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王国维——中国廿世纪的文化巨人
王国维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在艺术、历史、科学广阔的范围中，他跨越众多的学术领域，展现了才华的丰富性、多样性。他并不长于人际交往，也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风云人物。可是，在他的艺术和学术范围内，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的冷静、求实、跨学科运用知识的智慧，使他的学术文章形成了独特的睿智而丰实风格。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国家受侵略、人民被奴役的惨痛的背景下迎接20世纪的。《人间词》和《人间词话》的作者王国维独重人间，表示无意宫阙，不再走封建科举的旧路。他一方面以自信和勇气发现了“人间”这边风景独好，另一方面又发现了人间生活的本质是痛苦。他的痛苦不只是个人生活上的。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被消灭了，最终就会亡国灭种。为了守护这最后的一丝命脉，他必须面对痛苦，品尝痛苦。他自己选择的荷挑在肩上的重担太沉重了。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若要改造落后的中国，就要向西方学习。这是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王国维向西方学习主张先学根本，根本是哲学。在哲学中，他又选择当时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的德国哲学。王国维认为哲学与教育学、美学、伦理学有密切关系，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奏：停科举，办学堂。慈禧太后照准。张之洞早就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而所谓“新学”，不包括哲学。所以张之洞的“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就砍去了哲学课程。王国维的看法针锋相对：“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哲学辨惑》）
青年时代的王国维，是一位虎虎有生气的启蒙学者。他除了重点介绍叔本华、康德、尼采、席勒等人的学说外，还介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培根、霍布士、洛克、休姆、斯宾诺莎、卢梭、斯宾塞、霍恩、格罗斯等哲学和美学观点，介绍了莎士比亚、拜仑、托尔斯泰、歌德、莱辛。同时，他又重新研究中国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列子、周敦颐的哲学思想。他介绍的国外社会学科较多，包括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学、图书馆学等。他的介绍既有一般启蒙学者的广泛性，又有首创性和理论深度。他重视将西方文化与中国古有的文化相比较，站在当时学科发展的前列，作出了理论建树。
王国维喜爱席勒的《美育书简》。这本书的英译本序文中说：“没有人能说清楚，你究竟是个做哲学思考的诗人，还是写诗的哲学家。”这句话用之于评论王国维的《静庵诗稿》也甚为贴切。在诗歌的热情、想象和多样性发挥的世界里，本来理性是不占主要位置的；王国维的诗却是理性驾驭着的，这是他的特色。《静庵诗稿》是创作，与之同时的《红楼梦评论》是文学评论文章，其间的共同点是吸收了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借用叔本华的哲学眼光看到人间生活痛苦的真谛，与看到《红楼梦》的美学上的悲剧美、伦理学上的解脱之道是共同的。这时期的王国维汲取西方哲学已经比以前有了进步：他能选择最先进的学说；他能运用外语看懂原著；他除了介绍以外，还用之于分析中国固有的文化；他能以新学说为根基去独立感受生活并化为诗篇。然而，读者无论从王国维的诗还是评论中都会看到叔本华的面孔。此后，由于学习的广泛和深入，自然导致方法上的进步。从《静庵诗稿》到《人间词》，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都有了新的飞跃：从借鉴走向独创。王国维艺术上的才华，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从独创的意义上说，《人间词》与《人间词话》是姊妹篇。为了作出独创性的贡献，王国维对西方的哲学、美学和中国的哲学、美学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他的理论上的努力，集中到一点是创造新学语。用中国民族传统的形式表述新学语，用中国已有的形式与西方科学中新的逻辑方法结合起来，选用已有的中国诗学中的词语赋予其新的西方美学的内涵。他的理论上的努力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使民族传统与西方美学相衔接，在融汇中发展和创造中国美学。面对中西文化交汇的契机，王国维的成功创造，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作为一个启蒙学者，王国维比胡适这一批人更早，因而思想更深沉。西方文艺复兴反对神学统治，提倡以人为中心，颂扬人的欲望，形成了人文主义思潮。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之后，由于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激烈，悲观的哲学已经成为新的思潮，替代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单纯、乐观、充满活力的人的解放的热情。