为我是女儿，妈再不好也是妈。这么公诸于天下，真是太“混蛋”了。 这篇文章第一次在香港杂志发表时，编辑打电话来说，佩服我的勇气，佩服我敢于冲破中国的传统观念，冒天下之大不韪写自己的母亲。我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需要什么勇气，想写就写了，有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后来听到那么多人“骂”，才知自己反了“传统”。所以我实在是不应该得到那样的夸奖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意识到我那么做会得罪国人。我跟我的美国朋友谈到我的文章，他们都认为该不该写自己的妈妈是一个很可笑的问题。想写就写，有什么该不该的。在他们心中，只有违法的事是不该做的。其实中国的现状已变了很多。回国我看到几乎所有亲戚、朋友的孩子在家都是太上皇。对爹妈说话常常是“横”着出来，爹妈一点脾气也没有。可就这样，我想，如果孩子胆敢把对爹妈的真实看法公开说出来，写出来，大概就要被轰出家门了。中国如今的爹妈的脾气还是有个Bottom line（底线）的。有位朋友告诉我，他所在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向他们推荐我的那篇文章，说这篇文章是“划时代的”，它开创了中国文学写母亲的新纪元。我当时很震惊。我知道我那篇文章的文学价值不值一提，文笔太幼稚，写得也太拉杂。但是有人，而且是文学教授从这样的角度看我的文章，才确确实实感到负面地写母亲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其实岂止是母亲？中国今天还有多少文学的“禁区”呀！我没有很好地学过中国历史，不敢妄言中国封建历史如何。从我自己活到现在的经历，我确实觉得中国人活得太累了……这还不够，国民自己也不“饶人”。文革中叫“群众专政”，现在是“群众舆论”。“得罪了人”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善察颜而论者、观色而行者多受推崇，而我行我素者多不为所容。我常感慨美国人的宽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我在办公室大骂美国政客，把死难者照片贴在办公室大门上，没有任何人指责我。到是常有人来与我探讨对科索沃问题的看法。有个美国同事问我，“要是美国和中国打起来了，你怎么办？”我说，“我打起铺盖回家和你们打仗”。他也只是连连感叹“你原来这么中国”。我想要是有一个在中国工作的美国雇员，敢在他工作的公司跟中国人这么说话，大概早就被揍得鼻青脸肿了。 文章我写了，我不会想让人人都说好。但是我确实觉得评说“女儿不该写妈不好”是一点没道理的事。中国人应学得宽容些，包容性强些，让每个人讲心里话，讲实话。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生活有多轻松！中国人也因此会可爱许多。中国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因此会变得越来越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