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近二十年来，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中国文化的研究，渐渐被重视起来。我们将在文化走向繁荣的气氛中迈进21世纪。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与此同步，研究王国维也热了起来。不在这个文化氛围中的外国学者朋友悄悄地问：“王国维为什么在大陆这么热？”我总回答：“不是出于直接的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在重新研究中国文化时，人们处处会发现王国维。”比如，研究敦煌学，“文革”刚结束时有人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的确，由于“文革”史无前例的横扫，许多学术领域一片荒芜。对此，季羡林先生睿智地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属于全世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会自然地想起王国维目睹敦煌卷子大量流失时的心境。第一位提出敦煌学的陈寅恪就同时认为这是伤心学。季羡林先生回忆说：“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学生，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因此，我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季先生的意见使我豁然开朗，不只是认识了王国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文化的真谛。
我能接触到王国维，得益于北京大学的科学、民主的学术氛围。我于1955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国维的学术生命似乎到处都活泼地存在着。当时无论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文艺批评史，文学理论的课程都少不了王国维的名字。宗白华先生讲《中国美学史》，境界自然是他经常的话题。我私下觉得，他的知识结构、审美情趣很像王国维。讲《西方美学史》的朱光潜先生其实也喜欢王国维。一次，他认真地告诉我：“我自己的理论著作，其实只写了一部，就是《诗论》。”于是，我去读《诗论》，才发现境界正是《诗论》的中心，其中谈到中西思想方法的对比，从概念到语气，都与王国维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后，我留在北大当助教，杨晦先生曾经指导过我。一次，我刚在他的客厅里坐下，他劈头就问：“你看中国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代表是谁？”我摸着刚沏了龙井的发烫的茶杯，还没有进入境界，有点漫不经心地说：“胡适吧。”他却追问说：“你怎么知道是胡适？”我心里以为这是常识，其时，文史哲和其他方方面面都在深入批判胡适的影响，就回答说：“全国都这么说吧。”哪料到杨晦先生忽然严峻起来：“全国都这么说？你在全国调查过了？”我一时语塞。他连连说：“真是的，真是的。”并转而告诫我：“做学问切忌人云亦云，自己知道一点就说一点。”一边说一边使劲掰着自己的手指头，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这时，我才猛然记起他上次辅导我时曾着重指出：学术批判不等于学术评价。这回显然是检查我领会到什么程度了。于是，我复述了他的意思，现在批判胡适不等于就这样评价胡适。但是，他对我的回答仍不满意。情绪缓和一些后，又继续指导我说：“搞文艺理论，就怕架空；架空了，什么都是空的。”这次谈话使我知道，杨先生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评价高过于胡适。他不说王国维是“封建遗老”，而称之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代表”，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评价了。杨先生追求学术上的纯真，即“相向默然，了然于怀”（《晞露集序》）的境界，有点像禅。我却悟性太差，常怀遗珠之憾。他因为常有与流行的看法不同的精辟见解而受到学生尊敬。与此相联系，那时候，“反右倾”已扩展到文化领域，杨先生正在挨批判。他的严峻，大概不只是对我的。我却有幸随后能从王国维著作中领悟到一点什么叫治学“不要架空”。想起我的老师，挨着批判仍要教好学生，冒着政治风险去信任后辈，心灵常受震动。待到文化大革命时，王国维的名字就不见了。
真理是颠扑不破的。历史意味着对过去的不断的重新发现。“文革”一过，王国维又重新显露出他的人格魅力。其时，中文系唯一当过王国维学生的，是王力先生。他一当完“反动权威”，就着急地寻找王国维给他写的条幅。事情是这样的：“文革”伊始，王先生将著作交出去了，手稿也上交了，家里被抄过多次。在这种情况下，他却冒险将挂在书房里的王国维写的条幅悄悄藏了起来。在此后的艰难岁月中，当然顾不上去看它。待到阴霾散尽，要让它重见天日之时，却翻遍书架也找不到。于是才想起王师母将这幅字叠起来藏在纸篓底里了。事隔多年，早已忘记到底是哪个纸篓，最终也没有找到。王力先生对我讲起这件事时，尽力保持着一种克制下的平静，只说：“这真是最大的损失。”此情此景，一直使我深为感动。身处危难之中，唯独想到要冒险去保存王国维的墨宝，这说明王国维的人格力量实在太伟大了。
