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石碑与口碑
进入写着“清华园”三个大字的乳白色校门，面对的是大礼堂，西侧科学馆南土山上，立着“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身淡黑色，寄寓哀思。在四尺多高的碑基上立着七尺高的碑身，朴素大方，庄严肃穆，上面覆盖着层层叠叠的槐树的浓荫。
早在祭奠王国维时，清华学生就向校方提出将本年度奖学金500元捐助筑碑纪念。1928年秋，清华研究院同学决议，在师生中募款，得银元3000元。1929年春，由梁思成设计，林志均书丹，马衡篆额，碑文由陈寅恪撰写。7月15日举行纪念碑落成典礼。
陈寅恪的撰文得到广泛的共鸣。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一年暑假，清华研究院停办。这个纪念碑上称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只是王国维一个人的思想光彩，也正是清华研究院的共同的追求。他们相聚一团火，散开满天星。
王国维真正的纪念碑，是他的著作，此为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他以学术为生命，他的生命与他的学术著作永存。《观堂集林》是王国维的代表作，初版为二十卷。1927年5月，王国维完成了新编的24卷《观堂集林》目录。据赵万里回忆：《观堂集林》24卷，“此先生手定之文集也。原为二十卷，岁在辛酉，乌程蒋氏以聚珍版印行，至壬戌而毕工。其癸亥以后之作，去冬先生曾写定文三十六篇，诗十二首，书之曰《集林补编》。时研究院校刊《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方毕，里屡以续印《补编》事为请，谓可仿罗雪堂先生《松翁近稿》例，先以活字版印行。先生然之，云稍待，所得当益多。盖先生时方改定鞑靼、蒙兀诸考，故不欲遽刊《补编》，而遗金源蒙古诸考史之作也。今年四月，先生始写定鞑靼、萌古诸考及《蒙古札记》毕，嘱里录一副本，并云异日印行《补编》时，此数文不可遗也。及先生归道山，罗雪堂先生谋刊行遗书，嘱里整理遗稿，里首以《补稿》寄之。初拟仅刊《补稿》，后以蒋氏所印书，行且售罄，遂谋重刊《集林》，而以《补编》诸文散入之，共得二十四卷，较原刊多四卷”。
王国维逝世之后，署罗振玉编校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1928年出版，此后1940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赵万里等编校。这是比较完整的版本。集前有陈寅恪1934年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指出：“王静安先生既殁，罗雪堂先生刊其遗书四集。后五年，先生之门人赵斐云教授复采辑编校其前后已刊、未刊之作，共为若干卷刊行于世。”王国维的弟弟国华作序称谢“校勘之任”则赵万里、吴其昌、戴家祥、刘子植等。1983年9月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出版《王国维遗书》，平装全16册。
海峡两岸都重视对王国维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出版《王国维先生全集》共25册，数量超过了以前的本子。另外，台湾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王观堂先生全集》共15册。
大陆编辑王国维全集的工作进行得很久。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了吴泽主编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卷。2010年9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20卷本《王国维全集》，全书844万字，编辑时间长达30多年，为目前最新最全的版本。本书运用这个版本重新校订。
各种有关王国维学术研究的讨论会经常举办，研究王国维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纷纷出版，高等学校中研究王国维的课程甚多，撰写有关王国维的博士、硕士、学士论文者络绎不绝。这正应了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话：“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王国维的学术著作在人间传播着，犹如活动的纪念碑。
石碑易刻，口碑难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自己着意标榜，只不过在五花脸上又加几笔油彩而已。难得的是别人痛切的怀念，一传十、十传百，道德文章活在后人的口上，即所谓有口皆碑。王国维的口碑十分好，可以说是近代文人中难得的范例。他的学术成就享誉世界，更以光辉的人格为后人敬仰。他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在清华园中得到承传、发扬，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学术精神，获得人们的广泛共鸣。如果说，石碑似乎是以一种堂而皇之的形式宣示正式的评价；那么，口碑则是一种老百姓日常表示的价值判断，也是一种历史的评价，俗话说，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真实的人生有祸有福，真实的历史评价有起有伏。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得到同样崇高的历史评价。王国维为人好评，归根到底，因为他用他的性命换来的学术成果，证明他是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播者和开拓者。他的成就代表着中华文化精神。