王国维接受文艺复兴初期已经产生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他说：“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从这点开始，他认为学术的发展也要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他的看法：中外学术，其理为一。他批判儒家的政治教化论。他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佛教的传入就冲击了当时儒家的抱残守缺、无创造性或思想停滞。到了现代，张之洞还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当然显得落伍。但是，王国维也不能接受胡适的“全盘西化”的主张。他的想法应以学术本身的发展为衡定的标准。东西方思想要解答的都是宇宙人生的问题。谁解答得好，就可以用谁的理论。西方思想也不能骤入，因为中国思想本身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在古代，随着丝绸之路西域文化传到中国时就产生了胡饼、胡桃、胡蒜、胡琴、胡笳、胡椒、胡萝卜。今天看来，已经习惯了。而这次西方文化的传入，产生洋火、洋油、洋灯、洋装，只是本世纪初，它们是伴随着洋枪、洋炮传来的。中华民族成了弱势的民族，中国文化成了弱势的文化。但是，中国的古有的文化传统又有悠远的历史和伟大的文明成果。就王国维所说的三项文化门类文学、历史、科学之中，特别是文学、历史联系着本民族的传统和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情势，如若不向外国学习，就更落后；如若盲目搬用，有损学科本身发展的特点；如若全盘西化，在知识分子感情上和学术规律上都行不通。王国维认为中西文化各有自己的特点；而且，一种文化骤然输入他国，必然要有一个消化过程。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国维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采取一种中西互补、主动吸收的理论策略。在操作上，他按照学术的标准，选择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再利用西方的理论加以发扬，加以系统化，加以和某个学科联系，从而使之更有理论特色。比如：《孔子之美育主义》介绍康德、叔本华的美学理论，同时肯定孔子在美育上的做法。《红楼梦评论》介绍叔本华的学说，也引用了老子、庄子的有关言论相对照。用西方的悲剧美来阐发《红楼梦》之美，用《浮士德》来对比《红楼梦》以判定其美学上的价值，并以此树立一种美学的文学批评。他创造的“境界”想表述西方的美的内涵，同时又确实把握了中国美学的精华。在王国维找到的中西互补的契合点上，实践这样的方法，需要有兼通中西的深厚的学力为基础。
王国维高瞻远瞩地指出，凡人类的文化创造，总述有三：文学、历史、科学。他在这三方面都作出努力，寻求好的机遇，作出了巨大的文化创造。他的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包含了对文学美的领悟、对普通人所习惯的戏剧形式的认同、对史料的疏理、历史规律的总结，显示了他的新的才能，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这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成果。此后他的理论目标在于历史和科学，而二者之中，尤以史学为主。中国有一个“历史意识”十分强的文化传统，王国维从小就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王国维后期将《观堂集林》视为自己的学术生命，初作20卷中《缀林》2卷，《艺林》8卷，《史林》10卷。后来扩大为24卷，其中《缀林》2卷，《艺林》8卷，《史林》14卷；后期扩大的是历史著作。况且《缀林》首篇《补家谱忠壮公传》属传记。《艺林》中《尚书》、《诗经》之学，他反对以经学论之，却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加以阐述的。《明堂庙寝通考》属礼学，其实是建筑史、礼仪文化史。王国维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最能震动学界的成就是上古史研究，特别是利用甲骨文考定商代世系。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涉及中国戏曲史、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金石学史、《史记》研究、元史、蒙古史等，而甲骨文、古文字学、古器物学、音韵学也都用之作为考史的工具。实际上，王国维的学科范围是中国文化史。他并不是从某种理论、框架出发治史，他是从新发现的实际材料出发治史的。从有学术意义的特殊材料出发，得出有史学价值的真知灼见。因此吴其昌称他为“文化史的考证家”，颇有见地。一般考据家总要从事实出发，借助逻辑并得出逻辑的结论。王国维比这更深入一步，他还努力寻求新的历史的逻辑，历史也提供给他以想象力和洞察力。