我开始理解王国维，倒是因为受鲁迅《狂人日记》的启示。那个时代，麻木的人显得知足常乐，而在铁屋子里最先觉醒的人是痛苦的。黑暗使他痛苦，痛苦催他觉醒；觉醒之后一时打不破铁屋子，就有更深的痛苦了。鲁迅写的“狂人”是谁，没有必要查究；但我相信，王国维是比鲁迅写的“狂人”更早一代的觉醒者。这一批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当然也比“狂人”更深重了。然而，王国维却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作出了举世瞩目的学术贡献。他自己走不出这个铁屋子，致使灵魂被毒化，生命被吞食；但另一方面，他又挣扎着将自己的生命化成学术成就，奉献给未来。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这种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被剥削、被压迫，又长期奋斗、自强的过程中锻造成功的。王国维崇尚天才，天赋甚高，然而我认为，他身上凝聚的这种民族精神，闪烁着光彩，更令人神往。他牺牲了，他作出了他可能达到的对中国文化的最大的贡献。他的人格的光彩将因此照亮学术，照亮后来人的路。
我从1983年开始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进修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开《王国维美学思想》专题课，中间讲过几次，最后一次是1995年讲的。我感到研究王国维应从整体上把握他的学术人格，如果将他前期美学思想的研究和后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截然分开，或者将他的学术成绩与思想分析截然分开，就容易各执一端。王国维联系着中国文化的古代和现代，是中国现代将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成功交汇的一个范例。总结王国维的完整的学术经验，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切近的意义。基于这一点，需要全面地研究整个王国维。我坚信我的理论意图，但却因学力不逮，备受其苦。即使写完了书，仍感忐忑不安。本书只能说在全面研究王国维的开始阶段，提供一些材料和见解。
我能完成这本书，靠天时、地利、人和。我感谢王国维先生的公子王登明教授接受我的访问。走在我前面的湘潭大学萧艾教授首先完成《王国维评传》给我以启示。北京大学图书馆帮助我订购了大量有关资料。待我要访问赵万里先生时，他已卧床而不能说话。感谢北京图书馆陈杏珍教授的帮助。在赵万里先生之后，她是第一位亲自校阅《人间词话》手稿原件的学者。我的朋友清华大学孙敦恒教授、北京大学李醒尘教授、洪堡大学梅薏华教授、早稻田大学岸阳子教授给予了亲切的帮助。顾建平、方生、莫常红、刘天一诸君帮助校阅校样，最后由史海音帮助校定。百花洲出版社，特别是“国学大师丛书”总编辑钱宏先生有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同时有具体策划、组织的实干精神，给我许多启发和促进。本来，稿子都是催出来的；我特别对发稿过程中给予我的许多照应，铭感在心。
刘烜
1996年冬
补记
在本书完稿之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准备在王国维先生诞生二百周年之际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以便进一步研究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及其当代意义。我受命征求王国维先生的公子王登明教授的意见，得到他的大力支持，表示秋天来京赴会。那时他正在病中。不久，他听说我也得了病，又来了一封信。他在新年贺卡中还说希望我早日康复，并说“我身体亦好”。不料突然来了晴天霹雳，“讣告”称：“王登明教授于1997年3月4日因脑外伤医治无效逝世。”我和登明教授只有几次交往，深感他谦和敦厚、周到内向，按说是长寿的性格，酷似王国维先生。悲痛的时刻，谨记此表示永久的悼念。
刘烜
北京大学燕北园
1997.3.18
再版 学术著作今天有再版的机会，令人高兴。社会发展有时像过山车，高低错落。铺天盖地的“戏说皇帝”、“迎合平庸”之类，终不能成为主流。中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它本身有巨大的凝聚力。时代越开放，文化交流越频繁，越需要这样的凝聚力。在感受到民族文化传统重要性的时候，总会想起为研究民族文化而献身的王国维。王国维年轻时念过书塾，业余时间进过外语补习班，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4个月，从根本上说，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更重要的是，他又是学术创新的典范。他的学术成就是20世纪的高峰，对众多学术领域作了新的开拓，成为新的奠基人。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学者。他在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字学、中国考古学、中国文学、敦煌学、美学等方面有划时代的贡献。所以，清华大学校园里，瞻仰王国维纪念碑的人越来越多了，其中好多是中学生。王国维的名字象征着刚毅、勤奋和智慧。他的成就代表着中华文化精神。