早在祭奠王国维时，清华学生就向校方提出将本年度奖学金500元捐助筑碑纪念。1928年秋，清华研究院同学决议，在师生中募款，得银元3000元。1929年春，由梁思成设计，林志均书丹，马衡篆额，碑文由陈寅恪撰写。7月15日举行纪念碑落成典礼。
陈寅恪的撰文得到广泛的共鸣。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一年暑假，清华研究院停办。这个纪念碑上称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只是王国维一个人的思想光彩，也正是清华研究院的共同的追求。他们相聚一团火，散开满天星。
王国维真正的纪念碑，是他的著作，此为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他以学术为生命，他的生命与他的学术著作永存。《观堂集林》是王国维的代表作，初版为二十卷。1927年5月，王国维完成了新编的24卷《观堂集林》目录。据赵万里回忆：《观堂集林》24卷，“此先生手定之文集也。原为二十卷，岁在辛酉，乌程蒋氏以聚珍版印行，至壬戌而毕工。其癸亥以后之作，去冬先生曾写定文三十六篇，诗十二首，书之曰《集林补编》。时研究院校刊《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方毕，里屡以续印《补编》事为请，谓可仿罗雪堂先生《松翁近稿》例，先以活字版印行。先生然之，云稍待，所得当益多。盖先生时方改定鞑靼、蒙兀诸考，故不欲遽刊《补编》，而遗金源蒙古诸考史之作也。今年四月，先生始写定鞑靼、萌古诸考及《蒙古札记》毕，嘱里录一副本，并云异日印行《补编》时，此数文不可遗也。及先生归道山，罗雪堂先生谋刊行遗书，嘱里整理遗稿，里首以《补稿》寄之。初拟仅刊《补稿》，后以蒋氏所印书，行且售罄，遂谋重刊《集林》，而以《补编》诸文散入之，共得二十四卷，较原刊多四卷”。
王国维逝世之后，署罗振玉编校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1928年出版，此后1940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赵万里等编校。这是比较完整的版本。集前有陈寅恪1934年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指出：“王静安先生既殁，罗雪堂先生刊其遗书四集。后五年，先生之门人赵斐云教授复采辑编校其前后已刊、未刊之作，共为若干卷刊行于世。”王国维的弟弟国华作序称谢“校勘之任”则赵万里、吴其昌、戴家祥、刘子植等。1983年9月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出版《王国维遗书》，平装全16册。
海峡两岸都重视对王国维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出版《王国维先生全集》共25册，数量超过了以前的本子。另外，台湾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王观堂先生全集》共15册。
大陆编辑王国维全集的工作进行得很久。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了吴泽主编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卷。2010年9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20卷本《王国维全集》，全书844万字，编辑时间长达30多年，为目前最新最全的版本。本书运用这个版本重新校订。
各种有关王国维学术研究的讨论会经常举办，研究王国维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纷纷出版，高等学校中研究王国维的课程甚多，撰写有关王国维的博士、硕士、学士论文者络绎不绝。这正应了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话：“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王国维的学术著作在人间传播着，犹如活动的纪念碑。
石碑易刻，口碑难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自己着意标榜，只不过在五花脸上又加几笔油彩而已。难得的是别人痛切的怀念，一传十、十传百，道德文章活在后人的口上，即所谓有口皆碑。王国维的口碑十分好，可以说是近代文人中难得的范例。他的学术成就享誉世界，更以光辉的人格为后人敬仰。他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在清华园中得到承传、发扬，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学术精神，获得人们的广泛共鸣。如果说，石碑似乎是以一种堂而皇之的形式宣示正式的评价；那么，口碑则是一种老百姓日常表示的价值判断，也是一种历史的评价，俗话说，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真实的人生有祸有福，真实的历史评价有起有伏。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得到同样崇高的历史评价。王国维为人好评，归根到底，因为他用他的性命换来的学术成果，证明他是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播者和开拓者。他的成就代表着中华文化精神。