王国维前期的研究美学、哲学与后期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是不是截然分开了呢？显然不是。王国维早就说过：“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可见，王国维学习西方哲学，了解西方的汉学研究，对他是有启示的。实际上，王国维吸取了清代考据学的长处，又不同于考据学的地方，在于他对学术全局在胸，再去研究有特殊意义的个案问题。他说：“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他的思想和实践高于当时的一般的实证研究。更为突出的，王国维在治中国文化史的时候，对中西古今的关系的看法，仍然坚持以前一贯的主张。他在《国学丛刊序》中，批评“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在中西关系上，他仍主张：“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王国维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受到西方的影响，还突出地表现为方法上重分类、重逻辑、重概念的准确，追求所论问题的系统性等。他重视新材料，所谓“科学的事实”，不是任意的材料。对于这些材料的搜集和发现，需要有科学的眼光。有了材料，再逐步上升到结论，不是先有结论再去找什么材料。他用的方法，是一种严格的经验的方法。他开拓了众多的新的学科领域，发现了许多学科的生长点，善于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
胡适的“全盘西化”针对“五四”前后中国学术界的守古成风，在实践上有大的冲击力，但是这个提法本身亦有片面之处。而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与王国维的方法不同。王国维用的是实证的方法，但是，事事从材料出发，不是以“假设”作为前提。胡、王二位都花好多时间研究《水经注》，他们有书信来往，彼此尊重，互相商榷。王国维于1924年春写了《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这是一篇批评戴东原为学不忠实的文章，火气颇盛，与王国维平时的文风不同，因“平生尚论古人，雅不欲因学问之事伤及其人之品格”。王国维写的论文，《观堂集林》选6篇，《观堂别集》存2篇。胡适知道该跋与他观点不同，特于1924年4月17日致函王国维：“闻尊文颇讥弹东原，同人决不忌讳。”胡适花了差不多二十年时间想为戴东原翻案，留下了90万字文稿，其中有一篇《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但是总起来说，只局限于考定版本，又局限于先有假设，虽再三申明花此大力为了证明自己的方法，但总未得到成功。当然，胡适是“五四”运动的中坚人物，当时的影响力可以说比王国维要大。胡适对王国维的评价是真诚的。他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总之，从对王国维研究的成绩、影响到方法诸方面的全面考察，可以得出结论：王国维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的想法一是将学术研究看成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二是王国维最后无奈撒手而去，但他对青年是寄予厚望的。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学术之新发现》的演讲中最后说：“然此等发现物，合全世界学者之全力以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现，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于少年之努力也。”将这段话和王国维自沉前一天最后为学生题扇，改定学生的全部作业，读者会发现王国维的心是热的：他寄希望于青年，因为他们承担着民族文化的未来。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国家受侵略、人民被奴役的惨痛的背景下迎接20世纪的。《人间词》和《人间词话》的作者王国维独重人间，表示无意宫阙，不再走封建科举的旧路。他一方面以自信和勇气发现了“人间”这边风景独好，另一方面又发现了人间生活的本质是痛苦。他的痛苦不只是个人生活上的。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被消灭了，最终就会亡国灭种。为了守护这最后的一丝命脉，他必须面对痛苦，品尝痛苦。他自己选择的荷挑在肩上的重担太沉重了。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若要改造落后的中国，就要向西方学习。这是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王国维向西方学习主张先学根本，根本是哲学。在哲学中，他又选择当时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的德国哲学。王国维认为哲学与教育学、美学、伦理学有密切关系，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奏：停科举，办学堂。慈禧太后照准。张之洞早就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而所谓“新学”，不包括哲学。所以张之洞的“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就砍去了哲学课程。王国维的看法针锋相对：“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哲学辨惑》）
青年时代的王国维，是一位虎虎有生气的启蒙学者。他除了重点介绍叔本华、康德、尼采、席勒等人的学说外，还介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培根、霍布士、洛克、休姆、斯宾诺莎、卢梭、斯宾塞、霍恩、格罗斯等哲学和美学观点，介绍了莎士比亚、拜仑、托尔斯泰、歌德、莱辛。同时，他又重新研究中国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列子、周敦颐的哲学思想。他介绍的国外社会学科较多，包括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学、图书馆学等。他的介绍既有一般启蒙学者的广泛性，又有首创性和理论深度。他重视将西方文化与中国古有的文化相比较，站在当时学科发展的前列，作出了理论建树。