推动此次再版的，还有新的《王国维全集》的出版。这部书的数量比过去规模最大的《王国维全集》多一倍。这是花了三十年时间、经几代人努力编成的。新《全集》出版后，又有多次学术会议的召开和多项新研究成果的诞生，特别令我感动的是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101岁高龄的她分别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回忆录《百年追忆》。承她亲自题字赠书，见到老寿星苍劲有力的书法，真是喜从天降。
最后，衷心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朋友对学术难能可贵的重视态度，感谢众多朋友和亲属的大力帮助。敬请读者朋友继续批评指正，读者的反应是书籍的真正生命。
刘烜
北京大学蓝旗营 2014.3.18
我能接触到王国维，得益于北京大学的科学、民主的学术氛围。我于1955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国维的学术生命似乎到处都活泼地存在着。当时无论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文艺批评史，文学理论的课程都少不了王国维的名字。宗白华先生讲《中国美学史》，境界自然是他经常的话题。我私下觉得，他的知识结构、审美情趣很像王国维。讲《西方美学史》的朱光潜先生其实也喜欢王国维。一次，他认真地告诉我：“我自己的理论著作，其实只写了一部，就是《诗论》。”于是，我去读《诗论》，才发现境界正是《诗论》的中心，其中谈到中西思想方法的对比，从概念到语气，都与王国维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后，我留在北大当助教，杨晦先生曾经指导过我。一次，我刚在他的客厅里坐下，他劈头就问：“你看中国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代表是谁？”我摸着刚沏了龙井的发烫的茶杯，还没有进入境界，有点漫不经心地说：“胡适吧。”他却追问说：“你怎么知道是胡适？”我心里以为这是常识，其时，文史哲和其他方方面面都在深入批判胡适的影响，就回答说：“全国都这么说吧。”哪料到杨晦先生忽然严峻起来：“全国都这么说？你在全国调查过了？”我一时语塞。他连连说：“真是的，真是的。”并转而告诫我：“做学问切忌人云亦云，自己知道一点就说一点。”一边说一边使劲掰着自己的手指头，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这时，我才猛然记起他上次辅导我时曾着重指出：学术批判不等于学术评价。这回显然是检查我领会到什么程度了。于是，我复述了他的意思，现在批判胡适不等于就这样评价胡适。但是，他对我的回答仍不满意。情绪缓和一些后，又继续指导我说：“搞文艺理论，就怕架空；架空了，什么都是空的。”这次谈话使我知道，杨先生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评价高过于胡适。他不说王国维是“封建遗老”，而称之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代表”，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评价了。杨先生追求学术上的纯真，即“相向默然，了然于怀”（《晞露集序》）的境界，有点像禅。我却悟性太差，常怀遗珠之憾。他因为常有与流行的看法不同的精辟见解而受到学生尊敬。与此相联系，那时候，“反右倾”已扩展到文化领域，杨先生正在挨批判。他的严峻，大概不只是对我的。我却有幸随后能从王国维著作中领悟到一点什么叫治学“不要架空”。想起我的老师，挨着批判仍要教好学生，冒着政治风险去信任后辈，心灵常受震动。待到文化大革命时，王国维的名字就不见了。
真理是颠扑不破的。历史意味着对过去的不断的重新发现。“文革”一过，王国维又重新显露出他的人格魅力。其时，中文系唯一当过王国维学生的，是王力先生。他一当完“反动权威”，就着急地寻找王国维给他写的条幅。事情是这样的：“文革”伊始，王先生将著作交出去了，手稿也上交了，家里被抄过多次。在这种情况下，他却冒险将挂在书房里的王国维写的条幅悄悄藏了起来。在此后的艰难岁月中，当然顾不上去看它。待到阴霾散尽，要让它重见天日之时，却翻遍书架也找不到。于是才想起王师母将这幅字叠起来藏在纸篓底里了。事隔多年，早已忘记到底是哪个纸篓，最终也没有找到。王力先生对我讲起这件事时，尽力保持着一种克制下的平静，只说：“这真是最大的损失。”此情此景，一直使我深为感动。身处危难之中，唯独想到要冒险去保存王国维的墨宝，这说明王国维的人格力量实在太伟大了。
我开始理解王国维，倒是因为受鲁迅《狂人日记》的启示。那个时代，麻木的人显得知足常乐，而在铁屋子里最先觉醒的人是痛苦的。黑暗使他痛苦，痛苦催他觉醒；觉醒之后一时打不破铁屋子，就有更深的痛苦了。鲁迅写的“狂人”是谁，没有必要查究；但我相信，王国维是比鲁迅写的“狂人”更早一代的觉醒者。这一批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当然也比“狂人”更深重了。然而，王国维却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作出了举世瞩目的学术贡献。他自己走不出这个铁屋子，致使灵魂被毒化，生命被吞食；但另一方面，他又挣扎着将自己的生命化成学术成就，奉献给未来。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这种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被剥削、被压迫，又长期奋斗、自强的过程中锻造成功的。王国维崇尚天才，天赋甚高，然而我认为，他身上凝聚的这种民族精神，闪烁着光彩，更令人神往。他牺牲了，他作出了他可能达到的对中国文化的最大的贡献。他的人格的光彩将因此照亮学术，照亮后来人的路。