王国维喜爱席勒的《美育书简》。这本书的英译本序文中说：“没有人能说清楚，你究竟是个做哲学思考的诗人，还是写诗的哲学家。”这句话用之于评论王国维的《静庵诗稿》也甚为贴切。在诗歌的热情、想象和多样性发挥的世界里，本来理性是不占主要位置的；王国维的诗却是理性驾驭着的，这是他的特色。《静庵诗稿》是创作，与之同时的《红楼梦评论》是文学评论文章，其间的共同点是吸收了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借用叔本华的哲学眼光看到人间生活痛苦的真谛，与看到《红楼梦》的美学上的悲剧美、伦理学上的解脱之道是共同的。这时期的王国维汲取西方哲学已经比以前有了进步：他能选择最先进的学说；他能运用外语看懂原著；他除了介绍以外，还用之于分析中国固有的文化；他能以新学说为根基去独立感受生活并化为诗篇。然而，读者无论从王国维的诗还是评论中都会看到叔本华的面孔。此后，由于学习的广泛和深入，自然导致方法上的进步。从《静庵诗稿》到《人间词》，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都有了新的飞跃：从借鉴走向独创。王国维艺术上的才华，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从独创的意义上说，《人间词》与《人间词话》是姊妹篇。为了作出独创性的贡献，王国维对西方的哲学、美学和中国的哲学、美学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他的理论上的努力，集中到一点是创造新学语。用中国民族传统的形式表述新学语，用中国已有的形式与西方科学中新的逻辑方法结合起来，选用已有的中国诗学中的词语赋予其新的西方美学的内涵。他的理论上的努力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使民族传统与西方美学相衔接，在融汇中发展和创造中国美学。面对中西文化交汇的契机，王国维的成功创造，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作为一个启蒙学者，王国维比胡适这一批人更早，因而思想更深沉。西方文艺复兴反对神学统治，提倡以人为中心，颂扬人的欲望，形成了人文主义思潮。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之后，由于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激烈，悲观的哲学已经成为新的思潮，替代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单纯、乐观、充满活力的人的解放的热情。王国维接受文艺复兴初期已经产生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他说：“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从这点开始，他认为学术的发展也要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他的看法：中外学术，其理为一。他批判儒家的政治教化论。他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佛教的传入就冲击了当时儒家的抱残守缺、无创造性或思想停滞。到了现代，张之洞还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当然显得落伍。但是，王国维也不能接受胡适的“全盘西化”的主张。他的想法应以学术本身的发展为衡定的标准。东西方思想要解答的都是宇宙人生的问题。谁解答得好，就可以用谁的理论。西方思想也不能骤入，因为中国思想本身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在古代，随着丝绸之路西域文化传到中国时就产生了胡饼、胡桃、胡蒜、胡琴、胡笳、胡椒、胡萝卜。今天看来，已经习惯了。而这次西方文化的传入，产生洋火、洋油、洋灯、洋装，只是本世纪初，它们是伴随着洋枪、洋炮传来的。中华民族成了弱势的民族，中国文化成了弱势的文化。但是，中国的古有的文化传统又有悠远的历史和伟大的文明成果。就王国维所说的三项文化门类文学、历史、科学之中，特别是文学、历史联系着本民族的传统和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情势，如若不向外国学习，就更落后；如若盲目搬用，有损学科本身发展的特点；如若全盘西化，在知识分子感情上和学术规律上都行不通。王国维认为中西文化各有自己的特点；而且，一种文化骤然输入他国，必然要有一个消化过程。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国维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采取一种中西互补、主动吸收的理论策略。在操作上，他按照学术的标准，选择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再利用西方的理论加以发扬，加以系统化，加以和某个学科联系，从而使之更有理论特色。比如：《孔子之美育主义》介绍康德、叔本华的美学理论，同时肯定孔子在美育上的做法。《红楼梦评论》介绍叔本华的学说，也引用了老子、庄子的有关言论相对照。用西方的悲剧美来阐发《红楼梦》之美，用《浮士德》来对比《红楼梦》以判定其美学上的价值，并以此树立一种美学的文学批评。他创造的“境界”想表述西方的美的内涵，同时又确实把握了中国美学的精华。在王国维找到的中西互补的契合点上，实践这样的方法，需要有兼通中西的深厚的学力为基础。