我从1983年开始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进修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开《王国维美学思想》专题课，中间讲过几次，最后一次是1995年讲的。我感到研究王国维应从整体上把握他的学术人格，如果将他前期美学思想的研究和后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截然分开，或者将他的学术成绩与思想分析截然分开，就容易各执一端。王国维联系着中国文化的古代和现代，是中国现代将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成功交汇的一个范例。总结王国维的完整的学术经验，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切近的意义。基于这一点，需要全面地研究整个王国维。我坚信我的理论意图，但却因学力不逮，备受其苦。即使写完了书，仍感忐忑不安。本书只能说在全面研究王国维的开始阶段，提供一些材料和见解。
我能完成这本书，靠天时、地利、人和。我感谢王国维先生的公子王登明教授接受我的访问。走在我前面的湘潭大学萧艾教授首先完成《王国维评传》给我以启示。北京大学图书馆帮助我订购了大量有关资料。待我要访问赵万里先生时，他已卧床而不能说话。感谢北京图书馆陈杏珍教授的帮助。在赵万里先生之后，她是第一位亲自校阅《人间词话》手稿原件的学者。我的朋友清华大学孙敦恒教授、北京大学李醒尘教授、洪堡大学梅薏华教授、早稻田大学岸阳子教授给予了亲切的帮助。顾建平、方生、莫常红、刘天一诸君帮助校阅校样，最后由史海音帮助校定。百花洲出版社，特别是“国学大师丛书”总编辑钱宏先生有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同时有具体策划、组织的实干精神，给我许多启发和促进。本来，稿子都是催出来的；我特别对发稿过程中给予我的许多照应，铭感在心。
刘烜
1996年冬
补记
在本书完稿之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准备在王国维先生诞生二百周年之际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以便进一步研究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及其当代意义。我受命征求王国维先生的公子王登明教授的意见，得到他的大力支持，表示秋天来京赴会。那时他正在病中。不久，他听说我也得了病，又来了一封信。他在新年贺卡中还说希望我早日康复，并说“我身体亦好”。不料突然来了晴天霹雳，“讣告”称：“王登明教授于1997年3月4日因脑外伤医治无效逝世。”我和登明教授只有几次交往，深感他谦和敦厚、周到内向，按说是长寿的性格，酷似王国维先生。悲痛的时刻，谨记此表示永久的悼念。
刘烜
北京大学燕北园
1997.3.18
再版 学术著作今天有再版的机会，令人高兴。社会发展有时像过山车，高低错落。铺天盖地的“戏说皇帝”、“迎合平庸”之类，终不能成为主流。中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它本身有巨大的凝聚力。时代越开放，文化交流越频繁，越需要这样的凝聚力。在感受到民族文化传统重要性的时候，总会想起为研究民族文化而献身的王国维。王国维年轻时念过书塾，业余时间进过外语补习班，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4个月，从根本上说，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更重要的是，他又是学术创新的典范。他的学术成就是20世纪的高峰，对众多学术领域作了新的开拓，成为新的奠基人。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学者。他在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字学、中国考古学、中国文学、敦煌学、美学等方面有划时代的贡献。所以，清华大学校园里，瞻仰王国维纪念碑的人越来越多了，其中好多是中学生。王国维的名字象征着刚毅、勤奋和智慧。他的成就代表着中华文化精神。
推动此次再版的，还有新的《王国维全集》的出版。这部书的数量比过去规模最大的《王国维全集》多一倍。这是花了三十年时间、经几代人努力编成的。新《全集》出版后，又有多次学术会议的召开和多项新研究成果的诞生，特别令我感动的是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101岁高龄的她分别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回忆录《百年追忆》。承她亲自题字赠书，见到老寿星苍劲有力的书法，真是喜从天降。
最后，衷心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朋友对学术难能可贵的重视态度，感谢众多朋友和亲属的大力帮助。敬请读者朋友继续批评指正，读者的反应是书籍的真正生命。
刘烜
北京大学蓝旗营 2014.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