王国维高瞻远瞩地指出，凡人类的文化创造，总述有三：文学、历史、科学。他在这三方面都作出努力，寻求好的机遇，作出了巨大的文化创造。他的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包含了对文学美的领悟、对普通人所习惯的戏剧形式的认同、对史料的疏理、历史规律的总结，显示了他的新的才能，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这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成果。此后他的理论目标在于历史和科学，而二者之中，尤以史学为主。中国有一个“历史意识”十分强的文化传统，王国维从小就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王国维后期将《观堂集林》视为自己的学术生命，初作20卷中《缀林》2卷，《艺林》8卷，《史林》10卷。后来扩大为24卷，其中《缀林》2卷，《艺林》8卷，《史林》14卷；后期扩大的是历史著作。况且《缀林》首篇《补家谱忠壮公传》属传记。《艺林》中《尚书》、《诗经》之学，他反对以经学论之，却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加以阐述的。《明堂庙寝通考》属礼学，其实是建筑史、礼仪文化史。王国维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最能震动学界的成就是上古史研究，特别是利用甲骨文考定商代世系。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涉及中国戏曲史、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金石学史、《史记》研究、元史、蒙古史等，而甲骨文、古文字学、古器物学、音韵学也都用之作为考史的工具。实际上，王国维的学科范围是中国文化史。他并不是从某种理论、框架出发治史，他是从新发现的实际材料出发治史的。从有学术意义的特殊材料出发，得出有史学价值的真知灼见。因此吴其昌称他为“文化史的考证家”，颇有见地。一般考据家总要从事实出发，借助逻辑并得出逻辑的结论。王国维比这更深入一步，他还努力寻求新的历史的逻辑，历史也提供给他以想象力和洞察力。
王国维前期的研究美学、哲学与后期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是不是截然分开了呢？显然不是。王国维早就说过：“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可见，王国维学习西方哲学，了解西方的汉学研究，对他是有启示的。实际上，王国维吸取了清代考据学的长处，又不同于考据学的地方，在于他对学术全局在胸，再去研究有特殊意义的个案问题。他说：“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他的思想和实践高于当时的一般的实证研究。更为突出的，王国维在治中国文化史的时候，对中西古今的关系的看法，仍然坚持以前一贯的主张。他在《国学丛刊序》中，批评“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在中西关系上，他仍主张：“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王国维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受到西方的影响，还突出地表现为方法上重分类、重逻辑、重概念的准确，追求所论问题的系统性等。他重视新材料，所谓“科学的事实”，不是任意的材料。对于这些材料的搜集和发现，需要有科学的眼光。有了材料，再逐步上升到结论，不是先有结论再去找什么材料。他用的方法，是一种严格的经验的方法。他开拓了众多的新的学科领域，发现了许多学科的生长点，善于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
胡适的“全盘西化”针对“五四”前后中国学术界的守古成风，在实践上有大的冲击力，但是这个提法本身亦有片面之处。而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与王国维的方法不同。王国维用的是实证的方法，但是，事事从材料出发，不是以“假设”作为前提。胡、王二位都花好多时间研究《水经注》，他们有书信来往，彼此尊重，互相商榷。王国维于1924年春写了《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这是一篇批评戴东原为学不忠实的文章，火气颇盛，与王国维平时的文风不同，因“平生尚论古人，雅不欲因学问之事伤及其人之品格”。王国维写的论文，《观堂集林》选6篇，《观堂别集》存2篇。胡适知道该跋与他观点不同，特于1924年4月17日致函王国维：“闻尊文颇讥弹东原，同人决不忌讳。”胡适花了差不多二十年时间想为戴东原翻案，留下了90万字文稿，其中有一篇《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但是总起来说，只局限于考定版本，又局限于先有假设，虽再三申明花此大力为了证明自己的方法，但总未得到成功。当然，胡适是“五四”运动的中坚人物，当时的影响力可以说比王国维要大。胡适对王国维的评价是真诚的。他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总之，从对王国维研究的成绩、影响到方法诸方面的全面考察，可以得出结论：王国维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的想法一是将学术研究看成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二是王国维最后无奈撒手而去，但他对青年是寄予厚望的。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学术之新发现》的演讲中最后说：“然此等发现物，合全世界学者之全力以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现，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于少年之努力也。”将这段话和王国维自沉前一天最后为学生题扇，改定学生的全部作业，读者会发现王国维的心是热的：他寄希望于青年，因为他们承担着民族文化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